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与历史书写：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书写历史与历史书写：
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论
易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有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此过程中，电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动员安置阶段，电影激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在下乡后，电影又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与此同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因其对农村生活有过深入接触，对中国国情有更深刻的体会，因此，他们中涌现出的电影从业人员给改革开放后的电影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复苏。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同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对当代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和形式。
关键词: 电影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历史书写
引言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重写电影史”的学术潮流，要求对既有电影史的书写予以纠正、澄清或重述。其实，无论是“重写电影史”还是“新电影史”，都强调中国电影史的书写要更加多元，以求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电影史维度。
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指出：“新电影史强调应当把电影史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将其引向历史研究”“电影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重视电影现象发生机制变化和因果关系；主张从建立事件进入解释事件，将史料作为阐释的论证和论据”“人们的眼光不再仅仅停留在影片上，而扩展到影片之外的其他有关领域”“中国电影史研究应从电影本体出发探讨电影在中国的演变与发展”。[1]这也要求在研究、书写电影史时以电影本体为核心，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电影史的内涵。为此，学术界提出了“开放的电影史观念”[2]。电影史既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综合的体系。电影与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的存在，也就无法解释电影发展的历史。而电影史又很难被看作是电影与各种社会领域联系的简单集成，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或生命体，因此有学者指出，在研究电影史上发生的各种关系和现象的时候，应有一种见微知著的思考。[3]这仍是强调要以电影为中心，构建一种整体史观下的电影史研究。事实上，这种电影史研究的践行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电影史研究，既有利于整体电影史观的建构，又推动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历史学转向，同时也使得中国电影史研究走向更广阔的电影文化史。[4]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全国约有两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既是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的历史，更是诉说不完的历史话题。对此，有不少关于知青题材的电影作品问世，也有不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探讨，但这些探讨多围绕作品本身展开，较少探讨作品之外的内容。[5]事实上，要更好地研究知青电影，就必须纳入知青本身的历史以及电影与知青上山下乡的紧密联系，既要做好知青电影的“内史”又要做好知青电影的“外史”，既将其放在当代中国电影史的脉络中来展开，更要放在当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去分析。如此一来，也就需要纳入知青这一电影观众群体的视角，考察有学者提出的重视电影观众的研究维度[6]，同时还需要从知青一代经历的角度来探讨电影发展的历史。
一、动员：电影对青年的激励作用有国外学者对现代电影研究后认为“电影观众是一个‘无结构的群体’”，“因为我们所指的‘电影观众’这个无结构群体随着每次的观影体验正不断地被构成、被消解和重构”。[7]这种解释只是针对商业化、市场化的电影观众而言，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作为动员对象的知识青年，这一理论并不适用，因为每一次动员都有特定的青年群体，即被选择的电影观众。因此，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觉功能为知识青年的动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初，中央便一再强调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1963年7月30日，《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中便指出“首先做好思想动员工作”[8]。思想动员工作是一个大的范畴，究竟如何做好这项工作，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其中，发挥电影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动员作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为此，周恩来也作了相关指示，要求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9]
据不完全统计，1963—1966年上海先后动员了81398名知青支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10]从繁华的东海之滨到遥远的西北边陲，其动员工作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做好这一工作，上海也充分利用了电影的动员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项工作顺利完成。到1966年初，上海市杨浦区还在当年的宣传动员计划中拿出431.2元用于电影费用支出。[11]因此，通过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中的电影动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对知识青年是如何产生动员作用的。
