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陈启新：《振兴中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梁钊韬》

2016-06-24 陈启新 人类学乾坤

梁钊韬与人类学

【编者按】
今年是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梁钊韬先生(1916.6.26—1987.12.2)的百岁诞辰。为此，人类学乾坤编辑人员特推送陈启新教授的大作：《振兴中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梁钊韬》，以纪念梁先生的百岁诞辰。

一、少年立志　求学深造

梁钊韬先生，字逸之，1916年6月26日生于广东省顺德县高辉乡北头村的一个商人家庭，父梁桌庭，经营煤业，因为勤勉，资财渐富，成为广州市第一家大煤店。父前后三娶，母余琼玉为继室，入过私塾，颇知书达理。先生为幼子，父甚疼爱，但受兄嫂歧视，余氏也常遭奚落，家庭欠和睦。其父年迈退居家园，煤店交由长兄经理。然因长兄沉迷于鸦片，不善谋划，以致营业不振，终因投资台湾开煤矿及承办官煤而破产。1939年，父病逝，家境衰败，城市亦无产业，仅遗乡间桑基鱼塘30余亩。同年，兄弟析产分居，各自独立生活。

梁父在经营煤业时，曾主张工业救国，破产后深知商途艰险，官场污浊，因此时时教诫儿子长大“一不做官，二不要经商，而应矢志力学从教”。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为送儿子读书，不惜倾尽私蓄，常勉励其刻苦求知。梁钊韬先生年幼时，长兄曾在父亲跟前要其攻读英语，使能早日在海关邮政方面服务，但梁母极力反对，要他入依学制的学校读书。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之有今日完成我国学制中的一切阶段，实以当时吾母与长兄争持为关键。”在双亲的谆谆教诲下，先生即“立志于学业，致力于教育”。

1922年秋，先生入广州河南培英小学，1926年8月转到南武小学，后就读于南武中学初中，1931年秋，考进广东法科学院附中高中。先生为不辜负双亲的渴望，并抱着“替母亲争气”的心态，夙兴夜寐，自强不息，每试前茅，终以优异成绩送走了中小学时代的寒窗岁月。

1935年，先生怀着求学深造的愿望，而母又“常以用功读书做一个好人，不要为兄嫂看轻”相勉，遂考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在厦大的学习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在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郑德坤教授及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的影响下，先生却深深地爱上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并笃志刻苦攻读而学有所成。

1937年，先生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得到了享誉国内外的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知名的百越民族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和著名的先秦哲学史专家朱谦之教授的多方指导，努力开展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探索。时值抗战军兴，政局多变，先生有感于时势，一方面以史为鉴，勤学苦练，探究解答社会问题之途径；另一方面又“以历史上朝代兴亡比于家庭成败，内外家族之盛衰了如指掌，甚有所感，故益加奋勉，慎思潜读。”

1938年，先生踏入大学四年级。是时，日寇猖獗，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他目睹广州被敌机狂轰滥炸的惨状，益加愤恨。于是奋笔疾书，写了题为《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的文章（载《更生评论》4卷2期），以论证“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要在这不合社会思想条件下而失败”；“社会主义者反对黩武主义，但又主张御外侮的自卫行为，社会主义者应与中等阶级组织联合战线共御大敌，成立国际民主阵线与之对抗”。表现了一个爱国大学生的正义感和行动，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朦胧认识。

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中山大学奉命向内地西迁，初迁广东罗定，继而改迁广西龙州，最后寻址于云南澄江。先生等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因生活困难，曾在广西师范学院短期代课。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当时中大校址地处澄江乡村，少数民族聚落尤多，是进行社会调查的理想环境。先生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曾往澄江南面的抚仙湖湖口区对苗族进行民族学考察，搜集历史、语言、歌謡、风俗习惯等民族学数据。澄江时期两年苦难的学习与调查研究生活，使先生深深爱上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也是其日后选定云南作为指导研究生田野方法实习地区的主要原因。

