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评 · 会客厅 | 陈瑞华：司法责任 · 提升法官职业尊荣感
此轮司法改革是“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涉及面最广，而且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高度关注的一场司法改革运动”。这种司法体制改革的机会千载难逢。如今，此轮司法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年有余，取得了不少成果，也遇到一些新困惑与疑问。
在此情形下，除了改革者的视角外，来自法学界精道且专业的建言献策有其重要的公共意义，希冀为此轮司法改革提供多元的智力支持。《中国法律评论》（以下简称《中法评》）为此专访了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陈教授就审判体制改革、省级人财物统管、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法官辞职、巡回法庭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度讨论，鞭辟人里，情恳意切，相信会对探索前行中的司法改革有所启发。
本期推送是《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对话栏目的精编版，分为六大主题：审判体制改革、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提升法官职业尊荣感、巡回法庭和学者希冀。预览全文，敬请关注《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6月15日出刊。
这一次司法改革明确了法官的责任：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个设计的初衷很好，但是您也谈到了，因为在办案过程当中法官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下级经常向上级请示，可能直接就削弱本来设计的初衷。关键是咱们怎样走出这个怪圈？
这个问题其实是改革最大的难点。说实在话，对法官实行终身问责制，错案责任倒查制，两类人是特别赞同的，一类是政治家。中国式的管理学就是两条：日常的考核、出事后的追责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能体现上级权威的一种改革。可能还有一类人愿意追究法官的责任，就是公众。当一个冤假错案发生以后，媒体一披 露，铺天盖地的那种舆论，要求追责。最近的呼格吉勒图案，还有浙江张氏叔侄轮奸杀人案，都是已被证明的冤假错案，强大的一边倒的舆论声音要求追责。
但是你会注意到，司法机关内部对追责是有极大抵触态度的。法官会反问几个问题：我有过错吗？我没过错发生了裁判事实的错误，凭什么要追责啊？任何行当都可能出现失误，出现一点失误就追责，那还有人干工作吗？这也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追谁的责？公安刑讯逼供，检察院只是没有发现刑讯逼供，法院只是没有纠正。始作俑者应该是侦查人员，都追责，公平吗？ 所以这个问题在整个在法院、检察院内部成了抵触最强烈的一个想法。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这几年冤假错案频频发生，媒体给予曝光，社会各界强大的声音要求追责，政治家也要追责。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对司法的规律，研究不够，理论不够。过去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有院长审批案件，外部干预太多，主审法官合议庭没有独立审判权， 一个案件有人审批，有人讨论，有人下命令，没法追责，法不责众。如今搞了员额制，给主审法官那么大的独立审判权，院长、庭长不再审批案件，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少数案件进人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根据权责相统一的原则，权力的扩大意味着责任的加强，这是它的原则。“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前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有权独立审判；但是后一句话，你裁判你担责； 、还有一句话叫“让用权者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还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只用权、不担责的逻辑。
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两个最严厉的追责方式：一个是从范围上讲， 追究哪些人，叫倒查制。如果这个案子是省高院办的，倒查就意味着，二审是省高院，一审是中院，再倒查检察院，然后侦查机关、公安机关； 从最后一个办理这个案件的一直追责到第一个办案的个人。倒查制解决的是追责的人员范围，还有一个时间问题，即终身问责制。这意味着一个28岁的年轻法官审了一个案子，结果过了50年， 78岁了，已经退休了，发现有问题照样追究责任。 连时效都不讲究了，民事诉讼时效是两年，两年以后就不让告了；犯罪的时效最长是20年，一个死刑案件20年就不追究了。一个错案可以终身问责，连时效都不考虑。
这样的追责有这么几个问题，我们评论一下。
