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工具之间的转译——“保护管理规划”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的启示

作者： 

赵鹏，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正高级工程师。

本文摘自《价值与工具之间的转译——“保护管理规划”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的启示》，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4月刊，总第222期P48-55。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在价值评估和实际施工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现象，导致在保护过程中遗产价值有所流失，建筑遗产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往往为项目团队带来诸多困惑。欧美国家应用较广的操作指南性文件——“保护管理规划”，为不同背景的利益各方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以便在此基础上谋求共识。本文通过伊姆斯住宅、罗比住宅和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等保护案例，介绍了保护管理规划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流程，并比较研究伊姆斯住宅和乾隆花园两个项目保护规划之异同，冀望借助他山之石以启发相关案例的探索研究，促进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规划文件的完善。

目录概览

• 一、我们在保护什么？

• 二、作为一种操作流程和思维方式的“保护管理规划”（CMP）

• 三、案例分析

• 四、再读乾隆花园

一、我们在保护什么？

建筑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物质实体还是价值？从目的性来说，在2015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2条中明确指出“保护的目的是通过技术和管理措施真实、完整地保存其历史信息及其价值”。从流程性来说，第4条指出“价值评估应置于首位”。所以，物质实体及赋予其上的价值，是确认保护目标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然而，当下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价值评估流于形式的事实，多数保护方案和措施集中在技术手段本身，这就造成目标性的淡漠、固化甚至缺失。重手段而轻目标，既是缺乏思考的习惯性使然，又是社会集体性理论缺陷导致。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第一次提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此两种理性行为是他在分析人的社会行动时，按照支配社会行动的主导性因素或力量，对比于受情感驱动的行动和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传统而展开的行动而提出的理论概念。换言之，工具理性偏重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达成既定目标最有效的，它不关心既定目标的合理性，只关心手段是不是最优的。而价值理性偏重目的，它不关心手段，只关心活动目标的价值诉求和实质内容。

在当下中国，工具理性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价值理性受工具理性的挤压而边缘化甚至退场，因而主张恢复、倡导价值理性，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这种声音的另一个典型佐证可见意大利著名文物保护专家乔瓦尼·卡尔博纳拉（Giovanni Carbonara）根据其几十年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研究所得，他说“技术性的保护操作被搞得如此独立，以至于趋向于用它来定义修缮工作本身，这样一来，‘如何保护’就会完全取代‘为何保护’和‘保护什么’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完全取代价值理性，“如何保护”是典型的技术手段，“为何保护”和“保护什么”是意义和目的。保护实践中，项目负责人不能陷入对技术细节的探索，而需要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举例而言，紫禁城部分宫廷室内墙壁上保留了多层壁纸遗迹，按清代匠作技艺，称为裱糊，那么面对裱糊纸张残破的墙面，该如何回应保护对象的价值诉求？

在故宫乾隆花园区，一座始建于乾隆四十年（1735年）被称为“养和精舍”的佛堂建筑，室内顶棚和墙壁保留有乾隆中期到清代晚期不同时期裱糊的纸张及织物遗迹。经过现场测量及取样分析，发现室内顶棚裱糊的底层皮纸坚韧厚实，尺寸符合清代档案记载头号高丽纸尺寸（长三尺七寸、宽二尺七寸五），说明该区域内檐裱糊为乾隆时期高标准的糊饰工程做法，即采用最高规格的高丽纸打底。这种纸张多为朝鲜国进贡，归内务府茶库统一收支。面层银花纸则包括万字地西番莲卷草与万字地小团龙两种纹饰，尤其是清代中期的西番莲卷草银花纸（图1），整张纸做云母地再分别套印白色万字与绿色西番莲卷草（图2），无论从雕版的雕刻工艺、刷印的复杂程度、色彩的饱和程度等方面均代表了清代裱糊加工纸刷印工艺的最高水平，在故宫室内糊饰中非常少见，目前仅见于乾隆花园一区，并保存较为完好。

