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前，儿子替父亲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民革党员、百岁抗战老兵邓横波的“最后一课”
2017年5月6日上午，民革雨花区二支部主委袁千皓手中，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党费，党费的缴纳地点也很特殊，是在民革党员、百岁抗战老兵邓横波的灵堂前。民革雨花区工委副主任陈泽、王彤，雨花区二支部主委袁千皓、方芳、周亚妮前往邓老的追悼会，泪流满面地送了邓老最后一程。
邓老的儿子在悲痛之余，说要按父亲的生前口头遗嘱，再给父亲交最后一次党费。听说了邓老的遗愿，到场的民革党员们对这位抗日时期参加抗战的老干部再次肃然起敬。
邓老的一生是不平凡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高中尚未毕业的他投笔从戎，投入到民族保卫战中。历经多次战役，见证了日军投降的历史。
邓老1981年加入民革，从不缺席组织活动，积极撰文投稿，曾多次被评选为优秀民革党员。多年来，邓老信仰非常坚定，几十年从未动摇。最近这几年，他年事已高，出门不便，但是交党费却从未耽误过，每次都提醒他的女婿帮他交党费。邓老多年坚持主动交党费的故事让大家感动不已，曾被采写入“长沙民革党员微故事系列”。邓老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代交2017年全年的党费，虽只是一个小小的遗愿，也正是一位民革党员矢志不渝的“初心”。
邓老对生死看得很淡，他经常说：“我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很知足了，想想当年和我一起当兵的战友，一场战役下来，许多人都牺牲了，比起他们，我幸运多了。”每每有民革党员来探望，邓老聊得兴起，还会和大家一起唱黄埔军校的校歌。今年邓老过百岁生辰，民革的同志们在邓老家中陪他唱歌，期许着来年再听邓老唱嘹亮的黄埔校歌。如今邓老走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依旧留在党员同志们心中，化作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供稿：王彤 袁千皓 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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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邓老过百岁生辰，民革党员们到场祝寿，大家同唱起黄埔军校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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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民革党员微故事②】支部新党员第一课是“去看看邓老”
2016年7月17日，利用周末时间，民革雨花区二支部主委王彤又一次来到99岁的民革老党员邓横波老人家中看望。同来的除了两个熟面孔，还有一个新面孔——最近从株洲民革转入长沙民革并加入雨花区二支部的青年党员方小鸣。“去看看邓老”，是这个支部送给每位新成员的“第一课”，用支部主委王彤的话说：“邓老就是我们支部的一本活教科书。”
邓横波，民革雨花区二支部老党员，同时也是一位抗战老兵。他1917年出生于湖南华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5期步科，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76军24师72团，抗战期间先后在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等地与日军作战。后从事教育工作，从原长沙市东区教育局退休。1981年4月加入民革，从不缺席组织活动，积极撰文投稿，曾多次被评选为优秀民革党员。
尽管邓老已是99岁高龄，但他仍对70多年前的战斗还记忆犹新。见到新加入的党员自然不忘讲述峥嵘岁月。最难忘的是保卫黄河，与日寇对峙。当时黄河上还没有大桥，水流湍急，不利于船行。日寇在平陆县乘橡皮筏渡河进犯，邓老当时是机枪连的排长，带领战士们用机枪专打敌人的皮筏，皮筏子被打坏后漏气下沉，不少日本鬼子葬身水底，多次进攻被击退。冬天，黄河结冰封冻，冰上可以跑车过人，日寇从冰上渡河来犯。他们想了个法子，到了晚上就带领战士，用铁榔头砸破冰面，不让河面封冻，鬼子只能望河兴叹。有趣的是，砸开冰面后，不少活蹦乱跳的黄河大鲤鱼跃出冰面，这意外的收获既活跃了军营生活，也为他们改善了伙食。
金戈铁马之后，迎来了和平年代。现在的邓老每天坚持看书看报，练习书法，家里墙上悬挂着邓老和他的朋友们的墨宝，其中有一副是邓老的战友杜品武的作品。安享晚年的邓老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逗逗家里的小狗。王彤半年前从邓老家领养了一只小狗，精心喂养爱护，还取名叫妹妹坨，这次的探望也特地抱来，以解邓老的挂念。
精神矍铄的邓老讲完故事，走回了房间，正当大家纳闷时，他从印有“湖南黄埔”的马甲右上角口袋里掏出了党费证，又拿出200元钱，坚持再交一次今年的党费。其实，在今年年初春节时，邓老已经交过党费，可是他仍念念不忘。每次民革组织来看望，总是先看党费交了没，交了党费签完字，再细细询问关心民革现在的情况和新的动态。
今年老人即将过一百岁生日，支部想要为他策划一个温馨的节目，真挚地祝愿邓老身体健康，年年都能收到邓老“亲手”交来的党费。老党员是支部的财富，王彤说，他会继续带着新党员去看邓老，因为“看望邓老”之后的感动，对于支部新党员很有意义。（2016年7月20日载于长沙民革网）
我的抗战
——邓横波回忆录
一、出生于耕田农家
我的老家原住湖南宁乡县枟树湾，听父亲说：曾祖诚丰公在清咸丰二年（1852）为避太平天国兵灾，自宁乡流徙到华容南县滨湖，做长工、打腰篙子（即是替船老板驾船）、当佃户，才得落户定居华容集成大院（现为新建乡）江黄北垸的。由于祖父友德公精明干练，率领父亲及二叔三叔等齐心协力，辛苦作田，喂养鸡鸭猪牛羊等家畜兵灾梅田湖市经营油盐布匹铺子……如此亦农亦工亦商的辛苦劳动，自佃户发家置田地200余亩，建房三栋，逐渐成为农村殷实户的。这个家四代人组成工六十余口；北伐时期分居异爨；抗战时期（1944年）日寇陷华容时，我家三户的住房被鬼子全部烧光，猪牛牲畜被杀光，粮食被抢光，堂弟九哥被枪伤锯左腿，致残；从此时起，我家面临灾难无法克服，只得各奔他乡各谋生计，这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家庭从此解散。
二、幼儿所受的启蒙教育
