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庄巍，厦门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静，厦门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教授；
邹广天，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4月刊，总第222期P56-74。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支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大陆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这一理论流派直接继承发展了1930年代以来在学院派与官式建筑传统之外探寻现代中国建筑道路的思想新芽，系统呈现了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主流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全面碰撞融合的理论图景，亦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之余绪在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中的映射，具有多重重要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文将发掘本时段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绪与现代建筑社会属性多重交叠下的理论探索，论述其对“复古思潮”的抨击抵抗及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内涵，呈现其从“型造人”到“建筑文化自觉”的启蒙主义理论建构演进目标，总结这一群体及其理论建构作为现代中国建筑发展图景重要组成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目录概览
一、历史背景：1930—1940年代世界现代建筑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的思想新芽及其分枝
二、相关建筑叙事：1950—1960年代中前期台湾“新派”的理论建构活动
三、自主、自由与思想启蒙：“新派”对现代中国建筑思想脉络的承续演进
四、结语：现代中国建筑脉络的重要组成与思想续篇
一、历史背景：1930—1940年代世界现代建筑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的思想新芽及其分枝现代化与中国化是中国建筑转型发展的核心课题。自192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开始影响中国以来，如何借助现代主义建筑及其思想内涵以探寻“真正”的现代中国建筑，构成了中国建筑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发展脉络。1930年代开始，结合学院派设计方法与官式建筑造型特征的“中国固有式”日趋成熟却存在诸多问题，诸如“靡费人力财力”“封建时代产物如式搬演”质疑四起，“新中国的精神亟应用划时代的建筑来表显”，寻找“中国建筑新作风”逐步成了中国建筑界新的探索方向。“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未来中国建筑所应取自途径，将一若其他学术思想现代化欤？国际化欤？亦中国本位化欤？”，在全面抗战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建筑界对新的现代中国建筑道路思考更为深入。在1940年后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一批留学欧美接受现代建筑教育的中国学生回国，进一步加强了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简言之，1940年代中后期，“现代建筑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世俗地认为是一种‘程式’、一种‘流派’”，即将现代建筑作为一种注重科学理性、强调时代精神、体现历史进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发展工具，进而摆脱“中国固有式”之“形”的束缚，从“原理”“精神”“生活”而非“造型”“风格”“典仪”上发展现代中国建筑，成为中国建筑界的思想新芽，亦构成了1950年代后现代中国建筑设计与理论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据本研究不完全统计，1945—1949年前后有超过140名大陆建筑师迁居台湾地区。他们填补了战后台湾地区正规建筑师的空白，构成了台湾地区战后第一代建筑师的核心与主体，也形成了大陆之外最大的中国近代建筑师群体（附表1）。亦由于近代建筑师群体在海峡两岸的不同流向，现代中国建筑发展脉络在1949年后产生分枝，并在1950—1970年代末期分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政策与外来影响之下，形成了不同的样貌。其中作为直接浸染于世界现代主义主流思潮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枝，在1950—1960年代台湾地区特定历史情境下，延续自中国大陆的两条“现代中国建筑”路线在各自发展中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该时期国民党当局为“延续道统”而大力发展“中国固有式”，以卢毓骏、黄宝瑜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基于官式建筑传统与儒家典章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色彩浓烈的理论建构，并在营造学社学术思想影响下进行了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中国建筑历史书写。与之相对，“新派”建筑师群体以台湾省立工学院（今成功大学）建筑系和《今日建筑》《百叶窗》《建筑》期刊为主要理论阵地，形成思想鲜明、脉络清晰的理论流派。“新派”兼具的中国传统家学和现代建筑教育背景，使这一流派带上了浓郁的中国文人传统色彩和跨文化特征。他们以现代建筑思想为理论发展工具，以现代建筑与文人园林作为直接中西文化要素来源与依据，提倡现代主义与文人审美，推崇园林美学，反对学院派及“中国固有式”，批判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传统历史叙述，对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功能、空间、文化与社会等多个范畴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和理论建构。他们更以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姿态，对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建筑实践、学术研究直至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社会现状进行了一系列颇具深度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1950年代之后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今日视之，台湾“新派”建筑师1950— 1960年代中前期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及其相应设计实践，形成了二战前后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融合的珍贵样本，亦构成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体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板块，具备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历史、现实意义。