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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韩少功：在思想的日照下生长 /王雪瑛（附音频朗读）
朗读：哑樵
中国文艺评论网
编者按：
2017年4月1日下午，“求索之路，永无停歇”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韩少功入校仪式暨创作四十年研讨会，在北师大京师大厦举行。
会议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席莫言主持，并赠诗云：
楚人肚量大，湖南好汉多。
古有屈大夫，今有韩大爹。
敢做弄潮儿，不唱流行歌。
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
韩少功，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散文集《山南水北》等。
韩少功是倡导“寻根文学”并有突出实绩的重要作家，被公认为思想型作家，因为他总能敏感地抓住社会动荡、变革的深层动因，并以文字的形式和艺术化的手法诉诸作品。
《人机相较，价值观是优势》，这是韩少功最近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散文，他以幽默的口吻，探讨着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命题，当Master功防自如，完胜当代人类高手的时候，人工智能将对文学和写作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他以人文的价值体系来审视科学的发展，表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敏锐和前瞻性的思想。
思想在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令人瞩目的比重，这是我认识他的重要标记，也是吸引我阅读他的重要原因。他不仅以小说的形式拓展当代文学的创作空间，同时以散文的形式深入当代社会的思想前沿，他以散文和小说之双翼划出他的文学天际线，大批富有思想含量的散文凸显着他的问题意识。
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到新世纪和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见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直面中国社会深刻变化中的问题与矛盾，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他对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等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思索。近30年的时光流转，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代风云的嬗变，他不时越出小说虚构的掩体，选择了散文这种形式，直接面对中国经验，对当代问题提供自己的思路和看法，他的思想果实汇编成《进步的回退》《熟悉的陌生人》《山南水北》等散文集。留下了《完美的假定》《多义的欧洲》《哪一种大众》《第二级历史》《进步的回退》这样一批显示着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锋芒和思考力度的散文，这些散文不仅仅是认识韩少功创作的重要文本，也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文本。
其实阅读韩少功的散文，不仅仅是我研究当代文学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感性的投入，他的散文高平曲直皆成山水之像，理性之花开在感性的沃土上，吸引人纵身其中，那是一个生气盎然的世界。
一段十几年前的阅读感受，至今依然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一次在运行的地铁中看他的散文，我竟然遗忘了真实的时空，没有下车，而是坐过了站，直接被他《完美的假定》牵引着去了《多义的欧洲》。
他的思考有着宏阔的视野、绵密的逻辑，更重要的是有着真实的内心动力。在《完美的假定》中，他留下了如此的心绪，“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一种思想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
他的思考是直面问题，直抒胸臆，而不是利用语言技巧回避问题或者避重就轻，让你感受到他的洞察力，他的思想迎战具体问题的力度。比如当年在对底层写作问题的众说纷纭中，他有着明确清醒的看法：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这就是所谓大心。在当前社会等级制趋势严重的情况下，有些人因事立言，反对拜金附势之风，提倡关注底层，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当然，底层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正如蔑视底层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从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到中国的“工农兵文艺”，好些底层文学也曾落入造神的陷阱。因此，作家们关注底层，一要热情，二要冷峻，第三还要有写作的修养不能把政治标签当饭吃。
他的思想有着敏锐的触角，情感的温度，入心的体贴，从理性的高度到达感性的洞明，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空转。
在《灵魂的声音》中，他对史铁生与张承志的不同，有着细腻入理地分析，“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较少丑恶相与残酷相，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
韩少功的散文有着厚重的思想含量，但阅读他的散文并不是一个乏味沉闷、疲惫蔓延的过程，而是一个激活思维、深入思考的过程。他在《进步的回退》中，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对于远离自然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吗？现代生活是以离开自然为代价吗？个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生活？
对于这些问题，韩少功不仅仅是停留在文本中的思索，更是从心灵的向往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从1999年开始，每年的春末夏初，他从海南飞往长沙，来到湖南汨罗八溪峒，开始悠然真实的乡村生活。每到秋末冬初，他又带着春夏劳动的果实，飞回海南，开始城市生活。
当年他的如此选择曾迎来媒体的关注，甚至有质疑的声音，这是不是在回避现实？韩少功的回答是，其实城市并不是现实的全部，中国一大半国土是乡村，至少一半人口是村民，这些不应该被排除在“现实”之外。
