采写 / 杨海滨
编者按：在一些命运条件下，脱颖而出的勤恳、智慧与面貌，并不一定能兑现一个女性应得的幸福。对于杨海滨笔下的丁斯妤而言，清醒的计划与计算，最终都未能算出她人生顺遂的公式。在出身农村、渴望城镇户口和“商品粮”的丁斯妤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存在于七八十年代女性身上的顽强的“幸福意志”，也可以看见这意志背后的时代局限。但，丁斯妤，以及她这一代女性对于幸福的偏执与求索依旧是动人的。在这个充斥着女性“阶级跃升”叙事的当下，我们同样需要听见这些微弱的、失落的、无数丁斯妤的声音。
斯妤十岁的大儿子“才让当周”这天下午五点，从班玛县委大院灶前的水井旁，慌里慌张地往西边的基建工地跑，边跑边喊：“妈妈不好了！扎西掉进井里了！”扎西是斯妤的二儿子，因她嫁给了藏族人，所以俩儿子都是藏族名。而这时，她正站在脚手架上，举着铁锹，往房顶送泥沙，没听清他嘴里一团团的话，便转过身，伸头支耳才听清他说扎西掉进井里了。顿时，双腿像抽了筋似的一软，整个身体和泥巴一样瘫在脚手架上。正垒墙的师傅们，呼拉一下从脚手架上跳下，拉起才让当周，飞快跑到县委大灶前的水井边，用绳子吊着下到井底捞人。和斯妤一起做工的几个妇女扶着软如面条的她走了好久才走到井边。在她看到小儿子躺在井台上的尸体的刹那，原本一路抽泣的哭声变成长长的嘶叫，她在悚然的嚎叫中再次瘫倒在地。
这年是1986年，是她从河南孟县只身来到班玛县的第十个年头，这天是8月17日，她痛失的小儿子仅仅8岁，这个日子像钉子一样钉进了她的记忆。等她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已是晚上九点，她意识到自己没了知觉的身体，僵硬地摊在家里的床上，小姨和两个表妹正守着她抹泪。她顽强地抬起头，哆嗦着嘴唇，把涣散的眼光投向摆放小儿子尸体的牛粪棚，再次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斯妤其实是个盲流，原籍在河南省孟县西虢公社西逮村，祖上都是农民。由于在家是大闺女，在重男轻女的农村不被父母重视，生下来后，所有人都只管她叫“妮儿”或“妮子”，连个名字都没有。七岁这年，她见同龄人在家长带领下去上学，便也跟着去学校报名，60年代农村小学不用交学费。女老师在登记时问她叫啥名，她说：“妮儿。”老师又说，“你家长没给你起个大名？”然后指着桌上的一本书说，“以后你就叫斯妤吧，和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同名。”因姓丁，从此她便有了大名——丁斯妤。斯妤天生聪颖，领悟性强，从上小学一直到初高中，在学校学习过的东西像烫疤印在脑子里，学习成绩都是年级五六个班级里的前十名。即便平时回家还有很多农活要她干，没多余的功夫学习，可她还是在县二中300多名高中生的毕业考试中拿到了第五名。不过，那时还处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声阶段，她的高中生身份表明她是知识青年，要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锻炼，而她本身就来自农村，也就别无选择地回到农村当了农民。斯妤有个妹妹叫红娥，名字土气，可从小就有正式名字，这点就比她强。但妹妹长相一般，只上过两年小学，她既算不清鸡兔同笼有多少只脚，也不明白语文书上为啥说月亮是黄色的。红娥最终退学在家，替她妈养了十只猪，为一家人做一日三餐。她性格泼辣，身体强壮，是个适合在农村生活的大妮。可斯妤怎么也没想到，当自己高中毕业回到家里，竟会因为有文化和长得漂亮，而在婚姻上败给妹妹红娥。
