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近60年后,这位校长说:生命不止,不下讲台 | “30后”讲述人
导 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亿多中国人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梦正在变为现实。
这样的成绩,其中一大部分要归功于可亲、可敬、可爱的教师!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倾听他们的故事。这正是中国教师报为什么把国庆特刊定位为“70年,我的教育故事”的原因。
从1949到2019,我们期待通过70年教育政策的发展,从教育管理到教师教育,从课程改革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勾勒出不同时代政策的变迁和演进,同时我们还想触摸每一个时代独特的教育故事,为此我们特别遴选出30后、40后……90后的教师代表人物,希冀通过他们的生动讲述,还原过去的一幕幕教育场景,以细节折射历史,以文字传递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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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载风雨人生,近60年育人征途,王天民始终怀着对教育的赤诚,对祖国的热爱。
从青年时代奋力改革的热情,到耄耋之年破解学科“密码”的执着,王天民总是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改变的是年龄,不变的是情怀。让我们跟随王天民一起回望他的教育人生,感受他与祖国同行的坚定步伐。
王天民
河南省汝阳县圣陶学校校长,河南省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1961年毕业于汝阳师范学校,先后在小学、初中任教或担任校长。退休后于2005年创办圣陶学校。
我的童年是艰辛的,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逃荒”的途中,曾经负过小伤,在心灵深处留下过悲痛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学校复课了,我进入家乡河南省汝阳县的小店小学,当时已经10岁了。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土地。由于家贫,买不起耕牛,父亲就养了别人家的一头小母牛,说是等小牛长大了,生了小牛归我们家,再把大牛还给人家。从三年级起,我就和弟弟轮流上学和放牛。
1955年,我考上初中后,和七八个同学在校外农家合租一间磨坊,自己做饭吃。我亲历了农村的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回家干农活。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我家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1958年,为传承祖业(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曾教过私塾,父亲解放前也教过小学),我考入了洛阳师范学校,亲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当时上师范,不交学费和生活费,这些都是国家负担的。我和父母对国家都非常感激,我也决心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01
为事业奋斗不息
因改革受益无穷
1961年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汝阳县城关完小当教师。一年试用期,月工资29元5角,一年后转正,月工资34元。工资虽然不高,但已过了“低标准”,生活还算过得去。我从小学二年级教到六年级,担任班主任,教语文。我非常努力地工作,教学成绩不错,多次受到县里表扬。
“文革”后期,我回到家乡小店村中,教过几年专业的文艺班。学生经常不上文化课,不学数理化。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和中考,文艺班解散了,家长要求学生回归正常学习,要考高中。时间只有半年多,能行吗?因为当时学过《毛泽东选集》。我和学生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就“全科包班”,不用教材,不用练习册,根据一本“文革”前的五年中考题集,鼓励学生分组自学。我领着学生学习,不记笔记、不做作业,居然帮助学校在全县中考考了第一名,受到县里的奖励。
“坏事”变好事,从此坚定了我进行教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在教学改革中,我没有戴着手铐脚镣跳舞,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领导的支持。学校校长马迎喜多次在教师会上宣布:“学校不检查王天民的教案和作业,上级如果检查,我负责应对。教师们也可以大胆改革,成功了我为你们庆功;失败了由我老马一人负责!”校长的支持,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我的教改还得到了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员王文沛的大力帮助。王文沛只比我大4岁,亦师亦友。他当时被誉为“汝阳语文教改之父”,在省里也小有名气。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教改会或参观学习,每次总要带上我。他还在县里成立了“叶圣陶教学研究会”,自任会长,任命我为常务副会长。我认真研究叶圣陶的教育思想,着重培养学生的“两自”能力:自能读书不待老师教,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
我在语文教改方面倾尽了全力,也取得了成效。1982年,县初中学生作文竞赛,我教的一个班囊括了全县五个一等奖;1983年,县教育局和县团委组织“五讲四美”作文竞赛,我教的一个班又一次囊括了一等奖前5名。当年,又有3篇学生作文分别刊登在三期《中国青年报》上,由张达成副教授撰写了评文。还有一篇文章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学作文报》上,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著名作家韩作黎亲自撰写了评论文章。
我当时算是“火”了一把,应邀到许多县市“讲学”,介绍作文教学的经验。学生们在作文中记下了农村改革的成果,如《丰收后的家》《当洪水淹没村庄的时候》《给马县长的一封信——对农村环保的建议》等。1983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获得了金质奖章。1984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县里决定由县、乡、村三级给我盖一个“四合院”,被我婉言谢绝。此后,各种荣誉接连而至:“河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洛阳市劳动模范”,第一、第二届“汝阳县科技拔尖人才”等,我还连续五年获“振兴汝阳贡献奖”一等奖,还被县政府记大功一次。
1985年至1987年,我被政府保送到洛阳教育学院进修两年。1987年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96年又被评为河南省特级教师。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02