一九一七年我出生于华容华容集成大院江黄北垸朱家剅，有兄弟姐妹七人，除两姐一妹出家外，三位哥哥务农。我最小，乳名“五伢子”，直到入私塾才由父亲命名“辉岚”、派名“光澍”。父母之所以安排我专门读书，估其用意有三：一是疼爱幼子，二是家中农业收入可以供给学费，三是望子成才，能够有一个有文化的儿子与当地的袁、刘、严三姓豪强抗衡，免受欺侮。我七岁发蒙，拜秀才何豁然老先生（60岁）为师，莅时三载；在他教授下；我自《三字经》、《百家姓》、《三言杂志》开始；还初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诗经》等古籍经书，仅能死记硬背古书名篇和认字造句而已；至今回忆，有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之嫌。但何先生教学生临帖习字很认真，每天上午第一堂课习字，从描红字开始，教学生用毛笔写字，学生幼小拿毛笔手不稳，他教我们先用水蘸笔在石板上练握笔，调墨学写字，要经他查看认为你的笔握得紧又合乎执笔方法了才教学生临帖，写在习字簿上用红笔打X打O分辨字的好坏；字写得好的一定要贴到习字栏里表扬，对写不好字的学生他一定要做个别辅导，只有屡教不肯学习的学生才会受到批评或打手心的惩罚。我之所以对写毛笔字感兴趣，懂得点滴习字方法而能援笔写毛笔字，都是恩师何豁然先生在我儿时奠定的基础，至今犹感激难忘……
光阴荏苒，我在何先生门下读书已四易寒暑年满11岁，父亲为了让我继续读书，把我送到了离在家乡三四十里的小地方扇子拐专门开馆教书的蔡读山老先生家就读（当地称丛馆）。蔡老师年逾不惑，在省城长沙师范毕业；其夫人陈老师（系长沙人）也是师范毕业生；他们是佳偶天成，结伴回家乡华容教书育人的。专收年纪较大已经上学读书的学生（最大的同学16岁）。其教学时间：每年在插秧拌禾时放假15天，但星期天放假，让学生回家补充生活必需品，以方便寄宿学生自理生计。每年早春二月开学，年终腊月十五放假。那时（1927年）北伐军兴，北洋军阀垮台，地方政府瘫痪，县里无中学，区乡只有极少的小学，众多的农民子弟求学之难可想而知。因而蔡老师伉俪所办的丛馆很吸引人。
自1929年春入蔡老师丛馆学习，他为学生讲授《春秋》、《左传》、《资治通鉴》、《诗经》等书；还选读《古文观止》所载唐宋八大家名篇如《滕王阁序》、《六国论》、《吊古战场文》、《岳阳楼记》、《进学解》、《桃花源记》并序、《师说》等顾问为之教授；以及唐诗宋词如李白《秋浦歌》、《赠汪伦》，杜甫的《秋兴八首》、《登岳阳楼》、《八阵图》，王维的《竹里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诗；在词的学习先从小令开始，如张孝祥的《十六字令》：“归！猎猎西风卷绣旗。拦教住，重举送行杯”。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和刘禹锡的《忆江南》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李白的《清平调》三则……蔡老师教学的诗和词均侧重背诵，至于意义是讲了一些但不够深入浅出，我当时听了，是模模糊糊的，不全知其意。但教读的那篇篇首首诗文，绝大多数我至今还能背诵不忘。
最可贵的是扬长补短，每周有两次“算学”课，系加减乘除四则应用题演算，并做好算学作业送陈老师教正批阅：在短短的两年里，我基本上懂得了高小程度的算学知识及计算方法。为我后来考取武昌两湖书院启黄中学读书，起到了学以致用的功效。
三、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
1937年秋，我正在启黄中学读高中三年期，恰逢卢沟桥“七七事变”，战火爆发，日寇加紧对中国侵略；东北、华北先后沦丧。1937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进犯上海，南京也相继于十二月沦陷敌手，抗战之火燃烧全国，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再迁重庆。国家民族处于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合作拒敌，掀起了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热潮。当时，我在武昌读书，启黄中学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式抗战宣传集会，聆听了多位爱国将领和爱国名人的讲演。虽然是个文弱学生，我却心怀壮志，“初生牛犊不怕虎”，决心弃学从戎，舍身救国。遂将本名“邓辉岚”改名“邓横波”，取意义于汉武帝刘彻《秋声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之尚武精神以自明心励志耳。
此时，恰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五期在武昌招生，我持启黄中学证明书证明学历报考，考取后，即随招生队乘车前往西安王曲——第七分校编队入学。我编入入伍生第五团十营八连佩二等兵符号，吃士兵待遇伙食，月发津贴2元法币，修挖窑洞作宿舍，湘子河上搭便桥，新修湘子河西的大操坪，新修环校的简易道路……这是我刚进军校入伍时，披荆斩棘、参与建校的劳动课而效力的。
在军校入伍团受训六个月后，学校对入伍生进行分科甄别考试：一是体检，二是写篇作文（题目：“我在入伍生团的感受”；三是面试问答，考官提问。如有一项不及格即会被淘汰送军士大队；我的考试三门都及格，被编入步科五总队十大队八队接受军官教育学习：我曾撰写过一篇五言句“回忆军校入伍生涯，现择要撷录如后，以明梗概。
烽火漫天日，倭寇肆猖狂；国破山河碎，民族濒危亡；男儿思报国，投笔事戎行。为立班超志，入伍把兵当；宁汉炮声隆，长安明月光。西行抵王曲，扎寨终南山。湘子河中水，太乙寺上云；四季风雨雪，锻炼抗日人。
徒手操制式，齐步正步行；列队看整齐，立正若山峰。军人仪态具，礼节外表歆；要学真功夫，还须步步深。持枪学劈刺，苦练刺刀拼。学技狙击手，理论要先明。熟记“射教术”（步兵射击教练），打靶中环心。班排小部队，野外习野营；红蓝军对阵，战术演逼真；驰驱镐京地，涉津渭水滨；长途作跋涉，拉练强行军。凌晨开朝会，终南山顶行。军号声声响，如猿攀千寻；歌声震山谷，东方刚启明。午夜号再吹，紧急集合声；枪弹随身带，背包肩上拎；行动如夜虎，驻地演空城……术科练真功，学科紧紧跟；“筑城”与“兵器”，“战术”“化学”兵；突击学日语，喊话攻敌心；虽然词句简，意义却尚新。骑炮辎工科，培训特科军；文武兼程炼，胸藏百万兵。历经三冬雪，杀敌技初成……战场生死地，成功也成仁；莘莘学武子，誓作抗日兵。
以上是我在军校学习训练的实际情况。至1940年秋末毕业，被派分到76军24师72团二营机枪连任见习官代理排长。
四、坚守三门峡阵地保卫黄河
当时的抗战形势是；日寇与德、意两个法西斯侵略轴心国结盟，在欧洲战场侥幸取得胜利，因而受鼓舞，大举集中兵力进攻中国。在台儿庄会战后，日寇在山西打通了同蒲路占领太原，企图渡黄河攻占洛阳威胁西安；所以集中兵力向中条山地区进攻我军阵地，阴谋全歼守军。当时日寇已攻陷了位于黄河边的芮城、平陆两县与我守河部队隔水对峙，战争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负责守卫黄河的部队为24师（辖70、71、72三个步兵团和师部直属的炮兵营、工兵营）其守卫阵地东自渑池县的三门峡起，西经陕州、灵宝、阌县等处；这“三县一峡”的地理位置是仅存的陇海铁路至甘肃天水段最重要的屏障；它延长线近百公里；24师守河部署兵力是70团守灵宝、72团守陕州和三门峡；师司令部驻离陕州五华里的张家湾，战争前线指挥所设在陕州城里。分发到24师的15期同学共34人，40年10月某日我们晚上七时自西安北站乘车来到陕州师指挥所报到；师参谋长皮宗敏（黄埔六期）及师长杨先钰（黄埔一期）及副师长邓宏义（黄埔五期）接见了我们。师长做了简短的讲话，内容是：一、告知当前敌情和保卫黄河重要意义，保卫黄河就是保卫大西北，守土战士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二、军校学生分发到部队充下级军官我们很欢迎，但领导士兵作战缺少实战经验，应该鼓足勇气向老战士学习，临阵不怕死。”