图1：西番莲卷草银花纸裱糊纹饰

图2：西番莲卷草纹饰局部

由于年久失修，养和精舍室内北数第三间西夹道顶棚白樘箅子整体倾斜，其上残留部分乾隆朝时期裱糊的洒金蓝绢，夹道西墙已露木壁板墙及地仗残片，东墙面纸张保留有乾隆朝至清末糊饰的多层纸张且基本完好，仅局部纸张起鼓（图3）。为了能够更多地原位保留历史遗迹，项目负责人采用新旧结合的修复方式，夹道西侧墙面按传统工艺重新裱糊，东侧墙面因裱糊纸张之间粘结较好，仅地仗与木壁板局部离骨，故采取除尘与个别铁钉加固的方式，实现了最小干预（图4）。顶棚白樘箅子复位加固后用手工皮纸进行扒蹬补蹬（图5），打好底纸后，回贴修复好的洒金蓝绢（图6），最终使得养和精舍北数第三间西夹道室内最大程度保留了历史信息。

图3：养和精舍（左侧为西墙）修复前

图4：养和精舍修复后

图5：顶棚扒蹬做法

图6：洒金蓝绢修复后准备回贴

在清代早中期，紫禁城部分建筑内檐木构装饰逐步将油饰彩画改为裱糊的手法。根据现存遗迹与档案分析，发现裱糊做法在后宫、书房、佛堂等处层次很丰富。以佛堂为例，清代皇宫根据使用者及所属区域建筑功能的不同，既有像养心殿正殿仙楼佛堂白纸裱糊的做法；也有建于园林内如养和精舍供皇帝礼佛，室内采用顶棚与墙壁不同材料、不同纹饰追求新奇意境的裱糊做法；又有如慈宁花园宝相楼供太后礼佛，室内采用小团龙银印花纸的做法。除此之外，养心殿东西配殿佛堂亦采取糊饰楠木色纸的做法，等等，充分说明清代宫廷内檐糊饰的丰富性。这些遗迹能保留至今异常珍贵，基于价值评估和病害诊断，采用多元的修复手法以便尽最大可能保留丰富的历史信息，让后人了解清代宫廷内檐裱作工艺与艺术装饰效果，即为裱糊纸张保护与修复的目的所在。

在这个案例中，有整体重新裱糊、局部面层修补、底层加固等诸多技术选择，选择过程中，项目组始终保持对遗产的敬畏和对每一次干预背后理由的追问，因为“一项文化层面能认同的技术型操作，要通得过广泛的批判性思考和使用当下修缮中已经通行的文化性导向。这说明科学被要求置于文化性的大背景中，其目的实际是赋予技术问题以警惕性和理论形态，它必须首先能做到对作为文化遗产的古迹所提出的历史诉求和审美诉求作出回应”。回应这两种诉求，即是在建筑遗产价值评估过程中对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研判和权衡。所以，我们在保护什么？在每一个保护案例中的答案均不同，这是建筑遗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的，对遗产实体、环境及其承载价值的综合研究，是总的原则和平衡的艺术。只谈价值，不看实体，宛如空中楼阁；只谈实体，不想价值，仿佛人失去了灵魂。

