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点一过，我就该关店门了"，在唐人街开店的罗说。
之前一到傍晚就熙熙攘攘，现在冷清无人，“谁能相信这是曾经最热闹的曼哈顿唐人街”。然而，其实当时这条唐人街上还没有一例确诊冠状病毒病例，比其它地方都更加安全。”
中国城综合改善区的陈告诉记者说，自全球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中国游客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唐人街的生意骤降约40%，某些商店的营业额甚至减少80%。
为此，很多店主担心，若顾客数量不能很快恢复正常，便只能停业了。[1]
以上的片段均来自去年德国媒体对美国唐人街的报道，疫情让全球服务业遭受重创，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对于并不生活在唐人街的国内华人来说，会从这些报道中感受到一个微妙的矛盾：
中国游客为什么成为唐人街的经济支柱？
中国游客到外国去旅游，为什么要去唐人街游玩？唐人街已经异化成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景观，才吸引了中国游客？
在国内产业界，过去一年中最流行的一句话“疫情是加速器，让优势更明显，让问题更严重”。
这似乎对唐人街也同样适用，潜藏已久的问题在此时爆发。
2012 年 6 月，美国洛杉矶市爆发了一场华人游行，这对于极少在海外谋求政治发声的华人社群来说是件极为罕见的事情。
事件的起因，是当年 2 月，沃尔玛宣布他们将在洛杉矶唐人街周边开设一家新的社区超市。这是以该唐人街为中心的华人社区在过去 20 年中首次迎来大型连锁商超品牌。不少唐人街商店业主表示，以低价闻名的沃尔玛将会使自己的小商业会受到排挤。但更多的是，对“文化入侵”的担忧。一位 24 岁的当地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担心沃尔玛的到来可能使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发生重大转变。而奇夫女士说：“唐人街是一个文化社区，我希望它保持原状，我担心商业公司进驻将导致这个文化社区及其核心价值消失。”[2]这对于从不曾生活在唐人街的国内华人来说，这可能有些不可思议。截至 2012 年年末，沃尔玛在中国本土有 393 家门店，来自法国的家乐福有 156 家门店，来自英国的乐购有 111 家门店。[3] [4]仅过了 3 年后，中国大陆就迎来了比“沃尔玛”更现代化的新零售浪潮，盒马生鲜、苏宁超级物种和物美多点成为了各家房地产楼盘的加分项，没有人会指责这些商场“破坏中国文化”。疫情期间，很多唐人街餐馆为了生存，开始尝试送外卖。很多餐馆开始和纽约当地的送餐平台熊猫外卖合作，但配送体验并不好，大一点的餐馆甚至开始做自己的外卖网站，客人扫码就可以在线点餐送外卖。但纽约一家著名中餐连锁西安名吃曾在点餐处重点标明："堂吃效果最好，如外带汤面口感会出现偏差。"对此，这家餐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是以堂吃为主的餐厅，我们的粥、汤面和馄饨都是现做现吃味道最好。我们不太做外卖，外卖的业务也不太好。”[5]而在国内，西安美食是最早拥抱互联网的餐饮品类之一。西少爷肉夹馍在 2014 年创立，立志于用西式快餐的标准化流程、快速出餐和外卖的方式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式快餐连锁。现在看来，这种当时被认为是“互联网思维”的餐饮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本土餐饮品牌的标配，即便不考虑疫情，外卖也已经成为中国本土餐饮的支柱之一。但在唐人街，这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即便是中餐馆想更好的整合外卖业务，Uber Eats 慢悠悠地送餐服务也会让他的努力白费。无法建立新业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自身的萎缩与退守。据 2017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唐人街的亚裔人口减少了 15%，尽管整个纽约的亚裔人口增加了 30%。同一时期，在旧金山唐人街及周边地区，亚裔人口减少了 23% 左右。[6] 曾经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唐人街也仅剩几个街区，甚至从 2012 年开始一些唐人街的春节活动都交给美国的营销公司承办。[7]在某种程度上，唐人街正在从一个华人在海外生活居住的社区，转变成国内每个城市都有的那条“民俗街”。它在北京叫南锣鼓巷，在上海叫田子坊，在海外则统一叫唐人街。但唐人街与国内民俗街不同的是，民俗街是现代业态的人造仿古，而唐人街是从未离开旧时代。如果你经常看 Youtube 的开箱网红就会发现，唐人街已经成为了海外网红挖掘猎奇选题的“藏宝地”。但他们买到的，大多是连在中国国内都难以买到白牌化妆品、零食和家居物件。看这些视频，你甚至能够理解为什么 made in China 在海外会被污名化，因为那确实是一些在国内都难以上架电商销售的产品。