其中原由还得从斯妤的姥爷说起。老人家年轻时脑筋活络，在七十年代农村管理极其严格的文革时期，和村支书、村长关系都很好，便拿着他们私下开给他的证明，凭着泥瓦匠的手艺，流窜到了青海班玛县，干基建挣工钱。他在工地认识了田学仪，田学仪的老婆刚死半年，还有个十几岁的儿子在县招待所当副所长。姥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有心计地数次讨好田学仪，给他送了不少河南土特产。有天，趁去田家送礼的空档，姥爷主动把小田学仪十岁的二闺女介绍给了他，还从八卦角度说，他俩属相最合适。就这样，斯妤的二姨从河南农村嫁到了青海省班玛县，跟田学仪过起了安生日子，一下从农民变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河南农村，可是件惊天的大事，二姨经历的这一切也让斯妤的内心有了说不清的嫉妒，和对自己命运的想象。到了1980年，一晃眼，二姨的继子已22岁，到了找对象的年纪，二姨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便给她大姐（也就是斯妤的母亲）写了封信，说了想法，叫已高中毕业的斯妤速来班玛县，跟她继子结婚。可就在斯妤动身前，这一提议就遭到田学仪的反对。理由是她在高中毕业考的300多名同学中排第五名，可见脑子有多灵活，而他儿子是凑合着才初中毕业的，智商不对等。最关键的是嫌她长得太漂亮，担心以后他儿子驾驭不了她。田学仪反倒看上了她妹妹红娥，说红娥和他儿子都没文化，也都没心眼，笨头笨脑的正好一对。就这样阴差阳错，红娥因没文化反倒去了班玛，嫁给了原本属于斯妤的、有正式工作的城里男子。这堪称是鲤鱼跳龙门的跃升，重复了二姨的人生奇迹。而她，只能接手红娥要养的那十头猪，以及地里所有的农活。
斯妤上高中时，同村也是同学的管涛就在追她，管涛也很聪明，学习成绩排在年级前二十，但她看不上他是农村人，觉得嫁个农村青年没有出路。某次管涛再次表达爱意，她对他说：“我想从农民转成吃商品粮的城镇人，你能做到吗？”真到了能吃上商品粮的机会来到时，却因为二姨夫反对泡了汤。这事对斯妤刺激太大，她躺在床上三天没起床，如掉进泥淖，窒息得要死。但她还是在窒息中拨开了一条透气的空隙，想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必须主动把握。于是在1978年除夕夜吃完饺子后，她对爸妈说：“我也要去青海找我二姨，班玛肯定还有未婚的小伙子，我要和红娥一样成为吃商品的城镇人！”正月初六一早，她独自坐班车来到了洛阳，然后坐上直抵西宁的火车，在西宁火车站候车室里睡了五个晚上，终于等到一周才有一趟的班车，去到了班玛县。她的举动出乎二姨的意料，二姨十分吃惊，多次对她说：“你先回老家，等这有合适的人就介绍给你，二姨会把你带出来的。”斯妤知道自己来班玛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她想赶她走，但为了理想就得赖着。于是，她动员表妹和她一道，把那间牛粪棚收拾成了简陋的小木屋，从仨表妹挤在一张大床的屋里搬了出来。虽然半夜常常被冻醒，可在萧瑟的寒冷中，她自己安慰自己说，只要找到结婚对象，日子就会苦尽甘来，她可以忍受一切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这时的斯妤在班玛县像个矫健而漂亮的“年轻猎人”，常在那条很短的大街上用敏捷的目光搜索猎物，或者说，故意扮成猎物，被人搜索。果然，她的美色被一个一米六都不到、满脸长着红疙瘩、在县银行工作的李小龙看上了。他主动跟她搭讪，她见猎物上钓，故意在羞怯中透出热情，诱他深入。不久，斯妤就成了李小龙的女朋友。在电影院的黑暗里，他递给她一个苹果。水果在当时的班玛是希罕物，她接了，咬了一口，然后让李小龙也咬一口，俩人轮流啃完那个苹果，说着悄悄话。不久，斯妤就催促李小龙带她去见他父母，谈结婚的事。不料这步还没迈开，四个月后，这事就吹了。原来李小龙的妈妈打听到她是个盲流，没户口也没工作，就坚决反对。李小龙也在母亲的分析后，明白了她的动机，于是对她避而不见。她知道这事毁了，也不再耽误时间，随即开始寻找新目标。这时斯妤的大表妹已从班玛中学初中毕业，到县粮站上班，她给斯妤介绍了小学老师史文胜。