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在这个沙龙里，大家什么都可以谈，每次一两个人，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者特别的想法。虽然跟学术有点关系，但氛围比较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讲了自己对晚明文化的一些看法，因为我研究这个。有一些想法跟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对明朝的看法很不一样。叶老师听了很高兴，她说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很惭愧，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做出来。她当时特别跟我说，我讲的几点她很感兴趣：一个是当时对男女关系、对女性意识及性关系所采取的开放态度；一个是他们的自我揶揄，以嘲讽的态度批评道德规范；还有一点是，追求雅化生活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叶老师虽不研究这些，可是对我的鼓励与点拨都非常好。总之，在这个沙龙上，大家就是聚会、聊天，环绕着文史主题，天南地北地发挥，赵如兰老师还会煮八宝粥给大家吃。那段生活真是有趣！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一辈的先生虽然离中国很远，可他们思考的东西，都跟中国的文化传承有关。大家始终对中国心存向往。这种向往让我们的生命有了许多意义，在互相讨论中，我们回到一个文学的、古典的中国。而当叶老师和我在很多年后回到大陆，看到西湖还是像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宋词中描摹的那样美，我们都意识到，许多东西是与文化审美连在一起的，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散。叶老师平时打扮得很优雅，每次上课时的仪容也很漂亮，有大家闺秀的贵气。我还记得，大四那年听她讲《杜甫诗》，她讲到杜甫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各种不幸，口气带有沉重的沧桑，好像她自己就变成了杜甫。她自己遭遇过时代动荡、家庭不幸，而这些她在教书时从没有让我们做学生的察觉到。她在课上谈笑风生，大家都听得好高兴，下了课也不想走，直到上下一堂课的人挤进来把我们赶出去。即便是后来她的女儿女婿意外离世，她照样和我们谈诗论词，好像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那时我就觉得，叶老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非比寻常。她当然没有再谈笑风生，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她内心巨大的痛苦，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跟我们交谈，还是继续做之前在做的学问。她把这些苦难的经历，统统转化为理解古人和诗词的养分。许多人讲诗讲文学，我听起来总觉得很空，因为没有真情实感的投入，而叶老师讲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不仅投入感情，还分析得很深刻。一般学者只是引经据典，把学问摆给你，她却能把你整个人跟她讲的文化连起来，还告诉你古诗词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叶老师时常引史为证，把读诗的体会放到历史的具体环境，让你感受诗人写诗的心境。她讲《杜甫诗》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这个倾向，这应该是受到传统中国文史教育的影响。不过，叶老师从不把自己限制在传统解诗的框架中，而是不停吸收西方新批评的东西。无论是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还是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这些她在1960年代中期上课时都讲到了。我是外文系的，当时学的就是新批评这一套，所以对这些很敏感。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叶老师上《诗选》课，那是1965年下半年，我忘记当时讲的什么诗，她突然提到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恰好我刚读过，听她讲来只觉耳目一新。叶老师不仅文史底子扎实，研究视野更是开阔，总是不断学习未知的东西。但她也不会被流行的理论所迷惑，不会硬套这些理论，更不会学了西方的新东西，就把自己的旧传统统统抛掉。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叶老师197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列举了把西方文艺理论生套进古典诗歌研究中产生的各种误读，强调了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虽然我是台大外文系的，但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站在叶老师这边，对那种乱联想、没有历史根据的结论很不赞成。就像叶老师文中说的：“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蒙骗，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