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西安事变八十年，再看石破天惊时

西安事变八十年，再看石破天惊时

 文 | 李辉

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走在华清池，就是走在历史中。

1936年这个冬天，一个个风云人物走在这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上演一出石破天惊的壮举。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未来的走势变化，是从这里开始。一个由盛及衰，一个由弱转强；一个从二战期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变为狼狈不堪退缩到孤岛叹息不已；一个从黄土高原如困兽般抗争变为独步天下四处高歌。

蒋介石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合影。

中国的历史走向，从此改变。

也是在这个冬天，一个个外国记者走在这里，史沫特莱、斯诺、海伦、贝特兰……目击中国的风云变幻，感受着震撼世界的瞬间。他们用笔，用声音，把新闻封锁撕开一个个缺口，由此而成了中国历史演变中的积极参与者。

最早报道毛泽东、张学良的斯诺夫妇。

一二九运动中的斯诺夫人与陆璀。

斯诺和海伦夫妇，又一次生正逢时，在经历了1935年冬天的“一二九”运动之后，率先走进了西安事件的序幕，听到了渐次响起的前奏曲。

海伦在延安拍摄的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交谈的合影。

在前往陕北途中，海伦看到墙上欢迎红军投诚的标语，在标语下面，她与东北军士兵合影，然后，继续她的前往延安的探险之旅。

斯诺1936年6月从北京来到西安，然后从这里前往红军控制的“匪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他抵达西安后，访问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还访问了由蒋介石派来监督“剿匪”、担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

斯诺与邵力子曾有过接触。六年前，在南京，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邵力子，曾帮助安排斯诺采访了蒋介石。如今，他们在西安重逢，谈论的话题正是在陕北的战事。从他那里斯诺证实了北京的熟人通知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经暂时停止。

邵力子对斯诺说：“不，现在陕北没有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抗战期间美国发行的宣传画《帮助中国——中国正在帮助我们，我们要全力帮助他们。

中国抗战宣传画。

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诺相信有可能实现采访红军的计划。后来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红军与张学良率领的军队达成了休战协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才有了暂时的空闲，得以轻松而从容地接受斯诺的长达数月的采访。而斯诺也从旅行和采访中了解到张学良对延安的秘密访问和谈判，他直接感受到，“剿匪者”与“匪”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已经把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天罗地网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悄悄发生的潜在变化，与官方公布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已经大大不同。

当这一年10月斯诺完成四个月的“西行”回到西安，斯诺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他说：“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不过，直接采访到张学良的不是斯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海伦同样有着新闻敏感和事业雄心，是她将少帅的与红军停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发表了出去。

按照预约，海伦在1936年10月由北京来到西安，准备在这里迎接从陕北归来的丈夫。在等候斯诺期间，她得以采访到张学良。在这位美国女记者面前，张学良慷慨陈词，通过外国媒体，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决心。

从孙中山、宋庆龄开始，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早已形成了一个习惯，他们更愿意通过外国记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之于世。不仅仅限于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忆、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国人的笔下出现，然后中国老百姓才一一得知。这显然是那些活跃在中国的、或者一时关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同行们无疑黯然失色，他们只有在一旁羡慕而嫉妒。然而也应看到，许多时候只有外国媒体才能不受中国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这一点上，外国记者自然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

这一次，海伦再次捕捉到天赐良机，发挥了独有的优势。

在接受海伦的采访时，张学良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海伦回忆，她的关于张学良的访问记，在西安被电报局拒绝而无法发出，便于10月5日返回北京，当天就将之发送给各地，伦敦《每日先驱报》，在中国的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华北明星报》等，均先后发表。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了海伦的这一壮举。他摘录的是1936年10月25日《纽约太阳报》上发表的访问记。海伦在文中写道：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在西安事变之前，海伦的文章是对张学良态度的最早报道。只是，此时无论海伦还是斯诺，乃至张学良、杨虎城本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一两个月后，中国会发生石破天惊的一幕。

斯诺、海伦后来可能会有点感到遗憾，因为他们都无缘出现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现场。

他们不在西安，恰恰为另外一个外国人提供了机遇。她便是史沫特莱。

当斯诺正在陕北采访期间，史沫特莱接到1935年曾在她家避难过的中共人士刘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刘鼎此时是张学良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 

史沫特莱住进了华清池迎宾馆。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所有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住到城内的西京招待所。

在史沫特莱之前，另有一位外国女人也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她便是嫁给王炳南、随丈夫来到中国的德国姑娘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父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活动在杨虎城周围。

这所西安城内当时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住进，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招待所，但被史沫特莱拒绝了。还未等蓝衣社采取下一步行动，石破天惊的一夜便在西安降临。 

