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人类学】赵旭东：朝向一种有自信的中国人类学

【作者简介】赵旭东，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016年的人类学充满活力，尤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在世界之中的文化新处境，面对各种新事物并对此背景下的人类展开各种全新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就是积极面对新的未来且有自信的中国人类学。“一带一路”、城镇化、人口跨界流动、城乡协调发展、民族医学以及微信民族志、海外民族志、艺术民族志的开展，凡此种种的主题，都可用一个“新”字来加以涵盖，即它们发生的场景和那里的人都是全新的。由此而提出来的新问题、新概念、新主张以及新方法可谓比比皆是。诸如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城市新移民问题、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还有山海文明、江河文明、农耕文明以及农业技术遗产的跨越村落的历史民族志的书写，而对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线上线下民族志方法在时空上的新拓展，使得一种虚拟但却真实发生的现代中国人新生活的图景为越来越多人所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人类学在此意义上走上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新新人类的研究轨道，这种人类学显然会更加关注文化转型、关注少数群体、关注各种形式的族群互动、关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关注生活世界的任何新鲜事物的出现，也更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律动，关注到人类在新生活处境下的新的改变、新的选择以及新的态度。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互联网世界中，如何能够使得人类的每一分子保有一种体面的、有文化的生活，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争论不休的预测或者洞见，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同时也无法躲避的现实图景。

与此同时，我们仍旧没有忘记这个学科在中国的独特发展历史，我们试图通过追溯既往而开拓一个全新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种跨越时空的人类学的纪念借助对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八十年的纪念活动而展开，称它为新的“费孝通现象”或“费孝通问题”亦不为过。南来北往的学者们汇聚在江村，面对一个有着八十年社会变迁史研究记录的江南小村，我们缅怀费孝通对人类学中国化的初创之功，以及对人类学村落研究在当下新语境中的真实意义的再反思。毋庸置疑，人类学借助一种独具魅力的田野方法以及极为详尽的民族志报告的呈现，在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真正关注到此学科的存在并运用于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去。其中，包括政治、历史、工商、艺术、医疗、法律、发展等诸多领域，都在通过添加一种人类学的视角而在不断地拓展出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加强的分支学科或者跨学科的人类学学科群。人类学在中国无疑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中国人类学民族研究会下设的37个专业委员会以及正在申请中的新分支学科委员会，已经足以说明人类学应对中国现实处境而开展的研究日益繁荣。

更为重要的则是，中国的人类学也在全方位地打开自己的大门，不仅走向田野，而且还要走向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不同领域。在文化转型仍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背景下，走出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走进并试图重新理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相互交叉，并行不悖。而人类学如何重新去真正面对并解释世界秩序新格局下的种种文化的转变、转向与转型，将是未来人类学家共同要去面对的真实现实。这使得人类学家参与世界的责任感和对当下现实的担当意识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所有这些都在引领着中国人类学走向一种应用的领域。只有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并且也只有在一种人类学的应用之中，一种曾经西来的人类学才能真正活在中国当下，且历久弥新。

当世界文化有一种日益趋同的向心力的引导时，一种文化多元的离心力也同时在不断地自我复制、加强和建构。向心力便是基于互联网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而离心力则是基于认同上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主权、边界、价值以及遗产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觉和突显。曾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针对中国历史而提出来的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图景，在费孝通1988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历近30年的时间，中国自身发生了改变，世界的文化构成格局也发生了一种改变，我们很显然需要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新的多元一体格局究竟是怎样一幅样貌以及它实际应该有的理想模式是怎样的。

今天看来，这种实际发生的文化构成格局乃是一体多元的，是在“美美与共”前提下的“各美其美”。这种一体多元的格局，借助一种“美人之美”的理想构建途径而可以应用在当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的理解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新构建上，这同时也是极富有中国智慧的“天下大同”追求所能真正贡献给世界新秩序构建的。我们显然在面对一个一体性的人类理想和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并行不悖、杂糅交错的复杂化的世界，某一种固化的原则或者僵化的思维都难以真正应对这样的一种复杂局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种灵动、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新思维。今天的人类学不再是那样清晰划界的他我关系分野下的区域研究，我们需要真正深入其中并跳出其中看我们所共同面对的世界及其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它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我的想象而得以构建起来的，同时我们需要理解每个民族、每个人群，乃至于每个个体在今天的真正彻底的文化自觉和个体自觉，而各种方便易得的自媒体技术又在使这种自觉变得更加生活化、美学化、虚拟化以及对象化。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类学遭遇到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需要思考的新现实，它可能是虚拟化了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它可能是相互有着一种张力和冲突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但借助一种来自最为基层和走心的实地田野调查，这种区域性的、局部性的以及流动性的关系冲突和断裂可以朝向一种人类智慧性的融合和弥合的方向去努力，而构建出一个真正美美与共的未来世界，这将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家的贡献以及为此所要付出的真正努力和责任。

未来的文化将会是更多注重创新的文化，它会借助各种既已存在的多重文化要素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大拼盘趋势，每一种文化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孤立、隔离、本真以及受到保护的世外桃源，而是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同时又有自我认同的共享文化而不是独占文化的趋势。曾经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山川、湖泊以及海洋所造成的文化阻隔，在今天都在被日益消弭掉。人们跨越文化的边界不过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种旅行曾经是许多冒险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古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等要用一年甚至几年才可能完成的，在今天则是一天或数天之内的事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频繁跨越文化边界的旅行，使得一种文化的感知图景不再是单单由人类学家或者民族学家这类专业群体来提供。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新主张以及新方法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所研究的题目已不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部落、家族、裂变支、亲属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之类，互联网、跨界民族、虚拟民族志、文化遗产、日常生活展演等纷繁多样的研究主题为中国的人类学带来一片生机。

中国人类学研究者曾经为获得学科独立地位而努力，这方面的主题研讨也不止一次开展，虽然人类学在过去没有自己“画地为牢”的圈子，却无意中成就了这个群体自身的凝聚力，这是一种未来富有自信的新新人类学的基石。他们所做的实地研究和理论思考在使其自身边界不断打开，这个打开了的空间将会是一种无限发展的空间，它将会不失时机地进入到其他学科领域，并不失时机地从其他学科领域问题的深入探寻中来反哺中国人类学自身学科体系的构建。这无疑是一种良性发展中的、富有开放性的、极具自信心的以及充斥着学科交叉性的中国人类学的全新图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2-2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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