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一览 |《东南文化》2023年第1期（总第291期）目录及提要
第一期
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在遗产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
严建强 孙红芳
内容提要：遗址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信息源，其利用以考古介入为前提。遗址在考古过程中被分解为可移动的物品与不可移动的环境，分别由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进行管理。这一分离虽然会对整体理解遗产价值与意义带来损害，但如果博物馆与公园紧密配合，采取一体化的策略，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弥补，而且可以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深化对遗址遗产价值的阐释。遗址博物馆利用出土物与本体脱离所带来的自由，通过策划与设计，使物品以更适合传播、更易于理解的方式组合，使遗产意义得以更广泛、更系统与更深入地展开。遗址公园在本体的格局中展开，以现场体验与解读的方式，使观众在临场感中有更直接的体验和更真切的感受。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
内容提要：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海南陵水六量岭下遗址发掘简报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2021年5—8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陵水六量岭下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等遗物。经过分析，六量岭下遗址可分为三期，分别对应英墩、莲子湾和桥山文化遗存。该遗址的发掘为深入认识和研究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征提供了基础性材料，也为构建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年代谱系和框架提供了崭新的数据和信息。
广州从化狮象遗址2002年试掘简报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内容提要：2002年12月—2003年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狮象遗址进行试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遗存一批，包含灰坑、墓葬、柱洞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等遗物，可见粤北石峡文化，粤东虎头埔文化、后山文化，珠江三角洲古椰文化、涌浪文化等文化因素，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周边早期考古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资料。
安徽马鞍山申东遗址2019年度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2019年2—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申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425平方米，发现大型灰坑H5。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原始瓷器、硬陶器、石器、小件青铜器等，年代为西周晚期。此次发掘为研究两周时期皖南沿江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内容提要：2019年7—12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肥西县陈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城墙、壕沟、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印纹硬陶、石器、瓷器等遗物。通过发掘确认陈墩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为研究淮河流域西周城址提供了重要资料。
内容提要：太湖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马家浜时期文明曙光初现于太湖北部，奠定了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基础；崧泽时期的太湖北部率先进入王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形成了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体，东山村遗址群成为原生型“崧泽古国”的政治中心；良渚时期的太湖流域进入神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与太湖北部的“寺墩遗址群”成为“良渚古国”并立的政治中心。王权统治的“崧泽古国”转型为神权统治的“良渚古国”，成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独树一帜的“太湖模式”。
内容提要：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半地穴房屋地穴深度较浅，方便实用是其建筑的主要目的，同时还应有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其房屋造型及屋面构造可能为墙体与屋顶合一的形式，房屋占地应大于实际穴坑范围。另外，位于墓地的临时性建筑虽建造简单但具有重要的文化涵义。
内容提要：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衔续紧密，二者过渡阶段的遗存并不具备稳定的文化内涵。在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以鼎、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发生了明显变化，双鼻壶、匜等则是良渚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器形。同时，以陶器为标准的文化分界在环太湖内部的各个区域还存在不同表现形式，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论早期南方风格青铜矛
——兼及早期青铜铍
苏荣誉内容提要：青铜矛及铍首先出现在早商盘龙城墓葬，常形与异形皆有，异形矛可称为“南方风格矛”。新干大洋洲器群承其绪，结合盘龙城矛和铍铸造出了新南方风格矛，其形式和工艺可能结合了中原短剑，影响了瓯海杨府山“短剑”，故杨府山器应是异形南方风格矛。杨府山矛再演变出黄岩小人尖、长兴雉城出土短剑及屯溪弈棋出土铜剑，年代已进入春秋晚期，因此，学界之前对雉城、小人尖、杨府山器的年代需要重新认识。南方风格矛绵远流传，为研究青铜器风格演变和产地提出新问题和新线索。
内容提要：钟离诸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晚期，钟离国的灭国年代可能在公元前518年。诸墓葬的文化因素皆呈多元化结构，包含本土文化因素、中原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鲁东南地区文化因素、吴越文化因素等，背后体现了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钟离国与鲁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值得重视。而随着楚文化的扩张，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逐渐浓厚。