第一是违背了司法改革的初衷。因为司法改 革是让法院拥有独立审判权，让检察院拥有独立检察权，让法官、检察官拥有独立办案权。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素就是不受行政审批的限制，让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拥有独立办案权。现在一方面让他们拥有独立的办案权，另一方面却让其负担那么多的责任。一些法官就心生困惑：一方面以豪迈的精神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另一方面又战战兢兢地担心会被追责。这不就破坏了整个独立审判的基础吗？独立审判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原来不独立审判经过请示汇报的时候，还有人帮着承担责任、分担风险，现在反而没了。所以在最近的微信、微博上有一句话：谁敢独立审判呢？这么大的责任谁敢独立审判？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责任追究制的核心问题，它叫错案责任，案子办错了要追责。我认为它没有走出中国几千年来的怪圈。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西周时期有一个制度叫法官有五过，“五过之疵，其罪维钧”。法官只要犯了五种错误，造成错案一律连坐。你多判了三年，就判你三年，这个连坐制度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过去对司法关追究责任达到极致最高境界，就是其罪维钧。到唐朝明了一个全世界最独特的制度一“出入人罪” 制度。出人全罪——这个人没罪你给他定罪了， 这个人有罪过你给他放掉了，以全罪论。你错判流放2000里，司法官就要被判流放2000里，你错判死刑，司法官就要判死刑。如果是部分犯错的怎么办呢？以余罪论，你多判了三年就判你三 年，你少判了五年就判你五年。中国古“出入人罪” 制度跟现代的区别在哪里？它是以连坐制度为基础。把司法官员犯的错误当作一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体现在严厉限制司法官员的裁判权的理念。
今天这个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有行政追究责任，警告、记过、记大过，最后开除，这就是中国的错案责任。这种错案责任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有时让法官和案件的结局发生利害的联系。最关心这个事的不是当事人，而是法官。我们的回避制度是要求法官跟案件不能有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要回避。错案追究责任就是让法官跟案件发生重大意义的牵连，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上级法院要想改判最反对的就是下级法院，再审法院想改判，生效判决的法官是坚决反对的，一改判就有错案责任追究。而错案又没有标准，什么叫错案？于是就以上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为标准：我二审改判你了，你就是错案了，我以再审法院的改判为标准。没有标准，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我们这么严厉地追究责任，为什么冤假错案仍然屡禁不止呢？因为我们违背了司法的规律。罗马法有一个格言：法官的判断不受惩罚。任何一个制度一定要记住，不能惩罚法官的判断。 司法独立的核心是什么？良心独立。这一点跟学术有关系，学术强调自由，法官强调独立。北大 校长不能命令我按照的他的意图写文章，学术不独立，那就没意义了。审判独立有改革要求，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的判断是独立的，要独立必须不受惩罚。不能一方面要独立审判，另一 方面我的判断出了问题，要惩罚我。我们不应该惩罚法官的判断，不应该惩罚法官的办案责任。
那么，我们应该追究法官什么责任呢？应该追究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违反职业操守、职业伦理，甚至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举几个例子，人家明明请了一个律师，上法庭辩护，法官下令把律师赶出去，让当事人没有辩护权，这样的法官不应该被追责吗？这么恶劣地违反程序法，即使没造成错案都要追责，因为他带头破坏国家法律程序。再一个就是法官没有办错案，天天跟当事人搞在一起，进娱乐场所，接受人家的吃请、馈赠， 这样的法官不应该被追责吗？所以现在大家公认应该追究法官的三种责任：一是重大的程序违法、 践踏法律程序，影响司法公正；二是严重的违反 职业伦理、职业操守，且不说像某地发生的法官 嫖娼事件，即使接受吃请，接受馈赠，接受旅游这种服务都应该严厉地惩罚；三是我们要追究个 别法官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是过分强调错案，对法官八小时以外的事一点都不追究，放得很宽，导致腐败。
今天有法官、检察官用脚投票离开法院、检察院，一个是待遇低，另一个是没有希望进人员额，还有一个就是责任追究太严厉了。2012年某 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了一个终身问责办法，那个追责制出来以后，第二年该省法院就流失了好几百人。
您怎么看待法官的辞职，您对提升法官职业尊荣感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乐观的观点，另一种是悲观的观点。乐观的观点是什么？认为这是暂时的。司法员额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再加上司法责任制的推行，可以说这种辞职潮是必然发生的。道理很简单。一部分法官、检察官过去做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的时候都有办案权，他们可以办案。过去在判决书里面写代理审判员、代理检察员。如今一下子把他们独立的办案权剥夺了，使他们就地转化成司法辅助人员。且不说待遇问题，有很多情况下跟待遇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职业的尊严感、成功感、成就感，都会使他们愿意放弃现有的职业，这是必然的。
从乐观的角度还有一点，辞职的也未必都是优秀的。我相信有一批优秀的人基于生活所迫或对前途的茫然可能会辞职，但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本来就没有前途，在院里的工作也得不到大家的满意，至少不是最优秀的，因此离开了队伍。 如果一个制度改革使那些不是很优秀的人离开，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还有一个，我们过去这么多法官、检察官，人数那么多，队伍那么庞大，这肯定是不行的，不符合司法规律。适当减少法官、 检察官的人数也是必然的。我刚才是从乐观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一种过渡，是过渡期的必然现象。