1939年，先生大学毕业，立志深造，恰值家道中落，“律己颇严，从不浪荡”。同时在炽烈的爱国情感，求知心理和“成一家之言”的宏愿驱使下，于同年考进了中山大学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成为民族学研究生，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的指导下，继续攻读人类学龢民族史。是时，先生对人类学理论和《十三经》注疏攻读最勤。由于先生曾得到先秦哲学史名家朱谦之的指点，对我国古代的巫术、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脑中不时浮现新见，于是便以人类学、民俗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始撰写论文。同时，为解开史前人类生活之谜，先生更着力于古人类及原始社会史的探索，并从此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打下了原始社会史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1940年秋，中山大学开始由澄江迁回粤北坪石。杨成志教授利用搬迁的机会，于1941年率领文科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及技助顾铁符等人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对“过山瑶”（瑶族的一支）进行历时10天的调查研究。其范围涉及过山瑶胞的体质特征、历史、社会、经济、房屋、工具、衣饰、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传说、歌謡各个方面。调查的办法是各人分工负责，单独完成专题报告，先生负责考察的内容为瑶族的宗教信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写了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后发表于《民俗》季刊1943年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先生在文中就瑶族宗教与汉族道教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瑶族宗教“受道教影响的部分，只不过是他们信仰中的躯殻而已，骨子里他们的特质，却是心灵崇拜（Spirit worship）、有灵崇拜（Animism）和妖物崇拜（Feeishism），而并非是道教。”同年秋，先生撰写一篇15万字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论文取得出色的成绩而获中山大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社会学系讲师。

1942年，先生由校长许崇清介绍任广东省政府边政指导委员会（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机构）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是年曾两次被派往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视察边政。1943年春，当先生复往该地考察时，又撰写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一文（载《大同杂志》第1卷第2期），以论述排瑶的政治、经济、战争（械斗）、婚丧，试图直接为当时的边政教育服务。在此期间，先生与某女士结婚，但终因“收入有限，生活困苦”，不到一年对方即要求返广州，继而提出离婚，先生被迫答应。

二、重视实践　身体力行

梁钊韬教授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始终认为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既要体现出理论的指导，又要从实践中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并要从新发现的材料中作出新的解释和结论。

1944年，中山大学由坪石迁往连县。是时，先生经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教授的推荐，任该馆助理研究员。后升任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先生到任后，着手设立民族学研究室，以专门从事西南民族研究，并负责主编《西南民族志》，其间集成200余万字的资料。先生除了潜心于人类学的研究，分别在《中山大学学报》、《民族研究集刊》、《边政公论》、《文史杂志》、《广东建设研究》等刊物发表中国民俗史、民族学、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旧称边政）等10余种论文之外，还利用四川境内聚居着10余种少数民族的有利条件，在研究之余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搜集民俗文物，整理调查所得的民族学资料。先生有时还为《文史杂志》撰写学术性社论，例如该刊第五卷第九、十期的社论《民族学与民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即出自先生之手笔。

1946年，梁钊韬教授返回中山大学任社会学系讲师。1948年秋，中大成立人类学系，先生经杨成志教授举荐任该系副教授，主讲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课程。由于先生在人类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为国外学者所知。同年秋，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来函向先生索取我国人类学调查资料，并邀请他参加国际人类学会。同年国内成立人类学系的高等学校还有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辅仁大学，表明人类学的重要性已为我国学术界所认识。梁钊韬教授通过多年的实践，也深知多民族的中国不能缺少人类学这门综合性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受苏联学科体系理论的影响，在全国院系调整时，中大的人类学系被取消了；上述各大学的人类学系也陆续停办，或并入生物学系，或归入历史学系。其时，梁钊韬教授被调到历史学系任教，并历任该系副教授、教授及考古学教研室主任。

梁钊韬教授在长期担任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民族学等课程的教学期间，曾多次亲率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龢民族社会历史考察。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组织中央访问团（下设若干分团），分赴全国民族地区访问各兄弟民族。先生随中央慰问团第二分团于7月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同胞；接着又随团赴海南岛慰问黎、苗、回族人民。在访问期间，他一方面进行访问工作，一方面作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同时担负搜集民族文物的工作，先后撰写了《北江瑶族的来源》、《连南县“南江事件”及其前后命案调查》、《黎族的历史和传说》。同年，梁钊韬教授参加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任理事）、中国社会学会广州分会、中国史学会，积极投入这些学科的学术活动。同年11月，梁钊韬教授与邓泽民女士结婚。

