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徐新建：英国不是“不列颠”——兼论多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比较研究

Original 2016-07-07 徐新建 人类学乾坤

【作者简介】徐新建，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文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

【摘要】本文从汉语世界的“英国”名称出发，围绕“大不列颠”的认同演变，讨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旨在为“中华民族”的跨族群认同提供可资参照的案例和国际语境，并从现实和学理上使相关的研讨有所提升。

【关键词】英国；大不列颠；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说明】本文的写作源于2009年1月至7月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访问和考察，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跨文化认同”：多民族国家身份问题的比较研究》(项目号：SC10A013)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重大项目《表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项目号：Sskqy201119)的阶段性成果。目的在于为多民族国家的跨族认同提供国际视野同时也为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提供参照和借鉴。本文问题源自思考汉语对UK亦即“不列颠”国名的不同翻译。

【来源】世界民族,2012,01:69-76.

一、国名的翻译

在剑桥重温汉语世界对“英国”的不同书写，联想颇多。出于近期研究的重点，思考渐聚焦于跨国界的“帝国与多民族比较”，展开的参照便是东亚的“天下”与“夷夏王朝”。由此进入之后，相关问题便接踵而来。其中最关键的是：何谓“英国”？深入梳理，发现汉译的“英国”在今天已成一个错误。

正如美国与联合国常简称为US和UN一样，今日汉语所谓的“英国”简称UK，是United Kingdom的缩写，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欧盟(EU)和原苏联(USSR)。不过作为简称，UK省略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组，即介词of后面的“Great Britain”，此外还有另一个被连接词and所关联的“North Ireland”。这样，如今被叫做“英国”的主权政治单位，其完整的名称是：United Kingdom of Great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译成汉语就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及北爱尔兰”。从字面来看，根本不是“英国”所能包含。

汉译的“英国”从何而来？简单而论，来自英语的自称English和England，其中蕴含的情节几乎遍及地中海与西欧的漫长故事。如今的UK，除了“北爱尔兰”外，其实包括了被“联合”进来的威尔士与苏格兰。后二者分别位于不列颠岛的西南与北部，加上中部作为主体部分的英格兰，共同组成现今国名里被叫做联合王国的“大不列颠”。

为什么叫“不列颠”？据文献记载，“不列颠”，即Britain，源于Britons及Britannia，是罗马帝国征服时期的称呼，当时既代表征服者对不列颠岛土著的他称，亦指罗马帝国新扩张的一个省。Britons汉语译作“布力吞”(人)，Britannia译作“不列颠”，如今的威尔士与苏格兰都在其范围之内。再后来，欧洲大陆来的另一批入侵者逐渐占据该岛并掌握统治大权，不列颠“土著”便退居边缘。这批新来者即史上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 -Saxon)。

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带来了新的权力分割，也带来了新的地理命名。他们自称为Angelcyn或Engle，同时把所占领的土地叫做“Engla land”，意为“盎格鲁人的领土”，后来才又再演变为England。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合并，组成“联合王国”，差不多一百多年后又扩张到爱尔兰岛(见下图)。可见，UK被汉语简称为“英国”是不确切的。所谓“英国”，其核心词源是“英格兰”，若返本溯源，代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扩张和殖民。时至今日，面对至少主要由四大地区和人群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为保障版图统一和国民共存，UK做出了种种努力，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其中最凸显的措施之一是力图通过“不列颠认同”(British Identity)来凝聚四大族群。如今，经过历届政府的努力，此认同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据UK民调机构的最新考察，在主权统一的UK范围内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民更愿意让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自治。

回到汉语视角，需要追问的是：何谓“英国”？从最早的“红毛番”到“英格兰”再到“英吉利”(“英咭唎”)，为什么汉语会选择此类名称，而且演变至今已名不副实之后仍然沿用？自习惯了以“天下”之中心看自我及“四夷”以来，这样的命名和沿用是否隐含着特别的文化和心态？

总之，在今天，汉语的“英国”指UK，但这个UK不是“英国”。若要简称，也该叫做“联合王国”。在汉译沿用的“英国”之称里，其本有三个重要的指代——从“联合”到“王国”再到“大不列颠”——都被遗憾地漏掉和遮蔽了。就沉淀于汉语传统的人们而言，若要完整认识人类演化至今的多样化国家种类及其所构建的现代体系，这无疑是种损失。与此相关：除去语词与事实的关联还需辨析不说，从人类结群的角度观察，面对当今所谓的“民族－国家”体系，“联合王国”，亦即被汉语称呼的“英国”，其历史变异其实是世界的一种缩影。值得由此引申的追问是：何为国家？何为民族？“英国”是王国、帝国、还是民国(民主国家、民族国家)？