这个小伙是从青海东部山区招来的小学老师，单纯，不像那些县上长大、有家庭背景的人，这也是她最看中的一点。两人很快谈起了恋爱。斯妤吸取了经验教训，为达目的，非常主动地粘着他。有天晚上她在他宿舍聊到零点准备回去时被他抱住，他亲她，还把手伸进她怀里，她像网中的兔子窜动着。史文胜最后还是解开了她的衣服，她也半推半就应了他。她的心一狠，盘算着索性就把生米做成熟饭。可就在她以为把他搞定、快要结婚的档口，有天史文胜对她说：“咱俩不合适，吹了吧。”她惊讶得脸都变了形，哭着扇他耳光，叫嚷起来。他就任她扇他，等她不哭了，又说：“我俩的事是你情我愿，没领结婚证都可改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她懵了，细一想，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小学从果洛州民师分配来几个女老师，其中有个女生看上了他。斯妤气不过，也不甘心这结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去找校长哭诉，又在班玛县唯一一条不足两里长的大街上来回游荡了数遍，甚至想到公安局告他强奸，可又担心自己的名声也给毁了，更是在县上安不下身。她强忍着吞下这苦果，直到后半夜才回到那间小木屋，然后蒙头大睡。她二姨见她一天都没起床吃饭，在晚饭前站在她床前嚷嚷，骂她说：“你就这本事？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真想在班玛嫁人的话，汉民不成那就嫁个藏民……”
斯妤在水井边昏迷被送回家中后，就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像发高烧似的迷糊着，到了晚上十点多才清醒些，努力睁开婆娑泪眼。藏族丈夫所在的农牧局的局长握着她的手，说他已给昂亲多杰打电话让他从牧业点回来处理这事了。“你要多保重。”局长留下三百块钱就走了。直到这时她才后知后觉，儿子死后，她竟然忘记通知那个在牧业点下帐的藏族丈夫。她以为丈夫收到局长的电话会连夜赶回，可他三天后才从牧业点赶回家，其时，二姨夫早就处理完了儿子的后事。当着二姨和仨表妹的面，丈夫什么也没说，到了晚上，就剩下他俩时，他便指责起她，说她不管孩子、跑去挣钱，是她把儿子害死了。她争辩，“你要是有钱养我们，我还用得着累死累活当小工吗？”
昂亲多杰的汉语再好也还是说不过她，俩人激烈地吵了一会后，他急得动起手来，一顿暴打后，又把她送到医院。她二姨在第二天听闻此事，操起一把铁锹气势汹汹来医院找他拼命，躺在病床上的斯妤见状，要他赶紧躲到床下回避。她知道二姨真会跟昂亲多杰拼命，可拼命又顶什么用，最后倒霉的还是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斯妤，细数与藏族丈夫结婚的这十年，因为儿子意外的死被他打到这种地步，除了皮肉之痛，内心积攒起来的痛苦更是让她煎熬。她也逐渐琢磨清了这场婚姻的实质：当初为了吃上商品粮，根本没顾及两个民族风俗与文化的天差地别，也就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基础了。夫妻多年的隔阂和矛盾，让她开始怀疑用身体换来的城镇居民身份到底值不值得。
她在恍惚中想起，十年前与小学老师史文胜分手后，二姨那句“汉民嫁不成就嫁藏族”的启示性谶语。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有天她得了感冒去医院看病，在医院大门口碰到一个摇摇晃晃、拖拉着双腿上台阶还差点摔倒的藏族男青年，她正好在他旁边，便顺手扶住了他，他也顺势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斯妤友善地把他送到了门诊，还帮他取了药，又送他去打针。离开医院时，他用汉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斯妤，住在招待所。”