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乌合之众能走向民主么？ 丨 中法评 · 独家首发
相反，在受到其他人或群体影响时，个人的判断就会偏离独处时的判断，更可能因与其他人共同承担成本而增加破坏性行为。民主的规则是长期契约习惯和自治传统的结果，乌合之众则是因没有这种习惯或传统而容易采取的选择。因而，能够给予一定契约和自治空间的有限君主制，就是从绝对君主制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
一、两种民众结合的形式二、民主的制度经济学性质三、乌合之众的制度经济学性质四、阿伦特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比较五、街头政治，政党政治，和独裁政治六、对“失败的民主化”的分析七、群体心理就是一种人类本性八、能从乌合之众走向民主吗？九、结论
在我国’ 一提到“民主” ’经常会有人用“文革” 中的“大民主”对之加以批判。这在表面上看颇有道理。因为民主似乎就是民众作主，在“大民主” 中，民众似乎也在“作主”。因而，从同是民众主导的表象来讲，民主与“大民主”是同一类事物。 “文革”中的“大民主”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却鲜有建设性。然而，正如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元素组成的一样，一个个的个人结成一个更大的群体，可能仅因其结成的方式或规则不同，而带来极为不同的结果。
迄今为止，我们至少知道两种民众的结合形式。一种是民主，另一种就是勒庞（Gustave Le Bon)所说的“乌合之众” 。
所谓“民主”，比较狭义但严格的定义，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不受别人干扰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意愿，通过一个程序（如选举）将这些独立个人的意愿集合成一个公共选择结果。结果是，每个人的选择是个人理性的，即比较正确地判断某一公共决策对自己成本和收益的影响，民主过程将众多个人理性集合起来，形成了公共理性。
所谓“乌合之众”，或更中立一点，“群体”，是一种心理单位，个人一旦进入这一群体，其心理就会偏离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心理，而成为群体心理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群体中的个体在互相影响，一个人的计算，不仅要考虑自己个人的成本收益，还要考虑与群体中他人的关系。
为了不失去群体，更为了取悦群体中的他人，他就可能扭曲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果是，按勒庞的说法，相对于个人心理，群体心理呈现出一种退化，即理性因素减少了，而更借助于感情，更倾向于形象思维。
当我们把这两种民众结合形式区分开来，我们就可能揭示，为什么看来近似的社会运动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就能对历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首先，为了方便分析，我们把民主假定为一个严格的投票过程，阿罗（Kenneth Arrow )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对投票过程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分析。他们分析的初始假定，包含了
布坎南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说，“独立的个人 被认为在他们的私人行动和他们的社会行动中都 有独立的目标。” 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
从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出发，他们是从研究个人之间在市场中的交易为基础，走向研究个人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互动。在经济学家看来，交易和公共选择都是个人内心偏好的表达，从而在制度原则上是同源的；并且“一个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院体系、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对法律和个体权利的尊重，同样也是保证财产权和契约权利所需要的。” 财产权和契约权利正是市场交易的 前提。
在市场中的交易，一般是两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即两个人各作为交易的一方，买方或卖方。他们通过自由地讨价还价，最后自愿地达成交易，从而实现了独立的个人之间的理性联结，形成一个大于个人的决策或结果。
这一结果不仅因交易各方都同意，表明没有任何人受损，从而是有效率的；而且达成交易本身，表明双方都愿意为赢得对方同意而妥协，使得互相冲突的意愿得以兼容，在达成经济上的最优均衡的同时，实现了政治上的和谐共处，因而具有更高价值。
当整个社会通过两两个人的交易联结起来时，也就达到了最高的社会效率，从而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学用其全部的研究证明，只要没有外部性，这种自由交易的结果就是好的、有效率的，也是公正的。
以对市场的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将这种分析方法扩展到公共选择过程。布坎南和图洛克说，
“既可以把关于个体理性的基本经济学概念推广到市场选择，也可以把它推广到集体选择。”之所以存在公共选择过程，仅是因为市场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有的地方存在市场失灵。
