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婉明：舐犊遗憾——《星国恋》的流亡叙事及其他
流亡、政治和个人生命史经常是盘根错节缠绕的共同体，《星国恋》是个主打舐犊深情与遗憾的流亡叙事。新加坡政府禁映这样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权纪录片，却使国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满足好奇心的举动，变相地为原来受限于小众的传播形式，进行了“国家级”的宣传。许多人心里有数，《星国恋》与其说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元素，毋宁说此举乃另一种舐犊情深的表现。
在国外影展屡获奖项的人权纪录片《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经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审订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级别，顿时未映先轰动，特别是当该片在邻国马来西亚几个城市公映时，吸引不少国人越堤观赏，挑战了边界对禁令的效力，也相当程度呼应了影片所突出的流亡与疆界主题。
《星国恋》被禁映的消息传出，许多人为文谈论政府此举及其必要性，除了网志、布落格贴文外，连官媒也刊登了数篇观点还算中肯的时评，一时热闹极了。而政府方面则有最高规格的回应，总理李显龙指马共的斗争是暴力，他们假议会路线之名行武装夺权之实是已无异议的历史记录，尽管有人为了取得博士学位而持相反的观点。
《星国恋》定位为人权纪录片而非历史的。片中乃以9位流亡者（及其他政治扣留者、家属）的生命经历为主轴，贯穿连结成一篇流亡叙事。 9人分居伦敦、曼谷、合艾和勿洞等地，他们分别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不同的政治事件中逃离新加坡，其中6人具有马共身份，有两对是夫妻。除了上述地点，导演陈彬彬还奔走在新马泰各地采访其他人士，出席新书推介、丧礼及追悼会等活动。本土左翼历史是陈彬彬多年关怀的课题，《星国恋》只是这个关怀的进一步探索和跟进。因此，它所呈现的面貌，理应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成熟的思虑。而我看不出来，《星国恋》在整体构思、取镜和剪接上有太鲜明的政治意图。
生命点滴为主轴的流亡叙事
《星国恋》主述流亡。片中的流亡叙事以生活点滴而不是政治，甚至不是历史为主轴。影片首先从何元泰的家庭生活展开，美食即乡愁；然后洪瑞钗医生叙述她与亡夫邱甲祥在流亡前夕结婚的经过；镜头转到泰南勿洞刘波丧礼的现场，黄信芳谈滞留或老死在异地的新加坡籍同志；接着陈华彪回顾他被扣留一年后作出逃离新加坡的决定；洪瑞钗再谈她35年的流亡生涯与乡愁；陈华彪说有朝一日，他要携着当年带出来的那两口皮箱重回新加坡；然后何元泰谈初到英伦的苦楚，因流亡身份年届60才敢组织家庭；陈华彪述说在英国学法，希望成为律师返回新加坡，而国家却褫夺了他的公民权；陈喜金和叶婉珍夫妇讲述为了躲避1963年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结果“被逼参加马共”，和谈后不得回返，惟有入籍泰国；洪瑞钗谈亡夫邱甲祥的家书，以及他坚定保有灵魂的意志，她从邱的实践和态度体会到自由价值无国界；何元泰的妻小得以入境新加坡，他却在长堤对岸望国门兴叹；他讲述要让幼子取得新加坡籍，未来回国服役，无奈条件不符；陈新嵘对着镜头宣读〈转籍随想〉；洪瑞钗从黎巴嫩的战火中体会到世代流亡者赖以求生的信念；陈华彪在吉隆坡办新书发表会；贺巾和苏世华夫妻谈部队生活点滴，他们作好战死的准备，没有想过分离15年后还可以跟孩子们重逢；在吉隆坡，洪瑞钗和朋友们共聚在林福寿医生的追悼会上；已故陈仁贵律师的夫人开车载着洪瑞钗前往探访赛·扎哈利(Said Zahari)；赛的狱友陈国防谈他系狱4年半释放，出国深造4年后复返，赛还在牢里；何元泰高龄94岁的老母来到新山团聚；最后，洪瑞钗假设若这一切都没发生，她应该会成为重要人物，赚大钱，生养孩子，免除母亲对她的心痛。
纵观影片内容，除了陈华彪和贺巾夫妇的谈话有比较多政治与历史叙述，其余受访者更多着墨于流亡生活，或更确切地说，他们在述说着被剥夺的舐犊深情。如同陈彬彬所声明，她拍摄这部影片是希望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国家，“通过探讨被放逐的以及无法被代言的人与事，来了解我们何以走到今天”，《星国恋》是一部以人性和人权关怀为出发点、在国家版本以外的更大范围，对历史进行最初步的自我探索和记录。严格来说，《星国恋》的整体呈现无论在政治或历史的部份都稍嫌薄弱，尽管有字幕的补充和辅助。对没有背景的观众而言，观赏此片既容易又困难。大量生活细节的描述很容易理解，那些日常的琐细、亲情的流动，甚至疆域的隔离，都有很明快亲切的表达：流亡即离散。但也有很混淆、难以消化的部份，例如各流亡者的世代及个别背景殊异，他们因涉入不同的政治事件，然后通过不同的逃亡路线，以极不相同的形式展开各自的流亡生涯，因此有人走向更自由的国度累积自己的能量，有人则走入枪林弹雨。如果观众对这些历史背景没有掌握，基本上不容易进入状况。
