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教育生活不幸福，是因为我们的加法太多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教育的减法？

简单地回答：尊重生命，追求幸福，珍惜人之为人的机会。

来源 / 本文节选自《教育的减法》一书（有删节）

作者 / 朱永新，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苏州大学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01

请把教育的减法

与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问父母：你尊重孩子的生命吗？你珍惜孩子作为独立个体，一生仅有一次的人之为人的机会吗？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问父母：你愿不愿意让孩子少做题多睡觉，少参加培训班多去户外捉蝴蝶呢？答案就很难说了。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没有把教育的减法与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在写《教育的减法》这本小书的时候，我想，应该先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把教育的减法与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谈论教育的减法与减法的教育，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取舍。

不管对谁来说，人之为人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你开展了人生的旅程，就会发现，你一生的质量可以用长宽高三个维度的相乘来看，你所要做的是让自己的长宽高变好，而不是在比较当中超越别人的长宽高。

你只能在个体有限的生命空间里去做选择，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活出自己来，这是生命最大的意义。

现在很多父母的问题是，他们要孩子活成他们理想中的模样，活成“邻居家的孩子”，成为自己的荣耀。

大家看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的“谷爱凌热”。谷爱凌在中国的热，本质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很多父母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功利主义，而不是生命意义。

总有人问我，如果谷爱凌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她会成为“谷爱凌”吗？我以为这个问题仅仅拿来问中国人是不公平的，也可以问美国人、欧洲人，问全世界的虎爸、虎妈、虎学校、虎老师。

当然，大家喜欢放在中国基础教育的语境下追问，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功利主义成分过重，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过轻，教育退化成了通往成功的手段。

20多年前，我们启动新教育实验，就是要让学生、教师和父母都能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实现身心的完整统一，培养完整的人。

我们在学校读书，既是受教育，也是过生活，两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把“接受教育”当成“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

02

我们对子女的期待

不应该是群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把成功当作生活的目标，把教育当作手段，是我们对教育生活方向性的误解。

回看中国历史，我们对成功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是通过权力、财富来化解身份的焦虑，而不是追求生命本身的意义，不是你过得幸不幸福。

我们读《史记》，看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威震四海，气势恢宏，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本质上讲的都是身份的比较，是两位英雄心目中生命的意义，它也鼓舞着后人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衡量生命的意义，一遍又一遍重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能说他们有什么错，但也不应该用他们那个时代的志向，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激励今天的孩子。先不说拿帝王做比较妥不妥，为人父母对子女的期待，本就不应该是群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个体生命意义上的幸福。

我觉得，对孩子有所期待的父母应该扪心自问：过去几十年，你希望自己做到的事情，有多少真的做到了？你每年都喊“我要减肥”“我要健身”，结果怎样？

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用做什么大数据测算，你凭经验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就能发现这个规律。

多数父母都说孩子不够勤奋，学习自觉性不够，认为应该督促孩子变得更勤奋，更自觉。

可是我们忽视了一点，让孩子变得勤奋、变得自觉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看我们自己，实现了多少呢？很多父亲说“酒要少喝”，前头刚说完后头又喝多了；很多母亲说“少玩手机”，昨天刚说完今天又刷到半夜。

03

对孩子的期待当作事实

会让教育苦大仇深

把对孩子的期待当作事实，会让很多人变成不幸福的人，会让很多孩子的教育生活很不幸福、苦大仇深。

的确，有少数俗称“精英分子”的父母，他们希望如法炮制，让孩子也成为精英。精英父母更容易让孩子成长为社会精英，这也是教育规律，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接受过精英主义教育，不代表一定能成为精英。

如果这个目标没能实现，家长和孩子都会陷入焦虑，无休无止。大家都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且忽略了幸福本身的意义。

2021年底，我出版了一本《大教育家：世界100位著名教育家画传》，我的文字，薛晓源先生的画。

有人问，这100位著名教育家中，为什么有亚里士多德？我说，就凭他能在那个时代提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他就担得起世界级教育家这个称号。

我的朋友，苏州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杨海坤先生，十几年前，带一群博士生去浙江大学交流。当时的浙大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胡建淼教授把他们所有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找来，法学院的教授们坐了一排，然后让杨老师讲话。

杨老师半天没吭声，很久之后突然说了一句：“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看上去沧桑得很，搞得像苦行僧，穿衣打扮也不讲究，有的头发都白了，好像不怎么快乐？读研究生，读博士，读书的目的是啥？如果读书的生活不美好，日子过得不幸福，读书干什么？”