1952年夏秋之间，梁钊韬教授接受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派，参加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担任搜集黎、苗族的历史文物工作，再度深入海南岛腹地五指山黎族原始聚居区，对黎族的历史与文物作了详细的调查和搜集，为该会在武汉举办大规模“民族文物展览会”提供展品。此次行程约1100余里，历时两月余。先生在搜集文物的同时，对黎族社会、历史、合亩制诸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撰写了《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55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观点（详后）。今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文物馆收藏的一整套包括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宗教法器等黎族历史文物，就是先生当年精心搜集得来的。这套民族文物中尤为珍贵而具有学术价值的是黎族制作陶器全过程的照片及钻木取火工具，曾博得不少参观过中大人类学系文物馆的中外人类学家的赞叹。

1954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到康乐，梁钊韬教授兼负责古物室整理工作。为了配合“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和学校筹建孙中山纪念馆，先生发挥自己的人类学专长，积极投入“原始社会史”的展览和征集孙中山革命文物的工作。据当时与梁钊韬教授共事的麦佩芳女士的回忆，先生搞陈列展览的劲头十足，知识相当广博，从文物的征集到陈列展览的设计，展品的说明，事无大小，都身体力行；今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文物馆和孙中山纪念馆的建立，先生是有草创之功的。

1955年10月，梁钊韬教授在广州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小组长及中大民盟支部委员会委员。曾任广东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7年夏，梁钊韬教授为将民族学野外工作与考古学野外工作进一步紧密地结合起来，又亲自率领中大历史学系师生前往海南岛黎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指导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遗址出土文物作了鉴定。为论述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及年代，先生撰写了《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和年代探讨》（载《考古》1959年第9期）一文，对这一辽阔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和年代的上下限提出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我国考古学界的注目。

1958年，梁钊韬教授组织历史学系师生调查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分布地点共7处之多；先生除写出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外，与方瑞濂教授、李见贤讲师合写的论文《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第4期）也为国内考古学界瞩目，并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热烈争论和探讨。可见，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发现，实得力于梁钊韬教授和中山大学的师生。

1961年，梁钊韬教授响应国家教育部提出由国内专家、学者培养研究生的号召，开始招收原始社会史、民族学研究生。他除了规定该专业以考古学、民族学、古代史等为必修课程外，还亲自给研究生讲授《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西方人类学学说史》等基础课程。同时指导研究生选修古人类学、古生物学、语言学等专业课，以拓宽知识面。先生自始至终严格要求研究生理论结合实践，必须进行考古学田野方法龢民族学田野方法实习，以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为此，他指导的三名研究生曾于1963年夏参加了广东省博物馆在广东增城县西瓜岭和南海县澜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墓群的发掘。同年冬，先生又亲自率领这三名研究生和一名青年助教，穿越云贵高原，赴滇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历时近5个月，途程在万里以上，除沿途参观访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外，先后考察了西盟佤族、澜沧拉祜族、碧江怒族和傈僳族、福贡独龙族、德宏傣族、景颇族和崩龙族、大理白族等，获文字记録材料约18万字，拍摄有关照片200余张，并搜集了一些民族文物。返校后，先生撰写了《滇西有关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材料初释》（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64年第3期），对西盟佤族原始社会的发展及其解体，景颇族进入德宏地区前的社会发展，碧江怒族的氏族、部落和家族残余，澜沧拉祜族的母权制残余，均作了阐释，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嗣后，又指导研究生整理调查资料和开展专题研究，并编成《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两书编成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教学和科研处于停滞状态。这期间，梁钊韬教授蒙受不白之冤，遭到多方面的打击，忍辱负重，身不由己；三名研究生也毕业奔赴工作岗位，故二书未能付梓。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9年4月，先生才将尘封的书稿重新整理，由中大历史学系拨专款付印，作为向建校55周年献礼。

1981年，国家教育部批准梁钊韬教授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继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开始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85年，先生为了更好地培养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生格勒，置年迈体弱于不顾，同格勒一道千里跋涉，深入川西藏族地区考察，顺利地完成了论文资料的搜集和写作。

梁钊韬教授重视理论联系实践还体现在注重直观教学方面。他不但在田野工作时亲自搜集文物标本，而且还经常叮嘱带领学生外出实习的教师注意搜集。今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文物馆里收藏和陈列的近2万件考古、民族、民俗的文物和物品，其中不少是先生几十年来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过程亲自搜集或与师生一道搜集而来的。梁钊韬教授在任教期间，凡给本科生讲课，必定带上标本，以其亲见亲闻详细讲解，使学生大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得益非浅。

