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戏剧路径与艺术特征/宋宝珍

在通常意义上，中国文艺中的“红色经典”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创作中出现的反映革命斗争历程、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符合党和国家利益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标准、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的文艺作品。

对于“红色经典”这一称谓，一些人表示疑义，认为“红色经典”跨越的历史时间大多不超半个世纪，这对于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质，为时尚早；这一名词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其题材的“红色”和艺术发生的时代背景，至于是否带有“经典”质素，则被人为忽视或难以考评。因此，以“红色”界定的“经典”，与人们对于传统意义的经典的认知有所不同。

△歌剧《江姐》演出照

(来源：“上海歌剧院”微信号)

其实，在全媒体时代，随着信息传播的速率加大，语词内涵的厚重感和确定性正在弱化，如果说以前人们提到“经典”带有一种价值判定的特征，那么今天人们所说的“经典”更带有一种隐喻性认同。无可否认，“红色经典”是存在的，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江姐》《洪湖赤卫队》《红灯记》《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等，很多戏剧演出效益良好，其艺术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一

新时代红色题材的戏剧创作，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不忘历史，鉴往知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教育有关，旨在号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回望历史征程，颂扬人民英雄，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回顾红色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革命理想，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不断呈现。

以“红色”的特有内涵，指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和新事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如“红色苏维埃政权”“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红旗”“扩红”等，而“红色经典”一词则出现较晚，依本人浅见，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红太阳”歌曲的再度回潮，一度沉寂的“革命”音乐和书籍，甚至样板戏，逐渐显现复苏、重构之势。

1995年前后，上海京剧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巡回演出了复排的“革命样板戏”，所到之处居然受到了观众欢迎，也引起了经历过“文革”、对样板戏心存怨尤的人们的情绪性反应。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红色经典丛书”的名义再版了《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经历的文学书籍。在世纪之交，由这些“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曾经蔚然成风、红火一时。

进入新世纪以后，“红色经典”大有泛化趋势，从广义上讲，凡是反映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对于党和国家利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人和事的文艺作品，皆可视为“红色经典”。在红色文艺浪潮中，戏剧舞台上的红色经典轮番上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再现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了《声音的暖流——红色经典朗诵演唱会》，中央芭蕾舞团演出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湖北省歌舞剧院推出了歌剧《洪湖赤卫队》，河南豫剧团演出了以刘胡兰的事迹为素材的新编豫剧《铡刀下的红梅》，这些剧目都以极大的热情，显现着红色戏剧的精神引领作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这些剧目演出广受关注——满足了一些中老年人的怀旧意绪，也激发了年轻人对历史的回顾热情。

△歌剧《洪湖赤卫队》演出照

(来源：“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微信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时代性、人民性、现实性、创新性，强调它所特有的传统的继承性、文化的自觉性、艺术的规律性、精神的引领性、价值的恒久性。在艺术标准上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目标导向，在创作立意上坚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价值取向，在艺术追求中坚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艺术理想，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红色经典的重要思想武库。

文艺作品是时代精神的写照。时代精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动力和趋势的集中体现，是身处其中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和情绪的总体表征，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集体意识。它往往体现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关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话剧《三湾，那一夜》演出照

(来源：“中国国家话剧院”微信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发扬红色传统，缅怀革命先烈，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一大批以红色历史和革命先驱为表现对象的戏剧出现在舞台上，如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总政歌舞团演出的歌剧《党的女儿》，总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万水千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三湾，那一夜》《谷文昌》，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原创歌剧《长征》，上海歌舞团演出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盐城市淮剧团演出的淮剧《送你过江》，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演出的闽剧《生命》，重庆话剧院演出的话剧《红岩魂》，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话剧《焦裕禄》，中国评剧院演出的评剧《藏地彩虹》，浙江演艺集团的歌剧《红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民族歌剧《扶贫路上》，西安话剧院演出的话剧《麻醉师》《柳青》，中国铁路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八百里高寒》，河北承德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塞罕长歌》，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川剧《江姐》，广东省话剧院演出的《深海》，安徽省话剧院演出的话剧《今夜星辰》，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董必武》《王荷波》，内蒙古艺术学院演出的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宁波市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守护》等。红色经典应当具有思想的深度、人性的维度、文化的厚度、精神的高度。在红色主题戏剧创作中，有些作品已经显现出经典品相，显示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有些作品蕴含了经典潜质，假以时日，再经修改打磨提高，会具备较高的艺术品质。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宣传片