…师长讲话完毕，我们这伙见习官就分途到各自的团报到就职。我是被分派到驻守陕州城北的72团二营重机枪连阵地，两挺重机枪架设在黄河滩上的掩体内，射向指向黄河对岸敌人。白天我们潜伏在工事里挖交通壕，安排生活，晚上进入阵地以防敌人偷渡。黄河水流湍急，不利船行，41年三月某日凌晨，据守平陆的日兵乘皮筏渡河进犯陕州，我二营阵地首当敌冲。当时我是一排排长，指挥两挺重机枪向皮筏猛射，全营所有轻机枪也瞄准皮筏扫射，就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敌皮筏泄气下沉不少，鬼子也就葬身水底喂鱼了。1941年冬天，我营换房三门峡，黄河结冰封冻，冰上可以跑车过人，为了防备日寇从冰上渡河偷袭，为了确保防御阵地固守，到了晚上我军第一线阵地守兵排长就带领士兵用铁榔头和粗木棒砸破河上冰面，解除冰冻，鬼子兵只能望河兴叹，徒唤奈何！有趣的是，砸开冰层后，不少活蹦乱跳的黄河大鲤鱼跃出水面，为我们擒捉烹食；这意外的收获既活跃了防守官兵的战斗情绪，也为我们改善了战地伙食，一时传为佳话。如此敌我对峙的守卫河防任务我师坚持两年（1940年秋至1942年秋），使日寇雷池难越一步。
一九四二年初冬，我师守河任务，奉命交给109师，24师奉命调回西安整训待命；72团驻灞桥，以第一营负责对北门火车站及东门城的警卫。此时，我已升任一营三连连长，受命驻扎在火车站临近的交通银行旧址内，主要任务是配合西安市警察局稽查队在主要接口设岗放哨，晚上则设岗戏院门前院内保证安全演出，检查旅馆、妓院的来往过客，并缉查贩毒走私以及日寇间谍嫌疑人的活动……尤其是当敌机轰炸西安时，闻空袭警报全连即进入掩体内戒备，连排长则按既定警备区域监视是否有敌特汉奸活动……直到警报解除我们的警卫任务才能松一口气……当时我们的飞机很少不能与敌机空战，每次遭空袭都要炸死炸伤一些平民百姓！我连当时处境虽是在后方大城市西安，却与在前线守黄河一样的紧张。我当时并不为敌机轰炸而心里害怕，更加激发勇气、同仇敌忾，勉励全连官兵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工作，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能够报仇雪耻，讨还血债。
五、更新武器装备，支援远征军
1942年六月，我部24师自西安调驻陕甘交界处的邠州、长武、乾县一线，此时，24师师长由廖昂（黄埔三期）接替，72团团长由王德穆（黄埔六期）接替，副团长由一营营长黄应昌升任。一营长则由副营长廖骏声升任。除了各连队长未异动外所有士兵缺额均已补足充实；武器方面也全般更换；步枪由汉阳造换丹麦7.9mm，轻机枪换捷克造，重机枪换仿造德式马克沁；步兵连由三个排编制扩充一个60炮排，共辖四个排；每个步兵排的三个班都增发枪榴弹，可用步枪发射也可用手投掷，对隐藏在掩蔽物下的敌人发射，是更有效的武器。因为枪榴弹体积较手榴弹小而轻（仅为后者的1/2），射程在120公尺远；班长配发冲锋枪，排连长配备手枪；从步兵连的武器改变来看，的确前进了一步。武器是军人的生命，有了先进新式武器，与日寇战斗才能消灭敌人克敌制胜。此次我步兵团的武器装备更新，对安定军心，鼓舞士气起很大作用，我72团在长武举行短期集训，成为了一支兵强马壮、装备完好、技术提高、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待命出征如箭在弦了。
果然在1943年早春二月，24师接到了西安第八战区命令：“24师于三月20日自陕西邠州（今彬县）出发，途径陕南、陇东、四川至贵州毕节集结待命支援滇西抗日友军战斗，争取于六月20日前到达毕节”……
六、长途行军，病困征途
我团为先头梯队于三月20日自长武出发作长途行军，每天以60-80华里的速度行进，为了赶赴毕节县日夜兼程不停息；翻过秦岭山区到达陕南宁强县20天未休息，加上春雨霏霏寒气袭人，以至连里患病的士兵达20余人，在行进时连排长为减轻士兵负重替士兵扛枪，背负三条枪走路是平常事，照顾病兵医药，安排好伙食……都要连排长共同处理，因此我劳累过度，身染疾病，发高烧至40℃。团卫生队长贺强（湘乡人）处无退热针药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紧缺），只好把我送入陆军18医院救治，当时我已昏迷不醒，幸得随身的护送兵刘闻喜（四川人）向医院院长及时反映为我注射盘尼西林才制止病情恶化，保住生命，如果不及时医疗恐怕我的生命已经被死神夺走了。这是我抗日从戎的生涯中第一次遭遇困难而化险为夷的经历。
在第18陆军医院约住院治疗6天，我即请求出院回部队。经院长批准自宁强搭军车到达四川北部的广元县城，偕传达兵刘闻喜同行，住宿在一家小客舍内，老板姓赵，头发尽白，问其年龄，自云已65岁，精神矍铄，谈话流利，对抗日军人另眼相看，表示敬爱之情。我以因病住院而脱离部队必须追上所属部队才能解决身上无钱行路难之苦衷相告……由于我之言语坦诚有信，获得赵老板同情，当即告知：“前日有中央军大部队经过并停止休息一天后就开走了”。经判断，这是自己的部队无疑。翌晨，告别赵老辞行，当时他告诉我部队行军慢，你要赶上部队不如在朝关（嘉陵江渡口）乘船，比走路要快些”。临行前赵老没有收我二人的住宿吃食费，反而塞给10元法币赠作乘船费。赵老解囊相助，虽为数不多，却是雪中送炭的义举，令人温暖如沐春风。回部队到目的地毕节，我即写信道谢，并汇30元归还欠款及伙食住宿费。在困难中能逢好心人救助，实乃可贵而铭记难忘，故援笔志之。
我自广元县朝关渡口搭船走水路归队，系一只载重约20多吨的运煤船，沿嘉陵江东下；行经昭化、剑阁、苍溪、南部、南充、合川至重庆江北县的，途中在船上住宿两晚，与船工师傅合伙用餐，每餐交五毛钱伙食费，既经济又适用，船行生活也较舒坦。但嘉陵江河床窄狭，水流湍急，船行如箭，时有触礁之虞！幸得掌舵师傅谙水性、技术娴熟，才能履险如夷。兹联句述怀：千里行程三日间，轻舟荡漾万重滩；有惊无险安然过，人到渝州笑开颜。
人到重庆，心系部队行踪，凌晨即去军政部探问。据云：24师已全部到泸州；自忖我是一个因病掉队的连长，归心似箭，翌日凌晨即自渝乘汽车启程，傍晚时分就到达泸州了，放下行囊跑步前往团部向团长报告病愈后所遭遇的情况。他对我说：“归队就好！你马上要去岷江流域的犍为、乐山、夹江、眉山等四县接收三百新兵后，再率领接收兵丁赶到贵州毕节县来”……第二天72团向贵州开拔，我率领三连沿岷江西上与团部背道而驰去执行征兵任务去了。
这次接兵是由四川省政府保安司令部直接派员到上述四县征集壮丁，我连负责检验身体清点人数，有不合格不要。最忙的是军医同志，他们检查体格，只凭听诊器听听，量量血压、看看外表，因陋就简地完成任务。连部则发给军装伙食费（每人一月6元法币），分派到各排编班入伍，三个排长副排长各负责100新兵管理（主要是防备逃兵）；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将接受的300新兵安全带到贵州毕节，向团长交代完成使命。
七、入川整训，佳偶天成
1944年初春，我76军24师三个团奉调自黔返川，师部往宜宾，72团驻五通桥，我所在三营驻犍为县，当时的任务是负责警卫岷江自宜宾至乐山县的交通线以保船只自岷江至长江间的安全航行。夏初72团全部集结长江上游的四川南溪县整训，斯时我已由连长升至三营副营长并兼团军士队队长负责调训全团各连的中下士班长，所教习科目侧重各种兵器使用。先从兵器性能入门，给受训班长讲授理论，而后进行实弹射击，按步兵连所使用的轻机枪、手榴弹、枪榴弹、60炮等武器都要实地射击1-2次。各营的重机枪及82毫米迫击炮连的班长按兵器各异，则分别编成“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加上几个步兵连的三个排，这个军士队的临时编制已是负责军官15人、受训班长200人共三个排的特殊训练队伍了。时间虽仅两个月，由我领导军士训练队，按团部所制定的训练计划通过师团两上级检查考核，军士队的训练任务基本都逐一如期完成了，由此些小贡献受上级嘉奖并晋升为72团少校团副。