二、国旗的象征

右图是UK现在的国旗。汉语叫做“英国”旗，有时还俗称“米字旗”。这样的汉译是否正确呢？在英语中，该旗叫做“联合旗”(Union Flag)或“联合杰克旗”(Union Jack)，说起来都意味深长。

从符号上看，该旗的构成并非“米”字，而是“十字架”，或者说是三个十字架的叠加。居中的是红十字架，代表英格兰及威尔士；然后是两个斜十字架，代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这些十字架表明该联合的宗教因缘以及各自的差异。英格兰的红十字旗也叫“圣乔治旗”(St.Georgia)。据传圣乔治是西元3世纪的罗马士兵，因保护基督徒而被迫害，5世纪时被教皇封圣，并成为许多地方的保护神，其中包括英格兰。圣乔治在英格兰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乃至于在莎士比亚剧作《亨利五世》里被特别强调的三个英格兰象征，除了国名、国王外，便是圣乔治。

苏格兰的十字符同样来自基督教信仰。不过若从与耶稣接近的程度看，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圣安德鲁”(Saint Andrew)，起点似乎比“圣乔治”还高。依照《圣经》故事，圣安德鲁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保罗的兄弟，比圣乔治更早死于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据说受害时他要求以与耶稣不同的方式被钉死，故死于X形(或斜形)的十字架。此后，世人便把斜形的十字架称为“圣安德鲁十字”，同时也有包括苏格兰在内的许多地方把圣安德鲁视为保护神。不过提到苏格兰与圣安德鲁保护神的联系，说起来还与其对英格兰的长期抗争有关。根据传说，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激烈对抗的紧要关头，天空里出现了斜形的圣安德鲁十字，于是保佑了苏格兰民族的胜利。

1707年，经过很长时期的磨合，并且主要依靠王室力量——也就说，是自上到下而非自下而上，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两国国旗也随之合二为一，组合为新的样式(见下图1)：

图1

图2

有意思的是，由于主体地位的不同，作为“联合王国”的这面新国旗在具体使用时，苏格兰和英格兰强调的组合是不同的，彼此都把自己的符号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再后来，1800年，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十字”(St.Patrick)融入进来，再度使UK国旗发生改变，演化为当今的式样(见上图2)。

可见，对于UK来说，其国旗组合标志着多地区和多民族的联盟，而其中突出象征及基本关联在于基督教文化。汉语将之俗称为“米字旗”，不仅掩盖了其内在的多元构成，而且可谓离“旗”万里。离的是什么呢?十字架。在如今的世界，以十字架符号作为国旗的国家不少，UK只是其中之一。这代表的是宗教信仰在全球的覆盖，同时体现出基督教文化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若对此视而不见，只能加深对人类文明总体认知上的欠缺和误解。

在今天，不但英格兰仍然视圣乔治为其传统的主要象征，苏格兰更是日益把圣安德鲁奉为神圣，不仅国旗还是以圣安德鲁十字为主要符号，而且有圣安德鲁镇、圣安德鲁大教堂以及一年一度的“圣安德鲁节”——每年的11月30日。在高等教育上，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也以“圣安德鲁”命名，其历史仅次于牛津和剑桥。相对而言，北爱尔兰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当地的天主教传统有别于英格兰新教，民族来源又不同于苏格兰人，故而在表征上被三个十字架组合起来的“联合杰克旗”，其能否真正对创建超越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国族认同”起到特有的凝聚和促进作用，目前还难下结论。国旗以及其他同类标志设计者们的理想还在验证中。

值得对照的是汉语世界的近代演变。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东亚大陆的政治经验可以说是有天下和王朝，而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当17世纪大不列颠海军高扬着以“十字架”为表征的旗帜闯荡而来时，大清王朝也制作了自己的龙旗(见下图)。或许因为最初双方主要从海上交遇，此“龙旗”最早便使用于大清海军。然而令后者料所未及的是，或许是出于蔑视或敌对，西方人把大清旗上的“龙”译为“Dragon”，指代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邪恶之兽。于是这样的指代有意无意间便与闯入者的“圣乔治十字”符联接在了一起。