三、培育人才　勇于创业

梁钊韬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长达40年，难能可贵之处，是一向关心人民的教育事业，其培育人才与勇于创业的精神，虽至暮年壮志不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求名利，长期默默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为国家培育专业人才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一位桃李满门的园丁。

1972年秋，梁钊韬教授落实政策后，从粤北干校返回中大，复任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主任。先生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如既往，全心全意扑在教育上。他高瞻远瞩，关注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展我国南方考古事业的精神，积极投入筹建考古学专业的工作，并为之日夜操劳。在此期间，先生主持制订了筹建规划，与该系的领导和教研室的教师一道，于同年冬到广东省汕头、潮安、梅县等地，广泛征求基层文博单位的意见。接着，于1973年春，先生一行4人又匆匆北上，到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虚心听取国内专家、学者如裴文中、贾兰坡、杨钟健、吴汝康等人的意见。在京逗留时，先生向北大考古专业师生作了题为《考古学与阶级斗争》的学术报告。旋又到郑州、洛阳、西安、武汉等地，与博物馆的同行召开座谈会。返校后，梁钊韬教授极力排除困难，创造条件，于同年创建了考古学专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教育和科研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梁钊韬教授心情格外舒畅，将心血全灌注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上。他于1979年起招收以民族考古学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为适应开放改革新形势的需要，梁钊韬教授开始酝酿复办人类学系，认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国家，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数据，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学”。并亲自向学校和教育部写报告，充分论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人类学；与此同时，他配合学校多方面物色人才，为人类学系准备师资。在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方面，梁钊韬教授分析、吸收中大及其他院校解放前后相同或相类专业的办学所长，借鉴苏联和英美、加拿大等国的有关经验，征询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反复论证，从而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为指导，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系的主张，并全力付诸实践。由于白手起家，百废待兴，从系领导的调配、各个专业的设置、教师的人选、教研室的组成、实验室的筹建、基础课程的安排、教材的建设等等，先生都亲自参与指导。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教育部的批准，梁钊韬教授终于1981年春在中山大学率先复办了全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并任第一届系主任。同年秋开始面向全国招收考古学专业龢民族学专业本科生以及文化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85年以来，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海南大学陆续建立人类学系或人类学专业。可见，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国内学术界赢得人们普遍关注，从而得以振兴，这与中大复办人类学系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中大人类学系的复办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目，他们或加以报导，或赠送有关资料，或派留学生来学习，或派专家、学者访问。当外国学者了解中大人类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后，称赞道：“中国的人类学系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系！”这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给梁钊韬教授构架的既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层次，又重视多学科与文理渗透的人类学教学体系的确切评价。

梁钊韬教授为国育人的贡献，不但体现在他勇于创业的精神，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甘当人梯，奬掖后进。他为了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在学生创办的《马丁堂》刊物上题字：“在我国研究人类学应感到自豪”，并经常到学生中间了解学习和教学情况。梁钊韬教授对青年教师的成长也极为关心，为帮助他们备好课，甚至连自己的手稿和珍藏的数据都无私地提供给他们参考、使用；将专业书籍（那怕是刚从国外买回来的外文名贵图书）借给研究生、教师已成为平常的事。据笔者粗略统计，借过先生图书数据的教师，就占全系教师的80%以上。指导中青年教师编写讲义，写作专业论文，以及解难答疑更是耐心细致。他还经常鼓励教师多参加国内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以交流观点，扩大视野，拓宽知识面，早日成名成家。梁钊韬教授还常常勉励自己的研究生要“青出于蓝，胜于蓝”，要肩负起振兴中国人类学的重任。这种大公无私、关心后学的精神，给师生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经过梁钊韬教授的几年艰苦创业和全系教工的努力，人类学系现已初具规模：设立了三个教研室、两个实验室、一个图书数据室和一个既陈列考古文物也陈列民族文物的文物馆；拥有几个学科的较强的师资队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各种层次的人类学专门人才。梁钊韬教授亲自培养了硕士生16名，博士生4名。其中藏族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格勒已成为我国藏学研究工作的骨干。由于梁钊韬教授为国育才的贡献，从1965年以来，曾多次被评为中山大学先进工作者。

四、成绩显著　誉满中外

梁钊韬教授的一生，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上耕耘，硕果累累，自30年代以来，发表了学术论文100多篇，此外还有专著和译文。综观先生的著作，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内容有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民俗学、民族考古学、宗教信仰等。鉴于篇幅有限，仅就贡献较大的几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马坝人头骨化石的鉴定