他说：“谢谢你。”她灵机一动，问他：“你叫啥名字，在哪住，要不我送你回家？”他说：“我叫昂亲多杰，住在县政府大院。”说完，摆摆手就踉踉跄跄地走了。第二天清晨，斯妤早早来到医院大门口，傻傻地晃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她狩猎无果、沮丧地准备回家时，终于又见到了那个叫昂亲多杰的藏族青年。他从西面摇摇晃晃走来，看见她时，用汉语说：“哎，你也来看病？”她本想说“我在等你”，可嘴上却说：“这么巧，又碰上了……”四天后，昂亲多杰来县招待所大院找她的时候，她正和二姨背靠着大门方向，在院里劈柴。班玛的朽木燃料都是从亚尔堂林区拉到家里，再用大斧头劈成一小块一小块。她的背景显示出她娇美的身材，昂亲多杰一眼认出了她，高喊：“斯妤！斯妤！”二姨警惕地问她：“他是谁？”她将在医院里和他相识的经过说了一遍，二姨马上慈祥地笑着，问他：“你是哪人，在哪上班，结婚了没？”昂亲多杰说：“我是江日堂公社的人。13岁那年，公社的王社长见我在牧业点帐篷寄宿牧校学习第一，年底就把我送到了县民族中学上学。初中毕业时，因为我汉语在同学中最好，县农牧局要招一个懂双语的人，我就被招到农牧局当干事，还是个单身汉呢。”二姨兴奋地对他说：“晚饭我给你做饺子吃，你和斯妤多聊会。”在二姨离开后，他对她说：“你家的木柴还没劈完，走，我帮你劈。”他俩在院里一边劈着柴一边说着话，直到二姨喊他们进去吃饺子才停下。正吃饭时，二姨夫下班回家，昂亲多杰意外极了：“哎呀，原来你们是一家呀老田？”班玛县城是1954年才建立的县城，只有一个洋芋大小，几百号人彼此都认识。等昂亲多杰走后，二姨劝道：“我看这人不错，再说藏民能娶个汉民当老婆那是他的造化，你主动些。” 斯妤问二姨夫：“您觉得这事咋样？”二姨夫说:“凭我对藏族的理解，游牧民族，常年在无人烟的草原上放牧，一年四季也见不到几回人，所以说话办事都没个准，这是民族性。还有他们全族信教，和汉族在风俗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他顿了顿，特地瞥了斯妤一眼，带着警告似的又说：“你要真想跟他结婚，要提前有心理准备……”二姨夫的话让她心里沉重起来，但又不知沉重什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这生活陷阱里的端倪。这时的斯妤只一心想出嫁，拿着有着自己名字的粮折到粮站去买面粉，现在这机会再次出现了，她根本顾不及这个一闪而过的沉重念头，也可能是故意忽略了。她反驳二姨夫说：“文成公主不也嫁了藏族的松赞干布，还名留青史呢。”她二姨夫听了突然笑了起来，摇着头不再跟她说话。
婚后第一年，她随他回老家江日堂草原过藏历春节。初一凌晨五点她就穿着藏服和他三个妹妹背着一只木桶，到数百米外的河边汲水。尽管她只背了半桶水，可随着走动颠簸，桶里的水不停溅出，淋湿了她的藏袍。她气喘吁吁回到帐篷后，还要为他一家人熬奶茶，她婆婆就在旁边指导着她怎样做。她一下变成了个藏族小媳妇，甘愿削足适履地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随后，她开始让丈夫想办法把她在河南农村的户口转成班玛县城镇户口。班玛县公安局按规定让她提供户口所在地的迁移证明，可不通人情世故的父亲在老家办了两年也没办下来。这事被二姨夫看出原因，他让昂亲多杰到江日堂林区花几十块钱向牧民买了两个麝香。斯妤知道这东西在河南老家是宝贝，她写信叮嘱父亲一定要亲自送给村支书和公社社长。就这样，她的农村户口终于像山坡上风化后滚下来的巨石，落到了班玛县，她多年苦追的理想终于成真。结婚第二年，十月分娩前，她没有按照昂亲多杰的要求，去他老家江日堂草原生孩子，而是在班玛县卫生院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出院回到家里的第二天，他就让她做饭带孩子：“我们藏族女人生完孩子要立刻背木桶去河边汲水，为全家人熬奶茶打酥油，从没听说过女人生完孩子还要躺在床上一个月不动弹的。”