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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 李陀 X 韩少功:启蒙永远是现在时

2016-04-09 活字 活字文化

启蒙、再启蒙、反启蒙

关于启蒙的时代:八十年代是青春的早晨,勃发的季节,但那时就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启蒙运动。


关于启蒙的反思:九十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让人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启蒙理论,其中一些基础性前提并非自明,甚至与真实生活相悖。


关于启蒙的未来: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启蒙正在被颠覆,我们处于新的十字路口,要么我们再启蒙,往前走,要么反启蒙,退回去。


 关于文学:夏天看荷花,冬天看梅花。大时代出大作家,小时代出小作家。

今年的北京,春天来得格外迅速猛烈。刚刚四月上旬,就已是绿肥红瘦的暮春情景。4月8日晚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台上是韩少功、李陀,台下是北岛、欧阳江河,这个对谈阵容,让人有点恍若隔世、重回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感觉。这其实是活字文化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活字文化论坛”第二场对谈,主题是“启蒙·再启蒙·反启蒙”。“启蒙”这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在两位三十年前就活跃在文学界、思想界的对谈者看来,“永远是现在时”。

从左至右:北岛、董秀玉、欧阳江河 



关于启蒙


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谈,经过了三十年,人们依然很难界定中国语境中的启蒙需要怎样的内容。三十年后,经历过八十年代思想洗礼的那批人意识到,启蒙这个大词,的确无法用单一的价值来解释,也不能为启蒙事业的去处指明唯一的方向。一定年代的人经历了一定的年代,有了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清醒,也有了迎接未来继续启蒙的勇气。

 

韩少功与李陀谈三十年启蒙事业的过去、今天与未来,源于对三十年时代变迁的观察与三十年自身心路的体会。

 

李陀说,现在人觉得八十年代的启蒙是一个思想齐整的运动,这是错觉。八十年代有两场交织的启蒙运动,一场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庙堂到江湖传达清算文革与重提“四个现代化”的运动;还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新启蒙运动,由知识界发起的,呼唤“人”的回归之启蒙。前者的重点是清算“文革”,并且在清算的基础上把“四个现代化”目标重新提到日程,为实现现代化提供话语、制度、思想层面的准备。后者则基本是由知识界发动的一场运动,其重点在如何借鉴、吸收、消化西方古典和现代关于“人”的各种传统知识基础,建立一套新的关于“人”的论述。

 

李陀


韩少功回忆,两场运动同时发生,交织在一起喊着“思想解放”,让人觉得八十年代的启蒙整齐划一。其实两场运动的目标、重点、追求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思想解放,但是经常有冲突、矛盾,甚至对立。事实上,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内部就隐含着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隐藏着的巨大的差异与紧张,相当一部分分歧延续到九十年代。面对市场化对社会生活领域所产生的变革,争论无法再维持在会议桌上时,八十年代启蒙事业克制的分歧,化为了九十年代巨大的分裂。

 

尤其是当市场经济占据中国改革的重心,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产生一种联盟,在话语层面上占据优势时,“新启蒙”运动内部较为左翼、更具批判性、和西方更新的知识传统有联接关系的一部分人,就开始不同意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于是产生巨大的分裂。两者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思想冲突,八十年代启蒙内部的张力变成了九十年代彼此注视的阵营。九十年代最为尖锐的矛盾包括:教育要不要市场化,医疗要不要市场化,农民的土地要不要私有化和市场化等等。当时,教育、医疗的全面市场化,已成为官方的公开口号,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让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十分困惑。


韩少功 


这场分裂也让人重新审视西方各种启蒙理论在中国本土经验中是否适用、是否扎得住根。李陀、韩少功分别从海外经验与乡村经验出发,表明现代性的启蒙理论中,一些基础性前提并不是自明的,甚至是与真实生活相悖的。韩少功说,他在海南住的日子里,观察了农民从市场改革中获利,又在市场经济中迅速挥霍堕落的场景。经典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理性人的描述,在中国场景里却是非理性的。时代变得比思想还要快,八十年代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所谓启蒙,到了九十年代却无法再帮助人们准确地认识与解释现实。八十年代思想界疾风骤雨尚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思想解放问题,在九十年代不得不再度出发,重新面对新的现象,开始新的启蒙。

 

再启蒙的口号,多少有点时势逼迫的慌乱味道。李陀说,再启蒙的任务,他与韩少功没有答案,只能继续向时代提问。三十年过去,反启蒙的理论也有了相当的拥趸,要颠覆“五四”以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努力。对于最近甚嚣尘上的“国学热”,韩少功直言他很担心,一时之间,“五四”以来仿佛是常识性的问题,今天都变成了需要讨论的前提,比如子女肯定要尊敬父母,但两者之间更基本的关系应该是平等而不是唯命是从。李陀则指出,当下,重现等级秩序——把伦理观念、等级观念恢复到1949年以前、甚至“五四”之前成为普遍现象,例如将教授、书记、系主任、学术带头人都称为“老板”,这是一种新的利益阶层重组。


在李陀看来,八十年代的两场“启蒙”运动,今天依然在延续。新形势下,我们要不要启蒙?为什么启蒙?新的启蒙运动是什么?今天讨论启蒙问题虽然有些冒险,但仍然有现实意义。而且知识界的分裂延续到今天,又出现在如今的80后、90后年轻人中,只是分裂的内容不太一样。

 

“启蒙”是个话语场,话语权的争夺在启蒙话题里永不停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争夺过程,不一定有权力的人就能够占据思想解放的主导权位置。韩少功也说,说到底,启蒙总是现代时,现在说完成了,为时尚早。



现场


关于文学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还从文学的角度谈及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经历十年苦难之后,急需找到一条解放肉体和心灵的道路。韩少功认为,在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中,文学是主力军,甚至是领跑者。不过他也指出,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现象是,表面看来大家是四海一家亲,非常有共识性,但实际上,当时文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概念的争论,已经暗中拉开序幕,只是没有立刻凸显出来而已。

 

而关于当代文学如何才能出“大作家”的问题,作为八十年代汪曾祺、余华、格非等一批作家的知音与发掘者,李陀在谈到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时坦承,今天的青年作家,无论在视野、知识,还是语言能力、文学素养上,都比那时的作家高,文学的起点也高。


但是为何今天的青年作家迟迟还未有“大作品”?李陀给出了一个关于“背叛”的观点:文学史上所有的大作家都有一种背叛的性格,背叛他的阶级,背叛他的家人,背叛他自己……但是今天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只剩下背叛爱情一种背叛了。他还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庸俗人性论”的泛滥,在文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突然间,文学作品里看到一切的冲突、感情活动、生长经验,全都和人性有关了。

 

韩少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夏天看荷花,冬天看梅花,大时代出大作家,小时代出小作家。虽说不是绝对的,但小时代出小作家的概率比较大。对此,李陀针锋相对:文学就应该是在冬天开花。



韩少功、李陀为读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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