1958年夏，广东省曲江马坝乡农民在马坝墟西南面的狮子山石灰岩洞穴挖磷肥，从堆积层中挖出一块残断的人类头骨化石和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向当时在马坝视察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报告，陶铸同志即指示当地党委书记进行保护。稍后省文化局派人把人类头骨化石及部分动物化石带返文化局。同年8月26日，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商承祚教授转请梁钊韬教授鉴别所发现的头骨化石碎片，先生即以其丰富的古人类学识和敏鋭的观察力，断定为“属于猿人（Protoanthropic）或古人（Palaeoanthropic）阶段的人类头骨化石。”同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大派梁钊韬教授及李见贤讲师参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六人组成的现场调查工作。梁钊韬教授又在马坝区党委书记所保管的一批化石中，检出了两块人类头骨化石，一为右颞骨，另一为顶骨，并断定和前些时候所发现的同属于一个头骨化石。梁钊韬教授旋即写成《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报告，作为向学校领导的书面汇报，此文后与李见贤写的《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合为《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刊于《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59年第一、二期合刊。同年9月14日至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裴文中、吴汝康和周明镇先生从北京专程扺马坝进行复查，梁钊韬教授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复查证实了梁钊韬教授的鉴定的正确性。后经科学技术准确测定为距今13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马坝人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它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古人类学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这一发现填补了从猿人到新人的中间环节，从此找回了人类进化史长链中失落的一环；同时它又是华南地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重要人类头骨化石，从而促进了我国古人类的学术研究。梁钊韬教授对马坝人的鉴定，使其在我国考古学界享有盛名，后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二）对人类学的贡献

梁钊韬教授对人类学的贡献，不仅体现他在中山大学率先复办全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人类学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教学上，梁钊韬教授非常重视教材建设，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培养学生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用之有效的专业技能，就必须有好的教材。因此，从五十年代开始，先生就亲手编写了《中国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人类学概论》等曾被教育部列为全国交流的教材。其中的《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则是教育部直接委托梁钊韬教授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梁钊韬教授便首倡在高等学校恢复民族学课程，编出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供文科的一些专业使用。为实现这一愿望，先生自己牵头，指导笔者和另一位教师编写《中国民族学概论》。1978年冬，梁钊韬教授还亲自带着《概论》的编写提纲与这两位教师一道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召开学术座谈会，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1979年《中国民族学概论》脱稿。1980年冬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梁钊韬教授写了题为《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的学术论文，向与会的同行们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会上梁钊韬教授被选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理事和副会长。同年冬将《概论》书稿交云南人民出版社审查、付梓。该社编辑部认为：“民族学概论的版本也很少，特别系统研究我国民族学理论和实践的，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内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概论的版本，这还是第一本”。此书贯穿了梁钊韬教授一贯主张的学术思想，即：突出区域文化研究的特点，从地域而言，不局限于研究少数民族，而把视野扩展到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从而使中国民族学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国民族学，而不是中国少数民族学。《概论》于1985年5月初版问世，便被送往香港、广州、北京等地参加书展，旋即销售一空，并获1984、198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奬和中山大学优秀教材奬。据日本东方书店所编刊物《东方》消息，《概论》也曾在日本发行，每本为880日元。

人类学系复办后，梁钊韬教授深感没有一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并运用中国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料编写的《文化人类学》教材而遗憾，觉得自1934年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着《文化人类学》（大学丛书）以来，迄今我国尚未见这门学科的第二本专著。林教授这本着作受当时历史条件所局限，只能滥觞欧美而成，没有接触我国丰富的文化史料和国内各族人民形形色色的生活文化的现状和历史。故以本国材料为主，阐述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理论的教科书或专著还是空白。先生为填补这一空白，便着手组织人力，自任主编，写出编写大纲，指导编写工作，并将之纳入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中。此书已在先生逝世的第二年编写出初稿。

在科研上，梁钊韬教授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主张，而且对其各个分支学科中的重要学术问题也进行了探索。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构架问题，梁钊韬先生主张通过分析批判博采西方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精华，并将之融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在人类学的分科上，梁钊韬教授赞同中国人类学也涵盖研究人类体质的体质人类学和研究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两大分科。在方法上，梁钊韬教授赞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文理渗透，但他认为这种研究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联系观和制约观，而在研究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现象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在研究目的上，他主张“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国际和平，反对种族主义。”

