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聪，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博士。
本文摘自《东亚角部一柱佛殿：从类型到原型（上）》，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4月刊，总第222期P13-21。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本文梳理了唐至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角部一柱佛殿图的图像谱系与画法演变，指出其中描画的建筑与日本考古发掘确认的角部一柱金堂具有相同的建筑性质和柱位特征。继而结合图像与建筑遗存、仿木构石刻等关联材料弄清了角部一柱佛殿在地盘分隔、开间构成、构架形制上的典型特征，建立起对角部一柱佛殿的类型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日本角部一柱金堂上部结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了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北方地区的时空分布，指出它在7世纪前后的木构佛殿建筑形制和结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
目录概览
一、一座特别的普光明殿
二、日本金堂遗址
三、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及其谱系
由于实物的缺乏，我们对中唐以前的木构佛殿了解得不多。东亚现存最古的木构佛殿是日本的法隆寺金堂，它建成于7世纪后半叶，是可借以想象7世纪佛殿面貌的重要实例。法隆寺金堂有屋身两重，殿身部分由内外两圈柱按格网线对齐，排成“回”字形平面，已经为学界所熟知。然而，考古发掘表明，同时期日本还存在另一种“回”字形平面的金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柱位特征——它的两圈柱子不按格网对位，而呈放射形排列。目前确认的最早实例山田寺金堂，建造年代比法隆寺金堂尚早数十年。这种特殊平面的金堂如今在日本只剩遗址、难知其详，却在我国唐代敦煌壁画中频频现身。本文在东亚木构建筑史的视野下结合中日两方面的材料，通过建筑图像与建筑遗存的互校互证，重新发现、确认了7世纪前后一种过去我们未予充分关注的佛殿建筑类型——角部一柱佛殿。由于其中所涉图像资料庞杂且性质特殊，本文分为上下两篇论述。上篇梳理图像谱系，总结其画法特征，明确识别要点，在对比画法之时代演变的基础上解读图像意义，甄辨史料价值。下篇结合图像与建筑遗存，讨论角部一柱佛殿在地盘分隔、开间构成、构架形制上的典型特征，进而考察它在东亚的分布与传播，指出它在木构佛殿建筑形制与技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前后共有“一座特别的普光明殿”“日本金堂遗址”“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及其谱系”“图像与建筑遗存”“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5节内容。莫高窟第231窟由阴嘉政建于唐开成四年（839年），东壁门上画着他的父母供养像，北壁正中有一幅华严经变。这幅经变下部是莲华藏世界，上部画着三横三纵共九幅说法图，表现华严经中的“七处九会”。在这九次说法会中，第一会位于最下正中，绘画隆重，佛陀端坐在一座装饰华丽的帐亭之中。其余八会构图相似，都是佛陀居中，菩萨诸天簇拥，身后矗立一座大殿。仔细对比这八处大殿，发现左下的普光明殿（第二会）与其余7座有所不同——那7座殿都是普通三开间殿，唯有这座殿在殿身外还有一圈环廊，与众不同（图1）。▲图1：莫高窟第 231 窟北壁华严经变中的普光明殿
© 底图来自《莫高窟第一五四窟附第二三一窟（中唐）》，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它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与另外七殿不同，还在于它与我们熟悉的中国殿宇平面之异：从图像可以看到，该殿殿身正面有三间四柱，环廊也是三间四柱，内外柱子的数目相同（见图1）。因为外柱稀疏，内圈柱子便无遮无拦地显露出来——但这并非绘图的简化或失误，它代表着一种特别的平面格局。要理解这种平面，首先得回溯到7世纪的日本金堂遗址。在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的考古工作陆续发掘了几例特殊的金堂遗址——山田寺金堂（643年）、夏见废寺金堂（694年前后）、穴太废寺再建金堂（690—692年前后）。它们年代相近、平面形式相同：在有两圈柱的“回”字形平面上，外圈柱和内圈柱数目相等、一对一呈放射状布置，从而在外围角部形成只有一根立柱的独特面貌（图2）。这有别于常见的规整格网状的“回”字形排布，在外围角部有三根立柱与内角柱围合成间。基于这种特点，本文将它描述为“角部一柱平面”，对比之下后者可描述为“格网式平面”。对应的两种“回”字形平面佛殿分别可称为“角部一柱佛殿（金堂）”“格网式平面佛殿（金堂）”（图3）。▲ 图2：7 世纪的日本角部一柱金堂遗址
