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柳逸
编者按：
父亲清清白白做人，似乎是三十岁之后才有的事。十八岁以前，父亲是个小偷，为了自食其力，他凭借直觉选择了偷窃。后来到工地学钉模，在工友中间，偷亦无伤大雅，只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二十五岁，为了自己前半生的小目标——生儿子，他开启因偷生而背负的漫长的还债生涯。奋斗史延续了二十余年，当他终于坐在自己用血汗钱挣来的进口驾驶座上，看起来却黑瘦塌缩成一坨。他站在自己期盼已久的那些奢华旁边，看起来却像是刚从哪里偷来的。
“我”的闽南阿爸，偷了半生，等到“白发无凭吾老矣”，却突然决定“把自己种回来”。广东河源的八月，日头炎炎，视频里的父亲站在那片跟他有着同样肤色的土地上。这一次，他仿佛真的拥有了那片土地。
“十八岁之前，父亲是个小偷”
父亲名叫苏井华，而他开始被人叫“井华”，是四十岁之后的事。结婚前，因为小时候肚脐眼有些外凸，别人都叫他“凸肚财”。求子与欠债时期，他的嘴很硬，说话很土很直，别人就叫他“土诶”。再后来，经过多年工地阳光的毒打，他变得又黑又廋，别人改叫他“黑番”。直到他人生开始顺风顺水的那几年，才开始有人叫他的名字。父亲在五十二岁决定退休。因为他从没做过要交社保的工作，所以退休只是自己做的一个决定。从我考上高中那年开始，酒酣耳热时，父亲就会宣布：“等我家阿舍（闽南语，“败家子”之意）大学毕业，你们要是再看到我在钉模，就来把我的榔头抢走扔到东门溪的水闸里！”父亲喜欢把事情想象到眉眉角角。“钉模”是父亲十八岁之后开始做的工作。十八岁之前，父亲是个小偷。成天在村里走跳， 偷过土豆、田鸡、铁钉，也偷一些自认为别人不要的东西。村里每年割完稻子，大家都会把稻谷放在庙埕晒。有天夜里，他找了块空地，画了一个圈，拿起簸箕就把别人家的稻谷往里铲，隔天早上，他也带了把凳子，跟大家一起在庙埕晒。事后他还狡辩，说是自己在山后也播了二分田。后来村里人有时看到父亲路过家门口，都会升起戒备心。小时候，听人讲起这些往事，羞耻心情强烈。如今，我也成了别人，把父亲作为谈资。反正这个世界上小偷那么多，他们也会结婚，也会生小孩，为什么我不能是其中一个。父亲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处在这个位置，没有疼爱，没人管教，“杀只鸡，我连鸡屁股都吃不到”。早早走出家门自食其力也不可避免，他凭着直觉选择了偷窃。哥哥姐姐妹妹，一个个顺利结了婚，而父亲因为“土匪”“小偷”名声在外，风评不好，一直没有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十八岁，父亲决定外出打工，开始做钉模学徒。所谓“钉模”，就是按照图纸，用铁钉和木板搭建出地基、屋顶和承重柱的模型，浇灌混凝土，等凝固后拆除模板就有了房屋的骨架。榔头是父亲的吃饭家伙。每天上工前，他会把榔头插到后裤腰带上再出门。工地上，除了做工、打牌、喝酒，当然也会小偷小摸，偷一些钢筋水泥，卖到外面废品站，再回工棚炸金花。在偷窃这件事上，父亲已经不特殊了，因为工友们都会这么做，“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二十五岁，偷来了儿子
