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王妤娜
指导老师 ／ 周睿鸣
正逢油菜盛花期，一身黄旧衬衫的刘木忙碌在乡野田间。在一通急促的电话后，他驾着三轮摩托车赶往同乡家中。旧衬衫外再套一身袈裟，他已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或悲戚或欢喜的眼睛中，他是逝者人生旅途最后的送行人抑或婚姻大事中指点迷津的祝福者，他是一乡中德高望重的印教先生。印教先生也可以说是阴阳先生，是“通宵阴阳、知晓八卦”的民间智慧传承者。在各地演化中逐渐演变成可以通过占卜、颂唱等手段通阴阳、知福祸的职业，常见其出没于传统农村婚礼、葬礼中。在云南移风易俗改革和时代主流精神的主导下，印教先生现已逐渐走入历史，刘木却依然携其子刘林、其孙刘森一同从事这一工作。“人最后都免不了一死，像谷子黄、打春雷，不管不行。”刘木说。
与神鬼对话
刘家皈依的佛教臨（臨即“临”繁体的写法）济派系，由刘家先祖自江西传颂过来。刘木的印教工作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了，按着辈分看，刘林算第六代，刘森算第七代。印教先生在婚俗中的角色较轻，主要负责卜算良辰吉时以及司仪；而在丧葬中，印教先生对于当地人则曾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素白粗布孝衣的逝者亲属排成或聚或散的一行行，面朝的正前方就是大堂中央——棺木的停棺处。在万众瞩目中，印教先生边摇着小铃边诉唱着逝者生平事迹以及超度文经，言行中带着威严肃穆。印教先生仪式中需要一脸苦相、不苟言笑，诉说逝者之苦，挽拭生者之泪，向佛神请求罹难者早脱苦难。
对于印教先生而言，没有不吃力的法事。黄绿白红的招魂幡和纸扎围出一个狭小闭塞又闷热的空间，堪堪能放进一个蒲团。印教先生就站在其中，一场下来除了慰问亲属就是坐念打唱，最长可以到8个小时，其间不吃不喝，对印教先生来说是一种灵魂与肉体的考验。在法事中，印教先生除了劳累外也有其他的感受。“有人事业高成却无法尽孝，有人迷途知返却晚了，有人一生么平平淡淡没个活法，有人平白无故冤死嘚，等人一死（有人）就开始怄（意为后悔）了，”刘木说，“这种悔么也许是一辈子都无法排解的。我们做的事就是去排解，去用一些仪式去疏解悔（恨）。”刘林则将这些法事阐释为“艺术地让人解脱”。焚香与纸钱之间，刘木与刘林获得了常日所未获得的尊重，“似乎真的有神在借力，老百姓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在一场翻冤法事（一种在阴间申诉冤屈的仪式需要小孩在吊纸船与地毯之间来回翻滚）中，山上的灌木杂草丛被清理出一块30平方米的空地，边缘立着竹竿制成的帆布。刘木是法事中重要的“老先生”，头戴着黄色的法帽（一种仪式所需的帽子），帽前绣着“佛”字，帽后绣着“法”字，手里拿着小铃，跟着周围的乐器韵律摇出经文颂唱适配的节奏。大徒弟在场地前，左右手各拿一面黄、绿的三角旗，随着乐器节奏挥舞，有请神之意。刘林则担任整个仪式音乐的主要演奏者，脚边放着用四根木头支撑的凳子锣鼓，一手敲鼓一手拿着镲。逝者家属在鼓旁席地而坐，一段经文过去后，往面前的篾席（竹子编制的坐具）上丢两块红色木头的笅杯（占卜卦象的道具）。笅杯落下，呈现特殊的卦象时刘木就在一旁下令：“翻！”此时一段乐曲与经文再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旁边会有两个男孩子抓着拴在竹竿上打结的红绳与绿绳，在地毯上交错翻滚的同时将结打开，意为“翻”过去与解“结”。大部分家属一般只能在外场围观；一双双眼睛或愣神或含泪，盯着法事的进行。“那些死了人的老百姓，有些都不通事（麻木），只会呆呆地看着我们，”刘林说，“他们的那种怄（悔恨）和害怕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他们）也不是为了什么面子，只是相信着有来世么，希望能借助一些力量来帮助自己的家人渡过去。” 在百姓心中，仪式上的刘木和刘林有着仿佛可与神鬼对话的“神威”形象。仪式结束后刘木和刘林就回归了现实。一场法事的雇用费4000元左右，均匀地平摊到平时饮食、教育经费、法事道具和人情费用上，有时委托人家里困难，印教先生甚至会倒贴钱去办丧事。阴阳工作的收入并未给贫寒的家带来太多帮助，唱经时获得的尊重也并未延续到芜杂的生活中。