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判词可以这样写！ ︱ 中法评 · 影像

《吏学指南》云：

“

剖决是非，著于案牍，曰判。

判而成文称为“判牍”，其文词称为“判词”。 古时为官，少不了判案司法。拍案司法就要起草判词，这是与功名攸关的实用之学，为官的基本功夫。

《吏学指南》，徐元瑞编纂，共八卷，是使“习吏”之人掌握“律书要旨”的吏学启蒙读物。

张建伟教授手书

 南怀瑾，浙江温州人。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及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著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易经杂说》等著作。

南怀瑾曾言：

“

读判牍，可了解古人的才华，认识历史社会的演变，了解古今法律的异同，因而更透辟地了解历史，鉴古知今，洞彻人情世故，当作短篇小说或电视影剧来看，也是一大乐事。

王又槐，清代学者 ，著有《办案要略》，并曾辑注《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

乾隆年间王又槐论批呈词，说：

“

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而赅，文明而顺，方能语语中肯，事事适当，奸顽可以折其心，讼师不敢尝试其伎。这可谓好的判牍的标准。

闲来无事，翻翻古人判牍，确有同感。读古之名臣判牍，还可领略其“胸有经济，通达时务，笔有文藻，肆应不穷”的神采，真可谓开卷有益，馨香满室。精短判牍，篇幅虽小，实不可以小视之也！

古时，对于判词并没有严格的程式要求，但功能特定，总要将官员的判断形诸文墨。官员文学素养的优劣，直接影响判牍的可读性。 古人下判，舞文弄墨，有时过重言辞文笔，读来满眼花团锦簇，让人目迷五色。有的判牍，有的如文末的品题；有的如雅致的信札；有的只三言两语，却切中肯綮，足以释冤辨诬、惩奸伐恶、化解纠纷，故而这些判牍往往被誉为“妙判”。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著有短篇小说名著《聊斋志异》 。

小说家蒲松龄曾一试身手，做了一系列“拟判”。翻开《蒲松龄集》，便可领略聊斋先生的拟判功夫。

古之判词，重在将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今之所谓“说理论证”者也。有的判牍以法律为依归。如刘耀薇就强盗劫财伤人一事所作判牍引律而论，云：

“

凡人少而无凶器谓之抢夺。李二一案，人赃俱失主拿获，盗情逼真，初审亲供伙贼四人，即失主也供四人，狡饰咬扳，将谁欺掩？当日弓刀马匹，失主供之甚真。其未经追获者，彼积贼正恃狡顽，欲留今日之辩窦耳。承勘官但图草草了事，希解缉盗之案，独不思既无凶器，董凤宇耳边刀砍凭何中伤？

看语云：‘绒帽，公共之物，难执为失主之物。’本官更何所据，而知非失主之物？岂当日亲炙之不真，而今日悬揣之反确耶？仰速秉公确审如律缴。

这一判牍从律例入手，连发数问，然后决定驳回案件，责原审判官再审。想原审判官读来应当哑口。 好的判牍，还要以事实、证据为凭依，这离不开妥帖的论证。如在关于一男子被杀案件的判牍中，承审官颜孝叔指出：

“

此一狱也，姑无论致命伤痕有额颅、太阳、胸膛、心坎等处，棍伤种种，尽堪立毙，而脑后紫红，仅居其一也。即本县简单，原称‘棍伤者九、拳伤者三、踢伤者四、打倒撞伤者一’，而未有一字及锄柄伤也。今据招称吃食确供者，有耳根一锄柄尔；乃简单但云‘脑后紫红色，系打倒撞伤’。撞于地耶？亦撞于锄柄耶？即使撞于锄柄，然既曰‘打倒撞伤’，亦系以脑就锄，而非以锄击脑也明矣。人命以简而信，乃不凭简单，而凭痛迫之口供，捶楚之下，何求弗得？……这一判牍既指出原审认定事实的疑窦，又直陈刑讯及轻信口供之害，就实而论，不涉虚妄。 古人判词，对于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采择常有分析，如李鸿章在一起寡妇告侄子强奸幼婢一案所作判决中，以《洗冤录》为依据进行判断：

“

遍查《洗冤录》，淫奸幼女，只有验证，而无验伤。此盖明谓十龄以下之幼女，不奸则已，奸则必死。未有奸而伤，伤而尚可以验也，此案独以伤闻，此可疑之点也。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

端方办理的一起钱吕氏控告儿媳杜氏谋杀亲夫钱少卿案件，案件有一重要情节：

钱少卿年关时坐阿掌的船去乡下收账，黄昏时离家，杜氏睡到天明，忽听门外连声高叫“高娘子开门”。开门一看，正是阿掌，阿掌急迫问钱先生何不上船。杜氏大吃一惊，遍寻其夫未果。阿掌教唆吕氏向衙门控告儿媳杀人。此案县令昏聩，将杜氏刑讯。