但由于1949年后两岸隔绝等原因，以上历史叙事并未得到充分发掘与价值认知，尚未系统纳入中国现代建筑转型发展脉络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整体视野进行审视与解读。由此，本研究将对1950—1960年代中前期台湾地区“新派”现代中国理论之源流、叙事、特征进行整体考察，联结中国近代历史脉络并明晰、完善这一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的模糊地带，以期勾勒出这一重要理论续篇之轮廓，揭示其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贡献、价值与意义，补充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因时代背景复杂，牵涉人物众多，诸多思想与理论脉络交叠，本系列研究将根据研究对象范畴由“脉”“形”“意”三个子篇章构成。本篇将总览其“脉”，通过剖析在1950—1965年间特定历史背景下“新派”建筑师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启蒙思想脉络及其源流与嬗变，结合相关建筑实践，阐述其对现代中国建筑之社会文化范畴的深度思考，总结台湾“新派”叙事作为现代中国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与思想续篇的意义与价值。后续文章将分别对“形”（形态与功能）与“意”（空间与园林）进行详述。二、相关建筑叙事：1950—1960年代中前期台湾“新派”的理论建构活动台湾“新派”代表、著名建筑家汉宝德（1934—2014）曾言：“当新运动在怀胎时期的上世纪（19世纪）下半段，我国正苦于应付外患；新运动降生的20年代，我国正为军阀的割据所苦……有暇为建筑整容时，国际运动的痕迹已渐消失，面临的是一个百花杂陈、目不暇给的盛境。今天我们要真诚地接受新建筑，无疑将为多样的形式所眩，益感无所措手足。而且文化的枝节或可模仿，根本却没法跳跃，对于响慕新建筑而未具文化洞见的中国建筑师，枝节的抄袭，徒造成不成熟的繁乱，而扼杀发挥正常创造力的生命，或至少阻碍深刻的、根本的进步……中国建筑想迎头赶上西方的成就，其第一步是认清西方新建筑的来源：亦即国际运动所揭示的目标，然后顺着正确的思路加以合理的推演。”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师群体的分支，“新派”由三个亚群体构成。其一为1940年代留学欧美接受现代建筑教育后赴台的大陆建筑师，如陈其宽、王大闳、贝聿铭、张肇康；其二为1930—1940年代接受大陆高等建筑教育者，如金长铭、贺陈词等；其三为师从于大陆迁台建筑师的台湾省立工学院建筑系部分青年学生，如汉宝德、方汝镇、华昌宜等，其人物之间有着学缘、师生的紧密关系。1950—1960年代，“新派”对世界现代建筑思想处于“补课”与“共时”并存、一面“回望”一面“同行”的状态。他们一边积极学习1920—1940年代“落下”的盛期现代主义思想，一边借助1950年代后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潮流，充满热忱地进行现代中国建筑探索，并希冀借中国建筑优化、贡献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1949年前后，金长铭、贺陈词等一批主要毕业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的大陆青年建筑师进入当时岛内唯一的高等建筑院系台湾省立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任教，并很快成为设计教学的主角。1952年金长铭开始介绍欧洲19世纪末的新建筑运动、包豪斯教育、芝加哥学派与赖特作品。1953年省立工学院与美国普渡大学开始合作，战后出版的Architectural Forum和Architectural Record等主流现代建筑期刊成批引入建筑系，成为师生现代建筑信息的直接来源，吉迪恩的《空间·时间·建筑》更成为当时建筑系师生的必读书，“时代精神”“四度空间”等理论风行一时。1953年金长铭等组织“今日建筑研究会”，1954年1月，出于“目前台湾尚无一本有关建筑的杂志，即使以往大陆数十年来，有关建筑的学术性杂志也是时断时续的没有一两种”，师生创办了台湾地区战后第一本建筑专业期刊《今日建筑》。传播现代建筑思想和探索现代中国建筑这两大目标，也真实地记录在文字之中。四位现代建筑大师的生平、创作和设计思想，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玻璃住宅（Glass House New Canaan，CT）、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的麻省理工学院礼堂等战后知名的西方现代建筑新作，以及彼得罗·贝鲁奇（Pietro Belluschi）《新建筑的新精神》等战后现代建筑理论翻译，占据了《今日建筑》相当的篇幅。尽管当时主要沿用的尚为沿袭自大陆的‘中央大学’式学院派教学方法，师生们“开始在现代主义的门径上独自摸索，形成一个表面上的学院派表达方式而骨子里却是现代建筑的热衷者”，呈现出一定的思想先行、实践滞后的矛盾，但一如《今日建筑》创刊词中写到的，“新的时代将有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那旧有的无论如何灿烂，总是属于过去；新时代的人应当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来，才无愧于祖先”，至195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建筑已成师生们对“明日之方向”的共识，许多师生已在现代建筑讯息直接影响和“时代精神”感召下逐步成长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建筑承载了“进步”“前卫”等积极色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接受、学习现代建筑过程中，也充满了“无愧于时代和社会”的热情与使命感（图1）。图1：《今日建筑》对现代建筑大师及其作品、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出版专刊“我个人的贡献当推Bauhaus原想，目前普遍被采用，也同时受到咒骂与曲解。时下一般认为这种思想已形成定型的‘Bauhaus式样’，竟然争论到它的存在是一种严格规定的公式。”一如格罗皮乌斯所感叹，1950年代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对现代建筑日益“国际式”“机械化”“样式化”的弊病开始反思。作为修正策略，西方建筑界提出“地域性”“文化性”等概念，很快被师生们视为进行现代中国建筑探索的有力依据。“我们深信创造是基于传统，一个对过去宝产不能承收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具有深厚的创造潜力的，尤其是我们中国建筑独具一格的风趣和韵味，如何能借现代的材料和手法表现在今日的建筑里，值得我们深思。”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建筑进步精神共同推动下，传承中华文明，创造能够屹立于世界现代建筑之林的现代中国建筑，成为师生更高层次的追求。