这种方法的扩展并不完全是对市场过程简单的复制。在对个人的基本假设上，应没有什么不同。如个人是理性的，效用是不可比的，个人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但在交易身份上，公共选择过程与市场过程有所不同。
在市场中，交易双方在交易中有着不同身份，一方是“买方”，另一方是“卖方”；而在公共选择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是“买方”。尽管有些时候，也隐含着“卖方”，但他们不是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公开的“卖方”。
在“成交”的规则上也有所不同。在市场中，成交是在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而这种同意是经过讨价还价的。当经过讨价还价后仍不能达成同意时，双方可以选择“不交易”。而在公共选择的投票过程中，“成交”的规则是多数同意，而不管少数人的不同意。
并且，尽管少数人受损，他们也很难用“不交易”的方式避免损失，因为这就意味着退出这个社会。当然应该强调的是，即使如此，少数人的不同意仍对多数人的方案产生了牵制作用，使其为了获得多数而调低自己的要价，避免了过分侵害少数派方案的通过。
公共选择过程对市场过程规则的偏离，多少影响了它的效率。然而阿罗、布坎南和奥尔森的研究都证明，这种投票过程，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如投票悖论（循环的大多数），互投赞成票和波德效应等，仍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总体上是有效率的。
布坎南和图洛克指出，
比较强有力的证明，是布坎南的“一致同意规则”。即如果有一个公共选择方案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同意，就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因为一致同意意味着，没有人因此受损，却有可能受益。他称“一致同意规则”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 。
布坎南和图洛克认为，所有的投票规则都源于一致同意规则。只是由于在现实中，达成一致同意的成本太高，以致高于它所避免的对少数派利益的损害，人们才退而求其次地采用多数规则。
而多数规则，不仅根源于一致同意规则，而且它自身也表明，一个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的公共选择方案，比一个少数人同意而多数人不同意的方案要好。因而即使多数同意规则所通过的方案不是最优方案，也是一个次优方案，可以被接受；更进一步，如果同意的人数增多，就可以得出判断，这个方案会更好。
这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公共选择方案是否会有改进。所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公共选择过程是可以达成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方案的。
然而，要强调的是，在公共选择过程中，还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就是在个人进行投票时，是严格互相独立的。这一假定在市场过程中无需强调，是因为在市场中本来就是两两个人在谈判，各自为一方，没有同一方的其他人的影响，而交易对手又是利益冲突的。
而在投票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互相影响的问题。一旦有这样的影响，就可能改变一个人对其自身的成本一收益的独立判断和表达。上述的阿罗和布坎南对公共选择过程有效性的证明就不能成立。
因此，在具体的投票操作细节上，每个人的投票都应是秘密的。在当今世界，“秘密投票的绝对权利，不受外界的任何限制”已是国际通行的投票原则，这一秘密投票的原则还要通过无记名投票、统一选票规格样式以及秘密投票间等技术性措施加以保证。
1830年，法国的选举程序规定，选民填写选票的桌子应与选举官员有一定距离。这可以视为秘密投票处的最初形式。1856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两院选举法》首创了“澳大利亚式选票”，即统一规格样式的选票英国于1872年颁布的《投票法》首次规定了无记名投票。
在今天，如在美国，“选民领取选票之后，占据一个雅位填写选票（涂黑）。所谓雅位(Booth)，是一个平台站位，左、右、前、上四个方向都有遮蔽视线的挡板，只留选民进出的那个面敞开。” 很显然这是一个个人保密的独立空间。
在中国，虽然投票制度没有真正严格的操作，但在农村村民自治的选举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秘密投票的重要性。原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王振耀先生在1999年的一次演讲时， 曾讲述过在农村选举中对设置“秘密划票间”的体会。
他说最开始大家坐在一起投票，投票结果显然受到了互相影响，而不能把农民真正想选的人选出来。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摸索，“秘密划票间就是这一阶段中为保证公正自由的选举而创造出来的一项程序”，后来“秘密写票处” 的设置又被写入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王振耀说，这一设置看似很小，但起着关键作用。这一作用就是保证个人之间的独立性。在农村的投票实践中，这种“秘密划票”规则被认为是能够“保证村民在无任何环境干扰的情况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
因此，保证个人之间在决策时的独立性，是民主区别于乌合之众的关键因素。
当然到这里，问题刚讨论一半，这只是经济学视野内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政治学，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通过互相独立的个人理性选择，并将他们的选择汇集为社会理性的机制，会反过来形成一种有民意和理性基础的政治权力。
