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 半在神话里面，半在现实当中
文 | 鲍尔吉·原野
抓小偷
中学对我来说跟“学”没关系，我们不上课。赤峰二中那时叫赤峰市第八人民子弟学校，它是一个大院子，是聚集大量青少年，有教室但不学习文化课的地方。当我们进入教室坐立的时候，教员给我们读毛泽东的著作，读报纸的社论。每一节课都有一位工人师傅背着手从窗边走过。他穿洗白的工装、戴绿色军帽，表情傲慢。那时候，学校和各年级的领导都是工人。我们学校的统治者是赤峰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人。
没错，这是文革年代。它贯穿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这几年同学聚会，我发现当年的同窗还有人不识字，这不奇怪，他们上九年学却不识字。班级上识字的人包括我，皆由自学。这些年老体衰的的同学发现我一直识字并写书，不禁惊讶。我对自己识字也惊讶，但我忘记了这些字是跟谁学的，好像查字典学的字较多。也有教员偷着教我们识字，或教物理、化学知识。被工宣队发现后，教员会挨批斗，被派去烧茶炉或看大门。那时候，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会妨碍青少年的革命性，当时的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时代背景，无此背景衬托，会让我下面的经历显出不真实。
先说加入红卫兵的事。入红卫兵，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大的事。红卫兵全称“毛主席的红卫兵”。其政治地位至高无上，与解放军、工人阶级并列，可以骑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分子头上作威作福。全中国的中学生与大学生一夜间自动变成红卫兵，佩红袖标，但有一个前提——他们的父母必须是革命分子，这就是我的灾难所在。我父亲是“大叛徒”，关押在监牢，我入不了红卫兵。你想想，第八人民子弟学校学生多达两千人，于操场集合，绝大多数人的右臂都有一道红彤彤的袖标，上印黄字——毛泽东手书——红卫兵，而我和父母有问题的一小撮学生袖子啥也没有，像坏人一样。这意味着你有反动家庭，理应受到践踏。当时放电影，新闻记录片上的毛泽东也在绿军装的右臂戴一个鲜艳的红卫兵袖标。我们这些没袖标的人如果想抬起头，想跟戴红袖标的同学并排上学下学，就一定要加入红卫兵。我每天晚上做梦都加入一次红卫兵，双手在狂乱的心率里接过红袖标，每一次梦醒之后都双手空空，入红卫兵比识字重要的多，比一切都重要。
政策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孩提供了一条出路。一般说，反动家庭的子女如果（第一）检举父母的反革命罪行，可以加入红卫兵。我家后院一个地主的儿子检举他爸把屁股坐在报纸的毛泽东照片上就在锣鼓声中加入了红卫兵，他爸加入监狱。（第二）抓到一个美国、苏联、日本、台湾特务，可入红卫兵。（第三）抓住一个小偷可入红卫兵。
我和同学吴柿子研究多次，认为第一条太缺德，第二条太艰难，第三条可以干。吴柿子他爸留学苏联导致他和他哥吴罗卜，他姐吴白菜都入不了红卫兵。
抓小偷？是的，这是一条金光大道。当我们扭过小偷罪恶的双臂把他押送到派出所之后，理所当然就成为红卫兵。
小偷在哪里？估计在百货大楼，我们管他们叫“掏包的。”赤峰市当年有两个百货大楼，其一叫百货大楼，在三道街。其二叫四门市百货大楼，在我们上学的路上。
