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3·人类学】阎云翔《小地方与大议题:用民族志方法探索世界社会》
【作者简介】阎云翔，哈佛大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人类学系教授。
【按】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如何通过小地方研究关联并解读国家与全球层面的大议题将成为研究者面临的重要挑战。围绕这一主题，2013年6月20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阎云翔教授与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的师生展开了热烈的圆桌讨论议题涉及如何在全球视野中运用民族志方法、如何处理参与观察与访谈的关系，以及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认同等方法论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高丙中教授担任此次讨论会的主持人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张海洋教授以及工作坊师生等六十余人参加了座谈。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其他发言和提问部分的文字。本稿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2013级硕士研究生张泽清根据录音记录该中心的龚浩群博士和王晴锋博士对文稿进行了编辑。阎云翔教授拨冗通读和校对了全文。本文的作者和编者在此对参与此次座谈的所有师生致谢！
一、如何在全球视野中运用民族志方法
在推动海外民族志的过程中，田野作业是很重要的。今天实际上我想说的只有两点。
第一，田野作业有自己的好处和优点，但是也有它极大的局限，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为什么田野作业会有它的局限？我觉得人类学的优势和局限都在于它强调微观研究。像我自己住在一个地点，长期蹲点，做不断的、连续的、反复的田野作业。我们这样做的长处在于对某个社区的深刻理解，并在这个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当地的生活百态给予深度的描述。但是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微观研究如何能和宏观的东西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如何能够拓展自己的思维、始终对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怀并努力敦促自己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我觉得这是人类学家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人类学家正在日益严重地自说自话，在这个小圈子里谈自己这点事而和这个世界严重脱节。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大家可以讨论。
第二点我想挑起关于访谈方法的讨论。访谈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田野作业的方法并没有错，但如果只强调访谈，则是错的。我们传统的田野作业不是只做访谈。调査型记者的访谈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能比一个记者做得更出色？就在于我们在访谈之外做的那些东西，比如长期的参与观察。在马林诺夫斯基那个时代，他告诉学生做田野时别和当地人说话。为什么？因为一说话当地人就开始提供答案，提供答案后就把你牵往错误的方向。马林诺夫斯基不是说不要做访谈，而是说你一开始就要避开访谈。你要在那里长期住下来进行参与观察，对整体的世界有你自己的理解之后才进人访谈阶段你才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受访人给你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隐瞒的？在多大程度上在受访人那儿是真实的但你发现却不一定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或者你们之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正因为如此，田野作业应当是多种方法同时进行的。可是我们看现在的民族志几乎就是访谈。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找当地的几个人好好地聊一次，回来以后，对照某些理论框架展开理论对话，再引出受访人的原话，就齐全了。我觉得如此下去这个学科也会被别的学科挤掉，因为我相信那些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比我们做访谈要好得多。
我先回答关于田野作业为什么会有限制的问题。每个人讲任何东西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这样讲是以为我觉得田野作业有时会限制我的研究。如果您一次田野都没做过，那我刚才讲的话对您就会是一个误导，误以为我在主张我们就不需要做田野了，只要谈关怀就好了；那样我们干脆就学哲学好了不用再到人类学系学人类学。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从1989年到现在，我回到下岬村12次，今年9月将会是第13次，这么一路做下来，我觉得我必须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摆脱下岬村对我的束缚但同时我又每隔一两年回去一次，这是我内心的挣扎过程。如果把我的话引申一下，我觉得如果我们谁入了这行最关键的不在于你的田野做得多还是少，而在于你对田野作业有一个自觉的认识，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田野做很多的人你应该认识到它的短处；如果你田野做得很少，你应该认识它的长处，这是我真正想说的话，在这个节骨眼说出来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从我做完下岬村私人生活变革的研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村庄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就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暗自告诉自己至少在我退休之前我不再写这个村子，但是我一定要争取每年都回来。