回溯历史，“圣乔治十字”符延伸为国旗象征，最早的记载出现于西元5世纪时期的热那亚王国(位于今意大利境内)，英格兰人大约在12世纪时才将其引进。不过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圣乔治”之所以有名，还与另一则著名的“圣乔治屠‘龙’(Dragon)”传说有关。此“龙”乃传说中的毒兽，勇猛邪恶、危害四方；圣乔治勇猛顽强，将其剪除，于是成为传说中和艺术家心目中的英雄和保护神。十字军东征前后，画家拉斐尔等均创作过以此为题材的油画或雕塑。值得反思的是，“Dragon”和“龙”本是不同的两种物象，一旦互译就出了问题。且不说汉语用“龙”去译“Dragon”是否存在美化，英语把“龙”视为“Dragon”无疑容易引起警惕乃至敌意。于是晚清之际，当“大英国”的舰队以其“圣乔治十字”面对大清国“龙旗”，或作为UK特使的马噶尔尼面见乾隆而看到后者满身的Dragon(龙袍)时，真不知会在他们心里激起何种反应……

三、国歌的对比

再看UK的国歌。国歌是用来奏唱的，其功能在于塑造国民、凝聚人心。与其双层政体的结构对应，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歌也有两类：一类代表整个UK，一类代表四个构成国。前者最通行的是《天佑吾王》(God Save theQueen)：“上帝保佑吾王/祝她万寿无疆/天佑吾王/常胜利，沐荣光/孚民望，心欢畅/治国家，王运长/天佑吾王。”自18世纪问世至今，《天佑吾王》既作为UK的国歌，也作为英联邦的皇室颂词被广泛演唱，但并没有正式法律条文明确其国歌地位。与此同时，在许多正式的国际场合，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及北爱尔兰”内部成员一同出现，如体育赛事的颁奖之际，则需要单独地演奏威尔士、英格兰和苏格兰各自的“国歌”，它们分别是：《我先贤之地》、《苏格兰之花》和《耶路撒冷》。

如果说《天佑吾王》以女王作为国家表征，与UK的王朝传统及君主立宪体制较为吻合的话，另一首以赞颂不列颠女神而著称的歌曲则凸显出“不列颠”对于联合王国的重要，这首歌曲便是《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tania!)：“秉承上天的旨意/不列颠尼亚从蔚蓝的海平线上率先崛起/护卫天使众声齐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统领四方/不列颠人绝不为奴，绝不，绝不!”

在很多场合也被当作国歌之一的《不列颠尼亚》，其所唱颂的并非世俗君主而是神圣女神。“不列颠尼亚”，是罗马人在一千多年前入侵时对不列颠岛的拉丁语之称。据后世学人考证，其可能源自凯尔特神话中的橡树之神“布里基德”(Brigid)，或是古凯尔特人部族艾西尼人的女王“布迪卡”(Boudica)。无论怎样，是“不列颠”而非“英格兰”，才是如今UK国名中Britain(Briton、British等)的初始来源。与此相应，如今的UK钱币，尽管绝大多数是女王头像，但仔细辨析，其中仍可找到“不列颠尼亚”女神的痕迹(见下图)。

到了不列颠最强盛的时代，也就是经过不断的海外殖民扩张，其由四个构成体组成的“联合王国”演变为“日不落帝国”(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时，大不列颠的疆界和组成更是成为了跨越大洋的超体系。而这时它的名称依然以不列颠为根基，叫做“British Empire”，译成汉语，应是“不列颠帝国”，而非“大英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及其组成关系见下图：

可见UK的核心是“不列颠”而不是“英格兰”，不能简称为“英国”。中国古代的一种习俗是“名从主人”，意思是给人起名要依照对方的本意。那么UK的国民又是怎样看待“英国”、“英国人”这样的简称呢?答案是不一致的。因为其既体现着多重的身份融通，也意味着不断的历史演变。

四、“国族”的认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题为《战士》(The Soldier)的诗篇里，因表示愿献身于“永远的英格兰”而备受称赞。该诗篇表达了炙热的“爱国”情怀，布鲁克写道：“如果我死了/请谨牢记/有一个异国他乡的角落/永远属于英格兰……”

布鲁克写作此诗的年代，UK已包括了爱尔兰。也就是说，在既有的国家整体看，被布鲁克强调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一种表征，或者说是一种浓郁的“英格兰情怀”，即英格兰人的英格兰认同。对于英格兰之外乃至UK的全体国民来说，这样的强调是有局限性和分歧的。

