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话剧《生命行歌》：感受生命的诗意与吟唱

Original 吴戈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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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生命的诗意与吟唱

——评话剧《生命行歌》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

吴戈

话剧《生命行歌》[[1]]的整台演出营造了一种鲜明生动的生命诗意，氤氲成为整个舞台意象。“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诗赞美生命，诗化生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在生离死别中淡然枯荣。论生死，泰戈尔极言其存在形式的美感；看生死，白居易吟唱其更迭交替的自然。两位大诗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自然界节令的夏秋有别或岁月循环的枯荣意象。《生命行歌》采撷这种意象，并置性地组接渗透到了整台演出中。

话剧《生命行歌》宣传片

舞台意象：生死枯荣间漾起的生命诗意

话剧《生命行歌》的规定情境设置在一群人于生命挣扎的焦虑困境当中。剧情一开始，就是象征病床，也体现临终关怀医院的入住者的活动方式的六把轮椅一字排开，给观众片刻思考的静场，让人悟出这种“虚席以待”的人生场景，其实是绝大多数人生命阶段中的某个时刻都可能面临的生命处境——等死。生命退守在孱弱的肉身里、昏花的眼神中、游丝般的呼吸上……总之，就是在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也已经缺少体力的时候，人，就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对他人的需要——需要帮助。《生命行歌》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群生命困境中的人。

查明哲的导演手段十分老辣，他不露声色地营造了舒缓医院里那种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沉重气氛：角色扮演者从舞台两边走出来，各就各位，坐上轮椅，也像躺上病床，刚刚坐稳，舞台左侧一辆运送逝者的担架车被一位男护士推出来，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穿过舞台，消失在右台侧。那是死神的声音、死神的脚步、死神的节奏……大家明白了，住进舒缓医院接受临终关怀，就进入了死亡倒计时的生命处境，这是一种生命困境——他们去到了一个等死的场所,让人们惊悚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提示着剧中人的生命困境与生命进程，为剧情节奏打点、作情绪起伏调适、给人物处境提醒、渲染环境氛围——死亡的阴影，牢牢地笼罩住了人心。由“死”去强烈地感受“生”，因“枯”而热切地认知“荣”，生命的诗意，就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那样荡漾起来。恐惧消退了，焦虑冷却了，躁动宁静了，负担放下了。生是诗意，死亦诗意，生命行歌中，生死大事，就变成了可以吟唱的诗意组接。

演出意义：缺少宗教信仰的我们怎么死

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关怀面对死亡的生者？是《生命行歌》提出的很重要的思考：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们怎么死？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有不同的生死观、生死文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使我们看到了外国人的死——常常有教堂钟声、牧师的祷告或者追忏、墓地的十字架……善良的人、受苦的人、有罪的人、大英雄、小人物……各种各样的濒死者弥留之际，最重要的是在牧师的陪伴和祷告中安静下来，安详离世。我们中国呢？《生命行歌》中，舒缓医院像是安魂的教堂，而医护人员就像是牧师和天使，她们扮演了生命行程中我们现实生活里最容易忽略的送行人与摆渡者。一定程度上，她们是生死摆渡阶段临终者灵魂的救度者。

话剧《生命行歌》剧照

这世俗的爱，与西方濒死文化中的宗教救度相比，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来得更实在、更有针对性、更能解决问题。在人间烟火里产生的问题，在人间烟火中解决，这是《生命行歌》对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已经全面到来的中国老年社会提供的一份“中国式”临终方案。

联欢节目：仪式结构与贯穿动作

《生命行歌》的整个演出，具有精心设计的节奏性发展与套层意义的形式感。节奏性，就是上述提到的死亡阴影的提示：四次担架车的穿场而过，警示剧中人，也提示看戏者，如此剧情节奏“节拍”和氛围营造的作用都十分到位，而且是剧情规定情境中环境处所的常态现象，不是故意创造出来的细节，这是大手笔。至于形式感，就要说到“仪式”了。整个剧情，意义层面上说，就是人生的生离死别的一次特殊仪式，人人皆是看客，人人皆是参与者，人人又都会成为主角，这是剧情有意暗示给观众的。在这种意义层面之下，一开始医护人员就宣布了来年元旦的联欢会需要大家出节目，在整个剧情的推进中，围绕着临终者欢庆新春“出节目”的安排一次又一次推进、强调，终于成为现实。