后来因为事情太多不能做到每年都回来，现在基本上可以每两年回去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村庄会发现很多事情，类似的事情或行为方式能在全国各地找到；至少下岬村给我的启发会有助于我观察全国各地的情况。很多时候我是靠在网上搜索各种资料来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同时我总有下岬寸做我的现实参照。我相信大家都在互联网上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您没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立足点，这个网上世界便是虚无缥缈的，没有跟大地连在一起。对我而言比较幸运的是，在任何时候我都要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下岬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会有什么样的体会？村中有几十个人，我每次回去是固定要和他们聊天的只要我一在我常住的地方扎下根来他们就会来找我。
说到底，田野作业收集的很多材料是帮助你理解人的，通过理解人来理解生活、理解社会。比如说，我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后离婚的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过程。大约六七年前，我在下岬村开始观察到父母权利的回归。父母权利的回归在80后、90后这一代人身上特别明显，展现在生活过程的各个重要环节里，离婚不免是一个特别戏剧性的环节。我在做价值观变迁研究的时候，从后离婚这件事上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与50年代的第一次离婚大潮相比，那时候的口号是“我的婚姻我做主”，刘巧儿她们那一代人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走上追求爱情、追求独立自主婚姻的道路。但是80后离婚个案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我的婚姻您做主”，双方的父母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不是意味着80后的主体性丧失？恰恰不是。因为在“您做主”的背后，80后的年轻人实际上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如果拿这一代人与50年代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不在于他们的行为模式而在于50年代那一代人非常真诚地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就不太相信。从“我不相信”到“您做主”，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如果你读更多的材料会发现，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我把它叫做“第二次祛魅化过程”（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祛魅化是因为宗教丧失了对世界的主导作用。人们不再相信一个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上帝，因此我们每一个个体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我们不再为上帝而是为自己活着。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还相信一些东西，特别是科学和意识形态；但是，这二者在年代末期都被解体了。一系列后现代理论的建构导致科学主义的彻底解体，意识形态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共产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解体而瓦解。在这之后的十几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第二次祛魅化过程，但是可悲的是第二次祛魅化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替代的东西。由此我才发现实际上我们的80后、90后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比美国的80后、90后更极端一些但是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就验证了高丙中老师讲的“小地方、大世界”的观点，即所有东西是可以从下岬村观察出来的，但是不能停留在下岬村的边界之内这样人类学才是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我认为人类学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作为透镜，观察你所研究的社会同时你把这个透镜反转过来，它就变成了一个观察自己的镜子，这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在观察自己的时候请记住透镜是反过来的，换句话说你不能用自身的文化观察自身一定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从哲学意义上说，我们比较晚近的突破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更是一个复杂的关系过程。但是我想补上一句话，这个复杂的关系过程是无法从关系角度分析的，分析的时候一定要借用原先的二元论、结构分析等方法，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中国人情文化的研究。好的关于人情的研究好像都不是从本土角度做的，这实际上涉及分析关系的问题这也是人类学的价值所在，就是它始终把他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有的时候把自我变成了他者这样自我才能成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分析你所收集到的资料。我自己的老师詹姆斯华森（在我读书的时候瞅着我一筹莫展地说：“对于别的学生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使劲地把他们推到田野里去到你这儿我觉得有些麻烦，我把你推进去还得把你拉出来。”所以我觉得王建民老师讲的关怀绝对非常重要，就是别等着老师推，自己先钻进去进入田野、进入小地方是至关重要的事。我开头说的那句话实际上是想有诚意地引起一点争议。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能不能进人小地方直接关系到你是不是能很好地理解大世界。