1963年6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批转上海市劳动局党组等单位《关于动员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的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动员大批青年去新疆必须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帮助青年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明确“面向农村，面向外地”是上海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树立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处为家的革命志向。要达到这样的动员效果，宣传动员的组织工作尤为关键。报告也强调了如何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其中，观看有关电影也是动员方式之一。[12]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是“观看有关电影”，所谓有关电影，主要就是涉及能激发青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的电影。在这方面，新疆兵团也积累了一定的电影资源。1954年新疆兵团成立，发挥着屯垦戍边的重要作用。自1958年新疆兵团掀起向南北疆进军之后，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和事迹。其中，有1958年在开发塔里木中的“塔河五姑娘”[13]，也有以湘妹子王孟筠[14]为原型于1962年在全国上映的电影《生命的火花》，1963年该电影又由编剧邓普以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15]在全国发行，王孟筠被誉为“中国保尔”，得到了内地青年的热烈讨论和学习，同时新疆兵团也被大家不断认识。
图1 《生命的火花》（1962）静帧
在上海动员青年奔赴新疆的过程中，电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63年6月18日，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上海青年宫为配合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工作，向全市各区和基层团组织介绍了一批相关电影[16]，让各基层组织青年观看，方便动员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上海也抓紧时间拍摄了一批新的影片，如《北国江南》《蚕花姑娘》，前者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塞外农民在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展开阶级斗争的故事片，后者则是描写知识青年献身养蚕事业的故事。[17]
1964年5月，上海市知识青年支援外地建设办公室发给上海各影院关于宣传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幻灯片一套（共4张：第一张为新疆人民和生产建设兵团热烈欢迎上海青年；第二张是上海青年在新疆，迎着朝阳，昂首阔步走上工地；第三张是上海青年在新疆，劳动之后，清水洗脚，愉快休息；第四张是许多上海青年到建设兵团评上五好工人），由各影院在动员上海青年期间免费放映。[18]有学者指出：“影片是社会的再现，尽管这种再现是间接的、隐晦的。这就是说，电影的影像和声音、主题与故事最终都是从它们的社会环境中派生出来的。”[19]显然，电影起到了一定的动员效果，所以在此后的动员工作中也不断加以完善，并得到了更多的应用。
1965年3月25日，上海在《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宣传工作计划（草案）》中明确指出，要求电影发行公司从四月份起有计划地多插一些有关下乡上山的故事片场次，如《雷锋》《生命的火花》《新的一代》《草原雄鹰》《北大荒人》《老兵新传》等；在各影院上映其他影片时，能加映配合下乡上山的有关新闻纪录片，如《把青春献给塔里木》《征服塔里木》《邢燕子》等；同时，要求全市各影院在四月下旬开始放映宣传新疆幻灯片。[20]同年上映的电影《军垦战歌》更是成为当时不少青年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不少青年都表示要报名到新疆去。确实，电影《军垦战歌》气势磅礴、画面动人，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激发了不少青年奔赴新疆参加革命事业的激情。[21]事实上，这些电影都是为突出效果而拍摄，因此会专门突出所要表达的内容。对此，参加过电影拍摄的上海青年更是感触深刻。[22]
时隔多年，不少当年的上海青年回头再来看这类动员工作，仍旧认同《军垦战歌》等作品所展现出的强大宣传攻势。[23]而这样的宣传所编织出的正是到边疆去大有可为的强烈舆论场域，符合国家当时针对青年学生的舆论动员要求。[24]无论如何，就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电影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的开展。而且，电影院这样的公共空间也会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集会场所，成为其上山下乡的共同记忆。例如，1967年11月17日，贵州省贵定县革委会在县电影院召开了“欢送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此后，全县城镇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25]如此一来，电影院也与电影一样，成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历史记忆，因此，知青往往会对与电影有关的历史记忆深刻。
图3 《军垦战歌》（1965）静帧
二、慰藉：电影与青年的娱乐生活1964年4月14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提道：“关心他们的娱乐和休息，活跃他们的生活。下乡青年说：‘我们不怕劳动，不怕苦，就怕没人管我们娱乐。’有些青年业余时间没事干，只好谈天说地，扯乱谈。因此，所有农场和农村的团支部，都应积极地把俱乐部办起来，组织他们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26]从青年刚到农村、边疆再到巩固下来，这中间有一个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时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影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可以称之为文化娱乐的活动之一。
一般来说，在国营农场或兵团，看电影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在1962年底上海团市委的宣传提纲中便指出，在新疆兵团农一师的文化生活方面，各农场平均每月能看到2—4场电影，兵团和师的剧团（包括越剧、京剧、评剧、豫剧、话剧、吕剧、秦剧和歌舞剧团）经常下连队进行轮回演出。[27]确实，青年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可能比对物质的追求更为强烈。在1963年初上海《文汇报》记者对宝山县农村的回乡青年调查发现，这些青年对读书看报、看电影等文化生活的需求特别强烈。[28]1963年新疆兵团农一师胜利十五场为欢迎上海市杨浦区青年的到来，便组织了青年观看电影和慰问演出。[29]事实上，知识青年来到农场后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一些青年甚至还会因为看电影而与领导发生冲突。新疆兵团农二师塔里木二场蚕桑二队政治指导员杨某在一次课上遇到有些学生执意到场部去看电影，便对其中不回连队的二三人鸣枪警告。[30]由此可见，下乡青年对看电影等娱乐活动的渴望程度之强烈。