1954年1月，吉迪恩在Architectural Record发表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译名《现代建筑管窥》）一文，《今日建筑》很快将其第一节“地域建筑”（The Regional Approach）翻译引入（图2）。之后，亦陆续编译刊发了不少西方建筑界关于地域性的论述。图2：《今日建筑》对吉迪恩《现代建筑管窥》中“地域建筑”一节的翻译，介绍了风格派与荷兰传统、现代建筑与哥特建筑等的历史关联“地域建筑正朝向一个新的发展，一方面是地域性的传统精神，另一个方面则是世界性的，即须满足地域性的要求也须融贯了世界性的新技术和新观念”，“International Style风行未久，即弊害丛生，因为其本身，就缺乏文化的根基”，“西方合理主义和过分偏重物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文明并非完美无缺，东方民族的精神文明正是西方人所渴望分享的灵泉……我们未来的文化必将导引我们进入一个陶融了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新纪元”……世界现代建筑运动的新动向极大鼓舞和启发了师生们，“读Giedion之理论，益使我们深感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弥足珍贵，益增我们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信心”，“这些年来，在现代建筑中有传统及地域的观念，但那决不是保守、搬古董、故步自封之意，我们不应该在今天，再搬出火药、制纸、印刷术是我们发明的豪语……我们是需要如何努力再赶过他们（西方）去的”。他们也开始对现代建筑的“风格化”产生忧虑，批评了柯布西耶苏联民族宫、联合国大厦等现代建筑不顾当地气候条件和当时中东、日本等地一些现代建筑作品“抄袭”，认为“我们的原则是真诚希望其他民族也能各自发展自己的艺术传统……我们不赞成近代西方建筑将所谓新建筑空洞的‘新美’推销到全世界去”。可以看出，师生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现代建筑，亦非保守、孤立地探索中国建筑之道，而是以扬弃的态度结合战后现代建筑运动新动向，最终期待以中国建筑之“精神”“文化”促进现代建筑运动并为其趋同化、形式化等问题作出贡献。业界与学界在互动中也产生了相互影响。1952年王大闳从香港迁居台湾开业，1954年贝聿铭受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委托，负责台中东海大学建筑设计，并邀请陈其宽、张肇康两位旅美建筑师赴台共同参与。台北市王大闳自宅（1953年）、松江路罗宅（1955年）、东海大学（1956年）等酝酿于1940年代中后期、取意院落和园林空间精神的一批现代中国建筑在台湾地区相继建成。1954年3月，建筑系师生邀请当时已在国际上名声渐起的“华人建筑之光”贝聿铭至系上演讲，他介绍了现代建筑四大师和其对现代中国建筑发展方向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对我国民族历史、固有文化、社会情形等须透彻了解，中国确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保存”，师生们大受鼓舞。师生们还参观了王大闳自宅，系里大力推介上海华东大学方案、东海大学方案等一系列作品，在教学中积极探索如何融中国建筑与现代建筑精神，活动热络。由于当局加强防控社会不稳定因素，《今日建筑》因借现代建筑所宣扬的自由主义色彩浓厚也被列为管控，1955年12月后，今日建筑研究会和发行了11期的《今日建筑》被“奉劝停办”，主要旗手金长铭因此萌生去意，最终迁居美国。在此后的低潮期，1957年12月，建筑系大四学生（后留校任教）汉宝德见“系内学习情绪显见低落”，出于责任感“用做家教挣来的钱”和几位同学创办了不定期出刊的《百叶窗》学生刊物，他们继续翻译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和作品，发表建筑评论，继续研讨现代中国建筑的出路。1962年4月，由汉宝德为主编、虞曰镇出资作为发行人、台湾地区第一本有固定组织和经费的正式学术刊物《建筑》开始发行。他们价值取向明确，积极刊发、推介优秀的世界现代建筑与现代中国建筑作品，对“不负责任的作品以‘不予注意’为笔伐之道”，开展理论研讨和建筑批评，早期的《建筑》成为“新派”建筑师强有力的理论阵地，也真实反映了现代建筑运动中晚期修正思潮与现代中国建筑探索结合的理论特征。青年汉宝德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其办刊两大重要目的：其一为启蒙，即唤醒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全民“建筑文化自觉”，进行建筑界“新文化运动”，以开启中国建筑的“启蒙时代”；其二为借助当时对现代建筑“缺乏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以中国建筑之文化精神优化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中国建筑之自觉运动》《建筑国际运动的再认识》《中国建筑的传统价值》等系列文章先后深入阐明、探讨了这两大目标。与此同时，路思义教堂、台湾大学农展馆（1960年）、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1961年）等一批优秀现代中国建筑相继建成。1960年代中期后，随着晚期现代主义及后现代建筑思潮的出现与逐步崛起、更替，以及1966年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也产生了新的动向，进入新的阶段。三、自主、自由与思想启蒙：“新派”对现代中国建筑思想脉络的承续演进在近代中国，思想家群体与思想流派众多，文化论战此起彼伏。其中，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情境中，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成为深刻影响并贯穿于包括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等诸多脉络中的思想主线，并使它们与西方源头产生了显著不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在自由主义方面，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多为受欧美式教育者，在思想上提倡民主科学，强调保障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如率先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严复所言，许多近代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动因，更在于将其作为引导中国独立自主、走上现代民族国家之路的理论工具，即梁启超所认为的“只是达成或完成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整体而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且相互交织，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近代中国对外反对列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民主自由的双重需求。启蒙是启蒙者以掌握的新思想、新理论对“落后”民众的宣传、教育，开启蒙昧、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主要经历了戊戌、辛亥、五四及1930年代后期“新启蒙运动”几个阶段，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背景下，源自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在清末被梁启超、严复等引入以图启发民智，此后章太炎、陈独秀、鲁迅等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积极传播自由、平等理念，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科学，抵制复古潮流，以图改造国民性中的种种缺陷，塑造新国民，以富强中华。