她为这事哭了整整一天，也没吃饭。昂亲多杰担心她出事，就把二姨叫来劝说。可二姨听说此事后，指着昂亲多杰就是一顿大骂，二姨夫也用严厉的口气给他讲坐月子的道理，他听了笑着说：“你们汉族人讲究可真多。”第二天，昂亲多杰尽心做着饭菜。斯妤也算顺利地坐完了月子。半年后，斯妤的藏族婆婆去世，按藏人的风俗要天葬。天葬前还要请寺院的阿卡念经超度，光费用就要两千块钱，还要付给天葬师几百块钱，还有他的一干亲戚也要来念经，招待吃喝也要用钱。斯妤把一家人几年从嘴里省下的三千块全给了他。几天后，他说至少还得两千块钱，她又把仅有的一张定期三年的两千元存单也取了出来，才算办完了丧事。类似这样的生活隔阂无数次出现过，但她都看在儿子的份上一忍再忍。直到数年后，大儿子才让当周上到大二时，问她要学费，她早已把以前当小工挣的钱都用完，没了存款，就问昂亲多杰“还让不让儿子继续上学”？昂亲多杰的工资历来都是自己保存，每个月只给她一点生活费，在听了她的话后愣了，没回答。恰好这时，昂亲多杰在年底被新局长挤出了农牧局，失了业。此时，正逢果洛州首府大武地区完全开放，成了外国人攀登大雪山的大本营，从内地来到高原旅游的人络绎不绝。而大武只有一家较大的、条件也不太好的国营招待所，早有河南老乡约斯妤去大武合伙开民宿，现在经斯妤这么一问，昂亲多杰就说：“州上几个朋友几次要我去投资开宾馆，咱也没钱给儿子生活费了，我看咱们去州上办宾馆挣钱吧。”这当然正合她意，俩人满怀期待一同去了大武。凭借丈夫的关系，斯妤以自己之名在果洛州农行贷了十五万低息贷款，并在州政府大院和州邮局中间最繁华地段，租了当地人的二层小楼，开起了旅馆。除了吃住，他们还代理租用越野车、找向导等所有旅客需要的事项，生意很火。第一年下来，她就还了五万块贷款。杨海滨供图，1980年代外国人在阿尼玛卿大雪山登山中可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二年8月，某次昂亲多杰开着越野车，送两个日本登山队员上阿尼玛卿雪山大本营，却在途中翻了车。一个日本人飞出车门跌进山谷摔死了，另一个日本人和他都负了重伤。当他被拉到州医院抢救时，争锋医院AB血型紧缺。紧急关头，医生问斯妤是什么型血，她说不知道。护士赶忙给她做了测试，结果竟然同型，立即抽了她一大瓶血给他滴进去，亏她的血才救了他一命。这次意外之后，她只有把家里的全部积蓄拿出来，还得外借几万块，赔偿旅游公司的车款，也给日本人赔了一些钱。昂亲多杰在西宁医院基本康复后，回老家江日堂休息，她也回到大武继续开民宿。一年后的某一天，有个陌生的藏族年轻女人忽然找上她，和她说：“昂亲多杰说你俩结婚后就过得不好，汉藏生活习惯实在差太多，你还是离婚吧……”
很快，斯妤真的离了婚，其中细则，她对谁也没有细说。她把民宿转给了一个老乡，拿着还了贷款后所剩的二万块钱回了西宁，在横水桥一个叫圆树村的地方，租了间民房。她花钱叫人把固定窗户改成了活动窗口，进了些百货，干起了小卖部生意，单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个人的生活。在2000年——世纪初崭新的某一天，她像往常一样，接到了老家高中闺蜜打来的电话。无意中，闺蜜提起那个曾向斯妤求爱的高中同学管涛，说他十几年来一直在跑长途运输，攒了有两三百万存款，人一有钱就在村里有了威望，诸如此类。开始听时，斯妤还在笑，听着听着眼泪就出来了。那天她挂断了电话，从此不再和老家人联系。第二天红娥来看她，这让她多少有点意外。当红娥说是去办事的路上路过、顺便来看她时，她心里才踏实。姐俩虽同住西宁，可一年也见不上几面。当年她和二姨的继子结婚后，生有两女一男，都在达日和玛多县当公务员。妹夫退休工资就有八千多，日子过得充实踏实。俩人是亲姐妹，命运却如此不同。她看着红娥，心想，究竟要走多少路，才能走到她这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