二、作为一种操作流程和思维方式的“保护管理规划”（CMP）

正如前文所述，很多工程项目保护方案的制定者并没有理解价值评估的意义，理论和实践已经脱节，多数填空式的价值评估不过是在上报方案时必备的条目。从责任设计师到施工方，或追求形式上的整齐美感，或执着于“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原则，仍然缺乏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将被保护对象所承载的价值放在核心位置予以保护，而价值评估和保护措施之间原本应当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价值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厘清思路，找准工作方向，即为何而保护和保护什么。实际工程中决策者经常面临取舍的问题，不可能什么都保护，而决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价值评估的不断权衡会贯穿保护项目的全过程。为了让遗产价值的保护落实到具体实践，笔者通过多项案例的分析研究，曾经梳理出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价值认知——价值评估——价值阐释——价值管理的四步流程。以上内容重点在于说明“如何做”和“做什么”，但在“为什么做”方面思考不够，整体逻辑上仍需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在美、英、澳等许多西方国家的保护工程中，前期规划阶段经常需要制定一份保护管理规划，该计划整体框架的理论基础来自詹姆斯·森普尔·克尔（James Semple Kerr）的《保护规划——欧洲文化意义场所保护规划制定指南》（Conservation Plan——A Guide to the Preparation of Conservation Plans for Places of European Cultural Significance），从1982年第一版开始，2013年已经是第七版。目前，在诸多应用案例中主要使用的名称是“保护管理规划”（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以下简称CMP），本文也将采用该惯称。CMP产生之初即是综合考虑从保护到利用的系统思维下的产物，因此，克尔在定义保护规划时说，“简而言之，保护规划就是列明一处场所重要意义（即后文的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之所在，并据此订定适当的导则（policy），从而确保那些重要意义在未来的使用和发展中得以保留”。从克尔在绘制的整体框架图（图7）中可以看到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解场所，重点就是制定该场所下遗产的文化意义，回应历史、艺术、社会等方面的诉求，思考“为什么而保护”和“原则上保护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制定保护导则，导则对应的英文术语是policy，导则的重要性在于真正实现了将“飘在空中”的价值“落在地上”，此即本文“转译”之意，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一种“翻译”，CMP的落脚点也正是这些若干条导则（policies），这个阶段思考的是“具体保护什么”的问题，至于“如何保护”的技术手段则不在CMP里体现。CMP是一种前期性、顶层性文件，类似于我国制定的保护性总体规划，不同点在于价值评估和导则条文内容方面和后续的具体保护措施衔接得更清晰，对于设计方和施工方的指导作用更明确。

图7：CMP整体框架图

在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制定的伊姆斯住宅（Eames House）CMP文件中，绘制了五个阶段（图8）。其中阶段一、二、四为目前所见案例文本的核心版块，即场所理解、文化意义、导则制定；阶段三和阶段五因项目而异。在伊姆斯住宅的个案中，将阶段五拆分为步骤五和步骤六（图9），在关键的阶段四中除了“总体原则性导则”外，还细化到每一种建筑构造类型，遗产价值评估的落地性很强。例如在场地理解版块中，提出了该住宅使用夹丝玻璃虽然主要基于安全考虑，但却构成一个重要的美学元素；在文化意义版块的重要性声明中，阐释了伊姆斯住宅作为“二战”后现代住宅设计的典范，其夹丝玻璃的设计具有革新性和实验性，在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方面非常重要；因此在详细的保护导则B1.5中，明确最初的夹丝玻璃必须保留，并应听取专业保护建议。伊姆斯住宅的CMP可以将历史研究、价值评估的结果通过若干条保护导则加以明确，进而指导更加详细的保护措施。这样一种逻辑性很强的体系，可以给背景不同的利益各方提供一个交流的基础和平台。

图8：CMP流程图

图9：伊姆斯住宅CMP流程图

三、案例分析

1.罗比住宅空间保护与改造——文化重要性分级的作用

伊姆斯住宅案例非常清晰详细地描述了CMP的操作流程。在具体应用上，罗比住宅（Robie House）“保护管理规划”更加简明扼要地体现了遗产价值重要性等级评估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

罗比住宅于1910年完工，1963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1971年被指定为芝加哥第一个城市地标，1980年被指定为伊利诺伊州地标，被公认为现代建筑史上的一座开创性建筑。在罗比住宅的CMP中，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是在文化重要性声明中提出修复时必须首先确定各个空间的重要性分级，以作为保护和修复导则制定的依据。根据材料的完整性评估、空间及元素的阐释、空间及元素对住宅整体理解的贡献等三个方面评定四个价值等级（图10），数字4代表着最重要，任何干预措施都要十分谨慎；例如据此价值评估而制定的第43条导则阐释客厅是罗比住宅中最重要的空间。房间是一个开放灵活的生活空间，三面由含铅玻璃平开窗和门组成，通过自然光照亮室内。房间呈长方形，西侧有一个斜角窗台，两侧有含铅玻璃门，可通往西门廊。沿着东墙的是壁炉，由隔墙和木凳组成，将主楼层的生活和餐饮空间分隔开来。壁炉在天花板上有一个矩形开口，从视觉上将生活和餐饮空间结合在一起。北墙有5扇含铅玻璃平开窗，南墙有24扇含铅玻璃门，形成一个47英尺的连续跨度，连接了客厅和餐厅。这些门通向一个狭窄的阳台，阳台横跨南立面。简单的橡木装饰勾勒出墙壁和天花板，而沿着天花板的下降边缘，球形灯具投射到房间中。除了黄铜壁灯和装饰性天花板格栅外，这些球形灯具还为室内复杂的照明方式作出了贡献，巧妙地平衡了自然光和白炽光。