整体而言，近代自由主义与启蒙思想之间互有交集，根据现实需要吸纳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具有中国特定时代特征的价值追求。自由与启蒙亦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思想底色，以“文学革命”为代表的对中国文化传统扬弃的理论范式，也对包括建筑师在内的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影响。在1930—1940年代抗战及战后重建时期的中国建筑界，现代建筑思想中的民主性、科学性、进步性进一步深入人心，更多建筑师开始重视民生，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责任，“着眼点从‘尊贵建筑’拓展至日常生活空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才真正触及中国建筑文化的社会变迁动力机制，及其中蕴含的人本精神，从而趋近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成为思想观念获得空前突破之先导”。这一与现代建筑起源有着直接关联的社会性思想与近代文化思潮产生结合，也构成了1950年代后许多中国建筑师思想倾向的重要来源。作为以上思想脉络之余绪，1950年代开始，现代中国建筑被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工具。他们一方面坚持强调现代主义路线以求在世界现代建筑大潮中争得一席之地，强烈批判“中国固有式”复古建筑思潮及其背后所依据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激烈理论论争；另一方面以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中蕴含民主、自由、开放的属性进行思想启蒙。这一理论建构融合了传统文人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步价值，也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影响下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在现代中国建筑探索中的交叠与投射。因此，在复杂的历史脉络下，唯有将“新派”1950年代后的理论建构及相关设计实践，置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整体框架下各思想脉络延续的历史维度，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余绪影响，置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对外对内“双重需求”、启蒙思想之“启发民智，富强中华”的工具属性、现代建筑社会属性和中西思想交叠融通等多重视角中整体审视，方能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2.礼制与复兴：建筑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及两条“现代中国建筑”路线之争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中西文化论争”延绵不断。概言之，诸多文化思潮主要围绕着中与西、传统和现代两对二元要素展开并形成对立派别，具代表性的有民国初年的孔教之争，五四期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新旧文学之争，以及1930年代“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等。随着一批大陆知识分子的迁台，1950年代中期后台湾地区文化界亦开始了广泛的“现代与传统”论战。作为在建筑文化领域的“子战场”，以大陆迁台建筑师为主体的两大对立阵营——“新派”与建筑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围绕着“中国建筑如何现代化”核心议题开始激烈论战，直至1960年代中后期方趋于缓和。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重要的文化思想脉络，“返本”思想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基本文化取向。一般认为，卢毓骏、黄宝瑜、修泽兰、杨卓成等大陆迁台建筑师为建筑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代表，其中卢、黄二人在设计与理论上均有完整建构，可视为其领军人物。建筑文化保守主义者家国情怀强烈，对中国传统建筑危机忧心忡忡，“溯自五口通商，租界成立，西方建筑方法，输入中土……通都大邑，盖已十里洋场矣。于是习建筑者，竞以西洋建筑式样是尚，我国数千年历代相传之固有建筑，弃若敝履”。他们并不反对现代中国建筑创新，但对无视中国建筑传统之“新”持强烈反对态度，“我们要让新的好的在旧的好的文化之中生根，发芽，滋长，这样的新，才是我们的新……在革新的过程之中，常有许多眩耀的新，空泛的新，过分的新，虚伪的新，奇怪的新，凡此种种，我们必须运用智慧，加以甄别……我必须坚定文化本位的立场，对目前妄称新的而只是世俗的、媚外的、浅薄的见解者流，做一针砭”。他们认为中国建筑的结构、式样、布局传统里原本就潜藏着现代建筑的基因，“（中国传统）木构架制度与19世纪西方新兴之钢构架制度、钢筋混凝土构架制度原理，适将巧合”，“吾人应就现有的各朝代遗物中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以明过去各时代精神和技艺的盛衰和优良，进而有贡献于国际建筑”。他们并不认可“新派”所扣上的“仿古建筑”帽子，认为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复兴”方为“现代中国建筑”之道。“六十年来，吾国建筑界有部分人士努力于中国古代建筑之科学的、艺术的研究，其用心自非仅为憧憬过去之文化，而在寻觅古人所遗留于后代之精华，想作为吾人今日技术改进与生活改进之张本（按：指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故复古固不可，而复兴则为吾人应有之责任。‘复兴’二字，宜勿以‘仿古’二字恶意加之。”“商代已崇礼节，尚仪式，于是影响建筑者，为平面布局之均衡对称。周集三代大成，周公旦制礼作乐以为教育，孔子学说以礼仪为依归，遂使我中华民族，成为礼教之邦……”整体而言，建筑文化保守主义者以“重儒尚礼”为思想底色，他们秉承并改良了1920年代以来基于官式建筑与学院派原则、运用现代工程技术的“中国固有式”之脉络，同时在营造学社思想特别是“中国建筑演变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以黄宝瑜著《中国建筑史》为代表的，以儒家道统为主线、礼制建筑为主体的中国建筑历史叙事范式。建筑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可视为当时国民党保守建筑文化政策的维护者与执行者，也成为“新派”激烈抨击的对象。3.