对我国的文化人类学，梁钊韬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文化人类学必须与有关学科结合起来，相互渗透，成为边缘学科。今天的文化人类学，从知识领域中的深度和广度，必然要求今胜于昔；同时也要求我国文化人类学者面对世界，取世界各国文化人类学学说之精华，而去其糟粕，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梁钊韬教授这种学术思想无不给人以新鲜的感觉。

1984年12月11日至16日，梁钊韬教授在中山大学亲自主持召开了我国人类学首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和我国各地及香港的人类学专家、学者、教授共80余人，提交大会的学术论文70多篇。梁钊韬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南方文化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阐发了他研究南方文化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会后由中大出版社出版了《人类学论文选集》。这次学术讨论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了人类学系与国内外的学术交往。

（三）对史前史的探究

梁钊韬教授治学严谨，功底扎实，不墨守成规，时有新见。他对人类史前史研究的贡献，首先体现于所提倡的方法论上。先生提倡以多学科综合研究原始社会史的方法，在其50年代所写的《海南岛黎族社会初步研究》一文中就已形成，认为：“要鉴别少数民族文物和社会遗留制度所属的时代——社会发展阶段，又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始社会史原则进行分析；因为科学的原始社会史原则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综合了人类学、考古学龢民族志的一切科学成果总结出来的，运用这个原则进行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是可能的，也是可靠的方法。”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戴裔煊教授所说：“《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一文，从黎族社会中文物制度的必然关系与联系，分别出类型，并从而决定其发展的顺序，定出黎族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方法在研究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必要的而且是可用的，同时，梁先生的研究是结合实际调查研究所得资料来作说明，并不是教条主义式来处理问题……我认为是一篇有价值的著作。”到60年代初，梁钊韬教授根据自己长期的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以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三结合的方法去研究原始社会史。他经常教导自己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考古学材料无疑是珍贵的，但它却是静态的东西；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其中难免有错漏和被歪曲；民族学材料则是活的“社会化石”，是活生生的动态的东西，三者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就可以解开人类早期历史之谜。这种方法论思想还常见于他后来所写的考古学、民俗学龢民族考古学的论文中。

其次，对史前史中的一些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例如对“曙石器问题”争论；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性质；氏族的起源；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家族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等等，提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见解。

（四）民俗领域中的探索

梁钊韬教授最初的学术研究主要在民俗领域中，除翻译过FranZ Boas《普通人类学》中的《神话学与民族学》（载《文讯月刊》新一号）外，先后发表了《民族学与民俗学及其在我国的展望》、《中国古代巫师的种类》（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五期）等十几篇论文。这些初期著作由于时代的局限，论点或失之偏颇或受西方民俗学者非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正如戴裔煊教授所说：“梁钊韬先生过去一向是研究民俗学的，对原始社会巫术与宗教的研究曾下了不少工夫，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寥寥可数，梁先生可以说是先驱者之一，在过去各种学科研究都比较落后的中国，从事研究像民俗学这样一门新的科学，开辟新的园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梁先生有一定的劳绩，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笔者认为，在中国民俗学尚处在幼年时期，梁钊韬教授运用西方民俗学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民俗事象，企图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基本观念来探究宗教的起源，其精神是可取的，研究方向是对头的。解放后，梁钊韬教授的民俗学理论已焕然一新，他80年代初的《试论民俗形成的社会根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一文可以作为代表，这篇论文无论是对民俗的界说，抑或是论及它的产生、变化和作用，其观点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五）民族史方面的研究

梁钊韬教授除着力于上述学科的研究外，对民族史的研究也很感兴趣，他先后撰写过《我国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与融合》（1975年7月在编写《简明中国通史》古代部分学习班上的讲演稿）、《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与混血》（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经济学系的演讲稿）、《西瓯族源初探》（载广东《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载云南《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虽然大都侧重于对南方民族关系的探究，但却贯穿着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的宝贵思想。

（六）善于吸收新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如何看待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梁钊韬教授并不反对“拿来主义”，但认为关键在于把拿到的东西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吸收、继承，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为我国的民族发展繁荣服务。他极力反对“食洋不化”，认为我国人类学必须中国化，而不是全盘照搬的西方化。1986年11月28日向人类学系全体师生作“访美观感”专题报告时说：中国人类学需要学习美国人类学的先进方法和实验手段，但对其理论必须作一分为二的扬弃，切忌照钞，否则难以适应国情。

