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中国新诗的诗学反思/杨四平
中国新诗的历史源流、发展态势与诗学反思
杨四平
林风眠画作
中国新诗已是跨世纪的“百岁老人”了。但相对于悠悠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历史来说,它又是多么年轻啊。中国新诗给人以老而弥坚、花样年华的青春感觉,丝毫不见“炉火旁打盹”“睡思昏沉”的龙钟老态。然而,季羡林却说新诗“是一个失败”[1]。此言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也曾参加了这场论争,并撰写专文《新诗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驳“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失败论调》。我提出了如下看法:新诗参与了、见证了、书写了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新诗在百年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作为知识和思想,新诗已经被纳入公民教育体系进行学习、交流和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诗力图以“中华性”和“人文性”为品牌,使“再中国化”成为可能。[2]十年过去了,我对百年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至今未变。现在撰写本文,我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诗的历史源流、发展态势和诗学经验进行深入探究,摆脱浅层趣味化,使之历史化和问题化,以期最终达到重新认识中国新诗之目标。
“伟大的诗歌”:中国新诗的发展态势
对中国新诗发展态势的综合估测,应当基于:反思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研判当前中国新诗发展现状以及前瞻中国新诗发展可能。我曾说,中国诗歌绝对是世界上“第一大诗歌体”。此间,中国新诗所占体量较之于中国古诗词不知要大多少,但一定会多些。然而,如此庞大体量的中国新诗写作,却缺少像中国古诗词里“李杜苏辛”那样的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新诗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好诗,也有经典新诗流传,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想让大家在看到中国新诗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忘了中国新诗存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仍将是摆在中国新诗发展面前的重大课题。依我个人的观察,我以为中国新诗发展的态势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 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呈现
这类写作是上世纪80年代“生活流诗歌”“第三代诗歌写作”的延展。受现象学的持续影响,这些诗人固执地以为:只有生活的“原生态”才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在写作上一味地呈现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日常生活的鸡零狗杂。他们误把“事实”当“真实”,错把创作“素材”当“题材”;所以,这些诗人也就不会对日常生活的“细节”进行典型化或戏剧化的艺术转化。随之而来的就是难以见到光亮的、“口语诗”的泛滥,乃至还有人以“垃圾诗人”自傲,一味“崇低”,就是不“崇高”。这种新诗写作的偏执顽症依然四处扩散。显然,这类新诗“病”得不轻,离“死”不远。沉溺口语及其民间精神,使之与书面语及其官方精神进行对抗,其实也是一种暴力(只不过是冷暴力)写作之隐晦表现,与真正意义上的、以自由精神为宗的新诗写作背道而驰。
2. 对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沉思
与上一类写作构成鲜明对照的是,超越世俗化的细枝末节,对人类存在方式、价值和意义进行哲学冥想,这是包括新时代中国诗人在内的所有诗人都喜欢探讨的话题;因此,它必将会在未来的新诗写作时空里继续占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天问式的智性写作,有滑向哲学领域之虞;过多的哲学沉思及其议论性传达,貌似高深,甚至晦涩,但离诗意较远。诗与哲学有关,但诗与哲学有别。因此,我们要警惕将新诗写成箴言。这类写作的西方面孔十分清晰,而且趋同化现象严重。
陈家泠画作
3. 深入开掘个体心灵世界
人的心灵世界是不可穷尽的。它始终吸引着诗人对其进行乐此不疲的深入探究。也许是因为新诗在百年行旅中,此前过分依赖外部事件,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诗写作着力“向内转”,出现了人人皆知的矫枉过正。不能敞开怀抱、拥抱世界,而是自囚于、自虐于自我世界;那么,如此的个人世界将是何等幽闭、黑暗、陈腐和乏味。在我看来,只有在对外界无限开放的前提下,诗人们才能真正深入开掘自己的内在心灵世界。这个新诗辩证法需要我们的诗人们认真审视。
4.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回应
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越来越成熟,在世界上越来越发挥其显著的正能量,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还有就是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自我并不时地昭示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但是,在儒道佛里,诗人们往往偏好道家和佛家,而轻视儒家。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因此,寻找我们文化的根基、命脉与复兴,会愈发受到新时代诗人的强烈关注。以上四点,几乎是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写作的常态,已有四十多年了,“至今已觉不新鲜”了。如何在“老话题”中寻找“新诗意”,将考验我们诗人的智慧。
吴冠中画作
5. 网络诗歌越来越火热
在“互联网+”和“智能化+”越来越发达的新时代,网络诗歌,尤其是“机器人写诗”,会时不时地成为诗坛热点。但网络诗歌要克服重“网络”轻“诗歌”的弊端。而“智能化诗歌”能否担当人性?且在多大程度上担当人性?它能否最终担当人性中的最大可能?也必将是未来人们热议的话题。新时代诗人们要慎用网络自由,分外珍视网络自由;需理性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遏制随心所欲的消极自由,珍爱极具建构意义的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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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诗性诗歌写作愈发迫切
眼下新诗写作同质化现象严重;而且思想、技法和修辞仿佛也不再是什么难题;难就难在如何突破当前新诗写作领域里普遍存在的“中等水平”。新时代是史诗的时代,史诗的时代呼唤伟大的诗篇。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口,伟大的中国新诗不能缺席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伟大的诗篇是高度融合了诗歌的生命、天命和使命意识以及诗歌的抒情性、戏剧性和叙事性的、具有伟大创造性的诗篇。木心认为,文学上的乐观主义是糊涂。我得给他订正一下:文学上的盲目的乐观主义是糊涂。
7. 走向世界、拥抱世界、与世界分享、与世界共进
这既是从中国新诗写作的角度,也是从中国新诗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讲的。新诗写了100年,经历了向外国诗歌学习、拒绝向外国诗歌学习、再次向外国诗歌学习的反复历程,在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中国化、纯诗化和大众化等诗学论争中痛苦徘徊、苦苦挣扎、奋力突围。可喜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大IP时代,新时代中国新诗不再纠结于单一的诗学观念,而是能够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点亮中外经验,涵养中国气质,拥有世界眼光,使之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件之一。
[1]季羡林:《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2]杨四平:《新诗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驳“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失败论调》,见《新诗是一场失败吗?——中国新诗的基本经验》,《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作者:杨四平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4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中国新诗的历史源流、发展态势与诗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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