为学生倾满腔情
给人间洒全部爱
退休后,我在民办学校干了4年。2005年,开始筹建汝阳县圣陶学校,第二年开始招生。我由衷地感谢党和国家,使我有了进一步报效祖国的机会。我愿意为学生倾注满腔情,给人间洒下全部爱。
我开始理性地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理性地面对教育现状,一心想着能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做点什么。
幼时我曾经读过一些经典书籍,从中很是受益。我再次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阅读《易经》《道德经》《论语》等圣贤经典,发现我们学校教育有许多地方学习西方有点“过头”了,中国古代一些好的教育方法反而被忽视了。班级授课制,就像大工业生产机器一样,尽管有很多优点,但毕竟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人啊,这与孔子主张的“因材施教”有些距离。
有很多优秀教师为此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实行分层教学,分层走班,确实也有一些效果。还有搞快慢班的,终因弊大于利遭到禁止。
政府一再提出要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学生负担不但没减,反而越来越重。我学习《易经》,知道要教育学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当我读了第四卦《蒙卦》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教育的根在这里:“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我感觉到,不但学生要“蒙”,教师也要“蒙”啊!母亲总比儿子跑得慢,母亲总比儿子吃饭慢,这是母亲故意“蒙”。为了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有时候教师也要装“蒙”,这可能就是“大智若愚”吧!不懂装懂很容易,懂装不懂实在难!为此,我提出了自己的大胆设想:教师要做唐三藏,学生要做孙悟空!
再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不就是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吗?古语云: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是啊,改一下,教师引进门,自学靠个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引进自学之门。
最后说一说我对“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理解。“初”即是“始”,可以引申为“基”,即基础。要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不是围着“习题”转。能不能大胆设想,可不可以做到“一句不讲,全班都会;一题不做,万题都会;闻一知十,会一答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呢?尽管很难做到,但当个目标总可以吧!我的设想是:以道为本,道术结合,以道驭术,以术验道。有没有这样一种“法宝”呢?就像《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金刚琢、镇元大仙的袖里乾坤、弥勒佛的人种袋一样,能尽收各种兵器呢?我们发现各种知识的背后都会有一种“智慧密码”,可以使学生达到“顿悟”的境界,这种智慧密码可能就是那种至高无上的“法宝”吧!
我还从《道德经》里悟出一些道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总道”,“一”是专门之道,比如“做官之道”“经商之道”等。我们说“教学之道”吧,“一”可以说是以教为中心,即教师教,学生学;“二”可以说是从“教中心”过渡到“学中心”;“三”是什么?有人说“三是多数”,我想这说不通,《道德经》里说“无中生万有,无中生妙有”,如果说多数生万物,似有不妥。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经书像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照到自己的影子;经书又好像是一部无字天书,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所需要的文字。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对是错,谁也说不清。事做成了,错也是对;事做不成,对也是错。我觉得这里的“三”就是“无”,即师非师,生非生,师亦是生,生亦是师。要是在以前,说说而已,可在“互联网+”时代,这不能不说是现实了。
教师不能再当“知识贩子”了,学生如果愿意学,可以通过互联网学到教师没教的知识。有很多时候,我在学生面前感到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比如在教“密度”时,我说自然界中密度最大的是金属锇,学生说:“老师,不对,是黑洞。我们在网上查的。”我鼓励学生这样做。
我发现了教学中有“三大法宝”:单科独进、开卷练闭卷考、小组合作。说它们是“法宝”,其实无非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罢了。
单科独进,来源自“教之道,贵以专”。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便于一鼓作气掌握一类问题,起到速战速决的效果。
开卷练闭卷考是核心法宝,练的是基础题,是举一反三的“一”,实际上就是简单的“作业考试化”,使差生不怕考,优生更严谨。这是相对于题海战术而言的,这里所说的“小组合作”不是一般的小组讨论,或是兵教兵,而是责任制的互帮互学,小组中,每个人都是科代表,互相学习、互相督促,共同进步。
还有执行中的“四个秘密”——即“十六字方针”:任务具体,落实到位,严格检测,合理奖惩。这是个执行力的问题,是大家都熟悉的,我也不再多说。
03
为传道求索创新
终无悔与国同行
传道为主,授业解惑为次;育人为主,教书为次。怎么才能做到这些呢?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要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学生要成为教师忠实的粉丝。只有这样,才能像“鲁班学艺”和“纪昌学射”那样:教师一句话,学生几日功;教师一句话,学生几月功;教师一句话,学生几年功;教师一句话,学生一生功。
要想让学生敬佩自己,教师不但要有好的品德,最好还要使自己成为“杂家”,各科知识都要会一些。有不少到我们学校参观的人都以为我是数理化教师,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在退休之前一直教语文。
在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这是形势所逼。因为现在很多学生都感到数理化难学。我想说,语文学好了,数理化也不难学。俗话说,秀才学大夫,如刀切豆腐。数理化篇章,可以归到科技说明文一类。据说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考清华大学时,数理化很差,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他是以文史特长生的身份被录取的。但他后来从历史系转到了物理系,不也学得很好吗?