父亲外出打工，并没有带着什么梦想。一年要等两季的水稻成熟，父亲说自己没有种田的耐心，也不可能一辈子靠偷东西过活，出去挣点钱回来，时间久了，小偷的名声也会淡去，也许可以娶到老婆。二十岁前，父亲的生活目标是娶到老婆，往后的五年里是生个儿子，再往后五年，是还清因为生儿子欠下的债。那几年，父亲也有谈过几个对象，最后都是因为被人评价“流秋秋”（闽南语，流氓）而告吹。直到二十岁遇到母亲，上演一出老丈人不同意，母亲非要嫁，为此跑到山上去，最后二老妥协，草草结婚的戏码。其实母亲在山上只待了一个下午，那座山只有五十米高。那些年，正是计划生育管控最严格的时期。大姐大我四岁，二姐和我同龄。生下二姐后，马上就有卫生站的人要安排父亲去结扎，母亲很快就偷偷怀了我。为了不被流产，父亲母亲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跑路。父亲在开始跑路前发表宣言：“这一个要是再生女儿，我就把榔头扔掉，让自己烂掉。”从小到大，母亲总会在初一十五拜土地公念祷词的时候，多念一个我和姐姐们不知道的名字，父亲会在除夕围炉时多摆一副碗筷。没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总觉得是凑双数会比较吉利。这个隐秘的疑问，是在年龄足够大的时候，我们自己从旁人语焉不详的讲述中逐渐解开的。父亲有过另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生病过世了。父亲母亲曾经在二十岁时，手足无措地应对丧子之痛，并且在那很多年后，对这件事绝口不提。我一度以为这就是父亲为什么那么顽固地想要生个男孩。前不久，我打电话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因为都生女儿的话，就不好招赘啊！”跑路期间，因为当时的连坐制度，大伯父被抓去拘留，姑姑家被砸掉一半，舅舅选村委也进展受阻。所以我在上中学前，几乎没什么去亲戚家串门的记忆，即使彼此的家相隔不过百米，也没人想跟我们家有太多往来。小学三年级，甘蔗成熟时，路口有人推着三轮车叫卖。我和姐姐们在那附近玩，小姑带着堂姐堂兄买了一根，切成四段，给他们一人一段，然后带着他们回去了。回家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父亲在旁边听到，一声不吭出去了。不一会儿，扛着一大捆甘蔗又回来了。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甜美的一个月，放学后我会找同学一起在空地上尿尿，比赛谁能引来更多蚂蚁。从那以后，父亲没再跟小姑说过话。跑路，先到县里三伯的单位宿舍住十天，再换到朋友的工地上住半个月，再到远房亲戚的农场躲上一阵，一路被举报一路换地方。“有一次啊，夜里走老远去上茅房，蹲到一半，婶子就在外面小声通报，有人要来抓了，赶紧走哇！当时真是恨不得把你拉到坑里，提上裤子，走出去清清白白做人算了。”母亲后来追忆。她辗转于单位食堂、工地快餐店、农家厨房土灶仓促养胎，父亲不时外出找人借钱，打听最近的风声。母亲临产前一个月，父亲在外面被抓到，关进了镇上的派出所。在那之前不久，三伯托关系，找人给母亲照了彩超，确认了我是儿子。有件往事，父亲一直不肯承认，但由当年在场的叔叔们戳破：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约了他们去大排挡喝酒，没喝几杯，就哭了起来。“看到一个平时土狠腌臜的野人突然掉眼泪，我们举起的酒杯都不敢往桌上放！不过野人只哭过那一次。”母亲在医院分娩那天，工友到派出所探望，按照父亲的吩咐，偷偷捎给他一把小钢锯。父亲锯断牢房窗户的镀锌管，从二楼跳下。镇上的派出所跟医院，相隔不过一座城隍庙的距离。父亲及时赶到，见证了一个长达五年的人生目标的实现。
喜悦过后，是更多等待面对的问题。父亲跟村委会承诺五年内缴清罚款，接受黑户身份，把姐姐们从奶奶家接回。母亲一边坐月子，一边带三个小孩在溪边洗尿布。父亲远去厦门工地继续钉模，挥舞榔头，一下一下，钉进再拔出几万颗铁钉，直到把欠债还清。我在小学三年级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像是刚从哪里偷来的”