由于是由独立的个人投票的同意形成的，所以它本身就有权力应该有的社会成员同意的基础；又由于它给每个独立的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公共选择，所以也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持续支持。
因而这一政治权力是有坚实社会基础和实质利益内容的权力。虽然政治权力为了维护人身和产权的安全，以及国家的安全而必须掌握暴力资源，但它的存在和维系并不是主要依赖于暴力的。它的巨大力量正来源于契约，即民众的同意。
乌合之众，或群体，这个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提出来的，是指一群人，他们在利益上有某种相近的诉求，同时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呼应，使得他们觉得他们作为个人只是一个更大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可称为心理群体。
勒庞指出，
他进一步说，
勒庞描述的这一倾向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称为 “从众”，“即由于受到来自他人或群体的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压力，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发生了改变。” 所罗门•阿希（Solomon E.Asch)在1951年做的实验告诉人们，当一个被试者单独回答问题时，他的正确率约99%，而当他与其他人一起回答问题，且其他人故意回答错误答案并先于他时，他的正确率降低到65%。
五十年以后，安东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 Pratkans)又重复了这个实验，结果几乎相同。这个实验说明了人类身上固有的从众心理，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有显著变化。
我们可以把勒庞的“乌合之众”更为一般化，用于表达某一类个人间的关系，即当个人的成本一收益判断以及相关决策受到他人或人群的影响时，我们称此关系为“乌合之众”；意思是，并非由独立的个人理性决策而联结起来的人群。
这样，乌合之众就不仅包含街头集聚，也包括政党政治，还包括独裁政治等。如果前者可以被称为“自然群体”，则后两者可以被归类为“人为群体”，人为群体还可包括军队和教会等。
接下来的问题是，乌合之众群体的决策是有效率的吗？如果无效率，是因为什么？如果我们接受独立的个人进行的公共选择投票是有效率的，那么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乌合之众中的个人的判断和决策受到他人或群体的影响，使之与他作为独立的个人的判断和决策不同，那么他的判断和决策就是错误的，由这种个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的共同选择就是无效率的。
假定有一个人，当他作为独立个人时，他对某一行动的判断是，成本是200元，收益是100元; 而当他作为群体的一个成员时，他对这同一行动的判断是，成本是20元，收益仍是100元。很显然，在这第一种情况下，他的决策是不做；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决策是做。如果我们认为第一种情境是合理的，那么第二种情境中的决策就是错的。
然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并非像勒庞所说，理性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就变成非理性的了；而是因为成本和收益计算的单位发生了变化。正如勒庞自己所说：“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到有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一个人看到高档服装店中的服装很想把它拿走，但在个人的情况下拿走的成本过高，他会被当作小偷抓走。但当有一群人游荡在街上，他们就有可能打破商店的橱窗，并且每个人承担的责任将会变小。这都使在群体中的个人行动的成本变低，甚至因“法不责众”，而无需付出成本。
另一种原因，是在群体中的个人除了他自己的成本收益外，还增加了新的考虑，这就是要取悦这个群体或群体中的其他人，他可以因此受到群体的称赞和尊敬。这显然也是一种效用。仍沿用前述例子，某人对某一行为的判断是，成本是200元，收益是100元；如果他选择这一集体 行动可以取悦这个群体时，他因此获得的收益是 180元；加上原来的收益100元，为280元。于 是采取这一行动变得值得了。
从负面看，如果他选择与群体不一样的行动，他就可能显得“不合群”，过于“标新立异”，就会受到心理上的压力。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的心理学实验证实了这种压力的存在：人们最喜欢与群体标准相一致的仿效者，最不喜欢的是偏离者。而选择与群体相一致的行动，则会减少这一压力，也相当于减少了个人成本。但这同时偏离了他独处时的理性判断。
即使不存在前面两种情况，个人结成的群体也会偏离有效结果。因为群体一般是在与另一个群体进行对抗。这就相当于市场中的交易双方。如果交易一方不是依赖于讨价还价，而是依赖于其群体的力量，无论表现为谈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还是表现为暴力，除了极个别情况，这种群体力量都不会使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或 关系达到均衡，曼瑟尔•奥尔森教授（Professor Mancur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对这种情况做了深入研究。
只不过主要针对美国的情形，因而群体对抗中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卡特尔和游说。这不过是谈判力量和暴力的美国形式。卡特尔会带来垄断定价；而游说会导致有利于某集团的立法，而法律是要强制执行的，所以实际上是暴力。