图10：罗比住宅四个重要性等级分区图

所以，该空间每一个元素都被视为要以保护与修复的最高专业标准对待，于是在第59导则中提到“保护和维护重建的地毯，这是表达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室内有机视觉的重要因素”。第60条导则“按照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尼德肯档案馆历史文件中记录的样式重新制作地毯”。

图10中的数字1区域则代表价值很低，如果该类空间不符合建筑在宣传教育方面整体运营要求的时候，可以考虑修改、移除、更换空间组合或元素构成。这样一种价值等级的划分，有利于后续结合该CMP中关于罗比住宅最核心的四点文化意义重要性声明中的内容进行设计调整，而不是将所有原设计元素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或者随机可以更改的价值单一体。

罗比住宅CMP为现场的修缮、日常维护、构件修复、改造更新和运营建立了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源和总体政策，所有其他政策、手册、提案和计划都与本文件相关，包括房屋日常保养计划、应急响应计划、参观和操作手册、教育和计划指南、活动政策等很多具体文件来源于这个计划。此外，文件中特别强调该CMP应随着环境、社会和现场条件的发展，需要定期修订（图11）。

图11：罗比住宅客厅

2.耶鲁英国艺术中心之窗——Policy的转译意义

为求得一手体验，阐述CMP中最有实践指导性的导则（policy）的转译意义，以笔者调研的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馆，并结合当年就学的华侨大学建筑系系馆空间为例进一步予以说明。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是美国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I. Kahn）最后一个建成作品。该建筑的保护从2008年启动，历经三个阶段，最终于2016年竣工，在此期间制定了保护规划。其中，第56条导则指出“外部的窗户和内部的窗口（openings）是与康最初设计内部画廊流线有关的重要元素，也是博物馆观众视觉放松（visual relief）的需要。画廊的保护设计和改造使用应该在这一限制下进行”。关于这条导则，陪同笔者考察的艺术中心负责人特意强调这个内部窗口（图12）是为了缓解观众和保卫人员的“博物馆疲劳（museum fatigue）”。

图12：耶鲁英国艺术中心室内

路易斯·康非常看重这一点，他曾说过“在大多数博物馆中你最想得到的是一杯咖啡，因为你很快就会就会觉得筋疲力尽”。所以，康提出窗户是缓解这种疲劳非常重要的手段。在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的改造中，因为需要兼顾一些光线对绘画藏品的影响，但又必须考虑到康的设计原则，所以在改造中严格地遵循导则规定的限制，只是用一些软隔断的方式，临时加以处理（图13）。导则的“转译”意义即在于此，拉近了价值评估与保护措施之间的距离。类似缓解博物馆疲劳的设计手法在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中也可以看到，全景落地窗甚至已经变成了观众逛博物馆期间的打卡地（图14），从外立面看，也是整体几何构图的构成元素（图15）。

