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家李前宽专访：“银幕大将军”的共和国情结(下)

Original 李前宽赵凤兰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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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大将军”的共和国情结

——访电影艺术家李前宽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

采访人：赵凤兰

李前宽简介：1941年生于大连，祖籍山东蓬莱，195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1964年分配至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美术助理、场记、导演、总导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第四任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荣誉主席，中国电影基金会总顾问。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与夫人肖桂云联合执导的电影有《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佩剑将军》《黄河之滨》《红盖头》《金戈铁马》《旭日惊雷》《世纪之梦》《星海》等。作品曾多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及“五个一工程”奖。建言献策建立“电影频道”和 “中国电影博物馆”，以及国务院出台“关于繁荣中国电影产业的十项措施”〔国字2010.九号文件〕，为繁荣中国电影大发展作出贡献。并多次担任国内外电影节评委和主席，推进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和国际文化交流。

☞公号本期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所刊万余字专访文章《“银幕大将军”的共和国情结——访电影艺术家李前宽》后两部分。文末附独家短视频。

点击回看《听电影导演李前宽讲<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中国文艺评论>专访》(上篇)。

Part.3

如何才能拍出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

赵凤兰：不知是天性所致还是职业使然，我觉得您身上也有一种“大将军”的豪气，所以您拍摄的电影大都气势磅礴、阵容强大。《开国大典》云集了138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决战之后》刻画了几十个个性鲜明的国民党高级战犯，就连反映农村变革题材的《青纱帐》也描摹了四十多个人各其貌的小人物。如此宏阔的大场面、错综复杂的历史史实和头绪众多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处理不好就容易成“大杂烩”。您如何驾驭宏大场面并突出主题，处理好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细节的关系？

李前宽：我觉得拍电影和画画、雕塑一样，要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用博大的胸怀和将军的气度处理我们面对的题材。米开朗基罗在创作前，总是凝视着一块大理石，直到他从中看到形体后，就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毁掉，让隐藏在那块石头里的东西展露出来，这体现的正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气度。说到胸怀和气度，我想起1974年，我去北京金鱼胡同李苦禅老师家拜访，李老不仅为我画了一幅画相赠，还把他珍藏多年的《松鹰图》拿出来与我分享，我顿时被眼前这幅气势恢弘的艺术佳作所折服，虚心地向李老请教，问这画是从哪儿起笔，又在哪里收笔。坐在藤椅上的李苦禅喝了一口茶说：“画家画大画，就好比大将军指挥打仗，大将军在山岗上骑一匹高头大马，看眼前纵横几十里的地盘。大将军胸中有千军万马，看眼前地盘觉得不够摆的。画画就应该有大将军的博大气度，那样，你再回头看眼前这纸，就觉得纸太小了，这时‘气’也就来了，气赶笔跑，画里有画，画外还有画，气势博大。”拍电影就和李老画《松鹰图》一样，都应用大将军的胸怀去驾驭，以开放性的思维去整体考量宏观布局与微观细节的关系，决不能小家子气地照猫画虎。当年拍《佩剑将军》时，我和肖桂云住在9.6平方米的斗室里，在缝纫机上分镜头，分出了《佩剑将军》中的千军万马。9.6平方米就像住火车卧铺，感觉连空气都不够用，但我们胸中波涛汹涌、万马奔腾。拍摄时我们调动了15000人，一个师的人做配合，三个县的上万名民工做群众演员；《开国大典》的拍摄动用了15万人次的群众演员，请来了一百三十多个演员参加剧组工作。我们用大将军的气度拍摄我们需要的场景，不惧有多少人。在拍戏现场我就是指挥打大仗的将军。

电影《佩剑将军》剧照

再比如，《决战之后》是一群“和尚戏”，涉及邱行湘、王耀武、沈醉、杜聿明、黄维等四十多个战犯的改造过程。要让观众坐得住，我们要有清醒的大构思，要善于抓戏抓核，不必把“功德林”里如何改造战犯的过程，以及诸多事件和人物俱细俱全地展示出来，而是把笔墨放在杜聿明、黄维等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真实心态的揭示上，这样，影片在整体结构上就能兼顾群体组合与独特视角，显得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开国大典》是一部革命历史长卷，我们以宏观把握与微观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始终抓住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对应关系，将宏大的历史场景与微妙的人性、个性细节互为映照、经纬交织，使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按照这种对应关系繁而不乱地穿插、铺排，力求在形式上既有油画般深沉浓重的笔触，又有国画般恣纵流动的骨法勾勒，还有水粉画的细腻韵味，在浓墨重彩的恢弘长卷和须眉毕现的工笔中，将人所共知的史实提升到史诗化的高度。

