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厉以宁与燕东园29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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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与燕东园29号小楼有一段不解之缘，他从1950年代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起，就经常出入这栋小楼，楼下周家楼上赵家，熟门熟路。
厉以宁是先认识赵迺抟先生的。那时北大经济系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厉以宁是常客，没有课时，他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当时赵迺抟先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来，也常去图书馆，他很奇怪，这里在座的素来都是教师，为什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赵先生问厉以宁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他是刚入学的，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那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他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迺抟先生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1952年冬季的一天，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楼梯，来到赵迺抟先生的书房。赵先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于是厉以宁下楼就到了周炳琳先生家。果然周先生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厉回答说他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先生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厉以宁每次到燕东园29号都是先到赵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他后来多次表示，这些书籍对他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厉以宁在大学毕业前夕曾写下一首诗：
减字木兰花
——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他作的小注：“1955年初夏，已临我大学毕业前夕。周末，我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同游者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
厉以宁大学毕业后，因受某些问题牵累，虽然留校，但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一名资料员，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所幸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这次他先到周先生家。周先生很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先生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从周先生家出来，厉以宁来到赵先生家。赵先生也很高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分，只要有真才实学，名分算个什么？”还说：“周先生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
厉以宁说：他们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终生难忘。
在这次写作时，我找到了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回忆周炳琳老师》，此文写于2010年，这时的厉以宁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了，他连续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对“双重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但在这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我读到完全不同的文风，一段段质朴、平实、深情的文字，怀旧中饱含着感恩与敬意。
有一些师生交往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
厉以宁回忆，他在翻译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时的工作情况：“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还不深。”
这本书于1957年初译完，交给了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了。稿费归学校，厉以宁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他结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以后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厉以宁和妻子两地分居，已有了一个女儿厉放，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弟弟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读书，他的生活相当艰难。“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开始，厉以宁到燕东园29号找两位老先生请教时，谈话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了，他们开始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己的看法。“周老师认为我人品可靠，所以在谈话中没有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
1962年，周炳琳先生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厉以宁闻知匆匆赶到医院。那时周先生还能下床走动，师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谈了很久。厉以宁在文中写道：“周老师清瘦多了。”周炳琳先生把话题转到厉以宁的工作上来，得知他还在研究外国经济史，还在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15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先生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
1963年周炳琳先生病逝。厉以宁在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师母魏璧先生握住他的手，一边流泪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1977年，厉以宁结束了二十二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讲台，很快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二十余门。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 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厉以宁的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他86岁的时候。
他始终没有忘记恩师周炳琳先生。1993年，周先生逝世30周年，厉以宁写了一首七绝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七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在周炳琳先生离去四十七年以后，80岁高龄的厉以宁提笔写下这篇《回忆周炳琳老师》。他说：
“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上卷《希腊城邦制度》、下卷《希腊化时期》，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做出成绩。”
非常遗憾，没有找到厉以宁和周炳琳先生的合影。以他在赵迺抟先生书房中请教的照片，来还原当年发生在29号小楼的难忘的师生情吧。
厉以宁说：“赵迺抟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我懂得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直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赵谊平听爷爷这样说厉以宁：“他是我的关门弟子，走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