吴柿子和我每天放学后呆在四门市百货大楼里面盯梢小偷。每当有人问我青少年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脑子里立即跳出四门市大楼的玻璃橱窗。我和吴柿子熟悉四门市每一个柜台，熟悉每个柜台里的每一种商品与价格。一次，有人买自行车的轴碗，售货员找半天说没货。吴柿子马上说轴碗在一楼西大厅南侧西数第二个柜台第三层左起一个五寸白碟子里，定价0.19元。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抓小偷。观察商品只是我们的业余爱好。我们俩——如果是在冬天——他戴旧狗皮帽子，我戴栽绒帽，鞋上带着火粘的橡胶补丁，棉手套系绳从脖子上垂下来——我们目光炯炯地观察一切顾客，我们盼着有人以食指和中指偷着伸向别人的衣袋，但没有。我们气恼的是赤峰小偷太少。说实话，我们喜欢小偷，喜欢他光临四门市百货大楼。现在想，那时候钱少，小偷才少，我们俩和从一楼转到三楼，从三楼转回一楼，从来没见到过小偷。我们在收款处前盯着交款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只交款，却不偷别人钱包，太急人了。吴柿子说，这样不行，咱俩到80岁也入不上红卫兵。小偷太狡猾了，咱们要研究他们的长相。
对！我说，坏人长相就像坏人。我们站在一楼门帘子边上见到一人八字眉，老鼠眼，脖梗子露一块红痣。吴柿子说“他肯定是小偷，咱俩别惊动他，跟踪。”这个傢伙进了大楼就四处观察（坏人都这样），上二楼在缓步台往回瞅（他快露馅了），最后他到体育用品柜台，看了篮球、排球、乒乓球（这都是伪装），却买了一盒军棋。买了棋，他下楼走了，他为什么不掏包呢？我当时真想上去踹他两脚。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在他把手伸进别人裤兜的瞬间一脚把他踹翻。这脚没踹出去，可惜了。还有一人长大黄牙，走路瘸，屁股一翘一翘，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像一个坏人。他果然阴险，走两步，掏出一个纸条看看，把纸条揣进裤兜再走。当他走过一排柜台之后，再拿出纸条看。吴柿子说：他不仅要偷人民群众的东西，还要偷四门市的东西，要不看纸条干嘛？吴柿子说话时，眼睛冒出吓人的怒火。我攥紧铁拳告诉他：擒获他时，别忘了把他的纸条搜出来。
这时，这个不知羞耻的瘸子把纸条递给了医药柜台的售货员。啊？他自首了？售货员看了看纸条递给他一小瓶红药水，瘸子交钱拿药瓶走了。吴柿子问售货员：纸条写的啥呀？售货员带搭不理的说：“红药水”。
破灭了，我们的理想一个接一个破灭。我们跟踪了瘸子、秃子、戴墨镜者，独眼龙，脑袋长疮的人，穿花棉裤的男人，镶金牙者，双手放在衣袋不拿出者，点头哈腰的人，流哈喇子的人，近视不戴眼镜的人，走路间突然伸手在裤裆里抓痒者，一直打嗝的人，操外地口音的一切人，我们跟踪了我们认识的所有坏人却没发现他们偷钱包。吴柿子认为他们提前发现了我们才没敢下手，他们肯定是坏人，我认为有道理。三年中，我们在四门市大楼一无所获，后来终于发现了一个盗窃者，但不是在四门市。
那天傍晚，四门市打烊了，我和吴柿子回家。走到土产公司边上，墙头突然跳下一个人，脖子上挂一个挎包。见到我们，他撒腿就跑。吴柿子喊：“站住”。那人像中了邪一样一动不动。吴柿子说：“转过来”。那人慢慢转过身。吴柿子又喊：“包里是什么”？那人把包里东西哗拉倒在地上，扑通跪下了。包里倒出来几根牛羊骨头。
“饶命，饶命，”这人四十多岁，头一直往地上磕。
“偷骨头干啥？”吴柿子问。
“我妈要死了，想尝尝肉味，我偷点骨头给她熬汤。”
这人跪着，两手柱地，像一条狗。我俩相视一乐。再看他穿件单衣裳，领子磨开绽了，这是寒冷的冬天。他脊骨痩得像车轮从衣服里支出来，白头发似沾满雪花。他妈想尝肉味？这些发黄的、带泥土的骨头上有肉味吗？吴柿子看看我，我看看吴柿子，我们不知如何是好，转身地走了。走远后，我回头看那人，他起身跑了，没敢拿走地上那一堆骨头。
直到文革结束，我和吴柿子谁也没入上红卫兵。
宝音三
那时，我们的脑子半在神话里面，半在现实当中。刚刚上小学。当老师在黑板上教一个字的第三个笔划时，我可能被窗外的桃花吸引住了。风吹过，碧桃树从袖子甩出花瓣，像把一封信撕碎了，撒在地上嗟叹。老师说的历史故事固然可听，但倘若窗台爬过一只甲虫，会使我们立刻像狗一样警觉，看它驮着花碗似的甲壳，慢慢爬过水泥裂缝。总之，上学快乐。