二、如何处理访谈与参与观察的关系
下面我来介绍一个背景就是为什么我说访谈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这是我应该表述的方式。背景就是大约20世纪70代后期和80年代，至少在美国的人类学领域里很多新的民族志是没有访谈的，最流行的方式是自己观察自己。到一个地方去看看电视感受一下自己在一个异文化中受到的种种冲击，然后回去写一本具有高度反思性的民族志。作为对这种方法的一种反动或者批判，很多人开始讲生活不是这样的有了访谈才能真正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开始说一个观点，就是过日子不同于体验生活（原话是这样：life as lived is not the same as a life as experienced）。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懵懂地从1岁长到28岁或是58岁，这是你生活过的时间过程或者说过的曰子。但是，当你开始讲述你的经历的时候，你在意识中经过了一个反思过程，一个加工的过程。访谈起的作用就是这样，访谈挖掘出的是你的生活经历，你的生活经历包括了你对你生活历史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包含了很多你自己的主体性。每一个人，比如说在同一个社区经历过类似的大生活事件、或是有类似生活史的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很可能不太一样，甚至当他们讲给你听的时候也很不一样，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说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活，没有一个统一的历史，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主体性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对前一阶段的又一飞跃。
但是，由此再往前推又可能走向另外的方向。比如说，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就是人类学最近十年左右又开始重新唤起对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兴趣，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几十个人同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开始做研究发表成果我们把这叫做道德人类学的复兴。这个新潮流的主要推动者实际上是都通过访谈来做研究的；他们强调道德的相对性，重视个体的道德经历（moral experience）。如果再往前推，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伦理道德实际上没有一个普世的标准，伦理道德本身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善因为每一个人做的事都有自己的解释。这是我观察到的道德人类学的最新发展；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与生活实践差距较大。
当人类学家访谈时，受访者会有意识地讲解很多生活中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客观陈述；特别是他(她)运用某些伦理观点来解释个体经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是在经历一个伦理合法化的过程。在田野作业的研究中，我会特别注意这一过程，注意伦理合法化的解释和实际发生事件之间的差距。比如说两年以前，发生“小悦悦事件”的时候,18个人走过去，事后记者找到了十几个人试图访谈他们讲的东西也是一种道德经历。但是这个道德经历跟他们从小悦悦身边走过不假思索做出那样的反应之间是有差距的，那样的反应是道德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只靠访谈做研究做的更多是主观世界，是主观世界主体性对自己做过事情的反思，而不是我们自己真正做过的社会行动。两者同等重要，不可重此轻彼。
再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行为可以分为在当时情景中的道德行动，你看到小悦悦躺在那里是前去帮助，还是不；是装作没看见还是看她一眼然后扬长走开这时候多半的人是没有时间思考的。我相信这不是经过思考做出的理性决定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但事后访谈的时候这些人会给你一个非常完整的解释。
实际这后面是有两大学术传统的。强调道德经历、强调解释的学者基本上延续的是康德和福柯的传统。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在很久以前也有另外一个传统它强调伦理情感，而伦理情感是靠日常的、潜移默化的、大的社会里的社会行动形成的，是和社会化过程连在一起，包括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对此都有特别成熟的论述。所以伦理判断（moral reasoning）和伦理情感(moral sentiment),两者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民族志，每一种民族志只强调一种方法。观察这些发展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理想境界下二者应该同等重要，当我们的学科发展每向左偏一下，你就会考虑到另一边被丢掉了什么东西，当往右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左偏的时候价值在哪，这样就始终保持清醒的观察。这也是一种对你自己学科的观察，这样收获会更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故作惊人之语，我现在把它收回来我说的就是访谈和观察的关系问题。
说到观察，我觉得我们的训练应该有对学生观察力的培养这一条。观察力要求有社会阅历，但很不幸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类学工作者初出道便有社会阅历。只有像我们这一代人，入学的时候已经先有了社会阅历。因此，在方法论训练的时候我们不妨加入观察力的培养。我觉得人类学家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学家的观察力要比别人强、比别人敏感。实际上本土人类学家在这方面有天生的劣势。第一，大家都知道他不具备客观性，因为他是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更加重要的是，他没有敏感性，逛来逛去也发现不了有意义的问题。你说你作为一个外来人语言不是那么流畅所以产生了双方都努力的交流和碰撞，恰恰给了你有利的位置，所以马林诺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叫做“人类学就是傻瓜学，就是把自己装成傻瓜不断地问一些问题”。但关键是只有外人才能扮演傻瓜，例如我在下岬村就不能扮演傻瓜。因此，中国学者做海外民族志是有优势的。