电影《田野又是青纱帐》海报

电影《田野又是青纱帐》虽然是一部涉及农村改革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但我仍带着历史的高度和文化意识去俯瞰这场改革，将剧中人物置于既能展示时代风貌，又能体现改革开放特征的不同环境里，力求营造出东北农村大地上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和一群活色生香的典型人物，并将能够体现农村改革大潮里朝气蓬勃的新鲜事物贯穿其中，活力四射的年轻大学生、忙于铲除旧物的推土机、青纱帐在阳光下泛起不同光斑等，这些符号都象征着农耕文明下新旧思想的碰撞和真实农村的改革变化。影片表现了一天中榆树屯村的36个普通人，启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大明星、好演员，像赵丽蓉、宋丹丹等在影片中只有一句台词。1987年，夏衍主席选中此片赴苏联进行破冰后的文化交流，影片在莫斯科放映时，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

电影《田野又是青纱帐》拍摄现场，李前宽、肖桂云导演给李仁堂、赵丽蓉说戏

赵凤兰：再来说说您那部《七七事变》吧。它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尊严，传递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呐喊，我理解这是伟大的“民族之魂”，您是如何通过电影来表现和传播民族精神的呢？

李前宽：在我看来，民族之魂就是民族精神，它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形象和细节体现出来的，我尽可能在作品中努力彰显这种精神。比如在拍摄《七七事变》时，我把战争的焦点对准了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三位民族英雄，尽可能艺术化地再现历史真实，泼墨式地挥洒宏伟画卷，工笔式地勾勒人物，细腻地雕刻人物的闪光点。赵登禹是个孝子，在上战场前，赵登禹的妈妈把他爹的奖章取下来挂在儿子身上，然后在赵登禹脑门儿上亲了一口说：“走吧！”这个细节就体现了民族精神；日方给宋哲元母亲送来花瓶做寿礼，宋母拒绝并当场将之摔碎，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接了这份礼怕是日后进不了祖坟；佟麟阁的父亲面对儿子倒在血泊中，把泪吞进肚子，劝儿媳不要难过，他的死值得，把自己的棺材让给儿子；张自忠说别人的部队可以打胜仗，唯独自己的部队不能打胜仗，要以死来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双目失明的士兵流着泪抚摸卢沟桥上的石狮子，等等。这些人物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构成了《七七事变》的感情网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时任国务委员李铁映到《七七事变》剧组来探班时，曾在卢沟桥拍摄现场为剧组写了“为中华民族之魂呐喊”的题字。在我看来，“民族之魂”应是每个文艺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如今，美国大片正调动一切力量表现美国精神，中国电影理应向全世界讴歌和传播自己的民族精神。

电影《七七事变》海报

记得《七七事变》在香港首映时，曾有位美国之音的记者问我：“您和您太太拍了那么多共产党打国民党的电影，今天您带着这部国民党打日本人的《七七事变》到香港搞首映，怎么解释您的创作？”这个记者的提问很有挑衅性，但提的很有水平。我回答说，我们是拍了些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影片，有时候该打就得打，不打怎么会有新中国呢？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浩瀚而又复杂的，其中既有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历史，也有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的历史，这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名中国导演，我要把镜头聚焦在中华民族真实的历史上。我们民族把那些抗击外寇、战死疆场的人都视为民族英雄，从不以党派论高下，只以民族情怀为原则。北京有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一直以战死疆场的国民党将领的名字命名至今。凡是同仇敌忾、抗御外寇而血洒疆场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国的电影也不会忘记。

赵凤兰：据说您为了拍好这些影片，经常实地采访、体验生活。您觉得体验生活是否是创作好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前提？能具体谈谈您是如何深入生活的吗？