我入学时年龄尚不够，因为父母经常下乡，无暇顾我，寄寓学校，可追随我姐往来。“学不学的倒其次”，我爸说。这是赤峰市第七小学，即蒙古族小学。
入学前，父亲携我到校长办公室考试。“这是几个？”校长推出左掌。“5个”我答。他平伸双掌，我说“10”。我爸满意地笑了。
“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是多少？”校长问。
我愕然了，为什么要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呢？这毫无道理。况且我也没留意脚上有几个趾头。
“20”，我爸说。“20”，我说。
校长宽厚地笑了。
这样，入学考试顺利通过。
校长名叫宝音三。平日，他在校园拣废纸、修理门窗，面色平静。冬天，他帮我们生炉子。见到了孩子——即我们，会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笑意像水波纹那样从眼睛嘴边扩充整个脸膛。有时，我们背手扯着嗓子朗读课文时，会发现他在窗外静听，表情不仅满意，好像还有一些感动。
上操的时候，宝音三校长站在操场的土台上指出我们的未来。他身后是茂密的碧桃树，树身闪着缎子似的亮光，而叶子像柳叶一样，弯而长，带着锯齿。从树的间隙，能看到体育老师办公室的地上堆着排球。我们的教室红砖红瓦，但瓦的颜色比砖浅一些。窗户全都刷着绿漆，砖缝勾白粉。宝音三讲话的时候，张臂，前倾着腰身，仿佛这样离台下的我们更近些，表情也更加热切。
“在你们中间，长大之后会有一位飞行员……”
我站在第一排，听到这话，常回头看底谁是飞行员。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会有勘探队员，为国家寻找宝藏。会有火车司机……”
他张着手，仿佛怕这理想跑掉。我敢打赌，他比任何人都相信我们必然会成为飞行员……员。有一次，他说到这些时，竟有些哽咽。他那张老年的、像妇人一样善良的脸上，泪水流了下来，但眼睛仍然深邃地、带着笑意望着我们。
在我后来想到这些事情时，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父辈是新中国第一批蒙古族干部，譬如班上有人的父亲是盟长或司令。他们大都在军界服务过。换句话说，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父亲是从战火里钻出的幸存者。而这些人的孩子，在宝音三看来，是可珍贵可造就的蒙古族未来的希望。虽然我们很无知，只贪玩，连自己脚上有几个趾头都不清楚。但不妨碍宝音三从裤兜里掏手绢为我们擦鼻涕，蹲下身子给我们系鞋带。
这是我上学后半年内的事情。从后半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文革。文革使我惊骇的第一件事是，早上，老师们站在校门口向我们鞠躬请罪。然后是砸玻璃，我们班的门竟然也消失了。宝音三和其它蒙古族教师在工人师傅面前惶恐如罪人。
后来——我记得是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班一米多高的大铁炉子沾着血，血里夹杂着黑头发，炉盖上涂满奶酪似的液体。这情景不幸被我看到了，但不知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我，宝音三死了，炉盖上是他的脑浆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被砸死的，还是自杀。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为什么在我们教室。只觉得宝校长淌出那么多白花花的脑浆子，不可思议。
就在那几天，门后墙上有一行墨写的标语：“宝音三万碎！”我们以为是反标，慌慌张张报告了校方。校领导（工人）微笑着解释，这不是反标，是讽剌。