经济学已经证明，垄断偏离平等合约的原则，因而是无效率的；而以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施行，则限制了合约的自由缔结，也显然是损害效率的。即使像在美国，通过院外活动获得立法机关的支 持，某一利益集团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法案设立，也因为损害其他利益集团，而使社会契约遭受削弱。
更不用说，仅以群体性行动出现的街头政治形式，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可能更无制度的限制。这是乌合之众与契约式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即它缺少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抗衡和化解机制，使其不能自动地找到利益之间的均衡。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结论，即除了极个别情形，当个人以乌合之众的方式联结时，他所做的决策，以及群体中其他个人共同做的决策，都不会是有效率的。当然更严重的是，乌合之众更有可能受到情绪的支配，做出暴虐的事情。所谓“极个别情形”，是指针对由垄断和暴力形成的权力，群体行动才能降低每个人的成本，使推翻这一权力的行动可能发生。但这通常不能把握恰好停在均衡点上。
反过来，从政治学角度看，虽然乌合之众可能形成某种政治权力，但这种政治权力仅是依赖一部分民众对另一部分民众的垄断优势和暴力优势，不可能在民众之间形成利益的平衡，因而不能在民间社会形成一个自动平衡的政治结构，而只能继续靠垄断优势，尤其是暴力优势。
这使得这个政治权力本身缺少一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不是一个公正和普遍的权力，也因支持它的民众仅因为它能够继续用暴力剥夺另一部分人，而缺少道义基础和利益的平衡，因此也不是该权力长久稳定的因素。
更进一步，这种乌合之众所形成的公共决策，由于没有利益相对方的讨价还价以至抗衡，很难停留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点上，一般都会越过均衡点而造成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损害。这一损害从长远看对暂时获益的利益集团也不利，更对全社会不利。就如同为某一占据优势的利益集团压低资源价格时，资源的供给激励就会减少，但对资源的需求却会超出有效率的范围。
这使社会生产率下降。这种最终对所有利益集团都无好处的结果，也会严重削弱该政治权力。最后，这种既没有普遍民意基础，也无道德价值，更无社会增益的政治权力，就不会得到来自每个独立个人的支持，而只能更依赖于暴力的支撑。它一方面变得更残暴，更易于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又将自己暴露在无法把握的暴力之下。
在现实中，并没有纯粹的民主和乌合之众，但有相近的类型。在历史上，可以把法国革命看作是近似的乌合之众情形，而把美国革命看作是走向民主的道路。这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革命》中有比较明显的对比。
在阿伦特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因为它带来了暴力、恐怖和一个比王权更专制的政权；而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因为它带来了宪政秩序。
原因是，“美国革命是‘有限君主制’的历史遗产，法国大革命则是绝对主义的遗产。” 在有限君主制下，民众有着自组织的空间，因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契约关系；而在绝对主义王权下，则没有这样的空间。
因而，在美国的殖民地时代，虽然宗主权在英国，但殖民地地区已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尤其形成了由街区到市镇、由市镇到殖民地的多层级的社会契约网络。
阿伦特指出，美国的这种社会契约传统，在还没有到达美洲大陆就开始了，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由这种社会契约，形成了在北美的实际的权力来源和一个“文明的政治体”。“这一行为很快成为一个先例，不出二十年，当殖民者从马萨诸塞向康涅狄格移居时，他们就在一片依然荒无人烟的野地上，拟定了自己的《基本法》和《垦殖约法》。
这样，当皇家特许状最终送达，将新的拓居地并入康涅狄格殖民地时，它只不过是认可和批准了一个已然存在的政府体系而已。正因为1662年的皇家特许状只是认可1639年的《基本法》，1776年可以如法炮制，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如‘该州的《公民宪法》处于其人民的单一权威之下，独立于任何国王和君主’。”
阿伦特又在好几处强调美国社会的契约基础：
而法国大革命则相反。如果在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结构就是绝对主义王权的话，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中不存在或较少、较弱地存在着政治自治的契约基础。当这个绝对王权被推翻时，也不存在可以实行公共治理的替代性权力。
阿伦特指出，
阿伦特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看法，显然受到勒庞的影响，因为后者的《乌合之众》主要的分析材料就是法国大革命。“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 就像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勒庞受着这场大革命的纠缠”。
勒庞指出：
泰纳说：