当时，胡建淼副校长坐在旁边，半天没反应过来，最后说：“海坤兄，哈哈哈……”然后，其他的学生、教授突然醒悟过来，热烈地鼓掌。

很多年以后，在场的朋友说起那个场景，依然很兴奋，很感慨。杨老师是法学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把教育生活的目的理解为幸福是对的。如果不能够享受学习、享受教育、享受生活，我们接受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

04

教育生活不幸福

是因为我们的加法太多

我们的教育生活不幸福，是因为加法太多。内容的加法，学制的加法，还有文凭的加法，让学生不堪重负，严重内卷。

父母爱孩子胜过爱自己，但是这份爱容易忽略生命本身的意义，忽略生命的减法，陷入加法教育的“军备竞赛”。人生的减法，是中国哲学中很重要的一面。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为什么出家？为什么没有中进士，当状元，穿红袍，光宗耀祖，重振门庭？曹雪芹这样安排，当然有他的哲学思考。

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生的减法，回到生命本身的意义，这就是减法思维。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甘地也是一位做减法的高手，曾经写过“把自己降为零”的诗句，他节衣缩食数十年，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副圆框眼镜、一个铁饭碗、一双人字拖等，总共不到10件物品。

英国学者评论说：“甘地的人生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对精要事务的专注能力和对非精要事务的决绝摒弃是他成功的关键。”

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人类的最高目标。我很认同，我们新教育的理念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核心就是“幸福”两个字。如果今天的教育生活不幸福，未来的日常生活如何幸福？

05

中国哲学经常强调减法思维

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都是幸福这样的终极目标，虽然大家抵达幸福的路径不一样，但他们强调的减法思维或多或少是相似的。

道家对减法思维的强调是最直接的。《道德经》第十二章说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是在批评贪得无厌的加法思维让人迷失自我、丧失道德。因此，道家倡导“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减法。

儒家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加法，但也看重减法。孔子是怎么表扬学生颜回的？他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追求生命的意义看，颜回在做加法，从世俗意义的成功上看，颜回在做减法。

佛家也有减法思维。佛家谈空，谈因果，谈修行，谈戒定慧，谈慈悲，谈来谈去，说的还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减少冤业烦恼、消除祸患。佛家认为，断执念、消业的减法完成之后，清净无染的“自性本心”才会自然显现。

佛教和道教更多是直接的减法思维，儒家则是一种间接的减法思维，但是都能够看清楚人生最根本的方向和目标。换句话说，追求成功和追求幸福不是不可以统一，但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我们看贪腐官员的忏悔录，无一例外都会谈到欲望的膨胀，最后都会说：“早知道，我就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比现在好。”很多孩子出了问题后，父母也都懊悔，早知如今何必当初？

其实，大家真正想清楚的时候，自然豁然开朗。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的节目里讲过一对学霸父母，他们不能接受孩子成绩不好。后来，他们想开了，孩子跟人相处得那么好、那么开心，何必再给他添烦恼，他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硬逼着他去学习，没必要。做一个厨艺家，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你要走别人的路，到最后可能就走错了路。有一位年纪轻轻就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常带着十岁的儿子背《赤壁赋》，希望孩子能把人生的减法看清楚。

苏轼在《赤壁赋》里面讲，“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他说世界上所有东西“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中国哲学伟大的地方，提醒我们不要贪恋过多，要从宇宙当中、从生活当中、从生命当中，体现有和无、多和少、富和贫。弟弟苏辙甚至写信给他，劝他不要那么忙，笑言长寿的秘诀是清闲，得一日休闲如获两日寿辰。

儒家经典《菜根谭》也讲，如果一个人终身忙碌不堪，纵有百岁亦为夭。“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了一分，如交游减，便免纷扰，言语减，便寡愆尤，思虑减则精神不耗，聪明减则混沌可完。彼不求日减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它认为千方百计去做加法，等于作茧自缚。这真是一种生命精神，一种生存智慧。

北京大学朱良志教授研究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他选择了生命结构、生命时间、生命基础、生命符号四个问题，逐一剖析中国文化和哲学影响艺术生命精神的内在逻辑点。最终结论是，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以生命为宇宙间的最高真实。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就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体、为最高真实的精神。我们新教育这些年一直在开发新生命课程，因为，如果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生命意义呢？

2021年夏天，朋友寄来一本名叫《减法》的书，作者莱迪·克洛茨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副教授，也是“减法”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其关于“减法”的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上。

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人们喜欢做加法的深层原因，并提供了一套减法思维法则。“减”是一个行动，“少”是一种状态。减法是通过“减”来实现“少”的过程，但这与“少做事”或者“不做事”是不同的。莱迪·克洛茨认为，减法不是“极简主义”，也不是尊奉“闲适之道”，而是要通过减法改善生活品质，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减法思维的第一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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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 新校长传媒编辑 | 皮皮兵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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