为解决下乡青年看电影等娱乐问题，知青输出地一般会提供相应的慰问，其中就会有组织电影放映等活动。1965年7月21日，上海市决定向新疆派出慰问团，时间约两个月（后延长慰问时间，约3个月—笔者注），要求准备相应的电影设备。[31]上海市赴疆慰问团由三个分团组成，在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的带领下，三个分团分别在天山南北进行慰问。从当年8月至11月底，慰问团共放映电影174次，观影人数达18万人次，平均每场观众1000余人次，其中，地处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观影人次最多。事实上，农一师、农二师地处天山以南，这里安置了绝大多数的上海青年，因此对电影等文娱活动的需求更为强烈。“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新疆不再安置上海青年，但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随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也更为强烈。
表1 1965年上海慰问团在新疆放映电影场次及观众人数[32]1970年5月，上海知青陆融经过长途跋涉，与上海市静安区的知青一道来到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下乡。从1970年5月到来至1979年1月离开，他先后寄出家信223封，其中不少家信均提及观看电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下乡知青与看电影之间的关系有所反映。1970年9月12日的信中写道：“我在上月31日看了新放映的电视影片《红灯记》。这天通知夜里12点钟放电影，弄得觉也没有睡，总算看到了。要是在上海，半夜12点钟放电影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要算‘半夜场’了。但是看的人却特别多，少数民族也有。整个《红灯记》片子在橄榄坝只停留了24小时，这里放好马上就用拖拉机开到别的地方放，没有停过，还有的地方是等我们看好，4点钟再放一场。
由此可见，这里的电影是多么稀奇啊！”[33]他也在同年其他几封家信中提到看电影，但观影时间都比较晚。10月22日的信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放电影《智取威虎山》，通知得很晚，回家拿衣服天已黑了，同学之间衣服都带得很少，再加上片子又是半夜1点钟才来，装装放映机又是几个钟头，结果忙到凌晨3点钟才放，整整一夜未眠，又冷又倦，看到第八场实在坚持不住了，最后顶精彩的两场没看到，只好回家睡觉了。一到家就睡着了。”[34]由此可见，当时看电影的机会实在是少，而且，看电影的时间也晚。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电影资源少，电影放映体系也不完善，广大下乡青年又必须以劳动为中心，有限的看电影时间只能搁到晚上。
随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知青输出地也不断派出慰问团，其中看电影也是慰问内容之一。一些地方在知识青年下乡后不久就展开了慰问活动，如河北省在1971年12月就开始组织下乡慰问，派出了497个电影队，共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3.9万人。[35]但在1973年之前，无论是慰问团的数量还是看电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这在陆融的家信中也能发现。1970年12月16日，北京慰问团给他所在的营部带来了《地下游击队》《国庆二十周年》《智取威虎山》三部影片；1971年3月9日，上海慰问团则放映了电影《地下游击队》和大型纪录片《红旗渠》。[36]真正看电影多起来是在1973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37]，中央抓紧时间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各种问题，各地纷纷派出慰问团，并带去了电影等文娱活动。1974年3月，上海再次向新疆派出学习慰问团，并带有3个电影放映小组奔赴新疆，带去16毫米电影放映机6台、发电机3台、《海港》等影片拷贝15个，共值3万余元。新疆兵团提出这种放映机轻便、灵活，非常适合边防地区使用，要求慰问团结束在新疆的学习慰问工作后，将这些放映设备及影片全部留给兵团。
对此，上海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也同意将这批电影放映设备全部赠送给新疆兵团，以改善上海支边青年的文化生活。[38]与此同时，陆融所在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能看到更多的电影，1974年至1975年春节，上海慰问团给他们带去了革命影片《青松岭》《民兵赞》等，四川慰问团则带去了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和纪录片《国庆颂》。[39]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各条战线的调整，下乡知识青年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电影资源也更加丰富。1977年2月6日，陆融在信中写道：最近看电影的机会比较多，尤其在水库工地，农场对我们分场比较关心，先后到水库工地放映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永垂不朽》《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以及故事片《火车司机的儿子》《沸腾的群山》《难忘的战斗》。[40]除下乡安置地自己放映电影外，知青输出地仍不断派出慰问团，并带去大量影片，给下乡知青带去精神慰藉，以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月，四川省重庆市赴滇慰问团带去了四部电影：《秘密图纸》《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勐龙沙》。[41]至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陆融所在的农场看电影的机会更多了，平均每星期有1—2场电影可以观看。[42]由此不难发现，随着国家形势好转，电影业也逐渐复苏，知青的观影史也越来越丰富。
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农村、边疆，面临着生活上的巨大转变，除对物质生活的渴求外，精神生活更显得尤为重要。而看电影作为当时难得的娱乐活动之一，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各级单位力图通过更多的方式给广大青年带来更多电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放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从时间上来看，电影总量一直较少，但前期更以政治色彩浓厚的影片为主，以激励知识青年长期坚守农业一线，随着时间推移，影片的数量日益增多，也增加了一些更具有故事性的影片，更能贴近青年的生产、生活。从空间上来看，国营农场、兵团的知青似乎有更多观影机会，分散插队的知青则需要与所在农村村民一道共享观影机会。