因而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民众参与的革命，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乌合之众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独立个人的理性判断受到扭曲，合成的所谓群体意志就可以既损害每个独立的个人，也损害整个社会。正如柏克(Edmund Burke)所说，“法兰西用暴行买来了贫困！ ”
从而，汉娜•阿伦特笔下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对比，以及她所提炼出来的两种革命的特质，就可以用来近似地证明民主和乌合之众的重大区别，以及可以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
乌合之众的形式一般被理解为街头政治形式，即民众在街头的示威、抗议和静坐等形式。这是因为街头政治更接近于民众的自发运动形式。然而若从一个个人在对公共事务判断时是否会受他人或群体影响来定义，政党政治和独裁政治也可被划归与街头政治为一类。
很显然，一个政党要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个人作为政党的一员要遵循这一纲领，尽管这一纲领有可能些许偏离自己的成本收益判断。在政党的集会中，他也会受到其他党员情绪的感染。更进一步，如果他想在党内获得尊重和支持，甚至想成为党的负责人，也要考虑如何取悦其他党员。一旦如此，他作为个人的判断已经偏离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判断了。
在独裁政治下，一个个人的判断和决策显然要受到独裁者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来源于独裁者垄断了公共暴力，从而强制性地要求社会所有成员都要服从他的命令，还来源于独裁者对乌合之众的把握和利用。
正如勒庞所说，“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他们很懂得如何操控民众心理。因而，在历史上没有不利用群体心理，而只是依靠暴力的独裁者。即使是希特勒，也是受到了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的衷心拥护。
当然，这几种乌合之众的类型并非是纯粹的形式，它们之间，以及与民主之间都会形成组合。如上述街头政治与独裁政治的组合，还有政党政治与街头政治的组合，独裁政治与政党政治的组合，还有街头政治与民主的组合，政党政治与民主的组合，等等。这些是在真实历史中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分类；但这也使得分析容易被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走入歧途。
乌合之众与民主本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两种表达意见和行动的方法，它们之间存在着互替关系。当社会的契约关系和自治形式不够发展时，民众缺少个人独立表达的传统和方法，就有可能更多地利用群体性行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民众间结合的最原始的方法，不需训练就能施行。反过来，当人们习惯于独立表达意见和缔结契约，他们就会较少采用群体性的方法。
然而，是否有独立表达意见和自由缔约的传统，也会受到已有政治结构的影响。在独裁统治下，独裁者可能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对社会自发的契约关系加以压制，不能容忍社会中出现自组织现象。于是在独裁统治下，契约关系就不能充分发展。一旦出现对独裁统治的反抗，导致其垮台，社会并没有契约基础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新建立的政权也可能还要沿袭旧制度。
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契约基础的新政权只是获得了乌合之众短暂的授权，既缺乏普遍性，又缺乏持久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没有独立个人的理性表达，它的公共决策更有可能是无效率的，因而不能给革命的社会与民众带来好处，也就削弱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在缺乏真正政治合法性的情况下，就只能借助于旧制度中的高压手段。
反过来，这种靠暴力高压的新政权更没有政治合法性，也不能给民众带来好处。民众的愤怒还会积聚，最终又以乌合之众的形式爆发出来，将新的独裁政权推翻。在这时，民众仍然没有形成独立表达意见和自由缔约的习惯，那么这种独裁政治与乌合之众的变换仍将进行下去。
对近些年一些国家出现的民主化失败的讨论，似乎就没有区分民主与乌合之众。当然，在近乎绝对主义的独裁政治下，社会契约结构很难发展，一旦要反对和推翻独裁统治，也还要借助于群体性运动。这种运动，正如阿伦特所说，“在不幸的压迫之下，群众的合力能够以一种任何制度化和监控性的权力都无法阻挡的暴力爆发出来。” 它大到可以推翻独裁统治，却不足以建立新型的权力。
当我们不能区分乌合之众与民主时，我们往往把群体性的运动视为民主化本身。如在埃及的民主化运动中，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群体性运动，是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游行。这种群体性运动即使不是直接，也是间接地导致了穆巴拉克的倒台。人们以为，民主化运动胜利了。
在泰国，我们也看到以广场示威和静坐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运动。然而，这只是群体性运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但人们在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往往分不清乌合之众与民主，所以简单地将这些失败称为“民主化的失败”。