© a：《山田寺发掘调查报告》， b ：《夏见废寺》， c ：《さざなみの滋賀－穴太遺跡から穴太廃寺へ－》
▲ 图3：“回”字形平面佛殿中的角部一柱佛殿与格网式平面佛殿
© 图稿由笔者绘制
由于柱网布局罕见，角部一柱金堂在发掘调查阶段就受到日本学界关注，率先对它们作出系统论述的是上野邦一。上野认为这种特殊的柱位排布暗示了上部结构中斗栱的配置方式。角部一对一的柱位关系说明在外角柱上只有斜出斗栱，没有正出斗栱，就像法隆寺金堂和玉虫厨子的转角斗栱那样。可惜的是，由于在日本除了发掘材料外鲜有其他资料辅助，尤其缺乏屋身结构形象的参考，在上野之后，学界对这类建筑的研究没有显著推进。目前学界对它们的理解仍未超出上野的思路，无论是对山田寺金堂的形象复原还是对夏见废寺金堂的讨论，都参考年代相近的现存实例——法隆寺金堂，认为是两重屋身的结构、使用云栱，等等。然而，我们在上文看到的莫高窟第231窟华严经变中的普光明殿图像表明，这些遗址的上部结构或与法隆寺金堂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们将对照敦煌壁画与日本实例，来讨论这一类建筑的形成与传播。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分布在遥远地理两端的案例联系到一起，并非仅仅由于形象的相似，更是因为技术上的关联：一方面，这些日本遗址都是寺院建筑，使用柱础、有瓦片出土，与当时日本本土盛行的竖掘立柱、铺草屋顶的方式不同，说明它们是使用外来的大陆建筑技术建造的；另一方面，在敦煌壁画中，莫高窟第231窟的普光明殿并非孤例。事实上，在它前后还有一系列相关图像形成连续的图像序列，反映出画中建筑独特的空间与结构特征。这些图像为研究角部一柱金堂上部结构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素材和新思路。敦煌壁画及藏经洞出土资料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关联图像目前找到49幅壁画和1幅绢画，共计57例。这些图像的绘制年代在7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上半叶之间，此时敦煌地区依次经历了唐（619—781年）、吐蕃（781—848年）、张氏归义军政权（848—914年，包括西汉金山国时期）、曹氏归义军政权（914—1036年）的统治。随着时代变迁，图像的题材、单体建筑的画法、描画精度亦有所改变，以盛唐为界，大致有两个发展阶段、三种图像类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图像所表达的建筑柱位格局在以前的研究中多被忽视，除了格局本身不同寻常，还与三维的柱网关系表达为二维绘图后呈现为复杂难懂的状态有关。接下来所举例子不光阐述时代与类型，还将针对读图方法作典型说明。如表1所示，唐时期描画角部一柱殿的图像有7例，都是以近似正投影法绘制的小尺度“正立面图”。表现这种特殊殿宇的题材有两个：一是宝树观；一是说法图。莫高窟第321窟北壁的宝树观描画尤为精细（图4）。这是无量寿经变的一个局部，画着两位佛陀带领众菩萨前来赴会。在他们身后各有一丛宝树，基本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所述“宝树观”情景描绘：“観宝树者、……妙真珠网弥覆树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华宫殿、如梵王宫。……是宝盖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于中现。”如这段佛经所述画中宝树上浮起“妙珍珠网”，有五重，每层网间各画两座小殿，是为了表现“五百亿妙华宫殿”，或者象征十方佛国。独特的是，这些小殿每一座都是角部一柱殿。▲ 图4：莫高窟第321窟北壁无量寿经变宝树观所绘角部一柱殿及其平面