(来源：“上海歌舞团”微信号)

二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与观众共同创造，一直是中国话剧的艺术传统。百余年的话剧历史表明，这样一种现代的舞台艺术样式，促使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顺应时代发展、反映人民心声、谋求民族强盛。早在创史之初的文明戏阶段，当时的从业者，都是倾向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有些人本身就是同盟会会员。李叔同认为，“演戏一事，关系于文明至巨。”早期话剧领导者王钟声主张演戏的目的在于“唤醒沉沉之睡狮”。据史料记载，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革命军队在挥师南下途中，军事参谋团的几位女同志，就利用战斗和行军间隙排演小话剧。

1929年12月，红军部队在福建上杭举行古田会议。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1933年2月5日，李卓然等构思了四幕话剧《庐山之雪》，当时来不及写出剧本，就先拿故事大纲进行排练。剧情大意是，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国民党40万重兵，对中央红色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活捉蒋介石，对他进行审判。红军指战员兵演兵、将演将：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员，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罗荣桓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反派一方，罗瑞卿扮演蒋介石，童小鹏扮演宋美龄，林彪面对着眼前的“蒋介石”，突然来了情绪，不按套路演戏，自行发挥，对着“蒋介石”好一通训斥，“蒋介石”招架不住，神情尴尬。红军战士们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十分解气。此剧在文本学上的范式意义也许无法描述，但是戏剧是综合的艺术，它在演出史上的经典意义不可低估，它不仅不可复制，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创作开启先河：一是党的文艺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红色戏剧与战斗生活关系紧密，三是红色戏剧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往不胜的乐观豪迈。

在特定历史时期，红色戏剧具有特定内涵，它的宣传意义大于艺术目的，它的战斗作用大于审美诉求。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华北大地，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戏剧工作者都是紧跟党的旗帜不断前进的生力军，戏剧作品是弘扬正气、鼓舞斗志、团结人民的精神力量。

历史进入新时代，广大戏剧工作者秉承紧跟时代、反映现实的艺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时代洪流和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在不断的摸索、探求、提炼、积淀中，努力向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目标迈进。

△豫剧《焦裕禄》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豫剧《焦裕禄》表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模范事迹。他与农民兄弟一起工作生活，忍饥植树，带病抗洪，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这片苍天厚土。共产党的干部焦裕禄，不是上级命令的机械照搬者，也不是困难麻烦的自私逃避者，而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心系苍生、满怀仁爱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者。他相信“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是清”。他无私无畏，可亲可敬，是一位有血有肉、生动鲜明的模范典型。

△话剧《谷文昌》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话剧《谷文昌》塑造了解放初期福建省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形象，这是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讲原则、有担当的领导干部形象。东山的青壮男人被国民党抓去台湾，一些老弱妇幼顶着“敌伪家属”的帽子，苦不堪言，谷文昌敢于担当，把他们的身份改成“兵灾家属”，让他们感受到新社会、新生活的温暖。东山自然条件恶劣，不时风沙骤起，直刮得天昏地暗，当地百姓被风沙刮怕了，直接叫它“沙虎”。沙虎一来，屋断梁，猪上房，谷文昌立志要降服沙虎，他发誓：“治不了沙虎，就让沙虎把我埋了！”他要拼出身家性命，改天换地，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与老百姓一起吃苦受累，找水源、种树苗、追梦想、谋发展。至今东山百姓每逢过年“先拜谷公，再祭祖宗”，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充分显示了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中的舞蹈编排和舞美设计也让观众怦然心动，静静的白桦林里的群舞场面，林海雪原中的战斗风骨，八位弹尽粮绝的抗联女战士，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宁死不屈，决然投江时的壮美画面，既展现了女性与自然的天然和谐，也反衬出战争对美的破坏与毁灭。如何让八个性格各异、身世不同的女战士被观众牢牢记住，而不是混淆模糊？这颇能考验舞蹈造型的能力和舞台调度的功力，好在这一台芭蕾舞剧给观众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芭蕾虽然是外来艺术，但是在被引进多年以后，已经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成为了民族艺术之林中的一棵大树。