70年代末，西方出现了新的学科“Ethno archaeology”，国内一些学者将之译为“种族考古学”。梁钊韬教授获悉后，认为这个术语具有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的含意，且又与他多年所使用的“民族考古”这个词的内容和意义有相互一致之处，而建议将之译为“民族考古学”。并与张寿祺教授合写了一篇题为《论“民族考古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的论文，专门探讨这门新兴学科为什么会产生，它在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上能起何种作用，并对这一学科作了展望。此文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虽然引起过争论，但笔者认为文中对“民族考古学”方法的界定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民族考古学’，既不是考古材料临时附加一点点民族学数据，作牵强性的对比和凑合；也不是民族学数据添加一点点考古数据随意进行类推。‘民族考古学’之为‘民族考古学’，乃在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进程中，以‘民族学’的方法和数据，跟‘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与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

由于梁钊韬教授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他蜚声中外。美国传记协会为了表彰梁钊韬教授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1986将他列入了《国际出色领导人物指南》（或译《世界名人録》）中，并颁发了奬状。总编辑部的裁定书指出：“梁钊韬教授因对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卓越贡献，已由编辑部选定，将收入《国际出色领导人物指南》第二版。”

五、追求真理　坚持马列

梁钊韬教授受到社会和人们的敬重，不但因为他是一位教育家和成就卓著的学者，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追求真理，坚信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

梁钊韬教授作为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其一生的学术任职甚多（梁钊韬教授的学术任职除文中已提到之外，还有中国人类学会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国人口学会，太平洋历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和国家当代人类学会委员。）交往很广，梁钊韬教授与学术界名流交往频繁，据笔者所知，除他的老师杨成志、林惠祥、郑德坤教授外，常与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的裴文中，杨钟健、周明镇、吴定良、贾兰波，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杨堃、江应梁、秋浦，民族史学家马曜等均有往来；在学术活动中，只要有机会他都一定抽空拜访，或听取他们的意见，或磋商学术问题，或请他们作学术报告。在学者当中彼此难免有“文人相轻”的习气，但先生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一视同仁，真诚地待之以礼，这种为人的美德是令人景仰的。

梁钊韬教授一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在教学和科研上始终如一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先生50年代就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87年5月病重住院，仍多次提出申请。十年浩劫期间，他虽然蒙冤被关入“牛棚”，后又到粤北干校，但他丝毫未动摇爱党、爱国和坚持马列之心，反而在逆境中将书斋命名为“秋菊斋”，以表明自己的高风亮节。此书斋名可能源于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飧秋菊之落英”的诗句。因此，秋菊斋之名，足见先生修洁自持和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1986年秋，梁钊韬教授访美归来，于同年11月28日向人类学系全体师生作“访美观感”报告，一分为二地畅谈了他此行的感受。会后他与笔者谈心：我的爱人、儿子都在美国，我完全可以不回来，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高等学府的教授，我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不愿寄人篱下，所以毅然与爱人一道回到中国。简短的谈话，表明了一名中国学者的崇高品德和一生的向往。

梁钊韬教授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他经常向海外的亲友宣传国家的政策，将募得的基金用于中大梁銶琚堂、附小图书馆的建设上，而自己则从未向亲友要过半分钱。

经过长期的考察，中大党组织根据他的意愿，决定批准他入党。当他在医院病榻上听到这一喜讯后，心情激动不已，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实现了夙愿，感到无限欣慰。

1987年12月2日梁钊韬教授不幸病逝于广州市河南医院，享年71岁。噩耗袭来，师生悲痛不已！前往广州殡仪馆参加追悼会的中大师生员工，以及他生前的海内外亲戚朋友共1000余人。人类学系敬送的挽联，足可以概括他一生最大的贡献：“确定马坝人博贯古今奬掖自作人梯今有几，复兴人类学名标中外创业身萎不已世无多。”

梁钊韬教授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毕生为国育才的高尚品德，勇于创业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学术上的奉献，热爱祖国的深情，以及平易近人的艰苦檏素的生活作风永昭后世，为人景仰！

1989年中秋撰于中山大学

【附记】此文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6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翌年《顺德文史》第22期（1991年3月）作了转载。

【来源】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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