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关于中国，保护研究纠结什么？

一只象的死去

         八个小时的苦苦的挣扎，缓缓，它终于永远闭上了眼睛。2018年6月，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一只闯入农田的亚洲象因为触碰到通电围栏，遭电击而缓慢死去。这恐怕是最为痛苦的一种死法，瘫倒在地上，眼睁睁等待器官一个个衰竭而亡。

         围在一边的，是当地的村民。他们眼神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也许我略知一二，也许我无从解读。

    很多知道我的人，觉得保护研究工作很好玩，可以四处周游世界，可以去看不为人知的自然美景。但却并不清楚到底保护研究是什么，最多可能是，她研究熊猫。

    原来，我也以为我是研究动物的，也是按照这个学习奋斗的，结果发现，其实最终保护研究的是威胁，是制度，是人性。我们研究基本生态过程，但物种和生态系统只是一个个发现问题的窗口。去理解外面的风暴对窗户的影响，就需要用到经济、政策甚至是人类学的方法。看似窗户样子不同，但打开一看，外面的景色元素基本一致。就是这种似曾相识又略有区别的感觉，让保护研究变得有趣，但有时也格外困惑无助的地方。

    这次去印度和大师姐的合作也是，我们关注放牧的威胁，一个针对熊猫，一个针对老虎豹子，这两个人口大国的问题和解决措施有什么相通或是不同的地方呢？

      森林=国家公园？！

    在做调查问卷设计和预实验的时候发现，森林这个词在印度南部，基本等同于国家公园。如果问当地人，你是不是在森林里放牧，就相当于问你是不是违法在保护地里放牧？敏感程度相当高。惊讶之余，打开google earth去看这片地区，果然，墨绿色的林子和浅黄的农田被一条线分割两侧，这条线就是保护地的边界。而出了这个边界，难以看到成片的森林。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印度，保护好完整的生态系统都是难题。

    保护地一向被认为是捍卫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工具。所以我们很多的工作是根据不同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来规划保护地应该建在哪里，应该怎么连接而保证它们互相连通，从而让不同物种都能想串门就串门，想出走走去找个新家找个伴儿都没有问题。

印度Bandipur国家公园／李彬彬

    中国的保护地面积是国土面积的18%。

    而印度只有5%。

    中国的林子大多是寂静的，

    而在印度却被四处游荡的鸟兽搞得应接不暇。

    为什么我们保护的面积大，动物却很难看见？

    我们划出了土地，但是没有管住威胁，我们抑制了表面的冲突，却没有解决根本利益的问题。在没有完善制度和机制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只能依赖人性这张缥缈却至关重要的牌。

印度野牛或白肢野牛（ Bos gaurus）/李彬彬

斑鹿（Cervus axis），豹子和豺的主要食物，基本上隔2公里就能看到一大群。研究地区的大型猫科动物猎物密度应该算是印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了/李彬彬

豺（Cuon alpinus) ,全球数量下降，濒危（EN）/李彬彬

蓝孔雀，多得像家养的鸡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的绿孔雀也能这样/李彬彬

继续印度的故事

    在卡纳塔卡邦Bandipur国家公园旁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庄，几乎每家都有牛。但是牛放在了林子周边甚至国家公园里，大型猫科动物老虎和豹子偶尔便会取食这易来的食物，尤其是豹子，适应力极强，还会偷跑到村子里来偷吃牛。

很多牛是当劳力，于是便有了给牛钉蹄子这一项活动／李彬彬

印度当地的牛，长得就是很霸气，两根朝天椒，便要给你涂上颜色／李彬彬

    对于平均每家只有不超过6、7头的当地人来说，被吃掉一头就是巨大的损失。当我们调查他们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态度时，惊讶的发现不少人说，“它们就是要吃肉的，没什么的，对它们不恨”。

    这种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宗教和文化。不由地联想起我们的青藏高原，类似的对话也在那里发生。

    然而容忍并不代表没有矛盾，随着栖息地的消失，人类一步步将这些本来需要广阔天地来游荡的物种困在小小的保护地里，它们与人类的冲突是在加剧。熊猫也许会选择你进我退，但大猫则不会，它们的爪子和牙齿是它们反抗的武器，也是它们惨死的原因。你吃了我的牛，我就毒死你，报复性捕杀成为这里老虎和豹子最大的威胁。

    对于大象，这种冲突更明显，大象频繁出现在农田，且不说在田里大快朵颐，光是走上一圈，也够农民伯伯哭上一场的。于是不分昼夜，守着庄稼，看到大象就把它们吓走。要不建上围栏，有钱的通上电，希望可以避免大象进入到自己的田里。对于巨大的经济损失，就是再重的宗教信仰也无法避免冲突的产生、负面情绪的积累。