三、融合：上山下乡与电影的发展史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电影发挥着独特作用。同样，这一过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电影自身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为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展，需要放映相应的影片，从而推动了一批相关电影的诞生，并进一步推动了相应放映设备的生产以及放映体系的完善。与此同时，作为上山下乡的一代，知青的历史也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讨论空间，知青中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他们为改革开放后的电影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持续影响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这也是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相互影响。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电影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如前所述，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为做好知识青年的动员工作，国家主导拍摄了一批有关知识青年的电影（含纪录片），这些电影既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时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1965年所拍摄的《军垦战歌》作为反映新疆兵团军垦生活题材的影片，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多年之后很多知识青年还能回忆起这部电影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是以彩色纪录片的形式拍摄而成，并配有声情并茂的解说，展现出一幅边疆风光无限好的景象。这部影片不但对知识青年影响深远，而且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此印象深刻。1965年10月3日，贺龙在新疆兵团视察时指出：“你们拍的那部电影——《军垦战歌》我看了，上面讲光是树木若以两米间距排成单行，就能绕地球六圈多。你们的成绩是很大的，是要肯定的。”[43]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石河子时说：“我过去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军垦战歌》，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讲起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情景。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次来不虚此行。”[44]《军垦战歌》之所以影响深远，除其内容丰富饱满外，其所运用的拍摄技术也是当时的最高水准，故能引起大家共情。
除《军垦战歌》外，当时还拍摄了大量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电影，其中不少作品来源于知识青年，最后又放映给知识青年观看，以达到巩固上山下乡的目的。其中，云南便在知识青年所在的农村巡回播放了彩色纪录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45]而珠江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都拍摄过不少类似影片，以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1972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九团（红峰农场）13连拍摄了《一代新人在成长》纪录片。[46]1973年、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完成了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彩色纪录片《在广阔的天地里》《莺歌燕舞》。[47]总体来看，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电影事业中的产物，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青电影之一部分。
图4 《广阔的天地》(1969)静帧
与此同时，在拍摄尤其是播放这些知青电影（也包括其他电影）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电影放映体系的完善。为保证下乡知识青年的观影，黑龙江勤得利农场场部留有一套35毫米放映机，各分场还成立了放映组，放映员主要由知识青年组成。[48]青海省同仁县也在1970年以后组织电影队下乡，在农村、牧区播放“样板戏”影片，每年演出在200多场（次）以上。[49]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后，知青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又催生了新的知青电影诞生。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知青电影也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后电影业的复苏。如《假如我是真的》《孩子王》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有学者发现，进入21世纪，知青题材仍然为电影家们所钟情，拍摄了诸多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电影，知青题材本身的丰富性、曲折性、生动性，成为电影家们始终热衷的题材，新世纪知青电影呈现出多元化的叙事视角，蕴蓄十分丰富的情感基调。[50]
（二）下乡经历催生了一代电影从业者，为中国电影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
有学者对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有如此概括：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多数有过知青的经历，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努力拼搏的内心。他们把目光聚焦在历史题材的选择上，致力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历史的反思和民族精神的重建，通过强化银幕视觉造型和象征写意功能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中国电影成功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巨大成就，其电影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反叛性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电影的最高峰。由于其对电影本性的尊重以及独特的电影语言的使用，他们构成了影人电影，形成了中国电影真正的“电影性的电影”时期。[51]“新电影史”着力探讨电影现象的生存机制和历史原因，需要在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系统阐释和理论概括。[52]那么，包括第五代导演在内的电影人他们身上究竟有多少知青色彩，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山下乡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艺谋等被誉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领军人物，但又都曾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下乡的时间不一，经历也大有不同，但这些经历毫无例外地都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和记忆。