遗憾的是，当12月12日凌晨在华清池发生绑架蒋介石的精彩一幕时，并没有一个外国人目击现场。唯一一位无意中在事后出现在现场的外国人，却不幸被士兵打死，他便是史沫特莱的朋友旺斯克大夫。

旺斯克是在西安的一位德国牙医，是史沫特莱选择的一位向红军提供药品的代表。10月间当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时，史沫特莱便是在旺斯克大夫家中与斯诺见面，听斯诺讲述为之兴奋的探险故事。当时在场的还有刚从上海辗转而来的中国作家丁玲，并由她准备了饭菜旺斯克大夫不知道史沫特莱在已经被迫搬进了城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12日早上，来到临潼西安迎宾馆看望史沫特莱，他当他赶到入口处时，遇到正在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士兵的盘问，语言无法沟通，而旺斯克大夫却执意走进宾馆，结果他被士兵枪杀。

只有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经历了兵变。

史沫特莱这天凌晨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甚至开始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跺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紧接着，她所在的西京招待所，因为居住着蒋介石的大批高级随员，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

史沫特莱后来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招待所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她听到的声音，显然便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这时，有人来砸她的门：

几支步枪砸我的房门。我不愿帮助帮助谋杀我的凶手进来，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也随即粉碎。

一群士兵闯进她的房间：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我的梳妆台里翻了出来，把一切引得起他的兴趣的东西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和内衣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赞叹声。

把我用枪抵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过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它扑过去，平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了我的铅笔，各自把战利品别在胸前的口袋上，最后，他们每人从床上拽走一条毛毯，就消失在楼下大厅里了。

不过，抢劫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不快和恼怒，很快就淹没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这样，当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后，她的情绪随之改变。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且把镜头转到12月12日白天的北京。

当史沫特莱惊魂未定还没有拿到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声明的同时，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是记者们，正在为北京这一天可能出现的另一场面而忙碌着－－这一天是原北洋军阀段琪瑞出殡的日子。

斯诺，来自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以及另外几位外国记者，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走上街头。他们对段琪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当然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琪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也果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但是，让这些外国记者感到意外的，则是北京当局表现出新的态度。

贝特兰的著作《中国的危机》。

《中国的危机》扉页。

《中国的危机》发表西安灞桥景象，如今不知尚存否？

《中国的危机》发表杨虎城演讲照片。

贝特兰回忆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汇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

此时，他们谁又能想到，是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惊如此迅速地对北京的当局产生了影响。

当天夜里，贝特兰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变：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同样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愿意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了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他的西行探险的文章，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

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与端纳。

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份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能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斯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是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谁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也会很快被打破？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这位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

转机由此来到。

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宋美龄成为《时代》杂志1938年年度人物。

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也是经端纳等人的劝说，蒋介石才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斯诺这样说：“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还曾这样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

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但张学良将这一声明的抄件也交给了端纳一份，是端纳将他交给了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在西安事变期间，这座建筑里设有西安方面的电台，最先担任电台英文广播的是史沫特莱。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

两位与西安事变相关联的斯诺夫人海伦与贝特兰在北戴河海滩。

贝特兰描述电台现场的情景：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位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作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唯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不普通的广播电台，在这不普通的时刻，由不普通的外国人发回着不普通的作用。

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行列，是在12月底前后，而在这之前，只有史沫特莱目睹了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12月25日，据12日发生兵变13天：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与朱德。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改变。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各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指点江山的风格。“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西安事变从此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1937年版《红星照耀中国》发表作为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国共两党的旗帜挂在了一起。海伦拍下了这一历史镜头。

1937年伦敦出版红星照耀中国非卖品版。

董乐山先生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根据1937年7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初版本。我收藏的一本，是格兰茨公司出版，但封面注明为“左派俱乐部”出版，并且是非卖品。这本书的衬页上，购书人的签名时间为1937年10月11日。

《红星照耀中国》配有斯诺拍摄的不少照片。其中，他特地选用一张照片，照片上方，共产党的红旗与国民党的党旗一起悬挂，下方站立着两个士兵，一位是红军，一位是国民党士兵。他以此标志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由此展开。

毛泽东的名字，从1937年1月开始为全世界知道。

1937年1月《生活》首次发表斯诺拍摄毛泽东红军时代肖像。

1937年1月25日《生活》上发表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

鲁斯在《时代》大获成功之后，于1936年岁末创办《生活》大型画刊，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从第九页起，用六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正是斯诺。此时，西安事变爆发还不到两个月。

毛泽东的大幅肖像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

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到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各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1937年1月的《生活》封面选择日本士兵为封面人物。

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当年为独家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1000美金，在当时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大笔报酬。鲁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缺少这张著名照片。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配发了另一位也曾到陕北采访过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照片，以及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位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这些外国记者面前走来，又走了过去。

1949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十二年过后，1949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被《时代》选为封面人物，成为真正的历史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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