在抗战时期上尉以下的下级军官是限制结婚谈爱的，而校级军官则不受此项限制。1944年我年满27岁，能够晋升为少校团副实属不易，尤以是为个人的谈婚论娶可以名正言顺不至违反军队规章，而可以顺理成章地物色对象了。我在南溪驻扎逗留的三个多月，却能巧合地解决婚姻问题，是一件毕生难忘的事。现将其真实情况摘要述之：
四川南溪城内由义街27号是间门面不大经营油盐酱醋以及豆类的小铺子，每天军士队食用的油盐均由司务长负责购买，这家铺子就成了军士队食用油盐的采购地点，还有我团三营七连连长贺明辉也在这家铺子购买油盐。因此我与贺连长相识了这家小铺的店里负责经营生意买卖的孙俊同志（即我的岳父）。经攀谈了解孙翁他系军政部第一残废军人教养院工艺股中校股长，系湖南长沙人氏。他乡遇故乡人所以倍感亲善，因油盐需要交往而产生好感。我当时（1944）27岁时军队中最年轻军官之一，颇受当时人的青睐，贺明辉连长是行伍出身，年已40岁，在三营七连任连长已三年，我时任三营副营长。同事交往日久彼此都了解深厚，因贺连长年长我13岁我则以兄长待之，他与我的同事友谊却非一般……贺连长（妻子随军）关心我的婚姻问题，部队驻扎南溪城时贺即为我考虑物色对象，由于他的推介开启我觅婚成家的观念和决心。得知孙俊老股长有女名爱媛年18岁待字闺中，由于我主动接触孙府的三位老人，取得了他们的初步信任，他们将女儿自重庆召回，我与之认识接触后，经过男女双方的同意，才确定先订婚后结婚的办法来履现的。由我向团长请示报告获得批准，团长王穆派夫人许幻影女士、军需主任何雄及介绍人贺明辉连长参加了我和爱媛女士的订婚筵宴，在宴席上何雄主任传达了王团长“同意先订婚，因抗战紧急部队即开赴前线的原因……待抗战胜利后再结婚……等语。”当时我的表态是：一、永结同心白头偕老，二、是由我供给学费让爱媛到重庆读书完成高中三年的功课求学。凭此简单的订婚仪式和天然的人性良知，竟然在四四年夏季于长江上游南溪的水域里播种“连理植根”，到四九年春天而并蒂花开牵手同行到如今已67年矣，实属难能可贵，是我平生之幸事也（1944-2011）。
八、东下鄂北，布控三峡，阻击长江日寇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侵华作困兽犹斗，在攻陷长沙、衡阳的同时，盘踞湖北宜昌、金门、江陵三处的敌人也蠢蠢思动，增兵像我六战区防御阵地发起进攻，企图威胁重庆……当时我76军所辖的24师、新编第一师已调回四川分别驻扎在宜宾、江安、泸县、内江、简阳等地整训待命。基于上述敌情，我所在的24师即于九月初在泸县集中，乘民生公司的运客轮到湖北秭归三斗坪登陆，由第六战区指挥，派一个团进入秭归山区神农架地区向宜昌之敌游击作战，不分昼夜监视宜昌、当阳、荆门等地区的敌军动态并乘机打击。我服役的72团全部奉命自葛洲坝、南津关对占领长阳至宜都之间南岸阵地与盘踞宜昌、当阳、江陵等地日寇凭临长江对峙作战……
长江自西向东横切巫山，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宜昌位于湖北西部长江三峡的东口，是顺江而通往武汉的港口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寇攻陷武汉后，即用重兵沿汉水、长江西进，攻陷了汉水上游的襄阳城和长江三峡东口宜昌。其企图是盘踞宜昌与襄阳形成犄角阵势以对抗我五战区（老河口为司令部）、六战区（司令部在恩施县）所指挥抗战部队的左右夹击。我所在的24师72团即选择宜昌对面鄢沱溪、白洋及枝江县对面的江口镇等渡口要地构筑工事与日寇隔江对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敌人只能龟缩在宜昌、当阳城内，不敢外出烧杀掳抢。尤其是我军（24师）一共击沉日寇溯江而上的汽艇、木船20余艘次，彻底切断日寇长江水上补给线，导致困守在宜昌、当阳之寇，始终不敢向我部发起攻击。如此，大大地挫伤了敌人的凶气，增长了我军的抗战勇气……还有我76军的驻秭归新一师在长江北岸贴近宜昌的分乡、金竹、远安三县布防，组织精悍排、连小部队发起对敌碉堡偷袭，消灭小股日兵，而常常取得胜利。就这样分工合作从水上陆地对敌主动作战，致使宜当地区日寇只能困守待毙，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为而后抗战胜利我军在阵前迫使日兵缴械投降打下顺利基础。
九、在当阳阵地对日寇120师团宣布缴械投降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承认战败，宣布“在华侵略军（包括海陆空三军部队）向中国政府军无条件缴械投降”……我所在的76军24师于八月廿五日接奉军司令部命令，我军奉命接收当面日寇关东军120师团所占领的当阳、宜昌、荆门、宜城、钟祥、江陵、枝江等地的战场阵地……24师负责接收占领当阳县城的日军120师团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各团接收任务分配如下：70团随师部接收日军在当阳地区各军事据点及其设施，71团负责接收日军第98旅团在宜昌城郊所占据的军事据点及其设备，72团负责接收荆门、宜城二县城及钟祥县襄河边渡口据点及其军事设备。师组成受降先遣队由师参谋长高宪岗任队长率领各团团副及参谋等人组成，于先一日过江至当阳日军120师团司令部接洽受降。各部队应以洽降方式与日军指挥官协议投降事务，强迫日军全军全部缴械投降，不能遗漏。对投降日军官兵应予以保护优待，适时集中安置于一处，组织日军自己解决食宿问题，待命遣返，不得虐待。在受降中如发生日军官兵有反降行动，由负责接收之带队官采取措施及时适当处理之。关于洽降情况，各部队应及时向上级汇报。
八月26日，我72团接奉师命令后，团长王德穆即指派我作为我师洽降先遣队成员。我于傍晚率领副官师桂芳及传令兵王三才、刘大喜等官兵四人（每人均配勃朗宁手枪防身）前往鄢沱溪24师司令部参谋处报到。“师受降组”系临时编组而成的部队，正副组长由师参谋长与主任参谋兼任，其他组员由各团团副三人担任。各团分派日语翻译员1人。师部警卫连所设置冲锋枪排、手枪排、步枪排、通讯班（有报话机二部）组成了这支近200人接受武装连，不仅武器精良人员更是身高体健气宇轩昂，深感战胜日寇之光荣，个个精神抖擞，大有1900年前张飞在当阳桥头大声吼的气概！
1945年八月27日清晨，我随“师受降组”自宜昌南岸鄢沱溪渡江，沿一条乡村小道向当阳县城出发，在行进路上被日寇占领的村镇军事据点，日兵仍在站岗放哨。每到一处我们必派翻译员接近哨兵指示说明。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受降的先遣部队小心谨慎起步通过。这些站岗放哨的鬼子兵，曾是与我军“枪对放，刀对砍，炮对轰的”阵上敌人，如今在去当阳的路上夹道相逢，我们先遣组官兵是“紧握手中枪，抬头望四方，昂首迈步行，胸中有主张”。而日兵呢，只能扶着枪，低着头，倚墙半站半靠地飘着眼珠呆呆地眸望着我们这支威武雄壮、气概惊人的中国军队通过，连头也不敢抬，忍气抱愧地呆着。“兵败如山倒，只有老老实实地缴械投降，争取获得遣返，才是保住性命的唯一出路”。我猜这些日本小兵正在用心思考这一问题罢？