当然，下乡经历并不等于铸就了他们在导演路上的成功，但却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一书中写道：“我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都从大自然中得到过什么，特别是心灵方面。我们的所得，对今生的影响很难直接估计，许多人只是不自觉罢了。”[53]陈凯歌在多年后对自己下乡经历的反思多少能反映下乡生活对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正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五代的现代意识起源于他们作为“知青一代”的成长经验与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这种历史反思没有孤立地看待“文革”这一历史事件，而是将之放置于整个中国历史反思、现实批判和未来的乌托邦设想中，修复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历史的“断桥”，并在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中找回了失落已久的“个体”地位。[54]
除知青导演外，知青编剧、知青演员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这样的气质，或多或少受到其下乡经历的影响。著名编剧陆天明曾是赴新疆兵团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他前期的作品主要就是写知青生活，其中以《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为代表。演员濮存昕也曾说：“知青八年时间，我把所有的苦都吃了，现在什么苦都不在话下。”[55]虽然他这主要是从自身的生活承受能力来谈知青经历，但是从其演员品格的铸就来看，其演艺之路也正是其知青生活的另一种写照。抛开其他方面，仅从个人品格和精神的历练方面来看，这也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余论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回城再到今天，这段历史既成过往，但又在不断被书写和记忆。在不断书写和记忆的过程中，电影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元素。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电影因其独特的光影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观众，知识青年在观看相关影片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激励，从而踊跃报名上山下乡。
不过，电影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部分，与戏剧、歌曲、书籍等一道发挥着作用。譬如，在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的过程中，贺敬之在1963年完成的诗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便对易中天等内地知识青年起到了激励作用。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送你一束沙枣花》等也同样如此。正因如此，所以上海在1966年3月布置动员任务时，仍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艺武器（革命的戏剧、歌曲、书籍和电影等）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56]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与其他“文艺武器”一道，形塑了知青的历史。在知青史以及个人史的书写和记忆中，电影无疑成了一个重要的元素。作为书写和记忆的对象，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知青历史书写的方向。与此同时，知青也形塑了当代电影的历史，其作为电影史的一部分，又影响着电影史的书写。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电影因其娱乐性、激励性而给知识青年带去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尤其是随着各知青输出地派出慰问团后，各地知识青年看电影的次数逐渐增加，也相应地推动了当时电影放映体系、电影拍摄等的发展。这些内容与下乡知识青年一道，成为当代电影史的一部分。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新一代电影人的产生，更是对改革开放后的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15ZDB051）的阶段性成果。责任编辑：刘 洋
注释
[1]郦苏元.关于中国电影史写作走向的思考[J].当代电影，2005（5）：19-23.
[2]虞吉.“开放的电影史观念”主导的路径标识[J].当代电影，2009（4）：78-80.
[3]高小健.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思考[J].当代电影，2009（4）：80-82.
[4]檀秋文.新电影史的传入及其影响[J].电影艺术，2019（3）：133-138.
[5]相关成果主要有：杨剑龙.知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论新世纪的知青电影[J].社会科学辑刊，2015（4）：184-188.李宁.论知青电影的城乡叙事——以“伤痕艺术”时期（1977—1984）的知青电影创作为例[J].当代电影，2017（5）：176-179.吴金娜.记忆的选择与形象的再造——试论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电影[J].当代电影，2017（5）：182-185.汪淑双.去历史化：血色青春与诗化的个体言说——新世纪以来知青电影的叙事转向与审美特征[J].当代电影，2017（5）：186-188.王莉.知青电影
商业化与可持续发展[J].电影文学，2017（21）：28-30.
[6]徐文明，曹琼.新中国电影美学史的多元视角与框架构建[J].学术月刊，2008（4）：89-92.
[7]（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著.李迅译.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12）:205.
[8]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62—1980）[M].北京：1981：16.
[9]张曙.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J].党的文献，2014（4）：49-55.
[10]兵团司令部.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情况（1973年12月2日）[A].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档号：004-07-0363.受统计时间、信息来源不同的影响，另有一说上海先后共动员了9.7万名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参见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1906.