现在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员额被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长等有行政职务的一些人占据了大多数，结果剩下的少数员额才给资深法官，而资深法官多多少少有一些论资排辈，所以带来的后果是，年轻的、专业性很强的法官认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他会产生一种绝望的心理：我只要没有行政职务，只要熬不到一定的年龄， 就永远可能是法官助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队伍， 我到别的行政机关，我按照行政层级往上升还能得到尊严，我有希望；我进人企业，进人律师事务所还能解决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其他的问题都是附带的，这个职业的尊严和未来的前途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种悲观的论断就是收人问题，再怎么提高收人也不会超过公务员两三倍。基数本来就小，试想一下，原来一个月也就六七千块钱，给一万块钱又能怎么样？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法官、检察官，正是生活负担、经济压力最大的时候， 如此少的收人让他们没法维护职业的尊严，他们没法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所以我们看流失的法官有一个规律，进行政机关的很少，都进了企业或者是律师事务所。一进律师事务所年薪就几十万元，一进企业也是，比律师事务所待遇还高，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会带来严重的示范效应。
可能悲观的看法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严厉的司法追责制，表面给了法官独立审判权，又给了这么严厉的追责，责任倒查制和终身问责制。这会让人感觉到司法的风险，办案的风险比过去大多了。
我们下面看看怎么提高法官的职业尊荣感。我觉得首先应该承认“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就随他去吧，他不愿意在法院里呆着，你给他再高的待遇也留不住他。不妨在短时间内冒一点风险，在辞职方面不要设置任何的障碍。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尤其是工作了几年的法官，对于法院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成为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审判法官。他在放弃法官这个职业的时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此刻强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留人留不住心，所以最现实的办法是放他走。
把想走的人放走以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几项改革。第一，恐怕新进的人只能够做法官助理，这样让他对他未来的职业有一个预期，他就不会想象：我再三四年之内就可以独立办案了，不太可能。同时招收最优秀的人，不要像过去那样，像萝卜白菜一样当法官、检察官，过去那种招人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基层法院一招招一百人。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年招了120名法官助理。 应当吸引最优秀的人进法院，严把它的门槛，同时让他对职务有未来的预期：肯定要做十几年的法官助理才有机会升任主审法官，有这个预期了，他就不会失落，不会失落就不会轻易地离开。
与此同时，我个人认为，法官助理是未来法官的摇篮，也要提高其待遇。不能够光注重主审法官，法官助理要提高待遇，不妨给法官助理也设置一种级别：一级法官助理，二级法官助理，三级法官助理。我们想想，医院里面的护士还有级别呢，人家一辈子当不了医生，人家有级别，退休前可以做教授级护士，工资还不低。当工人还有级别呢，八级钳工比一般的工程师工资都高。法院内部书记员都有级别，法官助理也应该有级别，有级别就有奔头，就有希望。
另外，一个法官助理变成主审法官应该有公开化、透明化的遴选机制，要把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人员的转任打开大门，公开标准，用公开透明的程序让人人都有机会转任主审法官。这样就有奔头了。同时恐怕还有一点，提高待遇。
最后，让法院尽量地去行政化，得创造一种文化：一个法官即便不做院长、副院长，不做庭长、副庭长，只做一个优秀的主审法官，也能够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体面的生活。如果在法院内部像今天这样，层层设置各种行政官员，作为 一个普通的主审法官怎么可能会有职业尊荣感 呢？我觉得待遇和薪酬都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还是他有没有成就感。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医院里面，一个主任医师即便没有任何的行政职务，如果是这个领域权威的专家，受到社会各界广大患者的认可，他的收人也可以提高的话，他会很有成就感；一个大学的教授如果成为顶级专家，即便没有任何职务，也有成功的感觉。所以很简单，我们未来的法官发展趋势应该要么像医院，要么像高校，都是专业人士。这是特别大的手术，需要司法决策者痛下决心，抓住中国实践当中最 严峻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这里面确实得有魄力，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中央领导人，他们这么大刀阔斧地改革，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说明他们是有政治魄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