杜氏的父亲赴省告状，端方审理后依据情理作出判决并加以论证：

“

讯得钱杜氏伉俪情深，何从起杀夫之念？钱吕氏年居四十，身为寡孀，不应华服浓妆；更证诸船户阿掌敲门时，口内大呼新娘子，盖其意中已知钱少卿不在家，故于无意中泄露口风。

原来钱少卿已经为阿掌所杀，

“

及至提阿掌严鞫，供认谋毙少卿，沉尸于河，并与吕氏通奸三载，既污其母，又杀其子，属罪大恶极。

端方将事实查清后一一作出判决，连县令也得发落，革职了事。

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端方手书

古时有一些判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弦诙谐之笔，妙解人颐”，引得人们争相传诵。

樊山有数则判牍，读来令人发噱，如“疯秀才又来矣。疑义不能析，尔之恨也；奇文共欣赏，我之幸也。语云：心病需将心药医。本县不会医病。缠我何为？”（批生员刘瀚章呈词）

“尔昨日递一呈，今日又递一呈。写呈不要钱乎？这是何苦。”（批张万智呈词）

“如此胡说，罕见罕闻。孙凤诏将尔马槽拿去，尔即坐视驴子饿死；万一拿尔饭碗，尔岂不全家饿死乎？控称被殴成伤，候验伤再夺。”（批孙树吉呈词）

“欠钱不还，彼此争殴，事所常有。至称尔伙被殴，失没钱帖十一串，则是代书故套，所谓‘八戒上城，倒搭一耙’是也。候验伤再夺。”（批史合义呈词）

原来判词也可以这样写来！

樊增祥湖北省恩施人，清代官员，文学家，号樊山。曾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著有《樊山判牍》等。

樊山判牍

 古代官员作出判决，判牍中可以用典，可以活用成语俗语，并无限制。因此，那时裁判有着明显个性色彩，官员或者师爷制作判牍，公布前不必由他人审读核准，自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个性孕育其中。古人不少判词文采飞扬，我们可以随意拮取几例以观风采：    胡林翼在一起抢亲案件所作判词中有如下对仗句子：

“

鸳鸯枕上，早应开并蒂之花；合欢被中，何尚待双飞之鸟？虽说家贫，不妨遣媒人代为说合；邵家体谅，怎能有琵琶别抱之心。洞房花烛，只是欢庆之举；鼓乐亲迎，古籍原无记载。

恩恩爱爱，寒窑与华屋争辉；卿卿我我，骑牛与跨骏何异？抢亲过于粗暴，情有可原；悔婚于情不合，不能采信。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

 袁枚就一起离婚案所下判决中有这样的句子：

“

渔郎问渡，清泾与浊渭同流；神女为云，鸟道与羊肠莫辨。奠我疆于南亩，何丛界判鸿沟；启密钥于龙门，势且凿残混沌。虑乏邓攸之后嗣，遽效翁子之当年。琴瑟伊始，胡为伉俪情乖；岁月几何，安见熊罴梦杳。这分明是美文，居然是判词的一部分，今日读来真感错愕。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清代文学家。

李鸿章在一起自杀案中作出的一则判牍，其首便道：

“

婵娟碎玉，悍巾帼诚云厉阶；嬿婉埋香，莽须眉厥为戎首。盖雕梁本隘，鸾栖则雀蹄；芳露虽奢，蕙沾而蓬叹。酷间余辜，忌奚深怪。

若夫倖拥慧姿，有惭情种。问骚雅固无有乎尔，语温柔亦莫知其乡。莺笼深院，携柑之酒翻赊；鸦啄芳林，护花之铃靡设。遂使愁娥陨翠，虚留怨叶题红。

如哀哀越娥者，吾恨恨燕客也。金屋岂其贮娇，怅矣飘茵堕溷；纨扇徒尔工赋，嗟哉向犊操弦。既乏爱情，妒鸥比鹑羹以疗膏肓；复昧款曲，啼颜学珍珠而慰寂寥。

噫！这段文字，颇见文采。不过，文字虽然精美，却多少有点借题发挥之感，作为实用文书来说未免太过，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确实沁人心脾。    

不过，也有一些“妙判”并不妙，如这则判牍，以貌取人，颇不值得赞赏：“看得杜瑜形类山獠，心怀狙诈，借乡民赛社，为公庭斗讼之媒……”

樊山批杨光申呈词也云：“王天作形同豺狗，心似毒蛇。本应处以极刑，姑念……”殊不知相貌与案件事实有无、证据可信与否以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处何刑并无必然的关系，言之何益！

又如樊山批秦杨氏的呈词，流露出官老爷的专横意识，也不足取：“尔流荡在外，无耻已极，尚敢一再呈牍，尔不知本县善于打人，并善打无耻妇人耶？”读来真觉背寒。

张建伟教授手书

张建伟教授手书

今日之判决，承办人起草，领导审核，不可用典，不可炫示文采，不可带有个性，甚至不可多言，以免失言，判决书遂千篇一律矣。某些判决，虽然文书篇幅相较以往判决有所增加，但只是概括罗列案件证据情况，不能依这些证据进行推论，也不揭示采纳意见或者证据的理由，不解释心证形成过程，名为说理论证实不见说理论证，古人判词如何说理论证，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本期推送内容原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影像”栏目，原题为《古代判词赏析》，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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