每晚蹲守的树屋／李彬彬

对错，难以使用的词

    为了找到发泄的途径，野生动物竟也有了权属。愤怒的农民，冲着林业部门或是尝试促进补偿机制快速实施的NGO喊道：你们的大象！你们的老虎！是你们的动物从保护区跑出来了，是你们的大象毁了我的庄稼，是你们的老虎伤了我的牛。这是你们的错。

在国家公园里的野生亚洲象／李彬彬

国家公园圈养的亚洲象，会用它们来招引和安抚“问题”野生大象。研究发现用这种方法来诱捕大象会降低个体紧张和压力程度／李彬彬

    而这个错字，在现实世界里，最难定义。到底是谁的错？追究起来，可能每个人都少不了责任。然而，最容易出错最容易背锅的往往都是站在权力中心的角色，最容易受到同情的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当地居民”“土著”“少数民族”这些保护里最常关注的人群。然而同情是否可以变成辩解和避免解决症结的托辞，那取决于你是想做一个好人，还是想做一个变革者。

解决保护问题，敲响一面鼓

    解决保护问题就像敲响一面鼓，科学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众多迷乱的景象中找准关键的那一面鼓。但是要敲响它，就必须要有一张紧绷的鼓面，每一个撑起它的点就是这个问题里各个利益相关方，你需要去了解他们是谁，需求是什么，矛盾是什么，只有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让每一方都较着劲，把这个鼓面給撑起来。解决方案就是这鼓槌，它有必需坚持的核心，否则就是蜻蜓点水，没有半点改变。但它又不可过于极端尖锐，一把刀子，可以割开毒瘤，但却缝不住伤口治不了病。设计一个好的鼓槌，是个精细而富有挑战的活儿。

    有时我们太过注意鼓槌，却忘记了没有一个紧绷的鼓面，就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有时则相反，有意无意拿起了棉花去砸鼓，浪费了感情，浪费了人力物力。

这次带着学生Kelley Reardon一起在印度做社区调查，相比较生态学调查直接，社区调查要注意的弯弯绕绕太多，焦点访谈和预调查调整做了一周多／李彬彬

    做保护研究有时很纠结，你希望自己是刀子，痛痛快快的活着。但暴露了伤口，解决不了问题，那终是做纸上谈兵自己爽。一旦一脚踏入了想要设计解决方案这片泥坑时，就陷入了各方利益权衡过程，经常自我怀疑和审视，我到底做了什么，能做什么？很多小问题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体制问题，观念和人性问题。然而，因为问题大就可以摔锅给未来横空出世的救世主或是下一代下下下一代么？做个网络暴民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其实是最懒惰的逃避方法。

碎碎言，保护工作的苦与乐

    当你的研究和现实这么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怕你跑的地方不够多，收集的数据不够全面，设计的方法不够客观，你会惧怕结果太过片面。有时候嫌自己做事情慢，顾虑太多。有时候满是鸡血，发现四处碰壁。时而老天也不对付，下起雨来没完没了，甚至在四川研究地点迎来了08年地震后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只能被迫佛系，雨过天晴，上山下乡，又是一条好汉。

    你要中立而独立，要摆脱道德绑架，要摆脱主观情感，要深入了解却不能放纵自己而陷入到任何一方的思维漩涡中。你要在复杂而看似不可能的困境中找出一条最好的出路，这必然牵扯到割舍，牵扯到利益的重新分配，牵扯到打破现在的“平衡”。

    我们应该重视人性中可以调动的地方，因为那是再完美的制度都无法复制的。我们不该滥用人性，总有透支和转变的那一天。为什么保护研究总要和时间赛跑，我们丢失的不仅仅是物种，被蚕食的不仅仅是生态系统，时刻变化的不仅仅是气候，还有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信仰和人性。这里面的多样性是否在维系，这里面好的一面是否在发展？

    保护研究大部分是艰苦的，在我羡慕其他朋友出差有住宿标准的时候，拿着好不容易申来的基金，想着省下来的钱可以多出几次野外，多买点设备，多支持几个学生，迎来更多的人加入团队一起做事情，看着网上便宜的宾馆，心里突然一阵欢欣。

    能行走在每片土地最本真的一面，可以看到经历许多匆匆过客都无法体会的真实生活和牵绊，就算有辛酸苦辣和那纠结的感情与思考，也是一种万幸。

YoungConservationist

个人公众号，记录年轻的保护生物学家在全球工作的经历与想法，传递最新的保护动态，共享点滴自然之美。

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美国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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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关注，我知道我更新很慢。本来想正经介绍下除了研究熊猫老虎栖息地外正在做的印度和四川快900户放牧农户调查的事情，结果又写成了杂记...下次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