此日（27日）傍晚，我们先遣队才行抵关陵（距离当阳还有10公里），休息30分钟后继续前进，到达当阳县城已经是暮色浓浓灯火齐明了。可是县城里没见老百姓灯光，仅有日军兵营的灯光闪烁。可断言这是日寇把当阳城里的老百姓全部都赶跑，在日寇的“三光暴政”下，肯定又有不少无辜百姓死亡，目睹城内的破庭残壁竖立，自然愤慨万分。
当阳位于江汉平原地区，南倚长江，北连襄樊，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持久战争中，1941年冬随枣会战，我军34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日寇占据当阳及宜昌、荆门、江陵等地区，已三年零八个多月。日寇120师团指挥部选在当阳，所以对在此构筑城防工事非常重视。当阳城墙高约二米多，日寇用铁丝围绕加高约一米并通电，城周围挖有三米宽三米多深的壕沟，东西南北四门设置吊桥，我们进城是经南门吊桥通过的。当阳里看不见一间民房，都被日寇拆了，建成日本式榻榻米式的平房，房屋四周构筑砖砌的掩体，城中央还搭建一礼堂可供三四百人开会之用。日寇自侵华以来，所到之处都要进行“三光”，其残暴之行为令人发指！而这头凶猛的野兽，对自身的享受则毫不马虎了事。这种逞强权、肆抢掠的海盗行为，终于受到公理正义的制裁，遭逢缴械投降之末日到来……我们先遣组入城时，参谋长当即命令警卫连入据礼堂内，并于四周布置岗哨境界以防意外事故发生。徐君连长指挥官兵在礼堂内布置了一个简易的受降场地，大约在午夜12时，参谋长对负责联络的陈复尧参谋说：“受降工作今晚必须开始进行”，如是陈参谋跑到日军司令部引着师团长丹徒青一郎及其参谋长（姓名忘记）入座，我接收组长高宪岗、副组长陈景铭（24师参谋处主任参谋）及各团团副等六人与它们面对面就座。当即由参谋长高宪岗向丹徒青一郎师团长宣读了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部颁发的“阵地接受日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其内容如下：
远东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命令：
（1）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派遣在中国当阳地区的侵略军120师团及其下属各旅团和坦克、飞机、机械设备等军事装备…着即在宜昌、当阳、荆门地区阵地向中国陆军第24师无条件缴械投降；自受降部队（24师）到达之日算起，限于三日内完成交接任务，不准拖延。
（2） 在日军120师团占据地区内，各部队所使用的武器、弹药、手雷、地雷、迫击炮、山炮、野战炮、高射炮等武器以及各个仓库所储存的弹药、炮弹、粮食医药器械、被服装具等必须全数造册移交、不得遗漏、隐瞒或烧毁。
（3） 日军投降官兵不准拒降和制造暴动的行为，如果发生上述事故，受降部队有权就地镇压，格杀勿论。
我们师参谋长高宪岗以严肃庄重的神态宣布接收受降命令时，日军师团长丹徒清一郎马上站起来立正聆听，并点头“哈衣”（日语“是”）表示接受命令，当即呈交了宜当地区日军各种军事阵地的配置图以及粮、弹、军用品仓库所在地。先遣组向日军宣布下达洽降命令像紧箍咒一样震慑日军，为下一步到旅团、联队开展接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十、在荆门接收日寇97旅团投降，并遣送日军俘虏六千余人
受降完毕，师参谋长向我72步兵团下达命令如下：（1）步兵第72团自即日（8月28日）起开赴荆门、宜城两地区接收日寇关东军第97旅团所占据的荆门、宜城两县阵地，负责解除武装，接受投降。（2）注意接收时要严密戒备，防止暴动，如果发生日兵暴动，应适时镇压，决不宽容。（3）在日军具有诚实行动，缴械投降后，应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不准打骂或随意杀辱。（4）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投降日军官兵，应编队集中管理，让其自爨自炊，保障生活不受冻挨饿。（5）受降接收完毕后应将实际情况报备为要。
我受命回团，已是八月29日凌晨，将命令呈阅团长批示，他马上召集副团长陈光焘和我三人具体研究师发“阵前受降命令”，贯彻执行的步骤是：（1）先赴荆门接受日军第97旅团投降，由邓团副率领团部副官汪兆飞上尉、翻译员蔡XX及警卫排全部士兵，组成先遣队。负责完成受降任务，并立刻出发。（2）团直属部队和一、二、三营以战备行军阵势由二营充当前卫营，紧跟先遣队行进，加强戒备协助先遣队受降，以防事故滋生。
我在当日清晨率先遣队出发，到达荆门已是晌午时分午餐后入荆门县城直捣日寇97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原贤贺及参谋人员们，早已集合在该旅团等候投降了。我向他们宣读“缴械投降命令”后，旅团长马上呈送一份97旅团荆宜兵力部署图，由翻译负责讲解。好在日本通用文字是汉字释义，片假名发声，我在军校时曾学过日文基本能看懂，但读不出准确的声音，则由翻译转告日人。回忆当时日军在荆门宜城的兵力部署情况大致如后：
（1）97旅团司令部及警卫连，野战医院，粮弹补给站，安慰所等单位，分别驻扎荆门城内，其炮兵阵地选在与荆门以北象山高地上。
（2）第一联队在宜城县城布置了主阵地，派出一个中队驻守板桥店。第二联队在荆门以北的石桥与子陵铺构筑阵地向远安县方向警戒作战。第三联队布阵地于荆门城南的石牌、团林以及设在汉水西岸的冷水镇渡口的仓库的保卫。
我将日军97旅团的兵力部署图呈报团长王德穆后，团部即发布命令：日军97旅团所属三个联队所驻防阵地由我军在阵地迫使缴械投降，兹分派各部队接收：第一营负责宜城线板桥店等地之日军97旅团第一联队的缴械投降任务，第二营负责接收荆门以北石桥、子陵铺两地日军97旅团第二联队的缴械投降任务。第三营负责接收荆门南边的石牌、团林以及汉水西岸冷水镇渡口日军97旅团第三联队的缴械投降任务；团直属队由我指挥负责接收日军97旅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象山炮兵阵地的缴械投降任务；各营及团直属部队，对缴械接收的武器弹药、被服、医药等军用品，应由日军如实造具清册交接收，不准遗漏或截留不交；日军官兵投降缴械后，由接受部队编队集中管理，待命遣返，不准打骂或肆意迫害，如发生暴动则相机镇压，注意避免伤亡。
在72团负责受降的任务中，我觉得有几桩事情是自己亲见亲历，亲自执行，应如实记录以示不忘。其一是行动快速，当时我师系宜昌南岸鄢沱溪至白洋的守江部队，江防阵地连延百公里。72团从鄢沱溪渡江经当阳至荆门距离约100公里，8.15日日寇宣布投降，八月23日24师接到受降命令，24日72团渡江至当阳接收日寇120师团投降后，又日夜兼程以战备行军赶赴荆门已是八月26日才开始接收日军97旅团驻扎在荆门、宜城的三个联队。仅花三天时间，将接受任务完成。这是72团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行动快捷，克敌制胜的充分体现。
其二是关于遣返日军的措施，我作为72团团副，先是在荆门负责受降日军97旅团及三个联队的阵地接收任务完成，紧接着又负责遣返日军的工作，在荆门的投降日军官兵及随军家属加上慰安妇（日籍）30多人，共计约6000余人必须要安排车辆船只送到武汉集中再分期遣送日本。72团团长研究决定设立“陆军第24师72团遣送日军第97旅团投降官兵指挥部”，指挥官由团副充任，另派三位副指挥官由本团一二三营副营长分别兼任。各营派一个步兵排归各副营长指挥担任警卫工作。
