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学界泰斗邹逸麟今晨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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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邹逸麟先生，于今晨4时48分在沪病逝，享年85岁。
忆及去年此时，我们曾专程拜访邹老先生，亲耳聆听他的生平故事。前辈治学求真、俯首耕耘，做人坦荡、勇于诤言，令后学望其项背，敬佩不已。孰料先生今日遽逝，令吾辈扼腕痛惜。特再次刊发本篇专访，以此表达缅怀不舍之情。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邹逸麟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
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七、八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十一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
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承上启下的学者，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从1957年初随谭其骧先生走进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项目组开始，我在中国历史地理专业领域耕耘近六十年，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几乎参与了这一期间的所有大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一是众人参与合作，二是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正是由于这种耗时费力的基础性的大型科研项目，才能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成就得以令世界瞩目，才能使参与其间的研究人员如我，练就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从而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学者。
谭其骧先生对您有哪些影响？
我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也没有做过他的研究生，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他的学生，我们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从1957年初跟随谭其骧先生治学，到1992年他离去，我做的项目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是“文革”期间，我们天天在一起上班。他在办公室被收掉后，坐在我对面的写字台。我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直接问他。后来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先生当所长，我当副所长，每两个礼拜就去他家汇报工作，谭先生退下来后我当所长，还是经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所以我们的关系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好。
谭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他经常讲，不实事求是的、虚的话，在国际上、在学术界是拿不出来的、站不住脚的。1987年，谭先生赠我一条幅，首句即“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
关于做学问，您有哪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体。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学问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体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体都要花功夫，你要相信，只要花功夫下去，必有成就。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领域里搞了近六十年，这么多年耕作下来，有点成就也不稀奇。
学术之外，您平时都做些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看的第一部小说是《说岳全传》，那时上海的弄堂里有很多小书摊，就去借旧小说和杂志看，我看书很快，一本借来后一两天就看好了，赶快还了再借。当时喜欢老舍、巴金、董鼎山、徐訏、施济美等作家。高中后开始迷恋翻译小说，只要能借到的几乎都看过。大学时又迷上了《红楼梦》。通过大量阅读，我对人生有了更多体验，这是不读书的人不能体会的，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我现在依然喜欢读小说，古今中外的都有，如《牡丹亭》《苏东坡传》《源氏物语》《陆犯焉识》《挪威的森林》等。我觉得，海量的阅读积累，能让你深层次地感悟世事人生，从而进入不一样的精神境界。
您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有哪些体会？
社会上总是觉得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不是这样。譬如，2007年我在第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给予抢救性拨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提案。起因是1981年国务院领导正式批准编纂出版《国家地图集》重大工程的启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二十五年后，五部地图中的四部已经完成，唯独历史地图集迟迟未能出版。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百余位专家，花了二十余年时间通力协作完成后，却因政府财力支持严重不足，无法出版，其中编委会多位主编、副主编先后谢世，唯一在世的侯仁之教授也已九十有五，编委任继愈、刘宗弼也都年逾九十，其中的工作骨干也大多为古稀老人了，时光飞逝，老成凋零，图集尚难以问世，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这个提案呈递后，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财政部门立刻拨款，该提案还被民盟中央评为优秀提案。由此可见，我们政协委员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除了针对性强、主要解决当下某一局部问题的提案，我觉得政协委员更可以提一些有预见性的提案。譬如，我曾提过“从社会就业、分配、住房等根本制度上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应试教学的问题”的提案。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不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家长，更不在学生本身，根本问题在社会。我们的社会现状是：重点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易，待遇高；一般大学、大专毕业生找工作难，待遇低；蓝领工人岗位少，待遇更低；年轻男性因房无法结婚，而房价又高得一般收入者无法忍受等。因此，我建议由政府指导，逐步解决诸如大力设办应用技能培训学校；扩大蓝领工作岗位；提高蓝领工作岗位的待遇；在税收方面鼓励建造中低档普通住房等问题。今天看来，我数年前的提案，已经得到政府认同，并在社会实践之。
您是1994年加入民盟的吧？
是的。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当选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委，之后成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当时接踵而至的党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全新领域，需要我尽快适应并进入角色，不能占着位置不干事啊！我根据校内盟员们的特点组织活动，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交到一些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作为学者，对社会问题应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才是真正地做共产党的挚友、诤友。没有适当的表达机会可以不讲，但决不能讲违心话。
您参加过“民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看法？
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讲的不一定恰当，不过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文科的学者，一个老先生，是应该发声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部分区分开来，继承和发展其中的精华部分。近代中国文化界道德文章方面都特别好的先生，比如梅贻琦、蔡元培，以及我们民盟陈望道、谈家桢等，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很多传统文化思想是在以前小农社会里产生的，但是农耕社会眼界小，没有现代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会起到互补作用。另外，我们要认同普世价值，亲情、友情、爱情、民族情、爱国情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您退休后还经常去学校吗？手头还有哪些项目？
现在偶尔去学校做讲座，关于江南文化的。2008年退休后，学术方面还有几个大任务，包括《清史•地理志》《中国运河志》等。现在不再接新项目了，已经84岁了。学问是做不完的，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就做到这里了，好坏自有人评说，也不可能一代人就做得很完美。我就是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这个学科发展下去，希望后来的学者能够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出去，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为世界环境变迁研究作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工作照（左起：吴应寿、谭其骧、邹逸麟、王文楚、周维衍）
1987年邹逸麟随谭其骧、李埏在施蛰存寓所合影
2001年邹逸麟与费孝通合影于上海
文字：殷志敏
编辑：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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