2006年，《星期日电讯报》委托英国的权威民调机构ICM对UK的国民认同问题进行调查。该公司于11月22日至23日对1003名苏格兰人和869名英格兰人进行了电话采访。结果出人意料：52%的苏格兰人支持苏格兰完全独立；59%的英格兰人希望与苏格兰分离；60%的英格兰选民抱怨苏格兰人均占有的公共开支过高；48%的英格兰人不仅希望与苏格兰说再见，还希望与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分离。可见，在身份认同上，无论是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还是苏格兰人，对彼此的界限都是十分清楚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按理说在UK历史上也不是没找到过有效办法。其中最显著的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与苏格兰合并时，双方都曾超越各自表征，找出“不列颠”这一可将彼此黏合的共享符号，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身份难题。然而，或许正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其国民内部像诗人布鲁克之“英格兰情结”这类持续不衰的“我族认同”冲击和淡化，才致使国家层面的“不列颠”认同也日益动摇。ICM的调查还显示：虽然与苏格兰人相比，相当数量的英格兰人会倾向于自己的国家认同，但26%的苏格兰被调查者却更愿意称自己是苏格兰人，而不是“不列颠人”。

与此相似，另一个官方的权威机构IPPR也在近期公布了相关的专题报告，报告题为《我们是谁?2007不列颠人的认同》，研究的主题是不列颠人的国民认同。报告强调了UK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然后对国家与民族做了两层区分：一是“不列颠”(Britain、British)，可称为“国族”；二是“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被叫做“构成民族”(constituent nations)或“构成国家”(constituent countries)。右图表示的是IPPR对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三地民众的“不列颠认同”均在下降，而各自不同的族群意识则日趋上升。由于情况相对复杂，报告撇开了“北爱尔兰”问题。研究的结论是：从威尔士、英格兰到苏格兰，对“不列颠”认同的减弱已成为威胁国家稳定的新挑战。如今越来越多的UK国民不希望、不愿意或无所谓成为“不列颠人”，而更愿意做威尔士人、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站在统一的“联合王国”官方立场来看，这样的倾向是危险的，因为有可能导致UK的族群离散和国家分裂。被汉语称作“英国”的这个国家，其完整构成即“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及北爱尔兰”，如果内部的国民均不以统一的身份相互认同，而纷纷以各自有别的族群(构成国家)自称，那么，结果或许将印证亨廷顿曾经说过的预言。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对美国国族认同的诸多挑战》里，根据不列颠联合体内族群相分的状况，表达了对其可能解体的担忧。亨廷顿认为，由于“超国家特性的出现加剧着身份认同的狭窄化”，导致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自称为Scottish(苏格兰人)，而不称为British(不列颠人)，联合王国到21世纪上半期某个时候有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

有鉴于此，IPPR的报告认为，唯有能共同分享的“不列颠性”方可团结国民、跨越宗教并联结族群，因此呼吁面对新的挑战，克服现有局限，重新创建“新不列颠性”。

五、“中”、“英”的对比

面对UK如此纷繁复杂的联合体，汉语为何会一直把它称为“英国”呢?事情还得回到晚清。1792年，首批大不列颠外交使团由马嘎尔尼带领，到北京觐见乾隆，要求通商但被拒绝。皇上的理由是“大清”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云云。然而随着后来在彼此交战中的一败涂地，天朝心态骤变，立志奋发图强、赶超西夷，其中最想效仿(当然也是最要提防)的便是UK。可惜当时的国人闭关太久，对域外事情所知无几，对于西洋的知识，不少是从“东洋”(日本)借鉴而来。日本与西洋的交往早于“大清”，从16世纪中期起就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始贸易往来。16世纪至17世纪，英格兰王国还未与苏格兰王国合并，故荷兰语和葡萄牙语称英格兰为“Engels”和“Inglês”。日语的翻译由此而来，叫做“イギリス”，用汉字表示，就是“英吉利”。

不过汉语对England和UK的称呼又另有因缘和演变。从最早利玛窦等传教士引入的“諳尼利亚”到康熙、雍正年间的“英圭黎”、“英机黎”或“英鸡黎”，直至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称的“英夷”，等等，无不反映出不同时期汉语世界对England和UK的特定认知和交往。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清朝的战败，汉语称呼中“英吉利”、“英国”这样的名号才逐渐占据上风，取代了以往略带贬义的“英夷”、“红毛番”等旧称。这一方面体现了外交领域里的政治修辞学转变，另一方面也符合大清作为“战败国”力图奋发的历史处境。