邻居房屋翻修时对一面共用墙的位置感到不满——明末逃难迁徙过来的族群在云南边陲画地建屋，这面共用墙的位置按照先祖的人情关系与族群地位而划分。现在邻居家推倒老屋，建起白漆蓝砖的小楼，如今土夯的共用墙显然与邻居家的现代风格建筑不相称。刘林十分苦恼，但无可奈何：“人家（指邻居）就不想要土木房了，也管不到别人，我也不好说什么，整克，整克（方言，意为随别人的意思去做吧）。”墙被邻居不顾阻拦地推倒后，刘木祖上传下来的土木房子变得更加残破不堪，一砖一瓦都吱呀作响，像年事已高的老人。刘木和刘林暂时没钱修整，只能让老屋一半塌陷着，直到下一次委托费的到来。2023年4月12日，刘木终于在时隔一个月后再次接到单子。这次有两场仪式要做，刘木依然事事亲力亲为。为了自己与家人的生计，年过80岁的刘木一直奔走在弯曲山路之上，而这份工作并没有“退休”的说法。印教先生是极看重名声和威望的，刘林才年近四十，资历没有自己深——刘木要在自己尚能活动的时候为自己的儿子与孙子积累好人脉和威望。他们穿上袈裟和制帽时是一方尊敬的与神鬼对话的“老先生”；而抛开道袍后，他们也不过是一群普通的人——刘森在6岁开始跟着家长们做念唱的时候总会被吓哭。
逃离泥土间
刘木一开始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在印教先生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刘木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无田无牛的老一辈讨生活只能依靠身边可获取的资源。最开始，刘木在他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学习了三门手艺：做木工、做纸伞、当印教先生。木工能让刘木在荒山中建造房屋、雕刻木板换取钱财，却在泥胚房的盛行中退出时代一线；纸伞能够在雨季贩卖而获利，却因为布伞的出现慢慢销声匿迹。“我写得一手好字，还想开个私人学校，但根本没有学生来，有的话也交不了多少钱。”刘木回忆道，印教先生反而是一直被需要的，人无论怎样总有一死，老百姓总是相信“逝者为大”，曾经的一场法事下来，相对当时的其它工作收益十分可观，“在当时一场（法事）下来可以换一两袋米，补完公粮（农民对农业税的俗称）后还剩很多”。如果遇上家境殷实的家庭，法事更为复杂繁琐，印教先生可以凭此应付许久的开销。一代人和一代人与印教工作结缘的原因与深度不尽相同。刘林并未从小跟着学习印教手艺。刘林梳着简短干练的短发，在一些大场（法事）中会涂抹上缅甸来的5元发油。“我有点子半道子出家的味道，我翁（父亲）也说呢。曾经走错了么，现在我也就混口饭吃。”刘林回忆着初为印教先生的场景，抿了抿嘴说。在刘艳（刘林二姐）眼中，刘林从小就古灵精怪。她回忆，刘林曾经跟同村的伙伴一起逃出村子，组建了一个叫做“萤火虫”的乐队，甚至发表了专辑。“人家（别人）是千金散尽、衣锦还乡，他是染得了一身毒瘾，窝囊得很。”刘林毒瘾犯时曾挥舞着砍刀，冲进家家寨寨，最后被民警送去戒毒所。刘林一度想走出大山、逃离土地，最终却因为在当地留下吸毒的案底而失去机会。刘木不想看他终日在土地里浑浑噩噩，甚至开始沾染赌瘾，就带着他做印教先生。“从来没有作为主业”，“人死都分季节，像谷子黄的时候，打春（立春节气习俗之一）前，夏天雷雨天气，好像有一定的规律一样”，印教先生于刘林而言是农事外的副业，是一种平凡生活的调剂品，让他不用终日在白天黄土之间碌碌。刘林也不知道脱离印教先生之后，自己除了种田还能做什么，“我们是传承人，也恰好擅长这个。”12岁的刘森作为三胎政策开放前的多生孩，寄托着家族事业传承的厚望。他看爷爷和父亲时常骑着摩托车风光出门时总会心生向往。有时需要小孩“翻冤”，他就自告奋勇，以此来逃避繁琐的学习生活。丧事上还会有丰盛的餐食，酒肉鱼肠比家里的花生土豆好吃得多。刘森毫不掩饰：“等我熬完初中（的学习），我就不用读书了，我爹就会教我念更多的经，到时候拿的（钱）更多。”看不清的未来