三、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认同
我在下岬村做了那么多年调査确实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境那不光是感情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在那个村子里做很多研究之后，村子里许多人会有期待，他们会希望你帮他们办事。那你怎么办？这不仅是身份的混淆问题，也是一个立场的问题。例如，我在下岬村有个最好的朋友，每一次我去村里吃住都在他家里；我从1971年开始就认识他，我觉得他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请我办一件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事情，要求我在村子里两派政治斗争之间站队，因为我的站队能够影响胜负，这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或是接受的问题，因为看似简单的拒绝或是接受意味着我会因为我的这个朋友而丧失我的工作伦理，或者因为保持我的工作伦理而丧失我这个朋友。这时候也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田野作业的时候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访谈对象与我在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力上有任何差别，东北人的话叫做“你心里有捨我心里有啥”，你别装傻，对方也不会和你装傻；你不要扮精明，对方才会重视你拿你当回事。所以我和我的好朋友坐下来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中应该保持一个客观的立场，特别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能介入，等等。但是我对他说：“如果是你个人的事，我绝对帮你。”后来我也弥补了一下两年以后他盖房子，我帮助支付了将近一半的建筑费。
我总结了一下刚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的提问，就是在做海外民族志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情怀问题我可以说中国情怀对你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我觉得马林诺夫斯基当时是没有波兰情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是没有英国情怀的，卡尔马克思也没有德国情怀所以他们才做得那么好。或者说他们的情怀不会直接干扰他们的研究，这是我的一点随想。问题在于我觉得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人类学从建立学科初始就在努力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社会学研究社会制度，更多地和自己的民族国家分不开。
我觉得人类学者下田野不是去搜集文化的碎片，而是从那些看似琐碎的现象中去理解内在的深层意义和它对于文化统一性的功能、贡献等。怎样才能达到那样的层次呢？这涉及我一直想说、但是不太好讲的一件事，这些话只对那些决心人行的人有用。第一，我认为民族志不是一个搜集资料的办法，田野作业不仅仅是为了搜集资料；搜集资料是次要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说的过火一点的话。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你觉得下去做田野就是想去理解那一方土地、那一方人，那第一你不会着急搜集资料第二，什么都是资料—任何你在当地观察到的东西，别人告诉你的内容，用我的话说就是“捡到筐里的都是菜”。你拿回菜以后什么时候包饺子，或是炒菜，都是事后你自己的认识问题。从这个比喻看，首先不存在很多碎片，之后也不存在回去后把碎片编织起来的问题。我认为根源还在于对于田野作业的认识，如果你真是想去理解，而且通过理解那一方土地、那一群人来丰富你自己的内心世界，编织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然后你在这行做进去才能够不断地做到兴趣盎然，你就会欣然自得。
【来源】世界民族,2014,01:54-58.
阎云翔教授在年出版了关于下岬村私人生活变革的英文著作并获得了年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详见〔美〕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一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这里指髙丙中教授在本次讨论中阐述的观点。高丙中说：“今天我们面对‘小地方、大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从小地方看到全世界；第二个方面就是小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就像佛教讲的很小的一个芥子里面也可以有一座须弥山，也就是说整体里面有微粒，微粒只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个微粒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这个整体、这个世界。⋯⋯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说小地方的事情实际上是属于大的外部世界的，它是在大世界内部的，大世界是要在场和出现的，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一个纯粹的原子起构成的，我的哲学观念参与到解决这个问题中。”
王建民教授在讨论中同时强调细致的田野工作与理论关怀的重要性。他说：“就我个人的想法而言，国内的学生往下走、真正扎在一个地方的可能性太小了，他们可能整天都是全球视野，很少的时候会有‘小地方’的感觉。所以我会把阎老师的观点理解为一个关怀的问题，就是即便你在一个小地方做研究，能不能有一个更大的关怀？就怕你对小地方的事就事论事，进行事无巨细的描写，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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