李前宽：还是那句老话，艺术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时代经典。久映不衰的好影片，其奥妙在于真实可信，而真实的前提是深入生活。我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淮海战役打响时，我们是刚进小学校园的稚童，为了在银幕上再现《佩剑将军》中淮海战役的真实一幕，我们采访了当年参加徐州战场起义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查看了有关档案和历史资料，深入到实地去考察，再不断从剧本中汲取力量，仿佛与当年的战士共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拍《开国大典》时，老一辈领袖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前辈摄影家在战火中拍摄下来的历史资料是我们今天造不出来的，我们反复看这些老照片、纪录片和资料书，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采访同时期的真人，比如采访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蒋经国的同学，到当年攻打上海的主将聂凤智家里拜访，还寻访到开国大典时站在毛主席身后的赛福鼎，问他当年在城楼上是怎么抽上莫合烟的。拍《重庆谈判》时，我们采访了周总理的副官以及张治中的副官、儿子、大秘书等人，赴重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组织主要演员现场体验、深入生活；拍《决战之后》时，我们采访了当年的国民党在押战犯，到功德林看守所所长姚云家里了解情况，晚年的姚所长已记不清太多往事，倒是他儿子说了句：“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功德林’，所里要为战犯们改善生活，结果那些战犯连杀猪都不会，闹得猪满院跑，都跑到我们家里来了。”这一聊，便引发出影片中战犯们围追堵截一头猪的“杀猪”戏，营造出喜剧正演的反色彩喜剧效果。国民党战犯与日本战犯在煤堆里打起来的那场戏中，国民党将领将此事告诉了杜聿明，杜聿明边扫地边问：“弟兄们吃亏了没有？”貌似又回到当年的战争情境中，于是那位国民党军官立正：“报告杜长官，在这场中日大战中，我部大获全胜。”杜聿明放心地说：“好！”这些生动的细节都来自生活。

电影《决战之后》拍摄现场，李前宽、肖桂云导演在人民大会堂拍摄陈毅与蒙格马利元帅的戏

赵凤兰：确实，影视作品唯有揭示生活本质、表达内容真实、巧妙运用细节，其精神内涵、艺术质感和审美品质才能有所附丽。以您一个“甲子”的从影经验来看，如何才能拍出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塑造出有血有肉、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呢？

李前宽：主旋律作品要拍得好看就六个字“尊重艺术规律”。主旋律一旦成为电影，就应该按照电影的规律来要求，突出其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且愈是政治性强的影片愈要讲究艺术性。通常而言，主旋律作品大都是讴歌英雄、弘扬民族正气的正面题材或现实题材，这类题材在艺术上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想要拍好它，就要在艺术性、可看性、故事性和塑造人物上多下功夫。可如今，社会上一涌现出某个英模人物，创作者就必须赶在几个月内拍摄出来，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尊重艺术规律的做法首先是创作者爱这个题材，然后要深入生活、细细打磨，最后再用恰当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将作品鲜活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直奔主题大喊大叫，主题思想是让人喊出来的谁爱看啊？观众对这样的主旋律作品颇有微词不是没有道理。电影创作者若不能把握艺术样式和规律，拍不出气韵生动、鲜活感人的人物形象，那等于把好的题材给糟蹋了。

文学艺术说到底是人的艺术，正所谓“文学”即“人学”，电影也是“人学”。从古至今，那些能给观众留下强烈印象的好作品，不就是一个又一个独具风采、极具个性的典型人物深入观众心里的结果吗？从早期的白毛女到董存瑞，从《平原游击队》队长李向阳到《上甘岭》的张忠发连长，以及《复活》《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国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无不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正是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作品的灵魂和电影的根。相形之下，那些因形式而丢失人物灵魂，或光追求美的感觉而人物立不起来、观众记不住的作品不过是徒有其表。过去观众常常能记住电影中的人物，却叫不出演员的名字，如今反了，能叫出演员的名字，可她们演了什么作品、塑造了什么具体的人物形象观众却不知道。再比如有些英模人物，他们的英模事迹报告会使人声泪俱下，一旦将他们搬上银幕，观众看起来就特别理智，因为导演导得理智、演员演得也理智。本来很感人肺腑的故事、挺震撼人心的客观生活，一经过滤后就不是那个味道了。画面倒挺干净唯美，但一点儿也不真实，既没有光的追求、也没有造型的艺术，与其这样，还不如看报告文学、听英模事迹报告会呢。文艺作品是讲究味道的，现实主义题材尤其要真实，要用真情实感拨动观众心弦。一旦成为白开水就不能称其为文艺作品了，“直白露”成就不了艺术作品生动的气韵和有震撼力的艺术效果。因此，艺术家在创作时要尊重生活、尊重历史、建立情感，钻进去再退出来，按照艺术规律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为一体。

