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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VS《一九八四》: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读

赵亮 中国文艺评论 2019-08-27


作者原题:

到底是谁预言的世界?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比较谈

赵亮


经典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对未来精准的预见性。《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这两部具有科幻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分别出版于1932年和1949年,书中饱含着两位作者对未来世界的忧思。在人工智能热涌的今天,我们重读起来,定会更多感悟。


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共写作了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在小说中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这里洁白无瑕、一尘不染,由高科技手段源源不断地合成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一切以追求高效为目的,连人类的繁衍都由胎生转化为在人类孵化中心生产,从而大大缩短了人类从受精卵发育到成熟的时间。这是个稳定的世界,根据社会需要的不同制造人类,而所有条件设置都是以“让人们喜欢上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为目标。这又是个快乐的世界,在高科技的掌控下,他们远离疾病,告别衰老,即使出现烦恼也会有相当于毒品的“唆麻”相伴,吃了它就会在梦里享受度假一般的美好。


人从生到死,在一条完美的工业链条上,一切都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和设计,但只能说:它看上去很美。因为这里有一样东西是稀缺品,那就是人性——人之所以为人的那部分。如果没有这些稀缺品……


▷缺少爱。这里要求每个人必须有多个性伴侣,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爱情被扼杀;因为禁止胎生,家庭与血缘关系不存在,伦理之爱便无从谈起。

▷没有希望。宿命感已根植于每个阶层,这里的稳定,牺牲的是人对未来的希望。

▷虚假的自由。这里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外在控制,其实每个人从还是一颗受精卵时起就注定被束缚在高科技牢笼中,无法摆脱,也不愿摆脱。

▷虚幻的幸福。人们生活在这里顶多算是一种安逸,而不能称之为幸福。因为幸福是相对于不幸而言的,而这里没有危险、没有善恶、没有痛苦、甚至没有原罪。简言之,在“美丽新世界”中,科技让人的本质发生改变和扭曲,人被异化,成了非人。



1949年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问世。与《美丽新世界》不同,《一九八四》通篇充满了恐怖、匮乏、肮脏、饥饿、痛苦和压抑。这个社会呈现金字塔结构,等级森严,一个全知全能的精神领袖居于金字塔的顶端,被称作“老大哥”,下面依次是核心党、外围党以及被称为“无产者”的百姓。外围党无时无刻不受到思想警察的严密监控,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最广大的“无产者”终日在贫困中挣扎。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


在这里,整个国家机器分为四部分,名字起得特别具有反讽意味,分别是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足部。真理部负责造谣,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严刑拷打,富足部负责饥饿。小说的主人公就在真理部工作,他每天的任务就是颠倒黑白,编造历史。在他工作的小隔间的墙壁上有三个孔洞,一个是输送上级指示的气流管道,一个是送报纸的管道,还有一个巨大的孔洞是用来处理废纸的,任何被销毁的文件扔进去之后会化为灰烬。小说中描述了他的工作细节:从输送上级指示的孔洞里出来一份指示,内容是让他修正历史上某一天公开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老大哥”演讲中的一处错误,因为老大哥当时的预言与事实不符,必须重新改写。然后要不动声色地把指示扔进那个销毁一切的孔洞。接着历史上那一天的每一份报纸都要收回,重印之后,新报归档,旧报销毁。他每天埋头工作十几个小时,忙着修改更正,忙着让过去与现在保持一致,这样,党的每一条预言都被文献证明是正确的、伟大的。历史就这样随意被编造涂抹,分不清真与假、是与非。他们还研究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叫“新话”,新话减少词汇量,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范围,词汇越来越少,思想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因为无词可用,思想犯罪便无从发生。


《一九八四》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不仅仅在生活上异常困苦,在思想上更是受到极其严格的控制。尽管如此不堪,但它毕竟有一点是优于“美丽新世界”的:这里的人至少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那么,到底是谁预言的世界?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此做了深刻而精准的概括,他说: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

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

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

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

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等。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而“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科学家们更愿意提及的是科技带给人类的巨大好处,而科技发展的阴暗面和危险面正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希望我们警惕的。就像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让我们对人工智能、生命技术等有了全新的颠覆性的认知。既然看到了危险的可能性,我们就要思考,并作出选择。当今,科技无处不在,科技让人无所不能,而科技越智能,人类却越低能。有多少人成了终日坐在电脑前或拿着手机的信息过剩的巨婴?巨量信息让人逐渐失去了理解和创造的能力,人们变得浅薄、从众、冷漠、空虚、迷惘,感受力下降。


如何有效地使用科技,让它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让人类成为科技的奴隶,唯有多读书、多思考、多感知艺术、多回归自然。做到这些,我们才能感受到真正自我的存在,才不枉为一个大写的“人”。



作者:赵亮,辽宁省文联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特约编辑:朱丽华

美编:木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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