具体到埃及，之所以在这一波民主化中有着乌合之众的倾向，显然和在这之前的契约关系与社会自治不够发展有关。虽然从表面上看，自1922年埃及独立以后，除了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多党制一直在发展，但仍然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因而被称为“有限多党制。”
公民社会也在不断发展，但受到了各种限制，尤其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非政府组织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即使是在环境比较宽松的穆巴拉克时期，执政党操控的议会仍于1993年通过了限制行业协会选举的100号令；20世纪90年代，政府仍派约6万名官员进驻志愿者组织，并严格限制这些组织的 政治化。因而，在2013年穆巴拉克倒台之际，“一个强大的政府对应一个弱小的社会” ，埃及社会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契约网络和自治基础。
因而，当穆巴拉克被推翻以后，政府的治理功能不能马上被替代，通过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统只是以微弱多数胜出，并没有得到将近一半人口的同意和支持。他所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因长期受到压制，而没有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况且在革命之后的选举中，群体心理依然在起作用，选民受到政党和其他人的影响，而可能较少保持独立个人的理性。
这样的政府就缺少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政府权威不能树立。而穆尔西总统想通过修改宪法增加总统权力，以增加政府权威，然而却适得其反，反而损害了其他利益集团。这使穆尔西总统及其穆斯林兄弟会更缺少社会的代表性，政府也就更缺少政治合法性。
军人政变显然是民主化的倒退，但其发生也有原因。这是因为埃及社会缺少契约基础，形成的政府就缺少从基层“叠增”起来的民意和自治基础，因而其权力就受到限制；再加上由于缺少独立个人的理性表达，公共决策就更可能出现失误，造成社会的损失，从而进一步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军人政变虽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军人握有暴力资源，他们至少在减少街头政治方面具有威慑能力；反对派会受到压制，但动荡会减少。这勉强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但仍然没有真正的民主化。军人政权所能采取的手段，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也只能是旧制度的翻版 ' 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源支持真正的民主制度。
无独有偶。泰国的民主政治演化为政党政治，而政治手段演变为街头政治，如“红衫军”或“黄衫军”运动；街头政治又走向极端，反对派甚至采取封锁曼谷的行为，甚至还出现了流血事件。让人深思的是，泰国政党缺少基层组织，却能动员起群体性街头政治，正说明它们缺少契约性叠增关系，而具有乌合之众的特征。这导致泰国政治斗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承认投票是解决纷争的有效形式，而宁愿采取街头抗争的形式。
例如，曾有几次修宪和大选的建议或安排，因街头抗议而流产；即使议会作出决议或通过法案，反对派仍可以拒不接受，继续街头抗议。街头政治不可避免地有过激倾向，不愿接受妥协方案，而使政治经常陷入僵局47。这就不是民主，而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运动的结果，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会限制独立个人的理性表达，所作出公共决策都会偏离理性的社会选择。它们的社会政策往往是偏向某一利益集团（如草根阶层）而损害其他利益集团（如中产阶层）的' 较少尊重由市场决定的利益分配。这使其既没有民众同意的政治基础，又没有恰当的公共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增益，反而会损害民众的基本利益。正因为泰国两党恶斗的结果对大多数民众不利，军方的介入反而成为一个可以接受解决方案。
从表面看，军方介入显然是对民主的伤害，但其原因，恰是因为世俗政党政治没有采取真正的民主手段，即独立个人的理性表达的集合，而是非民主的乌合之众。
顺便说一句，从外部输入的民主，如果缺少社会内部的契约基础，也会归于失败。这是我们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看到的情形。
勒庞说当一个人独处时可以保持理性的思考，但当进入群体后，就变得没有理性了；实际上是说，当进入群体后，心理就起很大作用了。在勒庞之后，他的理论得到了心理学界的响应，如塔德（Gabriel Tarde )、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等。
这恰恰说明，乌合之众正是一个心理学现象，受心理因素的主导。近些年神经元经济学也发现，仅仅靠理性无法完全解释人类行为，只有将心理因素，即情感和本能反应等引入分析，才能更有解释力。
在目前阶段，神经元经济学只是通过实验发现哪些人类行为是受心理支配的，甚至大脑的哪个部分支配着哪种心理，用来纠正过去归结于理性的结论，从而使经济学的分析看来更为严谨，但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些心理定势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本身是否有某种经济性。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一演进心理学，也似乎没有在这种群体心理如何形成方面取得进展。