多义的自由：“新派”对保守主义的抨击及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内涵使中华民族平等立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的“自主”，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者的终极目标，而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伦理系统所形成的民众封建帝王情节、中庸意识和家族本位观念，追求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则构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价值观与重要任务。与之相对应，1950年代开始，“新派”将“复古思潮”视为落后于现代世界之象征与封建宗法制度的表征，展开一系列理论批判。其思想深层亦体现了“新派”建筑师在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抵抗策略”，即将有别、对立于官式建筑的现代中国建筑及其思想内涵作为一种工具、路线与态度，表达对当局一元化建筑政策及其相应建筑历史理论建构的不满和挑战，且与“外”“内”两个特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在对外方面，二战后世界现代建筑迅猛发展，“民主和科学使得建筑的趣味一拓千里，域内花开万紫千红”。1960年代后台湾地区开始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圆山大饭店（杨卓成，1963年）等一大批民族形式商业建筑兴建。1963年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办，国民党当局设计建造了一座清式传统官式建筑（杨卓成，1963年）送展。在“新派”看来，早已是科学日新月异的时代，居然还耗费巨资在高科技建筑争奇斗艳的展场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建筑仍停滞在“这座皇宫，或这座大庙所属的时代”，而西人所谓“Wonderful”的“鼓舞”背后，实则只是东方主义乃至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猎奇心理，“复古建筑”和辫子、小脚一样，只是其眼中“红红绿绿、光怪陆离”的“东方古中国趣味”，无异于“土风舞或甚至于一条东方大水牛”，这“代表了对外的自卑感”，是“落后民族满足来客好奇心，以出卖文化的情形”，令人痛心疾首。对内方面，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为加强管理、清除日本残余殖民思想和“台独”势力，强化了以“礼制”和“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华儒家文明宣教，儒家学说及其所依附的文化保守主义成为1950—1980年代官方文化理论基调，台湾地区开始被国民党赋予了“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最后根据地”重任，在诸多重要公共建筑上当局均要求“发扬中国建筑之风格”。1950年代中期后，历史博物馆（永利建筑师事务所/林柏年，1955/1964年）、台湾科学馆（卢毓骏，1959年）、台北中山楼（修泽兰，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宝瑜，1965年）等一大批带有改良色彩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陆续建成，也构成了1966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中国式建筑热潮的先声（图3~图12）。
图3：台北“中央”图书馆（陈濯、李宝铎，1955年）
图4：南海学园历史博物馆设计稿（林柏年，1956年）
图5：南海学园台湾科学馆（卢毓骏，1959年）
图6：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设计稿（黄宝瑜、修泽兰，1960年代初）
图7：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校舍（卢毓骏，1960年代初）
图8：台中教师会馆（修泽兰，1962年）
图9：圆山饭店一期（杨卓成，1963年）
图10：纽约世界博览会中华展馆（杨卓成，1964年）
图11：台北中山楼（修泽兰，1965年）
图12：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宝瑜，1965年）
在“新派”看来，不论在外观和工程技术上如何“改良”，这些建筑本质还是将现代功能强行置入古老形体，“经济性、机能性”依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痛苦比过于缠足”，这种“固定的、僵化了的法则……不可能成为我们建筑未来的出路”。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落后”的建筑现象大加抨击。1961年，贺陈词运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立场讽刺宫殿式。他写道：“四十年前胡适之先生倡导文学革命的时候，称旧文学是死了的文学……同理，宫殿式建筑怕也是死了的建筑。”在其往后的思想发展中，他进一步运用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八不”的扬弃路径，将“宫殿式”视为应该被“革命”掉的骈体文、雅乐，将庭园与民居视为现代中国建筑最可资借鉴的部分。1962年，华昌宜以同样的逻辑讽刺“仿古主义者只能以百把个陈旧典故再凑一篇骈体文，而辞藻却贫乏不足”。同年，方汝镇则在《我们的绊脚石——虚伪形体革新中》一文中振臂高呼，恳求停止“虚伪的形体革新”。他写道：“在通向建筑现代化的征途上……不同形态的困惑和思想上的混淆正频繁弥漫于吾人周围，并且成为阻碍建筑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阻力，并吞噬我们的活力与信念……传统的因变和形式的剽窃抢替，根本违背了时代精神，也失去文化上的意义，则我们又何贵乎有现代建筑呢？……我们不可能一面承认新时代的到来，意味我们带来新的空间观念，一面又强令饱经忧患的历史面貌，现身于现代文化的街头，台北市植物园畔的尴尬场面（按：指台湾科学馆、‘中央’图书馆等‘复古’建筑），真是绝好的例证。……（复古式建筑）被掉以轻率粗心，抹煞了‘型’的存在的内在意义，而出之以直觉的主观幻想，强使新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态，披上历史的外衣，担当了一个打诨的丑角，招来一些舶来的叹息，惊奇于我们创造力的枯竭。我们的传统样式，在历史上曾以其对材料特质的忠实表现、真实的结构技巧和传统的浑重文化精神，为我们民族赢得历久不衰的喝彩，如今却被改头换面，篡改了他原来的优雅面目，担上一个形体革新的美名，寄生在无声的叹息中，宣扬着创造活力和信念的破产！我们要大声的抗议，抗议一切对于优美文化系统的亵渎！我们要高声地呼吁，恳求从这种虚伪的形体革新中止步！”1963年，汉宝德以《从紫禁城到纽约》为题，悲愤而无奈地写下对纽约世博会中华展馆的深深失望，批评其这一与清末展馆无异的复古做法，象征了封建思想和中国建筑发展的停滞，令中华民族在这个展示最新建筑成就的世界级竞技场上蒙羞。他写道：“不论近半世纪来中外建筑史家抱如何看法，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胜利总在清代，表现在清代的紫禁城上。蹒跚在举世飞跃进展的大潮流中，紫禁城是国人幻梦的寄托所在。它的壮丽的影子，恍惚造成一种普遍的时代错乱感。建筑永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紫禁城的梦魇也是一种象征，它表示我们尚沉醉在专制帝国的荣耀里，害精神的瘫痪症。……我们的古老文明在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现代建筑业中，一定是表现了一种‘不变应万变’的超时代姿态，傲视周遭，为把自己的荣誉为代价，为祖先的灵换来喝彩。……（世博会）用意代表一种未来的瞻望，用世界未来的美景纪念拓荒者的功勋。