[11]杨浦区劳动局.申请报销欢迎大会经费的报告（1966年2月4日）[A].杨浦区档案馆，档号：47-4-132.
[12]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批转上海市劳动局党组等四个单位关于动员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的工作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63年6月4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76-3-1121-42.
[13]1958年，农一师决定从塔里木河上游引水，全师上阵劳力逾万人。刚刚成立的共青团农场（12团），组织360名共青团员组成突击队，开展挖运土方比赛。王世卿等5人组成的突击队战胜了众多“老爷们儿”，创造了日功效人均挑挖土72立方米的惊人成绩，被誉为“穆桂英小组”，1959年更名为“塔河五姑娘”。
[14]王孟筠（1940—2011），女，汉族，湖南人，中共党员。1952年，不满14岁的王孟筠报名到新疆去，因工作艰苦、生活条件和过重劳累，使得她身患风湿性关节炎、中耳炎、扁桃体炎等多种疾病，导致她耳聋，不能走路，但她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事迹鼓舞自己、忘我工作。因此她也被誉为中国的“保尔”，得到各大报刊的争相报道，并被多部文艺作品塑造。
[15]正是受到《军队的女儿》的影响，18岁的北京女青年岳秋萍志愿报名支援新疆，于1965年9月16日到达新疆，成了一名广播员。[EB/OL].http://www.btzx.com.cn/2016/08/26/VIDE1472180720033780.shtml,2019-5-4.
[16]包括电影《北大荒人（彩色）》《生命的火花》《桃花劫》《老兵新传（彩色）》《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彩色）》，纪录片《阳光照耀新疆（彩色）》《征服塔里木（彩色）》《草原上（彩色）》《绿色的原野（彩色）》《把青春献给农业》《新农村接班人》。参见有关介绍一批配合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建设工作的电影的通知（1963年6月18日）。
[17]上海正在拍摄一批新影片[N]．人民日报，1963-07-07（2）.
[18]团上海市委办公室.关于免费放映有关宣传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幻灯片的通知（1965年5月19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1-1095.
[19]（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著.李迅译.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12）:207.
[20]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宣传工作计划（草案）[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1-1095.
[21]对此，《电影艺术》1965年第6期发表了三篇推介《军垦战歌》的文章。
[22]毛国胜.我曾参与拍摄《军垦战歌》[J].支边知青报，2017（6）：3.
[23]刘祖根.给青春一个说法[J].支边知青报，2015（2）：1.
[24]郑伯亚，杨延礼.上海高初中毕业生的思想动向[N].内部参考，1964-05-12（3）.
[25]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4632.
[26]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62—1980）[M].北京：1981：36.
[27]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招收上海知识青年培训蚕桑技术工人的宣传提纲（1962年12月6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2-2031.
[28]文汇报编委会对郊区农村知识青年调查材料的批示（1963年1月11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G20-1-239-1.
[29]上海县进疆护送干部.护送上海县赴新疆青年总结报告（1963年10月11日）[A].闵行区档案馆，档号：3-1-1344-005.
[30]塔里木二场政治处.关于安置和巩固上海青年工作的总结（1964年4月24日）[A].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馆，档号：案卷号40.
[31]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上海市委.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1965年7月21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2-2555.
[32]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赴疆慰问团一、二、三分团汇报材料（1965年）[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2-3049.上海市各界人民赴疆慰问团第一分团.一分团工作总结.（1965年11月8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2-2555.
[33]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31.
[34]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40.
[35]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168.
[36]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53,71.
[37]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儿子在插队时的艰难生活。毛泽东收到信后作出批示，中央由此开始加快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
[38]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将赴新疆学习慰问团携带的电影放映机和影片拷贝等赠给新疆建设兵团的请示（1974年11月18日）[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244-3-605-40.
[39]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271,291-292.
[40]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269-370.
[41]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375-376.
[42]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421.
[43]贺龙.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A].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9-110.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451.
[45]杨泽宇主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1）:24.
[46]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3969.
[47]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842.
[48]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1317.
[49]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2）：1737.
[50]杨剑龙.论新世纪知青电影的叙事视角与情感基调[J].文艺评论，2017（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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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濮存昕.知青八年吃尽苦头有承受力才柳暗花明[EB/OL].光明网，http://roll.sohu.com/20140421/n398578682.shtml,2020-7-28.
[56]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报告（初稿）[A].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21-1-1141.
本文刊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中外影史”栏目，图片均来自网络，媒体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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