我第一次听到“讽剌”这个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宝音三被铁炉盖击中头颅，闭耳惨叫那一瞬间的表情。难道这还不够，还需要讽剌吗？从童年起，我就感受到人心的冷酷深不可测。后来我当知青时，一个人看庄稼，有时间回忆过去的事情。在想到宝音三之死时，曾不解，这个慈蔼的、老母鸡似的校长，如何会激发别人那么大的仇恨呢？终于想明白了：仅凭他想把蒙古族子弟培养成才这一点，就让有的人认为他死有余辜。从此，我不再想这件事情。
宝音三译成汉语人名，可谓福旺或隆福的意思。可惜他没有熬过文革的劫难。而想到他站在土台上、伸出双臂对我们的期望，我真的感到了自己的惭愧。我不知小学同学有没有人当上飞行员，但我听到飞机的啸声、仰望云层的时候，常常想起宝音三，我的第一个校长。
拽住妈妈衣襟
小时候，上街是愉快的事，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刚懂事时，上街由妈妈抱着，不愿走路而旋颈展望四外风景，而且我的视点与妈妈的眼睛同高。小孩子总是希望居高眺望。在妈妈怀里逛街，还有一个好处是困了便睡，越颠簸睡得越香，涎水渴湿母亲肩肿。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妈妈是否辛苦。
及长，上街被妈妈用手牵着。她一手牵一个，那边是我姐姐。“那边”即右边，我喜欢呆在妈妈左边，即“这边”。倘若妈妈买了东西，先松开姐姐，左手持物。如果买了个西瓜，她双手捧着，我和姐姐同时要拽着妈妈衣襟。
拽着妈妈的衣襟遍览街景，是人生最可钟情的回忆之一。小孩子手拽着母亲衣襟，眼睛却向四外看，脚下踉跄着，在我小时候，吾乡赤峰街景单纯，目光飞快者三两眼即可掠尽。然而我们并不像大人那样浮躁，只看商店与楼房。天上白云舒卷，如苍狗骆驼可观。某处古屋房檐长草可观。卖肉的手起刀落，油手将带血的牛犍子肉掷入秤盘可观。蛐蛐儿声不知从何而来可观。卖糖人儿的老头手捏孙悟空可观。书店在三道街口，门前矗一龙门（或牌坊）。走到那里，我总仰望龙门，心里想小鲤鱼试图翻跃的情景，它太高了，小鲤鱼真可怜。一路上总是这样跌跌撞撞的，从繁华的三道街回到我家的箭亭子家属院，装一脑袋混乱的印象入睡。
在街上，拽着妈妈的衣襟习惯了，倘拽不到，手举着空落落的。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高，一举手刚好到妈妈腰间，扯住她的后衣襟。
前几日，陪我妈妈上街，发现她身高连我肩部尚不够。那么，我小时拽她衣襟尚须伸手，彼时我何等小巧玲珑，而且会走会动，能记住这么多往事。现在，陪父母上街，他们全听我的意见，诸事无不诺诺。我真是不太愿意，他们像我小时候一样无须动脑筋了。我长大了，其实我早长大了，只是在知道拽着母亲的衣襟上街这种愿望已永远木能实现时，感到“长大”的惊痛。
在我印象中，我母亲年轻时常穿一件暗绿色带花的右衽衣裳，即被我无数次在后边拽过的。我问过妈妈，那件衣裳呢？她平静答曰：谁知道。这说明一切的确久远了。
人长大了真不知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我，对社会和别人无所供益，只是徒然闯入中年。《二十四孝图》中的老莱子年及花甲，尚穿彩衣躺在父母怀里撒娇。除了“孝道”之外，这行状难以卒睹。或许他想返回童年，但童年已被岁月的砖石密密麻麻的砌死了，如同我不可能拽着妈妈的衣襟上街，如同赤峰街里早就变样，如同一切都变样了。
不久前，我看到两位老人散步。跨越马路牙子时，男人用手扶老太太一把。一看，这是娘俩儿。儿子已白发苍苍，母亲约逾八十岁，仍装束整洁。老母亲在儿子扶她的时候，目不斜视。我看了很感动。
在我老了而母亲更老的时候，她上台阶时，我应不失时机地扶一把。我所能做的，大约只是这些了。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490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