人权纪录片直接且严厉控诉国家暴力相当常见，但《星国恋》并没有采取这种姿态，或许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事实上影片的流亡叙事，除了围绕着流亡者对国家斯土的思念与爱，他们为信念所付诸的行动以及所付出的代价之外，有更多的家/日常叙事，包括他们如何在异地摆脱生活的困境、如何调适流亡心态、如何坚定自我心志因应思想危机、如何面对家庭离散亲子分离的煎熬等等。我因研究关系，在田野接触过影片中某几位受访者，又透过零星的文献阅读，对他们的流亡叙事有多一些延伸的认识。事实上流亡者作为公民之前，他们首先是个人，是父母子女，而流亡处境必须割舍的伦常与舐犊之心，其内心的挣扎、遗憾与伤痛，远比他们所能表达的深刻。
流亡处境与国家斯土之爱
影片中那场丧礼的逝者刘波，本名刘南生，1963年经组织安排离开新加坡，终其一生没有再复返。他先后在印尼、中国（湖南〈革命之声〉电台）以及泰南（部队）展开流亡生涯，1989年马共签订和平协议后落脚勿洞和平新村。根据海凡着《雨林告诉你》（吉隆坡：文运企业，2014），刘波跟许多新加坡籍的同志一样，因为家人离开当年的家园搬到组屋区而失联。海凡的母亲为了祈求孩子平安，走遍岛国无数寺庙，当她奇迹般跟孩子重逢后，回庙里还愿时遇见同样来求神明庇佑亲人团聚的刘波家人。刘波去国流亡将近30年，行踪成谜，家人仍怀抱着他仍生还的希望，告求菩萨。类似这样的数十年骨肉分离生死茫茫的故事，对流亡者及其亲属而言，都成了椎心的日常。
贺巾、苏世华夫妇的流亡故事，可见诸贺巾自传体小说《流亡》（吉隆坡：文运企业，2011）。尽管他宣称小说情节不拘泥于历史事实或真实人物，但《流亡》确实是作者以自己和妻子为男女主人公的原型，参照其他文献一起阅读，其内容与人物均可对号入座。贺巾夫妇在印尼流亡期间过得平静又正常，夫妻在海岛执教，养育三名子女。他们几乎被组织所遗忘，但他们却没有趁机脱离，反而设法找回组织关系。重回组织的怀抱必先“破家”，不能“死抱小家庭不放”，于是子女“归公”，由组织派员教养管理，改称自己的父母为“叔叔”、“阿姨”。书中贺巾对孩子们“归公”后的生活变化有相当多描写，就读者／研究者的角度，我对父母在革命理念与亲子之间的取舍颇有不谅解，但贺巾夫妇却是我所见过最正直纯真、最让人感到温暖且最具有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的马共成员之一。事实上这类不近人情的抉择，俨然是马共历史的一部份。
洪瑞钗医生在影片最后提到母亲。根据其父李菲的传记《大地沧桑》（新加坡：新华文化，1997），母亲因为她们夫妇流亡海外的处境，“因愁而病倒”，得悉她到黎巴嫩担任战地医生，更是“焦急和懮虑令到她差点要发疯”，常因担忧而不能成眠，“半夜三更起身啼哭”。 1990年母亲突然骤逝，散居各地的子女赶回来奔丧，唯“长女则不知滚到什么地方去了，拍了几次长途电话都不通”，等联络上时，母亲的后事已办完了。我们可以感受到父亲多年后提起此事语气仍带微愠，但我们不知道即使及时通知了，流亡女儿要如何处置丧亲与被拒于国门的难民状态。这也是所有流亡者内心最深切的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槟城的洪妈妈，事实上是著名的马共第一代女战士李明（非后来的“传奇李明”刘凤珍）。李明是马共中常委黄诚之妻，黄诚不幸于1942年病逝狱中，李明则坚持到1945年抗日胜利出狱。战后李明脱离马共，和李菲结婚，专心养育子女。在她身后，李菲整理出版了她的日记《浮生漫记》（新加坡：新华文化，2001）。然而作为流亡者的母亲，洪瑞钗医生这位积忧成疾的母亲，跟刘波四处求神的母亲、跟何元泰越堤来聚首的老母、跟收到邱甲祥家书说不愿出卖朋友而不能回去的母亲，她们一样都是心碎的母亲。
流亡、政治和个人生命史经常是盘根错节缠绕的共同体。 《星国恋》对我而言是主打舐犊深情与遗憾的流亡叙事。新加坡政府禁映这样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权纪录片，基于此而使国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满足好奇心的举动，变相地为原来受限于小众的传播形式，进行了“国家级”的宣传。许多人心里有数，《星国恋》与其说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元素，毋宁说此举乃另一种舐犊情深的表现。
潘婉明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感谢魏月萍老师推荐此文，作为定海谈029活动的参考。
相关活动：「定海谈」
播放：《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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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4.11 周一 19:00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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