话剧《生命行歌》剧照

显然，联欢会是剧情的一个结构框架，是筹划一次远行之前的告别仪式。这种比喻，本身就是诗意的。而联欢会之歌之诗又是自然存在的，与剧情故事的生命“行”与生命“歌”的主题意蕴顺理成章地衔接起来，看似漫不经心的展示，其实有不动声色的设计。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两次齐唱，意义别样。第一次是儿童们唱给老人们听的，像是新生命对长辈们的致敬；第二次是老人们唱给自己的，像是为自己壮行。两次吟唱，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巧妙地完成了枯荣循环、生死交替的感性形象的塑造。这吟唱，是人类生死送别仪式的吟唱。这是《生命行歌》演出形式感的创造。

技术含量：“人表演”与“物传递”的舞台

这台演出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构成的五代演员阵容出演创作。若25年算一代的话，这个剧目的创演，可谓承载了百年沧桑，呈现了代代薪火相传。最年长的演员刘子枫81岁高龄，还有78岁、73岁的，最小的26岁。无论从演职员的阵容来说，还是从剧目的整体呈现水准去讲，这真是体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学研究创作展演的成果，是一次检阅。

此外，配合着这台演出的精彩表演，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伊天夫率领的团队所创造的演出“物造型”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演出“物造型”的信息传递便捷精彩，使其成为一台技术含量很高的话剧演出。这次演出中至少用了六块LED屏幕，除延续戏剧演出中“物造型”的物质环节框定规定情境中的环境、提示时间的功能之外，LED屏幕作为“物”的环节，已经不仅仅是“造型”功能，不仅仅是“物造型”给定时间、地点之类的剧情环境特征，而是参与了剧情的表达表现。

话剧《生命行歌》剧照

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物传递”元素，就是六把轮椅的运用。这是“人表演”与“物造型”的紧密结合，实际上，“物造型”在满足实用功能、特点强调之外，还参与了“表演”。一群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的临终者，在舞台上如何行动？以常人健康人的方式移动，显然有违规定情境；以病者弱者垂死者的方式移动，舞台行动节奏就会慢得让观众无法忍受。在这里，导演查明哲想到了“轮椅”。静，是病床；动，是轮椅；如此，临终者的生活状态和行动特点，就很直观地展现在舞台上、剧情中了，且十分自然。重要的是，这里的临终者坐上轮椅之后，产生了“人”与“物”的高度结合，发生了“人表演”与“物传递”的奇妙效果。轮椅是临终病人的病床，是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一句话，是临终者的生存领域和生命阵地。在临终者充满焦虑、表现烦躁、出现郁闷、表达关切，显现出超越病体的自由自在的渴望时，变化的表情与前进、倒退、直行、拐弯、快起、急停的轮椅功能融成了一体，“人表演”的情感内涵与心理节奏，也通过“物传递”获得了别样的实现。

艺术创造：典型宣传与艺术典型

当下的剧本创作中有一种顽症，就是把好人好事、新事新风的典型材料的搜集整理当创作采风，编成个故事就作为艺术作品上演，然后调动舆论手段去宣传推广剧目。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剧目在观众心中留不住，热闹一段，也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文化育人，艺术养心，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对人的影响远远不止宣传材料中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传播的那点内容，即使要传播那点内容，经过文艺创作的点化、深化、人化，会产生奇妙变化，形象大于思想，包含的思想含量、社会内容就会被感人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所“涵化”，让人获得比新闻材料新闻典型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也动情得多的思想情感内容。这方面，此次的《生命行歌》是一个可以分析的例子。

话剧《生命行歌》剧照

观众看到整个剧目演出的状况是：“说”的宣传少了，“做”的感人多了，而且剧中人物避免了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宣传戏剧的“道德符号”“楷模符号”的弊病，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有个性的“这一个”。苏院长、洪护士长、护士嘟嘟，都有自己在舒缓医院坚守和奉献的个人原因和选择理由。人生际遇与人生选择连在一起，有血有肉。在她们的陪护、照顾和引导下，孤老头陈阿公、倔老头吴老伯、拗老头许老伯、傲老头吴总、痴老太黄阿婆，最后都在舒缓医院真的舒缓了，放下了，安详了，在爱的簇拥下，情的感化下，细心的呵护下，暖心的融化下，孤独的有爱有陪伴了，倔强的平和平易了，执拗的获得满足了，冷傲的谦卑忏悔了，痴呆的霎时聪慧了……在生死交会之时，枯荣更替之际，一群临终者被照顾的是身体，被修复的是灵魂。

话剧《生命行歌》剧照

[1]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上艺戏剧社在2018年联合出品，陆军、顾月云编剧，查明哲导演，舞美、灯光、多媒体设计为郭金鑫，由刘子枫等出演。

*作者：吴戈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3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感受生命的诗意与吟唱——评话剧<生命行歌>》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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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胡一峰

美编：木子

话剧《生命行歌》剧照来源：

上海戏剧学院李世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