© a：《敦煌石窟全集 16 音乐画卷》， b/c3 ：敦煌研究院提供，c1/c2 ：《莫高窟第三二一、三二九、三三五窟（初唐）》，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以右边宝树观最左上角一座（图4，b甲）为例说明。这座小殿以粗线条简单勾画而成，从檐口往下依次是斗栱、柱额门扇和地栿。它有7根柱，乍看很杂乱，其实是前后两重立面叠合在一起形成的效果。根据柱头斗栱的位置，首先可以辨识出最左、最右、正中的柱子是第一重立面。它们之间有阑额连接，阑额上有人字栱。从阑额往下还有4根柱，止于阑额没有画出上端，是退在后面的第二重立面。在这排柱子之间还有门扇，门扇叠压在前排中柱背后，表达出它们的前后关系。区分出这两重立面之后就不难看出这座殿是三间殿身、两间外廊。由于图上前后两排柱脚落点完全齐平，没有退进也不见地面，判断它是使用正投影法画的环廊而非前廊，进而将其平面推定为殿身3×3间、环廊2×2间的形式。双开间环廊的推断似乎超出了今天的常规认识，但这种形式可以在同时期的楼阁图中得到佐证。莫高窟第71窟南壁初唐的弥勒经变在“兜率天宫”中画有呈“品”字形矗立的3座楼阁。两侧楼阁立体描画的柱网格局清晰可见，正是内圈方一间、外围双开间环廊。这幅图像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是一套图，图中3座楼阁的柱网格局相同，可以理解为对同种平面的建筑从不同观察角度所作的摹写。它的中间楼阁是正面绘图，柱位细节与第321窟妙华宫殿图的描画（图4，c1）很相似。它们为解读后者所绘建筑所对应的平面形式提供了参考依据（图5）。▲ 图5：莫高窟第71窟南壁弥勒经变中的角部一柱楼阁图
© 底图来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5 初唐》，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读图方法同此，根据立面柱位排列不同，莫高窟第321窟北壁宝树观中的妙华宫殿图一共反映有五种平面形式（见图4、表1），全部是角部一柱殿。除妙华宫殿以外，唐时期的角部一柱殿还被描绘为单元式说法图中的主殿，见于莫高窟第321窟南壁十轮经变。在这幅壁画上缘右起第五幅说法图中，角部一柱殿矗立在佛陀身后，两侧接以连廊。它不再像妙华宫殿图那样表现为游离的独栋建筑，而俨然是一处正殿金堂（图6）。角部一柱殿在建筑群中的这种布局位置在下一阶段的图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 图6：莫高窟第321窟南壁十轮经变中处于主殿位置的角部一柱殿
© a：《莫高窟第三二一、三二九、三三五窟（初唐）》， b ：敦煌研究院提供，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吐蕃时期的角部一柱殿图像在主题和画法上有新进展。一方面延续有前一阶段的单元式说法图形式，比如开篇所述华严第二会中的普光明殿；另一方面出现一种新形式，是将角部一柱殿描画为净土变相中宝池楼阁段的正殿（见表1，序号8、9、11~17）。该时期的宝池楼阁段已采用纵向构图，建筑群都集中画在宝池后部。角部一柱殿在每幅图中只画一座，处在建筑群中轴线上、位于佛陀身后。这与其他平面形式的殿宇在画中的表现不同——其他形式的殿宇不只在中央，也常常出现在侧面、前端等其他位置。而角部一柱殿只出现在中央，这种布局特征明确地传达出它的建筑性质——它不是普通殿宇，它是寺院中轴线上的主要佛殿。在画法上，该时期的图像全部采用向内会聚的平行法绘制，对环廊的空间结构以及角部柱位特征有清晰表达。比如莫高窟第44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主殿图。这是一座三开间殿，外圈柱间完全开敞。廊柱柱头有斗栱，正面4根，侧面也是4根，柱间以重楣拉结。内圈的殿身柱只露出最边上两根，柱脚有地栿，往上是白墙。内外两圈柱之间的地面画满玛瑙地图案。在角部，内角柱与外围三根立柱的柱脚清楚排列成三角形。莫高窟第154窟北壁报恩经变主殿图对柱位的表现与此类似，并少遮挡。可以看到殿身明间门洞开放，两次间装有直棂窗。根据上述特征画出这两座主殿的平面图，都是内外方三间的角部一柱平面（图7）。▲ 图7：吐蕃至曹氏时期净土变中的角部一柱殿：中轴线上的主要佛殿
© a/b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7 敦煌中唐》，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吐蕃往后的图像主要延续上述形式和画法，未有大的改变。除主殿图外，涉及角部一柱殿宇，吐蕃至曹氏时期还有另一类特殊的图像——拼贴而成的“楼阁图”。将两幅角部一柱殿或者与一幅其他平面形式的殿堂图像上下垒叠，从纯绘画创作的角度绘制而成的“楼阁图”。这种拼贴作品目前已确认37例（表2）。其中最早一幅出现在吐蕃时期莫高窟第231窟南壁。曹氏时期榆林窟第19窟北壁药师经变中的一例则更为典型。这幅“楼阁图”画在佛陀身后，处于同类经变中“主殿图”的位置（表2，27）。表面看起来，它是一栋两层楼阁，上下两层都采用角部一柱平面。然而仔细观察就发现，它的上下两层有诸多雷同的细节。不仅地砖、柱础一模一样，更可疑的是二者的歇山顶也全然一致——有“正脊”伸出山面，黑色瓦件收头，在垂脊外侧还有一小条华废。这些构造做法都是单檐殿才有的特征。现实中的楼阁上层不用柱础、下层也一般不用歇山顶。这些图绘细节使我们判断这幅“楼阁图”是将两幅单檐殿的图像垒叠、中间加上平坐部分画成的（图8）。▲ 图8：榆林窟第19窟北壁药师经变：拼贴而成的“楼阁图”
