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民主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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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馆长
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是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之上。人民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才会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民主与公民爱国列为两个层面的内容，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本文原载《法制日报》2019年2月27日蒋安杰主编《法学院版》，感谢作者授权。
民主和爱国都是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两者处于不同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我认为，把民主放在国家层面，把爱国放在个人层面，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只有国家实行民主，公民才容易滋生爱国意识，这是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结论。
最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仲伟民教授在《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发表了《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一文，该文透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不少地方，不仅没有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联军的故事。
法国参加侵略的军官们回忆说：
“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自从我们到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大量食物。”
正是因为有中国人的引导，英法联军无论在港口还是在陆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进展顺利。
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
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
“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
法军刚到达广州、澳门时，曾经因为找不到运输的马匹而苦恼，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两个城市有大量“强壮的脚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费用便宜，他们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让他们跟随部队，背着粮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儿”。 “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
英军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苦力，他们的军队“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不仅在陆地上，中国苦力还被安排到各艘军舰上，准备进攻天津的20艘英法军舰供配备了905名苦力。
不仅英法联军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对他们，更没有碰到任何自发的抵抗。联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要是他们有发言权，从南到北都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
当英法巡逻队来到北塘村时，发现这里“格外平静，那些中国人亲自为步兵们准备了水和棺材，甚至还有已经泡好了的茶”。
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乐意帮助英法联军？
仲教授认为根本原因是19世纪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当然也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爱国主义的情感。英法联军亲眼目睹了中国贫穷、落后，中国政府的无能、腐败。
巴夏礼
Sir Harry Smith Parkes
巴夏礼在信中写道：“我们亲眼看到了软弱的政府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怎样悲惨和贫困的情况”；政府的无能、国内的动乱，使各地人民也失去了信心”，他看到武昌、汉口居民纷纷外逃，遂做出两个判断：
“（1）清廷官员非常无能，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
（2）人民对起义军的恐惧之感溢于言表。”
在人民最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却找不到国家在哪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巴夏礼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现在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病人，它的整个系统因为受到各种不同的粗暴的治疗方案的对待而陷于瘫痪”。
这个说法，是19世纪清朝的典型写照。
我不同意仲教授把19世纪一些中国人帮助英法联军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概念这一观点，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清朝实行的是专制制度，而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
王造时有篇遗稿《泛论爱国心》（大约成文于解放战争时期），后被叶永烈先生编入《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一书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
王造时与夫人
该文说，大概一个国家愈民主，爱国心愈是发达。原因是在民主国家里面，主权是在人民全体。所谓国家乃是全国人民的国家，你有份，我也有份。既然大家有份，那么国家的休戚荣辱，便是大家的休戚荣辱。
我们对于国家，又哪能不爱护?好比一座花园，若是我们所共有，我们对于它的一草一木，总不胜其爱惜，不忍加以摧残。倘非我们所有，花园门口悬了一块牌子，禁止我们入内游玩，而仅为一人或少数人所霸占，那么我们对于那个花园的盛衰存亡，当然是不关心的。这是人类的本性，这是人类合理的本性。所以在君主专制或独裁政体之下，爱国心比较不能发达。
在君主的国家，主权操在一人之手，人民不得干预。所谓国家，不过是皇帝的家产，所谓政府，不过是皇帝的私具，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人民既没有参加国事的机会，那么对于国家的事情，当然以为是皇帝老子家里的事情，与我们一般小民无干。外国侵略也好，文化堕落也好，我们总不十分关切。
王造时还写道，一个为人民爱护的国家，不仅必须实现政治平等，还必须实现经济平等。如果一国之内，人民在经济上太不平等，一方面是少数最奢极欲的富人，另一方面是在饥饿线上的大众，彼此的生活、习惯、思想等等，中间隔了一条深厚的鸿沟，哪里会产生同胞之感，哪里会产生同胞之谊?表面上虽属同一国家，实际上是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样，被压迫的人们当然对于被少数资产阶级操纵的国家不能发生浓厚的感情。
我赞同王造时先生的观点。
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是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之上。人民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才会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民主与公民爱国列为两个层面的内容，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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