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有阅历到底有多重要 | 丰言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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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案头之山水,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张潮
很久以前,松江府距离海岸线很近,那里水草丰美,适合梅花鹿生存。梅花鹿身上长有鹿茸,因此松江也被叫作茸城。茸城有个典故,曰“十鹿九回头”,说的是外出官宦经商者,不论走多远,最终都要怀乡而思归。在众多“回了头”的游子当中,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或许是最负盛名也最具争议的一个。此人的一生矛盾重重:书画造诣至高至雅,个人品行却劣迹斑斑;生前身后享有盛誉,却引得民怨沸腾,“夜抄董宦”;笔墨浸染禅意,却能在晚明沦丧败坏的官场如鱼得水,明哲保身……但无论人性在董氏身上展现出多么复杂的面向,这个为官三进三退、离了乡又思归的游子,倒是不负他作为茸城子弟的身份。
从十年寒窗到官拜礼部尚书,董其昌很明白知识与见识能够为一个人带来什么,若非如此,他便不会在晚年立著《画旨》一书时明确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这是一代书画大家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也未尝不是古人为实现人生理想悄悄总结出的一套“成功学”——学问者,前人经验之所积,又游历之预备也。必先有学问,以辨是非,而后知行合一,化书本知识为己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在今天常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作学子成才的必备手段,读书是智慧,行路是阅历。读万卷书,可以涵养心性,变化气质,培养卓越的眼光;行万里路,则可增广见闻,宽阔胸襟,着眼天下。如今,在“地球村”的大环境下,读书与行路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但要如何不让读书成为暗室求物,不让行路变成走马观花?当代背景下,国际视野指向的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这种观念主张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西欧民族是人类理性思想的最高代表,而诸如中国、印度、美洲土著等非欧洲民族则都是非文明、非理性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历史发展能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却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在与他的秘书谈到一部中国小说时,歌德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感慨道:“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
那是1827年,当歌德第一次接触中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的时候,他能独立于自高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共情的态度去了解别国的文化,真真是具有国际视野的表现。而他的这种视野,在当今世界依旧意义非凡。对于个体或是一个民族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平等的心态去看待他人他族,关乎的是人的思维方式(mindset),抛开预设的立场,用更包容更开放的好奇心去了解、学习,才能避免由无知产生的偏见。
除了思维方式的“破旧立新”,国际视野同样也需要技能(skillset)的储备。学会一门新的语言,不仅是给自己一个从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机会,也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最好方法。林语堂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译介,将孔孟老庄哲学与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作品英译成书,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放达疏淡,也懂得向中国人推销西式幽默。藉由文字,他将华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细微之处点滴传达,使西方读者了解其中巧妙,欣赏中华文化的精彩,可谓具备国际视野的典范。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信息的获取越来越便捷,不同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及教育背景的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互生,古人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动态世界观。清朝文人张潮认为:“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善于读书之人,山水、棋酒、花月皆可为书;善于游历之人,读史、读诗也就是他的山水。说到底,国际视野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真的读了“万”卷,行了“万”里,它要求的其实是我们作为当代人与时俱进的生活态度,走出舒适区,让自己去拓展那个不熟悉的动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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