创造红色经典，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方面是因为经典艺术的出现，必须有与之匹配的艺术生态、文化资源、社会机制、人文环境等，也需要艺术家个人超常的艺术天分、勤奋的工作姿态、充沛的精神能量以及飞升的艺术想象等；另一方面认知和诠释艺术杰作也需要空间、时间和审美心理的积淀。梵高的绘画作品是在他逝世之后才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的，而当时比契诃夫文名更盛的作家波塔边科，如今早已被世人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的话剧《茶馆》，在老舍生前是寂寂无名的。对于发现艺术经典，文艺评论家责无旁贷，然而艺术评论本来就是评论家的灵魂在艺术杰作中的冒险，没有哪一个评论家拥有全能的上帝之眼，因此在艺术精品面前指鹿为马、荒腔走板的事情并不罕见。这需要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保持艺术定力，做到有胆有识，以耐心和勇气，以理解和宽容，坦诚、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艺术作品。

艺术创作必须明确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时代的红色经典只能来源于红色历史和时代生活，服务于人民大众。有价值的艺术需要深入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机械地被动地暂时地深入生活，只能是浮萍映水、走马观花。毛泽东说过，“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柳青在神禾原上当农民，一当就是14年，他是把农民生活外融于身、内化于心，才创作出了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换一个没有文学才能或者不肯用心用情用功的人，即使在神禾原盘桓多年，终会一事无成。

关于红色题材，写什么与怎样写，始终是一个剧作家应当解决的立场方法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关键的问题是解决怎样才能讲“好”的问题，这需要红色主题戏剧创作中叙事方法的探索与创新。按照时间线索，讲一个有头有尾的红色历史故事，在网络时代已经不足以调动人们的观赏兴趣，三一律、闭锁式的戏剧结构也已经不是当今主流创作模式，多线交织、时空交错、多景并置、散点透视，杂糅各种艺术样式，倒叙、插叙、多头叙事，已经成为当今红色戏剧艺术探索的重要方式。

红色经典需要思想的支撑，但思想之于艺术，不是标签、不是符号、不是拼接，也不是粘贴，好的艺术的深刻性就在于思想的潜在的丰富性，正所谓“水中盐味识诗禅”。恩格斯曾讲过作品的倾向性，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通过他做什么和怎样做而表现出来，作者的观点越隐蔽，对于作品来说就越好。好的戏剧对观众的心灵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今剧场，戏剧如果摆出一副高台教化的样子，网络时代的观众不仅不会买账，恐怕还会逃之夭夭。

红色经典需要和宏大的时代主潮相呼应，但不是体量越大、规模越大越好，八大山人、齐白石等人的画作尺幅都不大，《蒙娜丽莎》也是不到一平米的小画，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它们的身价。司马迁的《史记》不过60万言，当今一般的学者都有数倍于《史记》的著作出版，可是谁又敢言，自己的学术贡献超过了司马迁？乾隆皇帝位高权重，一生写了三万多首诗篇，可是又有哪一首能成为经典？

目前，红色主题戏剧创作总量在不断增加，叙事模式、结构方法、表演风格、舞台科技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但是量的叠加只是艺术金字塔的基座，质的飞跃才是形成金字塔尖——红色经典的关键，在如何提升艺术品质上，还需要艺术要素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开发艺术创作的能量。

三

就戏剧而言，如何创造红色经典？以本人多年的观剧愚见，戏剧还是不能忘记根本：一是人，必须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二是情，戏剧哪怕是表现思辨性哲理性内容，也必须诉诸人的感情，舞台上的说教或宣讲，无法真正打动观众。三是诗意，别林斯基认为戏剧是艺术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戏剧的诗意应当在其艺术的情境当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生成。四是完整性，戏剧要靠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总体面貌实现其艺术目的，因此要尊重艺术规律，实现主题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构成。红色经典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更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

现代戏剧导演制的确立者洪深认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对于世故人情的了解与批评，对于人生的哲学，对于行为的攻击或赞成——凡是好的剧本总是能教导人们的”。他甚至将能否“对社会说一句有益的话”当作评判戏剧艺术价值的重要前提。只有感官娱乐功能、娱乐至死的艺术，必然走向没落和衰朽。

红色经典戏剧的创作，应当保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

其一，红色经典应当具有正确的导向性。红色经典的存在意义，在于正本清源，培根铸魂，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要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戏剧是人生的摹仿，而摹仿的目的就在于给人以启发和教益。用红色历史和英雄人物表现党的宗旨、党的初心、党的历程、党的理想、党的荣光，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用艺术的方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广大人民在喜闻乐见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戏剧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流血牺牲、走向光明的历史进程，创作者应当秉持尊重、敬仰之情，抱有理解、诠释、呈现的热诚，深刻认识红色历史的基本走向及其时代特征，精准而生动地表现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物和事件。