三十岁，父亲决定回村，买一批模板，添一些工具，找几个师傅，就这样成立了一个施工队，专门承包村里自建房的钉模业务。三十岁的前后两个十年，是父亲人生中最笃定、最上进的二十年，还清债务，让三个孩子上学，不要让人看无（闽南语，看不起）。父亲在钉模，母亲去面厂，没人有闲管我和姐姐们。但也许，贫穷带来的羞耻感让我们无意中选择了好好念书。“成绩好”是那时候为数不多可以得到的高人一等的错觉。我是在上初中之后，才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似乎慢慢好了起来。也许是父亲的确很卖命做，也许是2008年前后本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腾飞期。村里纷纷建起喜好相近的二三层楼房，父亲的钉模业务自然也供不应求。上一堆债刚还清，父亲马上又借了一大笔，带着自己的施工队，建了一栋自家的三层楼。在那之后，更多楼房经由父亲钉模后建起。父亲赚到了更多钱，便穿插着实现了他的另一个目标，买了村里当时为数不多的一辆进口汽车。多年后，父亲坦言：“当时的确应该用那笔钱买套房。也许现在我家阿舍要娶老婆就会更容易些。”但他还是说自己不后悔，那时候让人看得起才是最大的一件事。大姐在初中主动辍学，去面厂打工，不久后又离开，去追逐自己歌仔戏的梦。（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跟二姐先后考上大学，父亲退休的意愿越发强烈，几乎是扳着手指等到了我的毕业典礼。他嫌麻烦没参加，我也嫌麻烦没参加。奋斗故事拉长到二十年的维度，一切就好像只是电影转场，只有身在其中才会知道一天一天是多么煎熬。父亲常说自己赚的是血汗钱。南方的夏天，坚硬的工地无遮无挡，四十几度的高温，日头毒辣地照下来，一滴汗如一滴血。因为每天在工地暴晒，父亲晒得浑身棕黑，本身又很瘦小，导致他坐在自己买的SUV驾驶座里，看起来会像是刚从哪里偷回来的。父亲的辛苦，会给家里每个人罩上一层孝顺压力。而他的确也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自己的辛苦，在家里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暴虐、不快，指使所有人听他的话。母亲夹在其中，碾磨一样被磨了几十年，当中不计其数的苦痛和眼泪，如今提起却仿佛一句话可以讲完。痛苦如果是单一且重复的，最后甚至记忆都会变得模糊。每次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只有她能看得见的优点时，母亲的回答都是：“主要还是瞎了眼。被家里管得太严了，看得到的世界只有院子那么大。想看看有没有别的事情会发生，那时候结婚是唯一的办法。”上学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是放假，尤其是寒暑假。因为那意味着要跟着父亲去工地做工。力气小的时候，搬建材边角料。力气变大之后，拿起多出的榔头，拆模板，拔钉子，把一套房子的模板搬上卡车，卸到另一户人未来的新家。每次暑假过后，我都会黑一大圈，同学问起就会笑说自己天天去水库游泳。实际上，我在去年才学会游泳。父亲从来不会逼我们去工地。但是当他早晨发动三轮摩托却不松开离合，听任引擎空响，我们的良心就会窸窣低鸣，抓紧换上不怕弄脏的旧衣服跟着出门。工地生活也许无形中确实让我和姐姐们意识到做工艰苦，暗自打定主意成为一个坐办公桌吹空调的人。但我知道父亲并没有想着什么工地劳作教育，他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在外面挥汗如雨，我们在家吹风扇的话，不公平。前几年，陆续有几个朋友跟我说：“跟你相处，有时候蛮有压迫感的。”而当我继续追问后，得到的回答都很相似。“一起出门前，你会在穿鞋时开始打车，自己先穿好就去把门打开，站在门缝间，不断播报车还有多少米。”“跟你见面，就算只迟到五分钟，都会良心不安。”“跟破口大骂、狂砸东西的人相比，闷不做声的人更恐怖。”让引擎空转无意中也成了我的一种身体习惯。被自己闷热的坏脾气吓到时，脑子里会出现父亲的脸，为此我恨过他。但是都过去了。我一直都很喜欢雨天，因为下雨没法钉模，会有别的事情发生。《童年往事》里的闽南雨景