将经济学的方法放在更长期的视野中，我们似乎可以对群体心理的形成作些判断。很显然，这种群体心理是演进的结果。这就是说，人类正是依赖于这种群体心理才走到了今天。当勒庞等人批判群体心理时，由于针对其导致的破坏和灾难，所以并没有讨论群体心理的好的一面。这就是说，人实际上是社会动物。
在人类早期，一个个人如果离开了群体，几乎就活不下去。在群体里，他感到安全，这也是他的幸福的基础和前提。为了能在群体里生存，他必须顾及群体中其他人，尤其是大多数人的喜恶。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演进中，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就生存了下来，而不具备这种心理的人的生存几率就低得多，最后会归于消寂。于是，依赖于群体，就成了一种心理定势。
在另一方面，勒庞所说“人在独处时很理性”有点言过其实。实际上，人是理性有限的。这包括获得信息是有成本的，对信息的判断不仅耗时，而且要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在现实中，人们通常会采用便捷方式，即听一听别人的意见。如在市场中，一个人是不知道一种商品的成本的，他只能借助于别人的成交价来判断自己交易对手的成本。
在公共领域中，一个人也很难辨别一种公共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他也是参照别人的意见来形成自己的意见。这种在判断和决策时借助于别人意见的习惯，会给当事人带来好处，即弥补自己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足。他也因此而生存下来，并通过繁衍后代，而使这种心理成为定势。
这又足以说明，群体心理是一种经过人类几百万年演进而形成的心理定势，它因而是一种人类本性，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既然是本性，既然是自然力量，就是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而也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能忽视的力量。这种本性也就必然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析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那么，既然群体心理是人们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又在人类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史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这是因为，任何自然之物，包括人类本性，都不应过度使用。就如人类自然的恐惧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警惕，避免灾难，但过度的恐惧却只能让人们丧失勇气，缺乏战胜困难的果敢一样。群体心理在正常的情况下能够帮助人们克服单个人无法克服的困难，弥补信息的不足和理性的有限；但当对群体心理过度使用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形。
如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体心理被用来对抗另一部分人，就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平衡，导致他们彼此的残害。又如对他人提供的信息的相信，尤其对其他人判断的相信，可能会迅速传播一种似是而非的信息，甚至会被有意散布的谎言所劫持，从而调动群体的破坏性行动。也就是说，本来帮助人们生存下来的心理定势，一旦被过度使用，就可能变成损害人类的东西。
所谓“过度使用”，是指无意或有意地激发和强化群体心理，使之产生过分的影响。所谓“无意”强化，有些是因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的改进，有些是因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权威出现。一般而言，当社会更为开放和自由时，权威之间会互相抵消，但当在特定时期中，权威意见极端化，就可能造成更大的群体力量。但无论如何，这种无意强化虽然有破坏力，但仍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所谓“有意”强化，就是从事公共活动的人清楚地知道群体心理的存在，并有意利用。这本是人类历史中常见的事情，如皇家建筑高大豪华宫殿，将君主的塑像广布公共场所。尤其是在现代史中，更是多见对群体心理的有意利用。如纳粹德国政府在民众中强化对希特勒的崇拜，通过火炬游行等形式激发人们的种族自豪感和对纳粹的忠诚等。
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由官方推进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官方电台天天宣传，播放颂恩的歌曲，印行领袖的著作和语录，组织群体游行，唱红歌和跳“忠字舞”等，强化了民众个人崇拜心理。
“有意利用”的极端是“恶意利用”，即故意向群体输入不符合事实或错误的观念，利用群体心理引导民众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所用，走向错误的极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勒庞对群体心理现象的揭示又成为法西斯煽动民众的知识基础。
莫斯科维奇指出，“最循规蹈矩地跟随勒庞，并按照真正的日尔曼人的彻底性来做的人却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认为除法国的勒庞之外，还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群体现象理解得如此透彻。”他所说“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便是这一理论应用的极端例子。