其二，红色经典应当具有艺术的真实性。红色经典不仅要注重整体叙事的逻辑真实、情境真实，而且要注意细节真实、人性真实。一些抗日电视神剧，不顾历史的客观环境和具体的现实情形，胡编情节，制造悬念，让人物成为情节的附庸，这无论如何不能创造出经典的艺术作品。有些戏剧的情节罔顾历史真实，罔顾人物的特定心理，出现基本史实的悖谬，如抗战时期的角色居然说出了“五星红旗引导我们前进”；写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生活的戏中，角色居然说出“你怎么可以用一桶水洗头，延安是会停水的”，就好像延安当时有了自来水似的；还有人编造出只是无产无赖而没有阶级觉悟的所谓传奇性英雄；甚至只要趣味性，不顾真实性，把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置换成一整套带有网络游戏特征的冒险旅程。一旦人们质疑戏剧情境的真实性，便很难产生思想的认同与心灵的感动。

其三，红色经典应当塑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令人过目不忘。一部戏剧给人留不下鲜明的形象记忆，无论如何算不上好作品。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十分看重文艺的典型化，他认为，“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来说，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人物描写，他身上包括了很多人，包括了那体现同一概念的一整个范畴的人们。”近年来出现的革命领袖，以及江姐、许云峰、谷文昌、焦裕禄、黄旭华、郭永怀、柳青、路遥等戏剧形象，堪称令人难忘。这些人民英雄，无私奉献，无畏牺牲，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坚定的党性和初心使命，体现着民族的良心和责任；体现出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利他主义的秉性，展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令人敬仰的人格魅力以及值得赞颂的高尚精神。

其四，红色经典应当言近旨远，具有不断被解读和阐释的艺术内涵。好的戏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复杂表意功能的符号系统，其能指和所指具有内在的张力和不断变化生成的可能性。伟大作品的思想、形象、美学内涵，可供后世的人们不断解读、诠释、感知、发现新的意义空间，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核心价值，却永远无法抵达意义的终点，不因时代转换而被遗忘。红火一时、热闹一阵、影响一隅的艺术作品，算不上真正的好作品。

其五，红色经典应当拥有最广大的受众，应当能够雅俗共赏。古今中外的经典艺术作品，哪一个不是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呢？它们不是学究式的吊书袋的话语集合，也不是供给少数人消遣品鉴的对象，而是不断上演、老少咸宜的艺术精品。一部戏剧如果演了两场就完了，没有人想再看了，后世的人也不可能复排、重演，这绝对算不上经典。而古希腊的悲剧、古印度的梵剧，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霍普德曼、梅特林克、易卜生、果戈里、奥尼尔、贝克特、品特等人的戏剧，中国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剧，在剧作家的自然生命完结以后，其戏剧的艺术生命依然延续。

其六，红色经典应当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戏剧构成要素之间，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关系，以及它所呈现的艺术形式的完美，是优秀戏剧存在的必要前提。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内容与形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是，作为文本的戏剧和作为演出的戏剧具有很大的差异，戏剧演出中的大投入、大布景、大制作之所以遭到质疑，就是因为它不以制作精良为前提，而以形制规模谋利益，造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与不统一。

其七，红色经典应当涉及和探讨人类生活中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戏剧是关于人的艺术，曹禺先生说过，没有人敢说把人捉摸透了，因此也没有人敢说把戏剧捉摸透了。红色经典戏剧所涉及的生、爱、死等艺术母题，关于人的灵魂、行动、处境、矛盾、抉择、命运、价值等，大多具有悬而未决的哲学属性，舞剧《红色娘子军》《沂蒙颂》、歌剧《白毛女》《江姐》《党的女儿》、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从湘江到遵义》《深海》等，在主题意蕴中都带有不可复制、难以通约的基本特征，戏剧主人公面临的人生问题也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并因此显示意义的深刻性。

创造红色经典是当代艺术的愿景，也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艺术使命。我们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准备，也要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苦认真，更要有“弄潮儿在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奋进姿态，努力创造出属于时代和人民，构筑民族魂魄和中国精神的红色经典。

*作者：宋宝珍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4期(查看目录)

签发：徐粤春

审核：胡一峰

责编：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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