张 乐
内容提要：临时展览是博物馆不断激发活力、持续吸引公众的重要内容。南京博物院临时展览的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均为独立完成，体现出综合性、经济性和实操性的特点。其中，形式设计注重艺术元素、统筹空间布局、协调组合设计、规范照明设计和优化版面设计等，通过打造一系列历史类、艺术类、文物类和数字类等临时展览，力图呈现更具专业性、艺术性和影响力的高质量展览，为观众营造舒适的参观环境。加强博物馆临时展览形式设计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推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为例
赵 佳内容提要：在博物馆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临时展览的科学化管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战略管理分析理论，价值链理论对临时展览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和方法论意义。依据该理论，贯穿于临时展览的规划、开发、实施和结项阶段的各个战略环节尤其值得重视。展览管理者需要在优化团队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坚持价值链管理的“一体化战略”，确保展览取得良好的社会价值与公众效应。“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的策划与实施在充分体现价值链理论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引发了对价值链管理经验的思考，可为博物馆临时展览的科学化管理提供新启发、新思路和新方向。
传播符号学视角下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阐释研究
黄公达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阐释理论在博物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博物馆作为肩负着生产知识和文化传播使命的社会文化机构，对展览进行必要的展览阐释可以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实现自身的使命宗旨。当下许多历史、综合博物馆对于展览阐释较为重视，艺术博物馆对展览阐释却关注不足。我们应从传播符号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阐释，上海博物馆展览“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在展览阐释中运用了传播符号学理论，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艺术博物馆可以此为借鉴，从展览阐释的结构、展览阐释的内容、展览阐释的方式这三个角度提高阐释能力。
博物馆宗教文物展览的两种面向及其影响因素
——三所博物馆六场展览的实证研究
李精明
内容提要：展览类型或展览面向对于展览策划、展览评估具有方法意义。宗教文物具有艺术面向、宗教面向等多种面向，根据展览面向不同而有不同的策展依据、评估指标。博物馆展览往往倾向于展示宗教文物的艺术面向。从展览目的、展览的陈列与设计、展览文本内容三个层面，对宗教文物展览案例进行评估与比较，研究发现宗教物件整体的品质影响了物件是否展示为艺术作品，馆所的创办人和历任馆长的理念、馆所形成的展览惯习、策展人的专业背景均为宗教物件是否展示为艺术作品的影响因素。博物馆可通过制定明确而具有差异化的博物馆宗旨和定位、吸纳不同专业背景的策展人、确定清晰的展览面向，促进宗教文物展览的多元面向，避免出现博物馆的美术馆化、宗教文物千篇一律展示为艺术作品的倾向。
——展览中的“一米线”
黄翀宇
内容提要：“一米线”是博物馆运营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现代工业设计产品。博物馆是否设置、如何设置“一米线”，既影响博物馆的展览效果和观众的观展体验，也涉及博物馆的观众需求、观众注意、观众态度、观众行为等一系列观众心理与行为的问题研究。“一米线”在博物馆的文物展示空间、互动教育空间、公共服务空间中，其功能与效果各有利弊。从人群行为控制理论观点出发，博物馆应兼顾展览效果与观众感受，利用视觉设计解决观众视觉引导的问题，在展示空间中利用群体结构控制，合理设计“一米线”及其使用形式，从而实现观众群体需求和使用感受的有机结合。
——以良渚博物院为例
张 峥 姜燕蓉内容提要：儿童教育在我国博物馆发展中备受重视，不少展览和教育活动都秉持“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但如何确保博物馆提供的项目是对“儿童友好”的，博物馆如何有效听取儿童意见并将其融入儿童服务尚待深入研究。基于新童年社会学及儿童参与阶梯理论，在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及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在良渚博物院以儿童参与式研究方法为依据，开发与实施了常设展览评测工具，可为探索儿童参与式理念在我国博物馆的实践提供借鉴。实践表明，博物馆发展“儿童参与式”项目应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和明确相关伦理准则，选择具有创意性且儿童友好的方式，鼓励儿童发声，重视儿童观点并积极接纳儿童意见，邀请儿童共同参与项目决策与实施环节。
内容提要：中国博物馆的演变深受国家治理体制影响，并映射了中国本土公私观念与思维结构。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表达，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传统“公家、公门”意义的持续在场，政府主导下的各类公立博物馆是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主体类型；另一方面体现为规范性、伦理性的“公”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国家-国民”的公理观成为民国以来博物馆的价值合法性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单位体制与“人民观”的确立与发展，进一步固化了侧重国家主体意义、国有领域性的“公”与侧重“国-民”关系、规范性、伦理性的“公”相互嵌套和相互制约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构建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主要特征。
内容提要：博物馆举办文物出境展览是实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方式之一。经过多年探寻，我国通过文物出境展览持续地提升中国文物和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国文物出境展览经历了从“初探期”到“探索期”再到“磨合期”三个阶段。当下，文物出境展览不能仅局限于文物展出的效果与形式，应逐步掌握展览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尤其在文物阐释方面，应鼓励和支持更多熟悉中国文化的策展人参与，提高“中国声音”在展览中的声量，帮助观众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削弱多元文化带来的偏见，把讲好中国故事和办好文物出境展览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21世纪的文物出境展览应该从“让世界认识中国文物”迈入“让中国文物融入全球文化”。
编辑：谢小娟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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