在去年疫情期间最早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向中国人学习“戴口罩”的美国女歌手 Cardi B 最爱的饮料之一是奶茶，曾多次在自己的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晒出自己喝奶茶的照片和视频，并且奶茶杯上带有中文字样。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Cardi B 喝的奶茶还停留在香飘飘的早期水平，与国内火起来的喜茶、乐乐茶、奈雪没半点关系。唐人街正在试图从华人社区，转型成中国在海外的文化符号。但在这里，你几乎找不到 2000 年后中国的影子。为什么唐人街 21 世纪后会陷入危机，这还要从唐人街的起源说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内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贫穷人民对美好的生活有无限向往。当时正值美国加州淘金热，国内民间一度传言“去美国一定要戴好墨镜，不然会被金子晃瞎眼睛”，随后掀起了中国到美国的第一次移民，但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只是一场徒劳无获的谎言。但谎言还是打通了中国劳工前往美国的通路。在 1851 年前后，美国当时西部大开发正在修筑一条铁路，打算从广东沿海招募到一批中国劳力苦工。当时美国开出的薪资是国内的十倍，这一时期，每年约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移民美国， 以输出劳力为主，全部在加州。中国人民向来勤劳能干，并且对薪资待遇要求很低，但对于当地劳工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华人的到来引起了当地劳工的不满。在铁路修成后，勤劳的华人进入美国社会更是遭到白人群体的不满，认为华人在跟他们抢饭碗，甚至污蔑华人是“黄祸”，在这样的舆论下，1882 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1886 年一家美国清洁剂公司的广告，山姆大叔右手高举《排华法案》左手则提着一桶清洁剂。当时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恶意，从这种歧视广告中可见一斑。
为了对抗这种敌意，许多华人逃到逃到美国的东北部海岸城市，圈一块地聚集在一起，以经营餐馆、洗衣店为生，避免遭受迫害，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美国东西海岸城市的唐人街。[8]
可以说，唐人街就像是海外华人在中国近代史痛苦时期建立起的堡垒，比起一条“街”，它更像是福建的土楼，为其内的居民提供攻守兼备的阵地。但随着 90 年代中国本土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行，中国和欧美主要国家外交正常化甚至蜜月化，唐人街作为保护华人的功能逐渐丧失。尽管对华人和亚裔的歧视仍然存在，但歧视变得更加隐性。唐人街早期被移民们视为通往美国上层社会的“跳板”，那时候的移民大多数不识字 、文化水平不高，没有高级劳动技能和钱财积蓄，来美国后居住在唐人街是他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活下去唯一的起点。站稳脚跟之后，一部分人永久性的留在唐人街里驻守这一生态，另一些通过自己的努力, 慢慢地向上流社会爬动，实现“美国梦”。这个图景从 90 年代开始消退，不知从何时起，当谈到移民欧美时，新一代的中国人想到的是那些拿到常青藤的奖学金，在海外读大学，然后顺理成章的在当地找工作的人。又或者是在互联网公司里做到技术顶尖，被跨国猎头的一通电话邀请到硅谷巨头中的那些极客们。你断然无法想象，这些通过留学、高技术工作等途径去到美国的新移民会去拥抱唐人街的文化氛围。因为就连在中国本土，互联网青年回乡吐槽都能成为每年春节后媒体们的一大热点。生活在唐人街里的人们，生活必须品和经济往来，都在华人自己的关系网络联系组织和提供。“华人更倾向于租用华人的房子经商，到唐人街的中药铺看病，到说英汉两种语言的银行开户。从美发店到旅行社，这些日常生活服务，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中都是应有尽有。”“老一代的华人经营的餐馆，食材一般只从华人供应商拿货，例如整个费城唐人街的华人餐馆所需的鸡和鸭,都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华人农场供应。”[9]传统唐人街更像是一个镶嵌在现代美国的近代华人小社会，不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老一代华裔不会英语，只读中文报纸，到中国人那里打探有关社会、民权、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事宜”，新一代华人则不屑于将唐人街作为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中心。[9]像堡垒似的唐人街，不止在隔绝当地西方文化的入侵，也延宕了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的演进。尽管在物理空间上，唐人街地处于西方文明的最前沿。但如何借鉴学习西方文化和吸收跟进中国文化，成为了唐人街转型最难以面对的问题。
这几乎体现在唐人街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唐人街华人老板在用人方面，如果需要聘请更多店员，一般会寻找跟自己的老乡、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中国人，而很少会聘请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米兰的唐人街一个酒楼餐馆的老板是宗亲团体的负责人, 他餐馆里雇佣的员工都是他的乡里乡亲。”[10]这种用人方式主要好处便是方便管理，二是雇用跟自己有宗亲关系的成员可以支付很低的薪资成本，降低开店资金门槛。但是，当雇员在老移民的商店里工作一定年限后，想出去自己创业，老移民有义务给予新移民一些资金和经验上的支持和帮助。这与沙县小吃的模式类似，沙县小吃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创新难。