我接到遣送命令，马上召集三位副指挥官研究遣返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选定日军待遣官兵驻地，让她们的吃住问题解决后分批逐步遣送。首先拟定编队方案，将六千多投降的日军编为四个遣返大队，原97旅团三个联队长，分别担任第一二三遣返大队长，我团三个营的三位副营长分别担任一二三遣返大队的督察长。97旅团直属部队编为第四遣返大队，大队长由97旅团原参谋长充任，督察长则有团部上尉副官汪兆飞充任。每个遣返大队各分派1500人。各大队变成五个中队，每个辖300人左右，设中队长1人排长若干人。四个遣返大队长在督察长的指挥督导下，自行选派中队长、排长、班长，并造具名册三份送呈投降遣返指挥部备用。
遣返指挥部召集了日军97旅团三个联队长及参谋长开会传授遣返命令，并将督察长介绍给大队见面授权，用书面颁发“遣返编队办法”各一份给大队长，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表态都使立正站起向我鞠躬致敬口说“哈衣”，仅花了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安排好船只和汽车送到汉口集中回国。抗战八年，穷凶极恶日本强盗在中国大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从旅团长到士兵，被我团解除武装，缴械投降，面对面和我们打交道，个个垂头丧气、服服帖帖，一幅可怜兮兮的相貌令人厌恶。正义终于打败邪恶，强权总归服从公理，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强盗，从此报仇雪恨，扬眉吐气了！为我中华民族独树一帜而雄踞东亚而自豪。
其三是我到沙市接管日军一个劈刺训练场地时，看到场内竖立着一排排的木桩，木桩上满是污黑的血迹，听附近的老百姓告诉我们说：“这是凶暴的日军经常用我们被俘的官兵或者无辜的老百姓捆绑在木桩上，作为练习劈刺的对象”。日军投降后，老百姓对鬼子兵深恶痛绝，恨之入骨，曾扬起扁担锄头追打投降后的日军，我们负责接收的官兵们常常要耐心说服，进行劝阻和制止。这是日军侵略在中华大地所欠的血海深仇，怎不教人悲愤难已思索报复。
其四是我们把日军投降战俘，押送汉口时，其遣送交通工具有三分之二是租用的民船，租用民船需要租金，要部队负担是个难题，恰好我部在汉水西岸冷水镇渡口接管了一座日军仓库，里面装满了大米、玉米、高梁等粮食共约四五百万斤，在抗战中老百姓躲兵最缺粮食，我们把仓库储粮用一部分发给老百姓，用一部分作租用民船的租金，不仅受到当地百姓欢迎，也解决了实际问题圆满完成遣返任务。
抗战八年，我浴血战斗五年。既保卫了黄河又捍卫了长江天险，终于赢得最后胜利，能够在战地阵前迫使鬼子兵缴械投降，而且亲自做了遣送日军官兵回国工作，面对面指挥这群残暴骄横的日寇，令其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从而饱尝了报仇雪耻扬眉吐气的滋味，至今回忆往事，仍然是长留欢乐在心头的感觉。
十一、高举义旗，返朴归真
1946年初，我76军奉命开往陕西归还胡宗南部队建制，在西安市担任城防约四个月，六月间调驻陕北三原、耀县、铜官之线，对陕北边区进行监视。这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开始。可共产党的八路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在华中华北西北等地不断地擦枪走火，经美国的马歇尔参加组织军调小组到山东河北山西等省冲突地区进行调解无效，从而拉开了国共“兄弟阋墙“的内战；1947年三月胡宗南全力进攻陕北，我所在的76军24师全军投入内战，从陇东的庆阳、华池由西向东攻打延安，而后又南向北自马栏镇、黄陵、宜川、延长、延川打到清涧、瓦窑堡止步。随后76军退回关中地区又参加48年冬天蒲城县永丰镇战役，49年春天郿县宝鸡战役，胡宗南部队败退汉中后已是49年三月，我从24师调到98军司令部任中校参谋兼械科长。49年12月由98军军长刘劲持带头在四川蓝亭、中江地区参加了由第七兵团司令长官裴昌会组织的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我随部队在中江起义，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刘劲持军长与共产党派来的军代表边固同志传达了贺龙司令员的指示：“起义军人就是革命军人，只要认真学习，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共产党人的声音，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清醒剂”为我治心病。
起义后，我被送入“西南军官团第三中队”（约180人）学习，这个三中队学习的成员均为起义部队98军校级军官。领导我们改造学习的政委姓燕（名字忘记），他是负责接收起义部队的军事代表之一员，所有学员都呼叫他“燕代表”，他对我们的改造认真负责，态度严谨和善，经常与学员个别谈话，更是平易近人，我在三个月的改造学习中，燕代表与我个别谈心六次，从家庭出身到在军队的任职情况，都很仔细地询问；特别是对用书面交代历史罪恶和实事求是检举别人都要求非常严格。这对我们这些旧军官的思想改造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在三个月的学习改造中，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初步认识：由害怕交代历史罪恶转为大胆交代不留尾巴；由恐惧心理转变为靠拢组织力求进步的表现。学习三月结束我被调起义部队117师431团任营长。50年10月，部队自四川中江北上，到甘肃天水与解放军第七军合编。部队经过川北高地涉过汉水徒步行军，直到50年底才抵达天水。合编后已是1951年元月，我被送到西安王曲解放军第二高级步校学习；我的家属（蔼园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定一）则安置到第七军妇女学校学习。我在步校学习至51年12月结束，学校没有安排工作，以“一般公民待遇”资遣回华容原籍。1952年我到华容集成院团城乡报到。乡长马春林、农会主席陈光树按人口三人分田（我与妻儿共三人）共计有6亩水田。于是我开始了务农生涯：通过手胼足胝、春耕夏耘的劳作，秋收了稻谷2800多斤，除去种子、耕牛费、请人帮工工资、自己的吃食开支等消费。一年的劳动仅剩余了300斤谷，田里的收谷按当时农民种田的亩产量并不算低。由于自己作田不里手，插田扮禾都要请人做，消耗大一些，自然结余少。我虽然人累的黑瘦，但通过农耕重体力劳动身体也锻炼得结实健壮了。这是我1952年回华容种田情况。
十二、解甲回湘，创办民校
1953年春节，蔼园自长沙携带定一到华容与我团聚，她是利用寒假而来华容的。乘此时机，我将家庭情况向团城农民协会、乡政府的马春林乡长和农会陈光树主席反映：“我爱人是长沙小学教师，我们不应该两地分居，我请求迁户口到长沙去共同生活……”。乡长、主席对我的情况很同情，准许迁出；由乡人民政府上报县政府批准，由华容县公安局发给迁移证，于1953年正月迁移到长沙市定居，与妻儿团聚。能如愿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深深感谢华容的乡县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和照顾……同时又感到我随部队举义旗红巴蜀，得以返朴归真投向人民。但毕竟江山改色，物是人非，受新旧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期而然地被淘汰，必须走自立自强之路以自谋生计。正愁无业养身，何去何从？徘徊焦急之际，幸堂内兄孙若愚之策划，邀我和曹麟、全朝钰等（曹、全二位均系旧军政人员）人合资合力创办民校，以适应解放初期，工人们虽政治上翻身当家作主人却缺文化难以适应新的工作而迫切追求学习文化的需要。为了适合新时代的工人的需求，藉以解决自己的职业问题，所以才敢大胆创办补习文化的学校，做一举两得的事情。功夫不负勤耕人，社会办学之风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长沙兴起，也惊动市教育局局长魏泽馨。他亲自到各个补校视察，成立“长沙市自学委员会”（主任系黄珊人）指导各区民办学校的管理和发展事宜。
