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 镖局是个什么组织？
文 | 吴钩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镖局是经常出现的江湖组织。《倚天屠龙记》中有虎踞镖局、晋阳镖局、龙门镖局、燕云镖局，《侠客行》中有西蜀镖局，《碧血剑》中有会友镖局，《鹿鼎记》中有武胜镖局，《书剑恩仇录》中有镇远镖局，《雪山飞狐》中有五郎镖局、飞马镖局、平通镖局，《鸳鸯刀》中有威信镖局，《白马啸西风》中有晋威镖局，《笑傲江湖》中有福威镖局，少主人就是林平之。
然而，事实上，镖局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在《倚天屠龙记》的时代，即元朝末年，人们还不知道镖局为何物呢，因此不可能出现什么虎踞镖局、龙门镖局。即使到了《碧血剑》与《鹿鼎记》的时代，即明末清初，武侠小说所描述的那种镖局也尚未诞生。
有人将镖局的历史追溯到明代的“标行”，因为明代有些世俗小说写到“标行”，比如《金瓶梅》就写道：“西门大官人……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不少人据此以为西门庆家开了镖局。但是，明代的标行只是销售标布（标布为明代松江所产之棉布）的商号，跟镖局完全是两码事。显然，西门大官人并不是开镖局的，而是布行老板。
不过，镖局最早的写法确实是“标局”，我们在清代文献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标局”的记载，如《旧京琐记》载，“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收入颇丰），颇驰名于北方。”这里的“标局”即是人们常说的镖局。何以见得？因为《清稗类钞》记述了同一个人：“贯城李者，京师镖局之一，《施公案》所云‘神弹李五’后是也。”
那么为什么最早的镖局要称作“标局”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镖局的产生跟标行有渊源，因为标行需要长途贩运标布，为防止途中被盗贼抢劫，往往要雇佣保镖，当时这些保镖被叫做“标客”。袁枚《续子不语》中一位人称“韩铁棍”的韩舍龙，“佣工为生，勇健多力”，有一日，主人命他“随标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盗，保标客二人与斗，俱为伤死，韩手无械，拔道旁枣树扫之，盗尽靡溃，皆获焉”，从此之后，主人即让他“押标贩布，许分其余息，不令佣作”。韩铁棍于是成了押运标布的标客。
另一种说法认为，标局的“标”字来自明末的“标兵”。标兵，即明代中后期由督、抚、镇、道等统领的士兵。明末魏禧《兵迹》载：“临清北路一带有标兵，善骑射，用骏马小箭，箭曰‘鸡眼’，马曰‘游龙’，往来飞驰，分毫命中。巨商大贾常募以护重赀，彼与俱，则竖红标，故曰‘标兵’，贼不敢伺。”这些脱离了兵营的游兵散勇，借着高强的武艺，为商客充任保标。这便是镖师的来历。
不管标局究竟来源于标兵还是标行的标客，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标客、标兵干的其实就是保安、保镖的活儿。其后，有些标客立起字号，开了标局，客商若要贩运贵重的商货，可到标局雇请标客。这时候的标局，类似于保安公司。此时应该是明末清初之际。
再到后来（清代中前期），标局承担起运货的服务，客商只要将货物交给标局，支付一定的佣金，标局便负责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货商不必自己押货。这时候，标局就是一个物流公司了。
也是在清代，“标局”有时又被写成“镖局”，大概因为“镖”字更能体现出行走江湖的刀光剑影吧。到了清末民初，新兴的武侠小说如《三侠剑》、《侠义英雄传》，都称“镖局”而不称“标局”，“镖局”遂取代了“标局”，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也沿用“镖局”之说。其实武侠小说中的镖局与清代史料中的标局是同一类型的商业机构。我们从武侠小说中看到的镖局，基本上都是物流公司。由于镖局非常讲信诚，跟江湖上各路人物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又有镖师押货，所以将商货交给镖局，不但方便，而且很安全。镖局的生意也就做得风生水起。
有文献记载、有名字可考的第一家镖局，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中后期），叫“兴隆镖局”，创办人是山西拳师张黑五。近代学者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考证说：“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镖局的嚆矢。”清代镖师走镖之时，沿途会喊：“合~~吾~”据说这“合吾”就是“黑五”之谐音。
“兴隆镖局”也出现在金庸的《飞狐外传》中，总部设于山西大同府，总镖头叫做周隆。《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时候“兴隆镖局”应该诞生了。