我想，他不是回避现实，而是开辟自己的现实，看见现实的多样性。他发现山川乡野之美，感受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显然他回归乡村是接受土地和心灵的召唤。在八溪峒，他不仅在生长谷物的大地上拓荒，同时，又用思想的锄头在精神大地上开拓。他不仅收获了丰富的豆角、辣椒、苦瓜、玉米、萝卜和苋菜，还收获了这部如泥土般质朴而丰饶的《山南水北》。99篇文章，23万字的容量，让读者感受到了他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山里人的日子。
我随意地读着《山南水北》的任意一篇，《耳醒之地》《养鸡》《开荒第一天》《晴晨听鸟》《治虫要点》《每步见药》《再说草木》《太阳神》《秋夜梦醒》……韩少功娓娓道来，他如何在离开山村30年后，一步步地融入乡村生活，他是如何买砖建屋、开荒种地、养鸡养猫、如何躲避雷电的袭击……
韩少功毫不掩饰他对田园生活的迷恋，所有的篇章，都是对乡村田园原生态地展现，让读者感受自然界动物和植物竞相生长的生命节律，阳光和泥土永恒的单纯、美好与温暖；让读者感受一种融入山水的生活，流汗劳动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我被他文字中如谷物般丰饶的生命气息所感染，心绪安宁而恬淡，欣悦和踏实油然而生。
我分明读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少功先生，一个对现实的问题不懈探究全然不同的形象，他似乎不再批判和怀疑，而是投入和享受，他被村里的孩子称为韩爹。当然少功先生和韩爹，这两种形象不是分裂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构成更完整，真实的韩少功。
评论家李敬泽对他的《山南水北》如是说，“韩少功是知行合一的，他力图提供另一种对中国的认识路径，他力图将被轻率删减的乡村的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象和认同中去。”
韩少功充沛的思想能量不仅仅贯注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他小说创作的田垄里同样可以看见思想的日照下生长旺盛的庄稼，他将最强烈的光照洒下了小说的形式，对于传统的长篇小说叙述方式的突破几乎成为韩少功长篇小说创作的标志。
《马桥词典》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他曾经深入马桥的生活，通晓了马桥的话语，用心感知马桥话语背后的马桥生活。他将马桥隐秘的历史分解为一个个词条，他自如地运用词条的形式，穿插种种考证、解释和理论片段，编织出马桥生活的历史纵深。显然小说没有使用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而是提交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形式，马桥的生活就通过这本词典而生动地留存。这部长篇可引发许多话题，有关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当然还有小说形式的变革。
第二部长篇《暗示》中，韩少功又一次放弃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小说没有紧张的悬念，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没有整体的叙事结构，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具象的描述，展开了生活的诸多片段，这些片段是独立的，非连贯的，如家乡、眼睛、铁姑娘、骨感美人、摇滚、精英、时尚、潜意识、军装、代沟……它们分别是故事，人物速写，历史记忆等等，短小的篇幅，细致的描写，丰富的细节，韩少功以多种形式生动地呈现出围绕着我们生活的种种具象，并提取其中的文化内涵，揭示现代人内心与现代社会的文化脉络，让读者在悠然心会中感受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的烙印。
2013年出版的《日夜书》，对于韩少功来说，意义不同寻常，这是他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描摹知青这一代，来审视和思索他自己的人生。历尽30年中国社会与时代风云的沧桑巨变，历尽30年中国人生命理念与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韩少功如何认识往日的知青岁月，如何叙写那段人生的经历？他以怎样的小说形式来展开？带着这些悬念，我开始阅读《日夜书》。
小说以叙事人“我”贯串始终，陶小布有时是叙事者，有时是参与者，讲述互相没有直接联系，形态各异的故事。小说从吃起笔，从吃写到了欲望，写到了信赖，再写到思想。小说没有主人公，而是塑造了一组人物，马涛带领“我”和其他的知青读书思考，对现实进行批判。小说有思想的高度，也有对身体的关注，与贺亦民有关的篇章，都是围绕身体展开。郭又军曾经是知青的核心，每年知青的聚会都是他在张罗，但是在当下的现实中，他却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困境。相对郭又军偏向现实生活的形象，姚大甲是艺术家的形象。小说描绘了由一组人物构成的群体。《日夜书》不仅回溯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在乡下的生活，更是冷静地呈现了他们在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生存状况。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大，人物多的长篇，是对整整一代人经历的回望与反思。
显然《日夜书》既没有沿用《暗示》的结构方式，也没有回归到传统的长篇叙述模式，而是采用了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没有贯穿的情节，没有主要的人物，但有着多个焦点，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又相对独立，就像看一幅中国山水画长卷，展开中有新的亮点，整体中有内在的照应。
我曾经问过少功先生，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是否满意？
他说，“《日夜书》的写作耗时一年多，触动了不少亲历性感受，算是自己写得最有痛感的一本。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淡出历史。我对他们，或者说我们，充满同情，但不想牵就某种自恋倾向，夸张地去秀苦情，或者秀豪情。我必须把他们放在后续历史中来检验，这样他们的长和短才展现得更清晰。每一代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恋，但我希望这一代人比自恋做得更多。”
的确，真正的自我审视，是从摆脱和超越自恋开始的。《日夜书》的可贵，就在于摆脱了自恋，摆脱了以往知青题材的套路，不回避卑微，不回避平淡，不回避内心的纠结。小说既没有虚幻的美化过去，以青春无悔来自我安慰，也没有义愤填膺地控诉社会，揭露他人，而是带着一种承受、悲悯、理解、分析的心态，来回望和审视过去，面对和接受现实，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苍凉和深邃。
本文作者王雪瑛
— The End —
王雪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此文刊于《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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