我们所创办的补习学校，开始称“桐荫补习班”，继称“文翔补习学校”，接着称“文翔民办中学”，最后与长沙市东区的民办学校合并称为“长沙市民办文建中学”。办学六年发展为自班到校，先授小学课程，后发展为教习中学课程。学生人数则有1200余人，设立教学班20多个，有点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亦由教员升任教导主任，负责教学工作安排。至一九五八年文建中学与长沙市第十四中合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学习，个人职业由此成为教书育人的园丁，深感荣幸。
十三、在错案中坎坷20年
谁料好事多磨，一九五八年寒假“整风反右”政治飓风漫卷神州，我被陷入漩涡，错划为“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并由长沙市东区法院判处管制三年（自一九五九年元月起。平反后由东区法院改正错判）。这次所遭遇的政治厄运，竟使我长达21年之久被列为专政对象，过着“南冠楚囚”、画地为牢的限制生涯，我在1980年写了一首七言古体诗《落实政策忆往》云：
曾戴南冠作楚囚，如磐风雨卅经秋；逢三隔五查思想，无偿多劳似马牛；每次运动台前站，挂牌陪斗街上游；子女株连称黑类，弟兄划界竖亲仇；造反有理江河泣，人情法治古今休；手捧宝书口诵德，心尚愚忠事斗殴；缺衣少食票限量，打砸抢抄却添筹；学生散学皆下放，干部牛棚度春秋；文革十年无休止，忠良迫害鬼神愁；幸有广安贤哲出，三中会解倒悬忧。
注：广安，邓小平故乡四川广安；“三中会”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这首古风中可以知晓我在政治风暴中的坎坷处境，由于自己对时事的认识明白无误，能够坚持从劳动中改造求生存，与老伴同心协力，培育子女成材成人，自立自强，奉公守法，听党的话老老实实待人处事。因此，我和我的儿女们，才得安然无事，渡过“十年文革”这一政治天险的生存难关……
十四、政策落实，重见光明
语云“乱极必治”，又说“否极泰来”；果然，泱泱华夏神州政治大局发生变化；而应验于1976年的冬天。邓小平公东山再起，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指针，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理论，果断地“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雷厉风行，人民中国呈现勃勃生机。在千个万个蒙冤受害者其中之一的我，也理所当然地沐浴于政治春光普照下。被错划的“历反分子”与“右派分子”的两项政治大帽，经长沙市委政策落实办公室和长沙市东区人民法院（现为芙蓉区）两单位分别颁发了“右派摘帽通知”，与“纠正错定历史反革命通知”（此两项文件已保存）。这两件通知所起的作用是：先前起义人员待遇每月发生活费20元。随后被安置到长沙市郊区（现为雨花区）“湘岳帽服厂”以三级工待遇，任“郊区工业局职工补习学校”主任教师负责管理教务，聘用老师为全区各厂职工轮流补习初中程度数理化、语文等四门功课（我担任语文课教授）。经过一年的教师工作，我仅是“以工代教”，没有安排回原单位。至1984年“长沙政策落实办”复查纠偏，又再次为我落实政策，“返回原单位——长沙市第14中学（现田家炳实验中学），恢复教师职务按原中教六级工资待遇退休”。2002年4月长沙市教委审查退休老师职称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为依据，办法授予“高级中学教师”职称。
在我的政治地位恢复之后，湖南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吸收我为“民革党员”。“湘省黄埔同学会”批准为“会员”。随着这些连串性的政策落实，我的政治生命才得以完善复苏，随之而来的精神生活获得舒畅，物质生活也取得了共享，若久旱逢甘霖的禾苗，自然生机勃发、气势盎然！为我的黄昏晚年幸福生涯，提供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舒展空间。
十五、发挥余热，老有所为
余自落实政策后，移居雅塘村（1983），“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人乎！故在进入七十高龄之际，争取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做了有益于社会的义务工作……
其一、应雅塘村居委邀请，出任13栋栋长兼村文化委员、卫生委员、负责居民点环境卫生和兴办图书室的工作。
其二、请辞了居委会文化委和卫生委，由奎塘办事处聘任为“圭塘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之职，历时四年（1989-1993），对街道办事处所辖居委会的青少年学生进行走访帮教，在寒暑假期间，举办小型知识竞赛，并发动“写作文出专刊张贴墙报”、“书写黑板报”等活动……并与驻雅塘村的广州军区后勤部联系邀请离休老干部马勇师长讲述“抗日战争故事”，以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思想与拥军爱民意识。
其三、我在1991-1993年的三年里，代表雅塘村居委会协助长沙市有线电视台（后发展为湖南省电视台）的安装工作，于雅塘村、自然村、三十七中等地区发展用户共约2700余户（每户收根本安装费200元，每户发放劳务金百分之一即两元钱，为居委会创收，我只报销公交车费）。最遗恨的事是在1993年二月22日上午去左家塘“市有线电视安装办公室”办理结账手续完毕乘6路公交在长重（长沙重型机器厂）下车时，被拥挤的人群推到跌地，以致遭受左腿股骨骨折，导致住院一年。虽然逐渐康复未锯腿成残，但酿成了左腿麻木后遗症至今，我为公益事业克尽绵薄，遭车祸而无怨无悔，坦然处之，仅婉辞了街道办居委会的各项义务工作以安心休养。
其四、自1980年冬，我参加了长沙民革在雨花区总支部，过组织生活、曾撰文参政议政。同年又参加了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南区分组的筹建工作……受到民革上级组织和省黄埔同学会等处分别授予“优秀党员”、“优秀会员”的奖励称号。