但沙县由于有当地政府的统筹，反而能在一些重大的创新决策上做出激进的尝试。在早期传统的唐人街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有生意往来，资金支持都基于社会资本。 但随着时间推移，创业环境变化，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本土，创业产业由之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也越来越大，传统唐人街的这种经济运行模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创意型创业对资金的需求。同时，唐人街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所构建的封闭同质性社会，抹杀了不同创业模式出现的可能性。比如，去年 3 月央视曾报道海外唐人街迎来了一小波的游客高峰，原因是不少海外游客前来购买中药。[11]传统中药店一直是唐人街业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许多关于唐人街衰落的报道中也提到，在那些逐渐萎缩的唐人街中，中药店与中餐店逐渐变成了咖啡馆与西式快餐，连自己家族中的年轻人也不愿再继承店面。但唐人街的中药店老板谈及“后继无人”的时候，是绝不会想到同仁堂会在 2020 年宣布进军咖啡连锁，并创造出了养生咖啡这个全新的网红概念。这种守旧并非纯粹由商业因素导致，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沃尔玛并不一定会影响唐人街里的生意。但在唐人街里开一个全球最大零售连锁品牌门店，却很难不让老一辈的唐人街居民感到文化上的不安。唐人街“防御”了欧美主流社会，制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部个体动员其他个体所获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具有同质性，局限了个体行动者的资源获取种类和创业选择范围。同时唐人街内部个体，与外部信息连接不通畅，在信息资源上个体与个体相似，个体相似性，阻碍了商业创新。这种效应在唐人街从华人社区转化成为文化符号之后变得更为明显，甚至有唐人街在当地政府主导的转型之下成为了亚洲文化街[12]。在 2015 年后，中国元素从唐人街消失，成为了许多唐人街转型报道中的主论调。在这种阴影下，唐人街的商会和老板对转型的恐惧更上一层，从内自发的创新就更无从谈起了。正如前文所说，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加剧了唐人街由来已久的危机，但危机也带来了转机。
2015 年，中国国内消费品市场掀起的“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之争：
一方面是像“中国李宁”、安踏、华为、喜茶、元气森林、气味图书馆、泡泡玛特等一系列消费升级代表告诉你“国牌也可以有很高的品牌溢价”。另一方面是像名创优品、网易严选、拼多多、蜜雪冰城、米家等一系列消费降级品牌告诉你“好东西也不一定要贵”。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在中国消费品市场上每个赛道中最酷、最吸引眼球、成长性最好的那个品牌，都从外国品牌变成了中国品牌。
2020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新高，其中出口增加了4%，形成 3.7 万亿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增加了 27.4%。
在这个数字背后，除了防疫用品的出口之外，还有新品牌的集体出海：
名创优品在海外开设了 1800 家分店，成为在海外拥有最多店铺的零售品牌；李子柒在 Youtube 获得了 1420 万粉丝，螺蛳粉在 2020 年的海外销量暴涨了 3500%；只做出海的中国服装品牌 SHEIN 几乎吃掉了整个欧美女装快时尚市场；阿里巴巴一年扶持 2000 个中国品牌首次出海等……
抓住这次新国货的出海的风，可能是唐人街转型最后的机会了。
参考文献
[1] Daniel Rottländer.Deutsche Welle [N].《“19点一过，我就该关店门了”》.2020
[2] 董煜坤.观察者网 [OL].《沃尔玛入驻唐人街 恐引文化冲击》.2012
[3] 赵陈婷.《每日经济新闻》 [N].《沃尔玛、家乐福、乐购在华扩张放缓 外资零售格局悄然生变》.2013
[4] 联商网 [OL].《独家：乐购2012年在华新开13家店》.2013
[5] 李媚玲.Deutsche Welle [N].《疫情下的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正在消失》.2020
[6] 孙少锋，黄江林.人民日报海外版[N].《华人积极谋求唐人街转型》.2017
[7] 羊城晚报[N].《美国唐人街近年来渐趋没落 面临转型新问题》.2012
[8] 康而力.复旦大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OL].《历史进程中的唐人街 | “美国往事”》.2018
[9] 周敏，林闽钢.社会学研究 [J].《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2004
[10] 陈翊，张一力.经济地理 [J].《社会网络和海外华人族裔集聚区的功能分化——以米兰唐人街为例》.2017
[11] CCTV.《疫情严峻，中药在国外火了？总台记者实地探访》.2020
[12] 刘华桢.国际在线 [OL].《鹿特丹唐人街转型荷兰最大多元文化购物商圈》.2011
头图来自 unsplash, 摄于伦敦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