2023年3月28日，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民政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倡议书》，进一步地“倡导移风易俗”，印教先生作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被要求进一步改革精简化。刘林将印教先生排除于移风易俗改革的范围，而是当作了一门传承古老文化的手艺。但政策的具体落实多多少少挤压了印教先生的工作内容和环境——内容“前前后后三天以内就必须办清”；伴随着火葬推行，厚重的实木棺椁也不再成为必须，停尸一天后就必须火化；政府（诸如民政厅）提供就近的丧葬服务。“现在都是那些原本开家政灵车的人和半路出来的人搞的名堂”，他们没有师父和政府的约束，可以随意开直播宣传，而正宗传承古老文化的手艺人不能“太宣传自己，只能事找我们，我们不能去找事”。云贵高原的高原丘陵地形限制居民居住区集中块状分布在“坝子”（山间盆地或者较平缓地区），乡里乡亲生活在彼此相熟的人群之中。人世的兴变反复都在一方的印教先生与乡亲们的口中传递。在移风易俗改革中文件的最后落实其实也都在熟人之间，云南德宏州当地民政局负责殡丧事务的郭昌与刘家人就是来自同一个乡，郭昌说：“大家都知道政策，（我们）过去说一声，他们（指印教先生和丧葬家庭）都懂，靠着人情也会理解我们”。在刘林看来，“接私活和半路出家的人”属于更模糊的地带，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明面上专门从事阴阳工作的印教先生处于被动的处境。当地政府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大都秉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郭昌透露，“请先生”的习俗是百姓在传统生活中因为心理需要而衍生的，最后的消亡也会是因为不再被需要。针对现在新旧掺杂的现象，政府更多的是包容态度，但绝不鼓励。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不是要剧烈碰撞摩擦，而是慢慢地转变。在4月12日，一家聘用印教先生来做法事的家庭在祭祀坟墓时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聘用方中身为女性的何珍曾偷偷向印教先生学习法事流程（阴阳工作中有传男不传女的规矩），认为可以自己替代完成这个仪式而不用老一辈为了繁琐礼节再花钱去聘用印教先生。对她来说，仪式不过只是一个安慰人的流程，心意到就可，没必要为了一点安慰而花钱。争吵就此被点燃。何珍的父辈认为她有愧于先人，还在印教先生的面前班门弄斧触了忌讳。身为事发端之一的刘木并未去辩驳，而是平稳态势：“没事没事，迷信罢了。”刘木拿下自己的毡帽，露出花白的头发，回忆当时的情景道：“不信的话，其实怎么弄都一样。”“现在年轻人对（阴阳工作）这方面的接受度没以前高了，富了、阔了、有文化了，需求也就没以前强烈了”，刘木说。当然，印教先生淡离视野的进程不仅在政府、年轻受众中，也在印教先生自己。刘木与刘林将印教先生当成祖上传承的手艺，而是否真的有经书中所说的救赎，他们也说不准。刘木自己时常疑惑是否真的存在超脱凡间的神鬼，如果存在，那他一生的传颂怎会换来一身的苦痛。他摇了摇时时刻刻装在自己包中装满强效降压药的瓶瓶罐罐——自犯病以来，四肢水肿、呼吸困难、头晕心悸纠缠着他，一个月的药物开销相当于他一场法事的收入，可他未必月月都有活干。简陋的房屋中随处可见的只有白花花的药瓶和药盒。“高血压犯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和佛祖都救不了我，只能去求助西医的药物。”一次作印教先生外出，刘木回家时再也没有听到妻子的问候——他外出工作时妻子突发脑梗，悄无声息地走了。刘林在村中曾是知名的“进步青年”，在老爷子刘木的带领下成为了村中第一第二个考取驾照的人。他对印教先生的情感比刘木更浅。刘木说：“他学（义务教育课程知识）么学不通，（印教先生）这方面还能得很（厉害）。”我又问：“现在仪式逐渐简化，活也越来越少了，那刘森的以后会怎样？”刘木一时无言，转头看向门口叶片蜷曲的苦山楂，小声道：“看造化吧······”在刘森清澈的眼中，难懂的拼音字母和数字乘除没有耳濡目染的经书文画来得直白易懂。他的未来尚不明朗，但他在阴阳工作上将要遇到的艰难却已清晰可见。比起相信，刘家人更多是按部就班地延续传了几百年的手艺传统，保证印教先生这份活计不断在自己手里。（为保护隐私，刘木、刘林、刘森、郭昌、何珍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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