1983年，李前宽、肖桂云导演、编剧张笑天在长影摄影棚拍摄电影《黄河之滨》

Part.4

推动电影艺术发展要站位高远，视野开阔

赵凤兰：您除了执导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大型晚会外，还在中国电影基金会工作过。听说您是倡建中国电影频道第一人、倡建中国电影博物馆第一人，并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政策的出台，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李前宽：我当过13年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一直在从事电影公益事业。倡建中国电影频道，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1993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当年国产电影的生产规模很小，主要集中在几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全年电影产量仅几十部，电影厂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连发工资都困难。相形之下，电视行业的发展却异常迅猛。当时，来自日本、巴西等各个国家的电视剧和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牢牢锁住了观众视线，分流了一定数量的电影观众。为此，我在八届二次全国人代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在中央电视台建立一个专门的电影频道，将活跃的电视平台利用起来，使之成为展示和宣传中国电影的一扇窗，让全国观众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荧屏欣赏光影艺术。我的这一议案得到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第二年，中央电视台将第六频道CCTV-6创建为电影频道。观众通过这个桥梁，了解了国内电影领域的发展态势和电影界的动态，观看了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国产电影，观摩了世界丰富多彩的电影，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观众的国际视野和对电影文化的认知。此外，由于电影频道收购了各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版权，使得众多优秀国产影片和经典老电影得以在电视平台销售，由此解决了电影制片厂的经济困难，催生了电影工作者的创新活力，为新片的再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后来我又建议把这个频道变成中国的HBO，像美国的电影台一样，打造面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台，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渠道，24小时播放中国电影。因为当时很多中国电影，外国人是看不到的。虽然我国每年引进很多美国大片，但在国外的垄断下，中国的电影很难进入国外大影院。而电影频道和电影台又是两个概念，美国的HBO是通过卫星覆盖全世界的，如果建立了电影台，外国观众在家就能随时收看中国电影。目前这一愿望还未达成，我期望建设一个中国的HBO，同时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促进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度和能见度。

后来我到国外参观交流，发现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电影博物馆，于是又萌生了建立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念头。1998年，我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便牵头联合张瑞芳、孙道临、秦怡、于蓝、于洋、谢铁骊等29位电影前辈，给时任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建立中国电影博物馆的构想，得到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我兼任电影博物馆建设筹备组组长。博物馆起初选址在北影厂旁边，后来由于占地面积太小，改到大山子，在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时开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立，展示了中国电影从1905年开山之作《定军山》问世以来所走过的百年风雨历程，架起了中国电影与世界沟通对话的桥梁，成为电影界集会、研讨、庆典和观众参观、观影、体验电影制作乐趣的重要场所。馆内还珍藏了大量电影拷贝、手稿、电影海报和电影器材等珍贵藏品。我和肖桂云当年拍摄《开国大典》《七七事变》时的海报、分镜头、台本和取景框也馆藏其中。

中国电影博物馆

促成中国电影产业政策的出台是我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以后的事。当时国家刚提出电影产业这个概念，还没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我们与美国在电影发行放映和银幕块数上存在明显差距，美国的银幕数有四万多块，我们才6000块，且分布很不均衡，多数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商业区，中西部地区分布很少。如果没有国家意识和政策作为支撑的话，电影市场将无法做大。在2009年3月4日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二次联席大会上，作为电影界的政协委员，我建言中央支持电影产业，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后来中央出台了2010年9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外，在基金会工作期间，我几乎每年都参与组织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电影文化交流和展映，倡导并实施内地主流电影走进港、澳、台大学校园，推动“亚洲电影大奖”落户香港。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尽管地域不同，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方面存有差异，但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电影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把这些电影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增强中国电影在全世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赵凤兰：没错，中国电影产业需要热心人士的推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您觉得国产电影的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呢？

李前宽：如今，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很快，票房收入以30%的速度逐年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新人新作，银幕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国内外有震撼力和影响力的精品力作并不多，亟需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目前我国电影的现状是佳片少、庸片多，时不时有黑马，却没有黑马成群；电影的剧本质量欠缺，很多电影拍完就直接进了库房。同时，高度市场化、娱乐化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喜欢商业大片和时尚的年轻观众，他们占据了电影市场的主流，倾心于短平快的消费和浅显的网络文化。电影评论界和媒体界关注的大多是商业片和娱乐片，这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并无助益。中国电影要做大做强，需要电影人摒弃浮躁和投机心理，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和做事，在影片的质量上多下功夫，培养一批懂艺术、善管理、会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电影创作者和主管领导都要站位高远、视野开阔，尤其是领导要站在时代高度，要比艺术家看得更远，号召艺术家放眼全球、撒开视野，提升整个电影行业的前瞻思维和创新意识。此外，政府要掌控一些主流院线，抓导向性工作，不能任其自流，什么挣钱拍什么，通通推向市场。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通常在谈票房时掩盖了我们国家的重大题材，而重大题材指望民营公司去做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少投入、多赚票房，电影厂也玩不起、不具备投拍的能力。当年我们拍《开国大典》时，国家投入60%的经费，剩下的部分由长影自筹，现在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不能纯靠市场。将来，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革命题材还需要国家投入。