其五、自1994年春天，和去台湾的黄埔同学杜品武、李梓良、马增福、刘子敬、董继礼、吴才斗等六位同队学友取得联系通讯问候。并互相寄贺年卡庆佳节，互赠诗书画作纪念。其中李梓良先生是退役后的书法家，创办了《墨池》书画刊，书写《小篆》字体出版发行……又承传薪火教育后继学生。他所创作的《墨池》刊和《小篆》字帖均邮寄给我永留纪念。又如杜品武先生曾任台军军长，与我以诗书画联谊多至12年未间断。2007年我90诞辰时，寄我山水画一幅题云：“兄弟阋墙未走人，落的全家几沉沦！三反五反未扳倒，文化革命仍幸存。改革开放始获救，政策逆转济世人。从此寄情诗书画，全民公沐邓公恩”。我以文会友与在台湾同窗好友互通信息。我以祖国大陆发展蒸蒸日上的形势告知，又将我先苦后甜的黄花晚景真实情况通报。这对台湾的和平统一，至少可以起到“消除误解、澄清视听”的作用。
十六、壮心犹存，吟诗励志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的人生旅程，已经历了九十五茬的樱桃红芭蕉绿；以前的62年（1917-1979）历经风霜雨雪，陷入重围，黯然神伤，不知所终……后来的33年则是欣逢盛世，春满人间，若大旱润甘霖，老树发芽生出新枝，有黛绿如茵，生机勃勃之势。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受唐人李商隐《晚晴》诗的启迪，自知年届古稀更应珍惜暮年光景，抓住机遇，自觉地从事于“老有所为”和“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上述三件事情，链接其六项，则是“重温文史知识”、“挥毫泼墨”、“赋诗填词”，以充实老年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吐心声，消块垒；这一颐养天年，怡然自乐的善举，当殚精竭虑而为之……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孔夫子对创作诗歌的精微指箴。创作圭章，传诵流芳，对后世骚人墨客影响特大，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写诗明志。
自1979年执笔作诗，放眼世界，耳听八方，着重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通人和，改革开放，百废俱兴，民乐小康之盛世微言。即兴联句，缘事而发，特别是亲历亲见的人和事，如国庆、党生辰、建军节、纪念伟人、港澳回归、台湾和平统一，亲友联谊次和，四时八节之更替，生物生态之描绘等项，均择要行吟以志之。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怀”，在我的生理年龄62岁开始（1979-2011），撰写了五、七言诗360首，五言七言古诗15首，词118则，合计诗词493首则，外加楹联82幅、祭文诗四篇。自知学识浅薄，掌握诗词创作技巧尚少，加之天资愚鲁，灵感难觅，以致佳句雅言不多，但在温故知新，洞察物理人情，理解社会发展，激扬诗词文化，鼓励老年人老当益壮之心。培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从而体现与时俱进，则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岂容忽视也。
我的诗词虽谈不上是凌云健笔，但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诗圣之名句哲理，意味深长！理应百倍地镇中和爱护自己呕心沥血所创作的诗词作品，用硬笔自书扉页复印成册，命名为《岚光诗词稿》。其名称的由来是以我的原名“辉岚”，字“光澍”，各取一字而凑成，其寓意为“人生吸取了山间大气，被太阳蒸发而产生耀眼之光辉”……诗稿含意，不仅是欣羡自然环境幽雅，风光无限，而凸显的是于黄花晚年得以落实政策，沐浴光辉，光景鲜妍，有晚景攸香其乐融融之感！
《岚光诗词稿》系我亲自书写的近五百首诗词楹联，其中有三分之一（实为130篇）被《北京黄埔》、《湖南黄埔》、《白湾楚骚吟刊》、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艺芳晚晴》、《雨花诗词》《北京20世纪中华诗人代表作》、《北京盛事盛典楹联大观》、《湖南民革》、《长沙民革》、《夕阳心声》等十家刊物分别及时登载……为了保持诗词稿的原汁原味，做到节能减排，而不宜出版成书以避免附庸风雅之嫌，仅仅复印五十余份，馈赠于子女、女婿、孙辈和至亲好友们鉴赏。以人情载物、人性酬情，立细微之言以自勉励耳。
十七、伏枥老骥，幸福晚年
我出生于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成长于国民党主政时代，受困于中共的“整风反右”与“文革”运动大劫大难连接的20年。在这20年里，我和全家人都过着画地为牢的笼中鹦鹉般的限制生活……尝试着“四人帮”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的苦果。我神州大地已蹈入阴曹地府而别有天地非人间也！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上采用宽厚政策，大胆转移阶级路线，平反建国30年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冤假错案”，更改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阐述清明政治观点，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宏观理论，按照“三步走”的路线，引导国家经济腾飞，人民步入了小康生活而致富。30多年飞跃发展，泱泱华夏已是“金砖”大国，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堪称雄踞东亚飞跃发展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和富庶安康的强国……
我生在20世纪初开纪元的一九一七年，在人类生存生活中荡漾95载，目睹了炎黄子孙的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经历过铁马金戈、克敌制胜的抗日战争和兄弟阋墙、煮豆燃箕的内战，还亲历了国家改朝换代轰轰烈烈的残酷斗争，还亲见了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发芽生根变幻无穷，真乃世事如棋局局新，高深莫测难以忘怀！有幸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30多年里从多难兴邦中，拨乱反正，脱贫致富，由弱转强，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可爱，开创了中华民族海晏河清的盛世。超越了封建帝制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的局面，可谓“空前绝后，震古烁今”……
如今我已九五高龄，皓然白首，老态龙钟，形体虽衰，而意志犹健。值得记述的是，在垂老将终之前，犹能丰衣足食、医药无虞、享受着太平盛世以及陶然自乐的晚年生活，实属难能可贵。忆往思今，感慨万千；故而不惜浓墨重笔，详细地书写长篇《回忆录》以作我平生一世遗留之笔墨痕迹以铭心励志……现已打印成篇，分发给定一、浩一、琼一三位儿女，作为遗物保存是为至嘱，并赋小令
《鹧鸪天》一首作结。词曰：
龙马精神励老夫，虔心悟学不离书；
头童齿豁容颜改，黄卷青灯倍觉舒；
磨翰墨、觅明珠，报刊经史汇琼琚；
行年九五鸣心志，明德修身道不孤。
——完——
九五老叟 邓横波脱稿完篇于二零一二年元月 金鹰小区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