镖局由清代的山西人所创办是毫不意外的。因为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商人已经是华北最活跃、最有实力的商帮，每一年都有无数的商货与白银进出山西，必须有可靠的标客押运、护送。其次，山西民风尚武，是形意拳的发祥地，盛产拳师，且许多山西拳师都有给晋商当保镖的经历。换言之，既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大量晋商需要安全的长途物流），又有充分的供给资源（山西拳师很多），山西镖局便应运而生。今天你到山西平遥古城旅游，便会发现平遥城内，随处可见的无非是两样东西：票号遗址，镖局遗址。
我们知道，票号也是山西人创立的。在山西商人创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之前，中国是没有专门汇兑银子—银票的金融机构的，只不过在明代时，一些大商号会向客户开具一种叫做“会票”的票据，持有会票，可以从该商号兑换成银子。但会票的使用范围有限，货币功能非常弱。
正是由于从晚明至清代前期尚未出现票号与银票，会票的货币功能又不健全，市场对镖局的需求才被放大，因为当时的大宗、长途贸易通常都使用现银，为了避免银两在异地转移的过程中遭受盗贼抢劫，往往需要请镖局押运：“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运输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号护送，故保镖事业，厥时甚盛，精拳术者，亦大有用”（见严慎修《晋商盛衰记》）。
直至乾隆初年，山西布政使严瑞龙在《为请严禁保镖胡作非为事奏折》中还提到：西北各省的富商大贾前往东南购置绸缎布匹，得“囊挟重赀，动至数万金，骑驮数十头，合队行走。有等膂力过人、身娴武艺之徒，受雇护送，带有鸟枪、弓箭，名日保镖，所以防草窃、杜剽掠也”。
“银镖”（即替客户押运白银）构成了清代镖局的两大主业之一，另一主业是“物镖”，即替客户押运货物。我们前面讲过，镖局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物流公司，即使是押运作为货币的白银，也是采用物流的思路——将押运物原封不动地从甲地送到乙地。
这种做物流的思路，用于“物镖”是可以的，但用于“银镖”，显然就比较落后了。因为白银是货币，两锭银子只要成色、重量一样，那它们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没有任何区别。说到这里，忍不住想起一则笑话：有位先生好不容易掏到一张100元面值的错版钞票，很是高兴，交给太太保管。太太说，放心，保证存得妥妥的。几天后，丈夫问：那张钱藏到哪里去了？太太说：我存银行账户了，谁也偷不去。丈夫气得暴跳如雷。太太说：有什么好生气的，明天就取出来，又少不了你一毛钱。这个傻太太犯的毛病，是混淆了收藏品（错版钞票）与货币的区别。
对明清时期的人来说，白银不是收藏品，而是货币，即一般等价物。假设一家商户要将1000两银子从京师带到山西，他根本就不必对这1000两银子进行物理搬运，只要将银子存入京师的某个机构，换成一纸票据，然后带着票据来到山西，再凭票据跟那家机构的山西分支兑现成白银，便完成了将1000两银子带到山西的货币转移。这是汇兑的思路，做金融的思路。山西票号，就是在这一思路下诞生的金融公司。
由于票号的汇兑与镖局的银镖之间存在着业务重合，也就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以物流思路经营银镖的镖局，是不可能赢过以汇兑思路经营银票的票号的。因为前者成本巨大，而且效率极低。就如在我们可以看见的未来，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是绝对竞争不过网络约车的。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嘉庆年间（19世纪初），山西拳师戴二闾在河南赊店开设广盛镖局，兴意一度非常红火，因为清时赊店地处南北九省交通要道，南船北马咸集于此，秦晋盐茶商人尤其多，大量白银在这里集散，因而需要镖局护送。然而，到了道光年间（约19世纪中叶），随着“蔚盛长”等七八家山西票号在赊店开设了分号，商人转移白银通过票号汇兑就可以了，不用镖局走银镖。广盛镖局的生意从此江河日下，很快就宣告歇业。戴二闾回了山西老乡，侄子戴广兴则留在赊店改营“过载行”，专职做物流业。所谓“过载行”，就是货物运输中介，货主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某地，可以交给“过载行”，由“过载行”联系货轮、车队，组织货物发运，并代理货物承收。
那么为什么在山西平遥，镖局与票号却共存了近百年呢？说来原因并不复杂，平遥是很多山西票号的总部所在地，由于票号的一些分号存款多而取款少，另一些分号则存款少而取款多，因而平遥总部时常要给各地调拨银子，各分号也要将一部分存款以及利润（都是白银）运回总部，这类白银的异地转移是需要物理搬运的，而只要是物理搬运，就离不开镖局，正如现在各家银行的营业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叫运钞车武装押运钞票。因此，在平遥，票号繁荣，则镖局兴盛；票号衰败，则镖局式微。
不管是票号，还是镖局，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商业组织，而不是武林帮派。记住这一点之后，我们今后再读武侠小说，也许会有特别的阅读体验，比如看到镖师出场，我们会心想：咦，这不是送快递的小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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