……（世博会建筑）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具体表现，建筑是表现民族活力的旗帜。法国人为什么不把凡尔赛宫搬来？英国人为什么不把西敏寺搬来？……紫禁城带给我们的是荣誉，还是轻鄙？……纽约博览会的中华展馆表示在1963年的今天，我们对自己尚没有自信，要假借祖先的脑袋，我们尚不能自立，要攀附死人的腿。时代过去，当我们梦醒的时候，必然发现今天所依赖的是一副僵死的躯壳。”概言之，“新派”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所谓“革新”是“虚假”的，是“对历史传统最可悲的曲解”，是“形似神离的因袭”，其实质上还是被禁锢于中国建筑“形”之“躯壳”，而非以现代主义的视角真正认识到中国建筑在材料结构、空间和文化精神中的真正价值，是一种“虚伪的改革”。而在这些亲历过中国近代苦难流离而渴望现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心中，此类“复古建筑”更代表了中国曾经的贫弱历史与落后僵化的封建思想，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当时，纵向继承中华“儒家伦理”、横向移植西方“现代民主”构成了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建构重要内容，以卢毓骏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亦从明堂和儒家典章制度寻求“民主”进而发展“现代中国建筑”进行了系统理论建构，试图借助中国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民主内涵”支撑官式礼制建筑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复兴”的正当性。但与当时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殷海光对张其昀“民主即爱民、教民、养民”论调批判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和逻辑，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国民党官方色彩浓烈、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所谓“儒化民主”充量是一种“君主的民主”“慈惠的君主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新派”抨击建筑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建筑）真精神始终盲目无所知”，其“民主性”“合理性”所依据的官式建筑法则、典章制度是封建制度和儒家宗法社会的建筑表征，是千年不变的僵化思维，封建礼教更是禁锢思想、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绝非中国建筑的真正价值所在，其所谓“复兴”之本质实则仍不脱用“古人的遗教来认知这个世界”的“法古”，这种“一边接受科学技术，一面宣扬孔孟之学”的“虚伪革新”，混淆、误导了现代中国建筑道路。在以上对立与论争下，相对于被禁锢于“礼制”“伦理”“秩序”之中的“复古建筑”及其从功能形态到思想的全面“束缚”，现代建筑之“自由”则被赋予了多重进步语意。在“新派”对现代建筑空间思想的解读中，诸如“气韵生动”“心性自由”已贯穿了“空间”与“流动空间”语意的中国化进程，而经由诸如“空间观念趋向空间的开放，使建筑走向自由独立奔放的境地”，“新建筑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把建筑从无谓的艺术躯壳里解放出来”等话语，现代建筑更被注入了“思想解放”的积极色彩（图13~图22）。
图13：台北市王大闳自宅（王大闳，1953年）
图14：东海大学工学院（张肇康、陈其宽、贝聿铭，1956年）
图15：东海大学路思义堂设计稿（陈其宽，1956年）
图16：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王大闳，1961年）
图17：台湾大学农业陈列馆（张肇康、虞曰镇，1963年）
图18：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王大闳，1963年）
图19：淡水高尔夫球俱乐部（王大闳，1963年）
图20：荣总柯伯医学研究纪念馆（张德霖，1963年）
图21：台湾清华大学体育馆设计稿（张昌华，1965年）
图22：淡江文理学院城区部大楼（马惕乾，1965年）
金长铭在1954年《今日建筑》创刊号上的文字，即将“自由”导向了创作自由。他将维也纳分离派视作现代建筑与古典时代的“清晰而有力”的分隔线，意味着与充满束缚的落后旧时代的“分离”，“摆脱了一切束缚而形成澎湃浩瀚不可抗的巨浪”。“（纳粹德国）在建筑上是以发扬纳粹主义、巩固纳粹政权为唯一的范畴。他错误的民族主义在建筑上应持的态度……于是在形态上、意匠上以重厚的、生硬的古典主义手法尽量刺激在不正常生活下的人民的情绪……在这重压的环境下逼走了新建筑的恩师Walter Gropius、Mies Van der Rohe以及建筑上的彗星Erich Mendersohn等”，他以纳粹德国以古典主义激发“错误的民族主义”和对包豪斯的迫害为例，赋予学院派式复古思潮以强权属性，强调民主方能保护建筑师的自由创作权。“无思想自由，即无民主政治，无民主政治，即无现代建筑”，“（复古建筑）依存政治生命而存在，已丧失了建筑自有的完整独立个性，所以正因为现代建筑的不需要政治背景，只是将她奉献给大家在生活上获得身心的满足与安慰，才与民主政治为适应这个不需要政治背景建筑的政治来做她的保姆”，他将现代建筑兴起归因于“民主与科学”，站在现代建筑对立面的种种学院派式复古建筑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在它们背后的极权统治力量忤逆了人类进步潮流与“时代精神”，压抑了人性与思想自由，迫使建筑师“浩如云烟的思维无从发挥无法使用”。“（现代建筑）在建筑本质上发挥最大的效用，不虚伪，不浪费，具有灵性上建筑的特有的造型艺术价值。时至今日，更需要在建筑上如何表现人情与人性的发挥”，他以文艺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视角，将开放空间、结构理性和功能主义的“真实性”视为真挚人性的表达，强调建筑艺术之生命在于自由与性灵。1957年汉宝德在《百叶窗》发刊词上，则将古典主义视为已随时代逝去的封建时代象征，而现代主义建筑师在民主社会中回归了平民角色，并获得了创作自由。他写道：“帝王专制的时代过去了，路易朝显赫的事迹已被世人遗忘，凡尔赛与波茨坦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奴隶的建筑时代亦已告终。今天的建筑家脱掉英雄的身份，卸除奴隶的枷锁，得回一个自由之身……在民主社会里，建筑家终必成就他应肩负的一份……建筑是一种社会性艺术。”在《回复蓝天同学的信》中，他将官式建筑视为应被淘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进一步以启蒙主义的态度，将“因观光而提倡的中国建筑”，即“仿古建筑”，贬斥为一类“无法写进文化史的”的无意识“盲业活动”。4.多维的启蒙：从“型造人”到“建筑文化自觉”的理论建构目标演进1950—1960年代中期，以现代中国建筑为工具的“启蒙”，经历了从以现代建筑所蕴含的真实、民主、开放精神塑造现代国民性的“型造人”，到启发全民“建筑文化自觉”的过程。