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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一个姐姐出钱帮弟弟娶亲”的赞美令人不安

闫红 闫红和陈思呈 2019-04-14


前天看到山西某地“11个姐姐每人两万替弟弟买房娶亲”的新闻就有点不适,新闻里很清楚地说,这些年姐姐们都吃了很多苦,弟弟一直过得很好。但是到底是人家的私事,当事人没意见,别人也没有置喙的余地。

然而随后就看见各种对这“姐弟情深”的赞美。连我的一个朋友,都写文章赞叹这样的美好场景,认为“扶弟魔”是一种妖魔化的说法。更有人表示,眼下重男轻女已经绝迹,何必这么紧张。这种种说法令人不安,重男轻女到了极致,就是完全不会感觉到有这种东西存在,觉得一切理所当然,而且十分美好。

就像在没落贵族记忆里,旧时代有无限诗情画意,被奴役者却无法苟同一样,看到这则新闻,不同处境者,提取的是不同的东西。


一家有十一个女儿是特例,但是在之前的很多年里,吾乡一口气生个四五个乃至七八个女儿的并不少见,就是拼着生个儿子。当年那个小品《超生游击队》即便有宣传的成分,也还是受到大众欢迎,就因为它和人们平时的经验是相符的。

后来原则上只能生一个,但是在农村,若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就可以生第二个,反之则不可以。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不甘心,一时间乡间出现了非法的流动B超机,有位医生被判重刑,就因为他替高达五百位孕妇做这种胎儿性别鉴定——我相信,做这种鉴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为了要个女儿。

男孩既然如此珍贵,在家里待遇自然不同,各种资源都会向其流动,小到两只鸡腿,一件衣服,大到升学的机会。一个长期在家乡做田野调查的闽南朋友告诉我,在她驻扎的那个村庄,如果男孩子出门,家里人会看下黄历,女孩子出门,就可以省去这道程序。那么是不是只有偏僻山村才会这样呢?也不是,我的朋友又说每次她老公不在家时,她家的保姆总是只做几个素菜,那个保姆认为,女人是不需要吃肉的。

很多人家把养女儿视为给儿子做积蓄,“换亲”之类的事情里,通常都是女性做出极大牺牲。直到现在,还有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的说法。表面上看是安慰那些生了女孩的人家,但这种安慰里,未尝不是在暗示,女孩用不着像男孩那样消耗家里更多资源。

像山西这家人,相关报道也耐人寻味。一方面十姐高玉声称她父母并不重男轻女;另一方面,她又介绍说,除了她之外,其他的姐妹都没怎么上过学,有两个连学校都没进过,辍学之后大家都回家务农——可是弟弟一直过得还不错。新闻转述道:“因此,他们(高家姐弟)这一代人都没有‘一定要生男孩’的老思想了。”

既然不重男轻女,这“因此”二字又从何而来?这两个字背后的各种灰暗,未必不能与婚礼上的一团喜气匹敌。只不过长久地处于某种环境中,即便是受害者,也有可能被催眠。曾见一位在行业内出类拔萃的女专家,父亲亦是大学教授,对我说她父母固然为她的成绩感到骄傲,却也每每遗憾于这成绩不属于她弟弟。“说实话,有时候我都这么想。”她淡淡地说。

而一位75后女作家,生下女儿后,表示不愿意生第二胎,说:万一是个男孩呢,“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舍得让她做姐姐?”

这种偏激之辞的背后,一定是许多不快乐的记忆。难怪前年《欢乐颂》热播时,蒋欣扮演的樊胜美赢得人们极大同情,她庸俗、势利、虚荣……可是,从一个对女儿剥削得如此深重的家庭里走出来,她当然无法好整以暇地仙气飘飘。

“扶弟魔”一词的诞生与流行,也并非是出于恶意。和“凤凰男”这类词相比,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更多的是表达无奈与同情,懂得背后的各种不得已。在许多地方,还有一个类似的词,叫做“巴娘家”,指的是女人婚后仍然过分地倾向于娘家。听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多年前,一个女的宁可全家吃素,也要攒钱给准备结婚的弟弟买台电视机。这种“舍己为人”,是长期驯化的结果,她习惯了把弟弟视若珍宝而将自己视为尘土,才会虽苦尤甜,和弟弟演绎这一场“手足情深”。

这些年,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女孩。接受了这个事实的人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必须强调男孩女孩都一样——事实上在女性获得更多资源后,她们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一点点被唤醒,对于女性的某些赞美开始被质疑,比如说,当有人歌颂妻子和母亲的无限牺牲,女性能够识别出,这种赞美是束缚也是剥削。

如今,甘于奉献的“姐姐”和“妹妹”的形象也被质疑,在我们这个重男轻女的阴影依旧弥漫的土地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警惕,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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