可见汉语把UK简称为“英国”关涉着一段漫长而多变的历史，但从演变至今的名实关联角度看，其已隐藏了不少由浅及深的历史错位和文化误读。今有学者把其中的错位归结为误把English等同于England，即误把“表示人民的称呼当作了表示国家的称呼”。其实问题远不仅于此，其中的要害更在于误将早期单一的“英国”(England)指代为后来联合的“大不列颠”(The Great Britain)。

19世纪中叶，清王朝与大不列颠帝国爆发战争。清朝屡战屡败，朝野震撼，自信动摇，随后才唤起了对域外的一系列被动了解和接受。照魏源的话说，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这期间出现的“英国”认知，先后有陈逢衡的《英吉利记略》(1841年)、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2年)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1834年)等。其中，相对于其他“寮国”、“琉球”一类偏地、小国的贬称，“英吉利”三字的挑选，既凸显出战败国的卑微，也埋藏了应急中的偏颇。《南京条约》的汉文版将战胜方称为“大英”，可在当时，所谓“大英”、“英吉利”，其自称都早已不是“英”(English)，而是“不”(British、Britain)了。在条约的英文版里，“清”还是清，译成“the Qing government”，而英却不是“英”，是“British”，称为“the British government”。由此可见，汉语的“英国”其实只是对“英格兰”的简称，不能代表1707至1800年以来的UK。在UK的历史及总体结构上，“英国”仅意味着“英格兰国”或“盎格鲁国”。因此，无论是否介入苏格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认同转向，在1707年后，继续把UK简称为“英国”已成问题。如果说以“英”译“English”在当年还算有效的话，时至今日已名实相悖。沿用旧译，可图方便，却无法体现时局变迁和历史转型。

晚清刊印的《英国论略》写道：“英吉利国乃海中二方屿也，其南大岛曰伦墩国，北岛曰苏各兰国，两国共名英吉利。”其中虽已了解到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联，却误把二者并称为“英吉利”而不是“不列颠”。或许历史的错误便从那时延续。若以今日注重“多元一体”的政治和文化眼光予以审视，自那时起的这个称谓错误，其最大弊端在于以单一的“英吉利”或“英格兰”掩盖了已连成整体的“不列颠”，从而遮蔽了后者不仅在历史的社会实践中，而且在符号和话语的政治修辞学意义上的超越和贡献。汉语古话说“名副其实”，又说“名正言顺”，表面关注的只是语词，其实强调的是言和行，因为在“名不正则言不顺”之后，关联着的是“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之际，新华社刊发专题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此后，这篇以“不列颠尼亚”作为“大英帝国”象征的报道不但多次获奖并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接下来，便有人在相关教案中将“不列颠尼亚”的意义与“中华”相比较，提示说要理解这篇课文，关键在于需要知道什么是“不列颠尼亚”，以及“不列颠尼亚这一称谓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列颠尼亚’这一称谓，在英国人心目中是非常庄严神圣的，就像中华这一称谓之于中国人民一样，它是现代英国的化身和象征，成为英国的别称，敬称。”

《别了，不列颠尼亚》在开头有两处提到UK的象征：一是在香港飘扬150多年后终于降落的“英国米字旗”；另一是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最后，文章归结说：“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这样的表述还是没有摆脱一个既有矛盾：一方面准确把握并刻划了“不列颠”与UK的关联，另一方面却仍把联合王国简化为“英”。可见，这是如今汉语世界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正如汉族不等于“中华民族”，英国也不是“不列颠”。追溯历史，错误的翻译起于晚清，但纠错的工作该由今日国人完成，而且早做早好，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一个西方多民族国家的确切认知，也关涉到对现代“中华民族”自身的反省和自觉。

2009年，笔者在剑桥大学访学的议题之一便是对比作为多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现代中国与UK之间的异同。收集的资料中有一部当年出版的讨论性新著《成为不列颠人》(BeingBritish)，以苏格兰人背景出任首相的布朗(Gordon Brown)为该书写了导论。布朗称赞“不列颠人”这一身份对整合UK内部不同人群和文化的巨大作用，并指出他本人几乎没有感到过在“苏格兰”与“不列颠”间的认同冲突。他坚信很少会有人怀疑这一点，即“‘不列颠’是我们的家园、遗产和希望。”

鉴此，笔者认为，需要对至今仍沿袭的以“英国”称呼“不列颠”的汉语作出调整，以适应彼文化的自表述转型。

【来源】世界民族,2012,01:69-76.