把自己种回来
刚退休那阵，父亲有过一段狂欢。每隔一段时间，会找人杀头猪，叫来朋友大吃大喝，母亲再把剩下的猪肉灌成腊肠，寄到我在上海的出租屋。不久后，父亲就变成了一件红木家具。闽南家庭标配的红木家具六件套：单人椅、长椅、边几、茶几、功夫茶具。父亲闲在家里就像长在了上面，每天要么坐在单人椅上泡茶喝酒，要么横卧在长椅上看抗战剧。他说自己一个礼拜能杀上万个鬼子，常常抱怨自己晚上睡不着。后来父亲添了一套被子，晚上直接在长椅上过夜。失眠和空虚接管了父亲的退休生活。此前的人生没时间让他培养退休后的兴趣爱好，喝酒打牌只是消遣，面对大段大段的空闲，他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会在红木家具上躺出毛病。时不时的，他会再低调地回去做些钉模工作。但也不好意思多做，毕竟“要是再看到我在钉模，就来把我的榔头抢去扔掉！”的豪言几乎传遍了全村。但就算他想再多做，也没什么人盖房了。每家每户都有他们自己的二三层楼了，最近村里土建行业的风口是装修。不久后，父亲喜欢上旅游，开始带着母亲报各种和他们年龄不相仿的老年团，买回大量昂贵无用的补药纪念品。可惜这个兴趣好景不长。父亲很快意识到，景点去多了，其实全都一个样，且自己的存款并不是那么经花。在村里，种田不会有出息是共识，而外出做生意是闽南人的荣耀。于是，在村里，最多人出去做的生意，是到另一个更偏远的村里包几百亩田，种土豆、芋头或者小番茄。父亲太闲了，喝了太多的酒，听了太多外出包田的致富故事。身边朋友又都知道他有不少存款，纷纷怂恿他合伙包田，“再出去跟它拼个输赢”。于是就这样，父亲在四十五岁开始等待退休，五十二岁顺利退休，五十六岁又决定去广东种三百二十亩田。在城市建了十年高楼，在乡下建了二十年民房，一个农民最后回归自己种田的本分。父亲出发前一个月，我安排他去做了全身体检。检查结果里有高血压、关节炎等常见老年病。母亲专门打了电话给我和姐姐们，要我们骗他，说他的检查结果很坏，医生要他在家好好休养，才不会生癌。父亲听完我们的劝告，照常每天在家里和他的兄弟们商议种田行程。据说出发前三天，母亲专门去庙里跟三太子请了一帖符水，等父亲在椅子上睡熟后，要将符水撒在他的额头和四肢，用三太子旨意让他回心转意。符水刚撒上额头，父亲就惊跳起来，大骂一通。两人至今还互相不说话。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给父亲打了视频电话。屏幕那头的画面里，父亲戴着硕大的斗笠，在田间举着手机，歪歪扭扭地向我展示他那片正在翻土的田。我想起多年前，父亲办好买车手续要去提车那天，由于那时他还不太看得懂红绿灯，所以得找个朋友帮他把车开回来。他专门叫上我一起去，在4S店门口，引擎盖前，我们一人牵着红丝带蝴蝶结的一头，拍下了我俩为数不多的一张合照。那天太阳很大，两个人都被拍得很丑，但他还是很庄重地把照片摆在了客厅的八仙桌上。不知为何，就算父亲站在了他想要的东西旁边，那些东西看起来还是不属于他。而当他在屏幕那头，露出拘谨的笑容，跟我炫耀着说：“明年三月，这批土豆要是收成好，我也分一些给你赚。”广东河源的八月，日头炎炎，镜头里的父亲有跟那片土地一样的肤色。他仿佛真的拥有了那片土地。租期一年，能种两季土豆，然后他会回家，让田地长几个月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