因而，群体心理作为人类的一种本性，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对待群体心理的恰当态度，就是不要试图利用群体心理以牟取政治利益，尤其是不能利用政治权力去强化群体心理。人类的另一个特点，即为了交换而谈判和妥协，又经历了数万年演进，形成了另一种心理定势。它与群体心理不同，要人们本能地怀疑别人，但又要知道在利益对立中让步，还可以在形式上脱离群体而成为表面上独立的个人或家庭，因而是群体心理的解毒剂。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强调的契约传统。
虽然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中，君主制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但君主制并不一定是一个典型的独裁政体。按照政治学的划分，君主制可分绝对君主制和有限君主制。在绝对君主制的情况下，君主不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而在有限君主制的情况下，君主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也可称为君主立宪制。
当然，有限君主制是演进形成的。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从绝对君主制演进而来，最早的政治实践是13世纪的《大宪章》，其后有所曲折和演进，1688年光荣革命就是这一演进接近完成的重要事件。
在绝对君主制下，君主不仅要获得掌握政权所应获得的回报，主要是税收；还要利用政治权力在税收之外攫取利益，如设立垄断权，直接经营工商业，甚至利用权力直接侵夺他人财产。而在有限君主制下，君主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向社会提供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从而获得合理税收作为回报。
因而，在绝对君主制下，由于君主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经常表现为对民众契约的侵害，以及因害怕民众形成竞争性的政治组织而禁止自发的社会契约，社会的契约基础的发展就受到压抑，不能充分形成契约结构；而在有限君主制下，由于君主受宪法的约束，不能侵害民众的人权和产权，也不能破坏民众间的个人合约和社会契约，因而社会的契约基础就会发展得比较充分。
这正是阿伦特所说美国的契约基础比较坚实的原因。最初美国的殖民者大多来自英国，到了 17世纪，君主权力已经大大削弱；尤其在光荣革命以后，已形成有限君主制，民众间自由缔约空间比较大，并形成传统。他们到了美国，也把这种社会契约传统带到了美国。
从君主角度看，英国的光荣革命所导致的君主立宪也是被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君主立宪对君主没有好处。只是迄今为止，君主立宪对君主的好处因较为长远而少有君主能够意识到。但历史结果告诉我们，如果今天还存在君主制的话,那一定是君主立宪制；绝对君主制已经消亡了。从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法国国王在革命中被砍了头，而英国国王却安然度过民主化的浪潮。
具体而言，如果一个君主将自己约束在宪法范围内，他将因遵循正义的规则而受到尊重和承认；他因给予民众恰当的契约空间而使社会契约网络形成，他的政治权力不是受到这种契约网络的挑战，而是叠加在这一契约网络之上，加强了其权力的社会同意基础，他的政权反而显得更为牢固。一旦出现革命，这一革命也更有可能采取契约的和民主的形式，而不是乌合之众的形式。革命将会更为温和，社会不会在群体性运动之中失去理性，自己也不会如法国国王那样失去生命。
反过来，如果君主认为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方法就是压制社会中自治力量和契约结构的形成，不仅不能提高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加强政权的社会同意基础，反而使民众积蓄不满，使自己的政权处于更为危险的境地。一旦爆发革命，其形式只能是乌合之众，自己也不能得到理性的对待。这就是独裁者往往死得很惨的原因，而那些签署了立宪契约的国王则寿终正寝且传位于后代。
因而，真正理性的君主应该走向有限君主制。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2. 由于民众的结合不一定都对，对的原则，即民主的原则，个人独立理性表达的原则，就应该由基础性法律，即宪法规定。所以，民主不是无条件的，而应是宪政的民主。
3. 由于民众依其结合方式的不同而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人民”不是无条件地就是合法性的来源。只有当“人民”被理解为一个一个具体个人的集合时，只有当“人民意志”是由一个个的“个人同意”集合而成时，“人民” 和“人民意志”才是合法性的来源。
4. 群体心理是人类的正常心理现象，但对之加以利用使人们的群体行为超出正常状态是错误 的。一个社会尤其要禁止政治权力利用、特别是恶意利用群体心理的作法。
5. 既然一个社会的契约基础是民主化的前提，而前民主化的政体一般是君主政体，且只有有限君主制才有可能提供契约网络形成和发展的空间。所以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者，就应首先支持和推进君主制从绝对君主制走向有限君主制。
6.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欲推进民主的人，应无时无刻地推进契约关系的发展，推进社会契约在基层社会的形成和扩展。
由此，民主才有其契约基础，一旦出现革命，才不会只表现为乌合之众，而更容易由已存在的契约结构形成新的政治权力。这一政治权力才因其来源于表示社会同意的契约，而更有力量，和更接近公正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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