图13：窗口处理局部

图14：苏州博物馆室内

图15：苏州博物馆外立面

这种窗口开敞的设计理念体现的不仅是对人们心理的关怀，空间的流通，还反映了建筑师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建筑一旦生成，承载其上的人类智慧就应该被尽可能地传承下去。设计华侨大学建筑系馆扩建工程的姜传宗先生在工程完成后撰写的《场所精神之追求——华侨大学建筑系馆扩建设计》中写道“在这里，设计教室对学生来说已不仅是上课来下课走的教学空间，而是将生活与学习联系在一起有丰富内涵的生活场所，学生除了食宿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设计教室里度过，特别是在交图前的设计周，几乎每个晚上都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通宵达旦，有时还伴以轻柔的音乐和歌声，这种特殊的学习方式和紧张而浪漫的生活情调，构成了建筑系特有的学习氛围，透射出学生特有的精神和情怀。本扩建设计就是根据建筑系这种特有的学习氛围和生活情调，在设计教室的设计中大胆地采用了开敞式的教学空间，希望通过这种开敞的形式，充分体现设计教学的开放性和设计思维的多向性，并通过空间的开放使学生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启迪以触发其灵感的火花，同时也通过开敞的设计教学空间，传达出更多的环境信息和场所意义，折射出更强的主体精神”。作为曾经在这种环境中学习了8年的笔者，深深地被建筑师当初的设计思想所影响，在一个没有封闭窗户的空间里，无论是感知外部自然环境，还是与隔壁教室学长们的交流，均可以增加视觉上的通透感（图16）。遗憾的是，随着学校院系调整，原来的建筑学院所使用的系馆被别的学院占用，并将此开敞的窗口完全封闭（图17），空间的灵魂随之消失。尽管该建筑还不是狭义的建筑遗产，没有相应的“保护管理规划”需要制定，功能的不同也必然带来形式上的变化，借此案例仅仅是表达本文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考，一个建筑的灵魂是什么？后来的使用者，又该如何理解并传承这种灵魂？关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正是CMP的理论指导作用以及policy的转译意义所在。

图16：华侨大学建筑系馆室内（改造前）

图17：华侨大学建筑系馆室内（改造后）

四、再读乾隆花园

藉以上论述，反思故宫一个持续至今已20余年时间的优秀案例，依然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乾隆花园，坐落于紫禁城东北的宁寿宫区后西路。宁寿宫区是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间（1771—1776年），为乾隆皇帝在位60年后归政养老时所建，中国唯一现存的太上皇宫，是具有独特技术手法、艺术风格和遗产价值的古代宫殿与园林建筑的综合体。2001年，故宫博物院与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World Monuments Fund）开始合作，对乾隆花园倦勤斋的内檐装修进行修复。2003年起，双方正式签署面向整座乾隆花园保护的合作协议，并开始启动保护规划的编写。该规划总体框架分为“指导原则与工作框架、研究·评估·保护、保护规划图”三篇，包括“乾隆花园保护的指导原则”等八章内容。整体逻辑是开篇便列出乾隆花园的五点重要性声明，并把人和时间的安排做了计划，然后按照历史研究、现状调查、保护原则的体系制定规划文本。这与伊姆斯住宅CMP“认知——评估——导则”的框架体系有所区别，本文无意“厚此薄彼”，诚如该规划序言中所述“规划的编制带有一定的探索性质”，且是迄今故宫博物院就某一单独区域所做的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保护规划，极具时代意义。当时光拉长15年，通过和伊姆斯住宅的CMP进行比较（表1），今日再读乾隆花园保护规划，有三点启发：

第一，明确一种理论依据，并结合项目做个案解读。依据来源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的简单罗列，应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的一般体例要求基础上，可以结合项目自身特点有所增补。

第二，采用共识性标准评估遗产价值。作为国家文物局推荐性文件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乾隆花园保护规划出版之前已经正式颁布，当时的三大价值体系被多数业内人士认可，价值评估作为保护实践的核心程序，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基于价值评估和病害评估的结论，制定一般性和特殊性导则。39条导则和147条保护细则是伊姆斯住宅CMP真正让理论研究落地的关键，内容主次有序。乾隆花园规划中的保护措施整体上并未紧密围绕遗产价值制定相应的方法，基本是原则性的宽泛规定，偶尔有关于通景画和贴落的保护流程做法，却又写得十分具体，这与前期已完成的倦勤斋工程中有过室内通景画保护成功经验基础有关。

五、结语

从本质上讲，CMP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综合考虑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遗产的价值得以保持、阐释并传承。CMP的理论研究，最初由澳大利亚人制定，它遵循了《巴拉宪章》的哲学和原则，在美国、英国等遗产地的实践丰富了它的内涵。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又是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制的，具备相互理解的基础，所以，如果在未来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实践中借鉴其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理论，则为本文初衷之所在。

此外，盖蒂保护研究所近些年公布一系列关于现代建筑保护工程的CMP文件，这些文件里面包括了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和业主们对于建筑的理解，是被我国建筑设计界低估乃至忽视的存在。在建筑服务于生活多年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它，会让人更加理解建筑本身，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份期许。

（本文节选自《价值与工具之间的转译——“保护管理规划”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的启示》，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4月刊，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222丨2023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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