赵凤兰：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历来被视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电影创作的繁荣离不开理论、评论的支撑，请您谈谈评论对电影创作的影响。

李前宽：中国电影的创作是一翼，评论是另一翼，大鹏展翅高飞需要两翼同步舞动，才能飞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大河。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有高原但少高峰。中国电影要出精品、出高峰，就必须站在制高点上放眼全球，让作品与世界接轨，与人类文明史上的精品力作一决高下。如果仅有创作的高峰，而没有评论的高峰，是出不了真正的高峰的。当前，我国的电影作品在国际上立得住的不多；电影评论也是吹捧的感情文章、红包文章多，缺乏有水准的批评文章。有的创作者甚至完全听不得批评，这不利于中国电影的长足发展。通常来讲，搞创作的人是忽略理论的，评论家若能在理论上说出个一二三，点拨出作品不足的症结在哪里，拿出有分量、有见地的深刻建树，让创作者从中受益，将对中国电影的优化和繁荣大有裨益。毕竟，搞创作的人希望能读到好的评论文章，搞评论的人也希望能看到好的作品。中国电影的高峰离不开文艺评论，好的文艺评论能引领提高文艺创作的方向，给创作者以导向，对当下繁荣文艺创作起到激励、引导和点醒的作用。创作和评论，大鹏一翅不可缺也，必须双翅和谐地展翅高飞，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事业才能奏出华彩篇章。

电视剧《抗美援朝》拍摄现场

访后跋语：

我跟李前宽、肖桂云导演伉俪相识于在河北北戴河举办的“人民与英雄——中国主旋律创作的初心和使命”文艺峰会上。作为主办方特邀嘉宾之一，我恰巧与他们夫妻二人同分到第一会场的电影组，共同对谈“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发展之路及当代电影的原创问题”。在会谈间隙，我看见李导一直低头在纸上勾画着什么，时不时冲着不远处饰演电影《张思德》的吴军看上两眼，又匆匆埋头继续勾画。我凑近一看，原来李导正偷摸给吴军画速写呢。短短几分钟后，一幅“神形毕肖”的吴军速写图便呼之欲出，人物的神韵和特征瞬间被勾勒得栩栩如生。末了，吴军欣喜地拿着自己的肖像画与李导合影留念。我想，李导正是用这样的眼力和心力在大银幕上勾勒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吧。于是便促成了这次访谈。

半年之后，当我拿着“长枪短炮”赶到李导家时，李导的爱人肖桂云已在门口热情的迎候。走进一间满是书籍、照片和绘画作品的房间，我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书柜上、墙上全是二人画的画，以及拍电影时的工作照、生活照等，那是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筑起的文化往事和爱的记忆。“我拍的题材很严肃，但我本人特不严肃，老长不大，像老顽童，感性、喜形于色、不会装蒜。别人说您都快80了还那样，我说即便90我还这样呢！我本色就这样。哈哈！”一见到我，李导便谈笑风生地恣意袒露着他的性情，全然不用我费力去观察和揣测。他是个浑身充满活力、直言快语、很有感染力的人。采访是在边喝茶边聊天的氛围下进行的，谈到中国电影的前世今生，他兴奋地手舞足蹈、慷概激昂；聊到电影的艰难、人生的蹉跎，他又颔首低眉、瞬间泪目。

当李导激情满怀地向我讲述如何塑造毛泽东、蒋介石和佩剑将军时，我仿佛看见眼前的他已穿越时空，正身着戎装骑着一匹棕红色的高头大马，高举着长剑，英姿勃发地指挥着千军万马，嘴里还高喊着“冲啊！”是啊！他不同样也是个大将军吗？是个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银幕大将军，而且还是个会画画的大将军。会画画使他的电影充满了艺术和史诗气质，写意、留白、气韵、象征这些绘画元素在他的电影里得以淋漓尽现。他和肖桂云是电影界的画家，画坛的导演，两人琴瑟和鸣、比翼齐飞、如影随形。“这些画都是我那哥们儿画的，以前她名字排我前边，后来她一直排我后边。”李前宽指着肖桂云的画亲热地称她为“哥们儿”，肖桂云则在一旁静静地为“哥们儿”牵衣角、倒茶。

今年是李前宽和肖桂云从影一个甲子60年，也是他们金婚50年，两个连在一起的名字共同筑起了一个时代电影的文化符号。在此，我借用一句话祝福他们：前折蟾宫桂，云开天地宽。

作者与李前宽肖桂云夫妇

李前宽先生工作生活剪影(视频制作：赵凤兰)

*采访人：赵凤兰 单位：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6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银幕大将军”的共和国情结——访电影艺术家李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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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杨静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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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