我在教学实践中找到一些学习理科的“小窍门”,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会数理化。例如兰考县一所民办学校的八年级学生在我校学习十天后就说:“数学原来这么简单,数学原来这么有趣,我原来这么聪明。”今年来自兰州市的一名学生小涵初中数理化零起步,在我校只学了三个月,就被重点高中录取。
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我们把国学经典引进课堂,每班都有经典阅读课,师生共同学经典、用经典。学中华魂,做中华人,已蔚然成风。在学校这个“桃花源”里,学习已经成为常态、成为习惯、成为信仰。教师喜欢教,学生乐意学。生活处处有诗意,师生人人有爱心。
举两篇学生习作为例子:
《走在麦田灌溉渠边》:我们在渠边慢慢地走/渠水在渠里静静地流/渠里那水银灯似的太阳/老在我们前面领路/忽然吹来了一阵微风/太阳公公脸上打了个皱儿/是喜悦是愤怒还是发愁/望着渠边那籽粒饱满的麦穗/太阳公公笑了/今年又是大丰收!
《路边的无名草》:路边有几棵不知名的小草,叶子匍匐在地,被行人踏得处处伤痕。我小心地用手捧起了叶子,想让它直起来,可是手一松,它依然匍匐在地。它好像对我说:“好心的人啊,谢谢你的帮助!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战胜身体的创伤,长出几片新叶来。”
从诗文里可以看出,在学生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
近年来,我一直在琢磨“钱学森之问”,怎样才能为祖国快速培养一些优秀人才,如何为国际教育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个大问题,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齐心协力才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我也将过80寿诞了,目前身体还行。有人说我一上讲台就像换了一个人,不知从哪儿来的精神!我想,这就是源自于一个受党和国家几十年呵护、培养的老教师的责任和担当吧!
我决心将活着的每一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决不下讲台。
我要永远跟着新中国的脚步前行!
记者手记
教育的母体是文化
本报记者 | 王占伟
教育的母体是文化。文化根深,教育自然枝繁叶茂。
一句不讲,全班都会;一题掌握,万题都会;没有课外作业,没有教案检查;六年的小学数学内容25个课时基本学完;初中数理化内容几个月基本学完;开卷练闭卷考,单科独进……在河南省汝阳县圣陶学校,学习不再是负担,而是成为许多学生的热爱与信仰。
圣陶学校为什么能创生出这些不可思议的教育成果呢?我想,首先是因为王天民发现了第三种教学关系。如果说第一种教学关系的核心特征是“教中心”,第二种教学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学中心”,那么第三种教学关系的核心特征则是“去中心”: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边界日益模糊,生亦师、师亦生,生生互动、师生互动。
在第三种教学关系里,越来越多的学生修复了学习的“创伤”,进而爱上学习。
除了第三种教学关系,还有三个因素不能忽略:一是王天民发现了学科知识点背后的智慧密码,二是王天民58年如一日的炽热教育情怀从未降温,三是王天民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并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
其实,无论是第三种教学关系还是知识点背后的智慧密码,无论是炽热的教育情怀还是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都来自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秀才学大夫,如刀切豆腐。”这是王天民经常说的一句话。秀才学习医术之所以像菜刀切豆腐那么简单,是因为他们能以道驭术。作为语文特级教师,王天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英语之外的中小学各学科都研究透了。他之所以能将数理化的学习变得那么简易,是因为他能以文化之道驾驭学科之术。所以,他发现了学科知识点背后的“智慧密码”。
对王天民而言,炽热的教育情怀来自于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深厚的家国情怀则来自于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与践行。
“教师站在教室时,你不是一个人,而是‘道’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魂”“我为拯救学生而活着,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责任是自己的,利益是大家的,财富是社会的”“不把中国教育从西方文化轨道拉回中华文明,我死不瞑目”。王天民的这些教育话语折射了他的教育情怀、家国情怀和生命境界。
教育的母体是文化。王天民用自己的教育人生佐证了四个大字——文化自信;用自己的教育成功告诉我们,中国教育要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要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必须将教育理念与实践植根于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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