1954年，金长铭在《民主、极权与建筑》中认为，“高大、富丽、夸张、威风而神秘”的学院派式建筑是属于统治者“少数人的”，使“建筑束缚在一个偏狭、自私、浪费的小圈子里”，而开放、公共的现代建筑是属于“人民的”“大家的”，因而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进而“促成文化与情感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1955年，省立工学院建筑系学生林空在《中国建筑略论》中探讨了传统建筑的缺点和未来中国建筑的方向，认为“封闭四合院断绝了天下一家的精神”，是造成中国人“自私、保守和狭小的心胸”的原因，“所谓‘自扫门前雪’的思想正把这种自私的乡愿作风形象化了，这也是农业社会中所免不了的现象”，但可将中国院落扩大化并运用于公共建筑，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成团结，“使人们在群体生活中产生合作的向心力，使‘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路人便是亲人’的理想更易实现”。他认为色彩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特征，更灵活广泛的运用将促进民族活力的新生，“中华民族的再生是需要活泼、勇气、新鲜，数千年的暮气闷住了我们的潜动力，那么明亮而快乐的色彩，不再是身份的代表，而是跳动与活力的象征”。1961年，刘以伸认为建筑能改造人性从而达到精神价值的高度，“大凡一个建筑意境之造成，是建筑物（Building）、物（Material）和人（Person）三因素表现的总和……建筑师更需假借建筑物，掩饰其他两者的缺点，影响其他两者，改造其他两者……以求达到Ernest Kump所称‘人造型，型造人’。这样建筑才算建立了它真正的精神价值”。1957年开始，汉宝德将推动现代中国建筑进步的根源力量逐步导向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现代建筑之我观》中，他建构了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科学——现代建筑的脉络，阐述了实证精神之于建筑的重要性，将启蒙主义泰斗伏尔泰的理性主义视为推动建筑进步的根源。他写道：“伏尔泰在18世纪嘶声鼓吹的理性思维，加上专制法王的推翻，宗教力量的没落，已使欧洲人敢于思想，更敢于相信自己的思想及判别能力……建筑也凭了这股力量，摆脱学院派的羁绊，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自然主义的建筑研究方式，为完全依恃科学的判断，及其他科学已知成就的帮助……他们的水平窗是有日照学的根据的，他们的平屋顶是有技术上的根据的……这种穷究的研究作风，就是近代科学的来源，也是我们应当敬佩从而努力实践的。”中外启蒙主义莫不对“自觉”情有独钟，视之为个人和民族集体摆脱蒙昧、进入“理性”“文明”和“历史”的成人礼。1962年汉宝德在《建筑》发刊词《我国建筑之自觉运动》一文，即全面呈现了其通过文艺复兴式的“全民思想启蒙”以达到“建筑文化自觉”的思想理路。他建构了“本能”、“经验”和“自觉”三个递进阶段，以道器之辨的视角认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仍与古代工匠传统，特别是“正统建筑”即官式建筑一脉相承，处于“无意识的经验的阶段”，并未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启蒙，尚未达到“自觉阶段”。他写道：“我国的正统建筑数千年来，未达到自觉的境界。我国自先秦时代，在建筑上构成一雏形，正式发展为民族风格以来，一直辗转于工匠之手，逗留在经验的传统之内……始终未经历一文艺复兴式的蜕变。因此我们没有创造性的新形式，没有思想深刻的美学，甚至没有机能问题的讨论。……我国的正统建筑其格局虽极堂皇，细部又极华丽，在此意义上，都一直停留上无意识的状态中。……当前建筑堪称数千年无意识建筑传统的延续……（建筑师们）无意识之浮沉与工匠并无二致，与文艺复兴时代之欧洲，艺术家奋力探求以自别于工匠之内在动力，相去何尝天壤！”他进而以“社会的”“智识分子的”“建筑工业与科学界”，表达了大众、知识阶层、建筑师三个层次“文化自觉”的内容与要求。第一，是面向大众的。即经由民众通过教育，认知建筑对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再视建筑为“工匠之事”，从而“为我们时代的居住环境之创造，提供一健康合理的根基”。他呼吁道：“我们的同胞必须知道一个文化合理的发展，物质力量与精神要求间之有效协调，是完全反映在建筑上的。我们觉得一个社会都不能充分体认建筑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其审美内涵，则欲求充分接受他种超物质的时代艺术亦属不可能之事。”第二，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即调整知识阶层“已有的成见”，改变其“对建筑的轻视”，使其认知到建筑不仅是工程，而更是“艺术的母体”。“旧的士大夫阶级……认为所谓建筑师者类皆俗人，充其量不过工程人员……我们希望这些社会之中流砥柱的智识分子当适当调整其看法……建筑之为艺术，其难于理解与接纳，胜过音乐，胜过抽象美术。一经接受，对生活之充实却又远胜其他艺术。”第三，是“建筑界之自我觉醒”。他批评了当时建筑界的逐利行为和对文化的漠视，认为建筑界应深刻自省。他写道：“不少建筑界人士抱着单纯的逐利的观念，在逐利的社会中无意识地浮沉着，根本不知所从事工作的伟大意义……我们如何敢想象一个人性丧失麻木无觉的建筑师之作为?……我们应该自省的……在几千年的工匠传统之后，我们对职业尊严的建筑做了些什么？”最后，他认为中国建筑传统虽“有很多足以自傲之处”，但对比伏尔泰所赞颂的三个“理性时代”仍缺乏“精神的力量”，建筑界“在根本上需要一个全面的彻悟，以结束我国几千年来沉湎于其中无意识或盲目的传统”，创办《建筑》“即在希图推动此种自觉的运动，使遍及于广大群众，建筑事业有关的文化与工业界，乃至建筑界自身”。“中国建筑的复兴，并不在于某种样式，某种风格的特别提倡，还赖于建筑的全面的自觉。经由自觉，民族的天才会主动地发挥出来，自谋解决之道。因为透明的理智，参悟的体会，是一切新途径开辟的动力。”通过这一宣言式的发刊长文，我们可以看到，汉宝德已摆脱了对特定样式的价值评判，以启蒙时代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发现作为现代中国建筑的根本出路，呼吁一场建筑界的“新文化运动”以唤醒全民对建筑全面“文化自觉”。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汉宝德主持下的《建筑》在1962—1965年间刊发了方汝镇、华昌宜等“新派”撰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请认识建筑!》《我们的路》等系列建筑评论，大力宣传优秀建筑对人格塑造与社会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们呼吁，“（建筑）不仅每时每刻规划着文明人的实际行为，更无形中深深地影响、控制、铸造一个人的情绪、感受和精神境界”，“美妙的空间可由最平凡廉朴的材料组成。人人有权利尽其所有资料而求一个最好的生活空间”，“我们在这里所希望的，是中国每一位知识分子能够首先个人地改变对建筑的忽视态度，确立一个新的、基本的观念：无建筑，不足以言文化！无建筑，不足以语人生”。而当我们回首时空，则更可发现1950—1960年代这些青年建筑师呼唤“全民认识建筑”的声音，竟与中国第一代建筑家最初的希冀，有着惊人相似。1932年，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创刊号中，以《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一文深情寄语这一批历经战乱流离而终获“始业”的“国产建筑师始祖”，他写道：“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于建筑是甚么，大半没有甚么了解，多以‘工程’二字把他包括起来……所以你们‘始业’之后……在对于社会上所负的责任，头一样便是使他们知道甚么是‘建筑’，甚么是‘建筑师’。”“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所以你们负有宣传的使命，对于社会有指导的义务，为你们的事业，先要为自己开路，为社会破除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然后才能发挥你们创造的能力。”