至于UK 全称的汉译是叫“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及北爱尔兰”还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需要斟酌和讨论。下文再说。

LucyStone and Rick Muir，Who Are We? Identitiesin Britain，2007，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Research．转引自:www.ippr.org.

莎士比亚的原话是“Cry God for Harry!England and St George”。详见William Shakespeare,“KingHenry V”,in John Dover Wilson(ed.),The Cambridge Dover Wilson Shakespeare,vol.10,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9,p.38.

http:/ /www. Scotland.cn /china /199.html.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清政府在汉文版中自称为“大清”，称UK 为“大英国”，在英文版中分别成为“the Government of Qing”和“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歌词译文参见维基中文百科http:/ /zh.wikipedia. org /w/index. php? title = % E8%8B% B1% E5%9B% BD% E5%9B% BD%E6%AD%8C＆variant = zh-cn.

参见UK 官方网站中“the British Monarchy”的有关条文，载http: / /www. Royal. Gov.uk/Home.aspx.

歌词原文可参见维基百科词条(http: //zh.Wikipedia.org /wiki /%E7% B5% B1% E6% B2% BB% E5%90% A7% EF%BC%8C%E4%B8%8D%E5%88%97%E9%A1%9B%E5%B0%BC%E4%BA%9E%EF%BC%81#. E6.AD.8C.E8.A9.9E) ，歌词汉译由笔者提供。

布鲁克《战士》的原作见其诗集Rupert Brooke，The Complete Poems of Rupert Brooke，London :Sidgwick ＆ Jackson，1961; 汉译部分由笔者提供。相关论述详见陈光明: 《格兰切斯特及诗人鲁珀特·布鲁克》，载《中华读书报》，2004 年4 月21 日。

有意思的是，创办于剑桥大学的汉语杂志《剑河风》在2009 年出版的一期上也刊登了纪念布鲁克的专文，其中特别提到了这位“英国”海军军官的诗作《战士》。详见盛湘渝: 《永远的英格兰》，载《剑河风》， 2009 年3 月，总第11 期。

《民调显示多数英国公民支持苏格兰从英国分离》，载《环球时报》，2006 年11 月29 日。不过该文用汉语表示时，把作为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等相区分的“国民”写为“英国人”，其实应为“不列颠人”，即原文的British。详见下面一段的相关分析。

IPPR 是“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Research”的缩写，是UK 具有官方背景的高级智库。此处引述的报告由该机构的研究人员撰写。详见Lucy Stone and Rick Muir，Who Are We? Identities in Britain，2007，Institute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http: / / www.ippr. Org.

LucyStone and Rick Muir，Who Are We? Identitiesin Britain，2007，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Research，http: / / www. Ippr.org.

SamuelP.Huntington，Who Are We? The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 Schuster，200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年1 月。对亨廷顿论述的相关评论，可参见笔者的书评《“我们”反对“我们”? ——评说亨廷顿的“新国族主义”》，载《中国书评》总第5 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LucyStone and Rick Muir，Who Are We? Identitiesin Britain，2007，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Research，http: / / www.ippr. Org.

日语的“英国”名称一说是从葡萄牙语的“Inglez”衍生而来。在江户时代，也被称为“エゲレス”。用汉字表述的“英吉利”(イギリス) ，则据说是由日语引入的。详见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日文版http: //ja.wikipedia.org /wiki /% E3%82% A4% E3%82% AE% E3%83%AA%E3%82%B9.

龚缨晏:《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1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230-264 页。

魏源: 《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岳麓书社，1998 年11 月，第26 页。

息力: 《英国论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 年影印本。

孔子: 《论语·子路》篇，转引自杨伯峻: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006 年，第150 页。

木牛的新浪博客《教案: 别了，不列颠尼亚》，载http: / /blog.sina.com.cn /s/blog_62553bca0100wozw.html.

周树春、胥晓婷等: 《别了，不列颠尼亚》，新华社香港1997 年7 月1 日电，载《中国新闻奖作品选》，新华出版社， 1999 年。

Matthew d’Ancona( ed.) ，Being British，Mainstream Publishing Company，2009，pp.25-34.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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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新建：《熔炉里的太阳花——美国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的特质与象征》

[2]徐新建：《“香格里拉”再生产—— 一个“希望世界”现世化》

[3]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