© 底图来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9 敦煌五代·宋》
像这类图像，创作意图或许是想表现楼阁，但是绘制方法却是绘画上的拼贴，并非对真实楼阁的摹写。因此虽然看上去画的是楼阁，实际上却应该归入单檐殿的图像谱系。从数量看，这种拼贴而成的“楼阁图”在曹氏时期有集中增长。角部一柱殿的图像常常与其他形式的殿堂图像混合拼贴，画成仅有上层或下层是角部一柱平面的“楼阁”，继而被转用到主殿以外的位置。在莫高窟第100窟、第61窟、第146窟的药师经变中，它被同时用来表现主殿位置上的“楼阁”和前部的“三门”。此外还有1例拼贴为塔的首层。这些图像不少都有错漏，仍以前述榆林窟第19窟北壁药师经变举例：它给下层的窗下隔墙错填上地砖，又将右侧殿身柱和它左前方檐柱的长度画反。如此种种的现象表明，到了该时期角部一柱殿的图像已经失去了它的独特性，画师们显然已经不理解这类图样的原意了。如上所述，唐代以来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分布连续，体现出画法演进，并伴有拼贴、转用、程式化现象，形成明确的图像谱系（图9）。▲ 图9：敦煌壁画中角部一柱佛殿图的图像谱系
© 图稿由笔者绘制
在画法演进上，画法变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对角部柱位排列方式和侧面廊柱数目的描绘上。初唐时期的图像对屋身的表达为正投影式画法：不表现地面，侧面廊柱也只画出最前面1根。内外柱子“压平”成一排，视觉辨认上颇为费力。吐蕃时期的图像则表达出外廊与内柱间的空间进深：画出前廊地面，角部的柱脚清楚地排列为三角形或箭簇形。还对侧面廊柱发展出两种主流画法：一种只画两根柱，记为Z2画法；另一种画出全部4根柱，记为Z4画法。Z2画法有可能是表现进深两间的环廊，Z4画法则明确表现了进深三间的环廊（图10）。此时对角部一柱殿的解读也从费力推测转化为一目了然。▲ 图10：角部一柱佛殿图的画法演进
© a/b ：敦煌研究院提供， c ：《莫高窟第一五四窟附第二三一窟（中唐）》， d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7 敦煌中唐》，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从全局来看，这种画法演进是伴随着敦煌建筑图像中立体表现技法的整体发展而发生的。敦煌壁画对建筑的描画从扁平化向立体化演进，对环廊的表达也从缺乏进深关系发展为成熟的进深关系。晚期的清晰图像则证明，我们对于早期角部一柱殿宇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早期画法中图样的多样性和准确性自身也表明了它不是错画或简画，亦非单纯地想象创作，而应当是来自对真实建筑物的摹写表达。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我们还可以对比角部一柱殿宇与网格式平面殿宇在绘画表达上的差异。譬如对比吐蕃时期莫高窟第44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主殿图与盛唐莫高窟第172窟南壁同样主题的主殿图（图11）。它们画的都是带开敞环廊的三开间殿，但是前者角部的三根外檐柱呈“L”形围住内角柱，四个柱脚落点呈现三角形；而后者的柱脚落点是平行四边形。由此造成二者内角柱在立面上的分位也不同：角部一柱殿宇的内角柱分位一般往外伸进环廊尽间大约半间的位置，而格网式平面殿宇则向内收在环廊次间里面，没有伸到尽间。以上两点是这两类图像的识别要点：它们确实是在描画不同平面的主殿。▲ 图11：角部一柱佛殿与格网式平面佛殿的画法对比
© 左底图：《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7 敦煌中唐》，右底图：《敦煌石窟全集 21 建筑画卷》，其余图稿由笔者绘制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以其时间跨度和画法特征明确地作为一种图像类型存在，将其描绘的建筑对象带入我们的视野。在图像资料中，它们普遍表现为宫殿或寺院建筑群中的正堂正殿，与日本考古发掘确认的诸例金堂具有相同的建筑性质和柱位特征，可结合图像与建筑遗存对此类建筑做进一步研究。（本文节选自《东亚角部一柱佛殿：从类型到原型（上）》，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4月刊，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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