30年间，两岸、两代中国建筑师思想之间草蛇灰线，经脉相通，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自觉使命感令其指向了共同的目标——以启蒙的姿态，唤起各界对建筑的深入认知与重视，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千百年来轻视建筑为“工匠之事”的陈腐观念，进而改善建筑文化发展的土壤，最终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与更根本的维度，推动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一如多年后汉宝德所总结的，“我们这一代……骨子里浸透了中国文化，成长后面对一个新世界，期待一个未来式的中国，换言之，这一代的有志青年无不是现代主义者，无不是革新主义者，也无不是中国文化的维持者”。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直接影响和中国近代思潮余绪延续的整体背景下，在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争中，1930—1940年代萌发的现代中国建筑思想新芽在1950—1960年代中前期的台湾地区已成长为立场鲜明、内涵丰富的建筑流派。这场集体理论建构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在后来的岁月里，那些热忱探寻现代中国建筑之道的年轻建筑师不少成长为建筑设计界、教育界的重要力量，他们和他们撒播下的思想火种开枝散叶，薪火相传，也构成了其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的理论注脚。概言之，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及其建筑活动具有如下价值。其一，较为完整地呈现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主流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融合的图景。“新派”既有对现代主义盛期的“补课”，亦有对现代主义中后期修正阶段的“共时性”学习，真实体现了格罗皮乌斯、赖特、密斯等第一代现代建筑大师及吉迪恩等人的代表性现代建筑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使我们得以一窥二战前后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合图景，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一次颇具意义、相对完整的区域性现代主义启蒙，这一历史叙事充实、完善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的整体图景，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其二，1930—1940年代现代中国理论萌芽的思想续篇，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延续的建筑表征。“新派”理论建构活动以大陆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为主体，承袭了中国近代建筑“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二元文化结构，不少代表人物直接或间接受世界现代建筑大师教育影响，现代建筑思想“纯正”，延续、发展了1930—1940年代在对“中国固有式”反思背景下另一条中国建筑创新路径的探索新芽，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理论发展的重要续篇。“新派”理论融合现代建筑的进步特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人文化，思想脉络续接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结构，表达了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与对现代中国建筑的美好向往，使现代中国建筑成为承载“以型造人”与唤醒全民“文化自觉”的双重工具，具有积极进步的社会属性，亦成为1950年代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与新文化运动脉络余绪的建筑表征。他们的价值视角也促成了对文人园林之现代建筑价值的再发现，构成了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的重要组成。其三，战后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在台湾地区建构与发展叙事的重要组成。“新派”虽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何为真正的现代中国建筑”上针锋相对，但他们一起怀抱着在台湾地区以建筑推动中华文化认同的赤忱之心，所共同指向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筑界在民族主义情感下探索现代中国建筑出路的共通目标。今日视之，两者之间根本理论构造与理论目标相似，均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西方技术，东方精神”“西方物质，东方文化”等框架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以西促中”进而“以中促西”，希冀最终“使我民族建筑文化之光芒再现异彩于世界，更遥望未来之国际式建筑，亦内含有吾民族建筑文化之媒液”。中国近代建筑师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有机组成，他们亲历了近代中国的贫弱与动荡，建筑普遍成为其上下求索以复兴中华的工具，而中国建筑之于“望大陆而不可见兮”的迁台建筑师，则更寄托了沉沉乡愁，叠加了一份浓烈的情感与思念。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脉络的重要支流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韵的建筑映射，大陆迁台建筑师和他们有志于传承发展中国建筑文化的后继者们在台湾地区留下的文字与思想，拓展了现代中国建筑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成为1950年代后现代中国建筑理论书写的重要篇章，两岸的书写亦构成了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共同组成，成为两岸同源的建筑文化表征。今日将台湾地区“新派”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框架整体考察，将有助呈现1950—1960年代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多元图景，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亦是将台湾地区近现代建筑叙事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宏大叙事共同书写的步骤之一。
附表
中国大陆迁台建筑师名录（2023年3月更新版）
（本文节选自《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4月刊，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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