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叙事逻辑：以形象思维触及人民灵魂
以形象思维触及人民灵魂
——论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叙事逻辑
张爱凤
“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根本无法触及人们的灵魂。”这是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鲁迅的一句台词，也可以用来评价《觉醒年代》“以形象思维触及人民灵魂”的艺术效果。作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剧，《觉醒年代》在央视、省级卫视以及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平台多轮播出后，有35万网民在豆瓣打出9.3的高分，其中四星、五星评分占比94.6%。该剧还一举获得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原创)和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2021年7月12日起，《觉醒年代》在香港开始播出，引发新一轮关注。
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贝奈戴托•克罗齐主张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认为历史不是写给过去的人看的，而是写给当代和未来人们看的，因此提出“当代性乃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这一观点。2021年正值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觉醒年代》以艺术叙事的方式，全景式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诞生的整个过程，突破了以往党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薄弱点，表现出很强的探索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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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历史•思想”合一的逻辑起点
1847年，恩格斯提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这一批评标准，从文艺观念上“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的辩证统一”。作为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将艺术与历史、思想的统一作为叙事的逻辑起点。
1. 以艺术真实反映历史真实
历史，既指客观存在的史实，如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人类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客观如实是历史学的本分。但历史，也指经人书写而成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的考察者、书写者、阅读者都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保持完全客观、中立的态度，他(她)的世界观、价值观、视野、学识、修养、方法论等，都会在潜意识中有意无意地影响他(她)对史料的获取、选择和判断，进而影响“史”的形成。
不管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或是学术思想史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研究领域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在此之前，在中国电视艺术史上，直接反映这一段历史的电视剧作品及其研究成果十分稀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都是极坏的作风，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不仅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秘书长、第三编研部主任，曾参与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创作。龙平平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习惯于把1921年、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红船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的源头，很少去追寻这条红船从何驶来。此外，通过调研，他还发现当代大学生对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十分陌生。基于此，龙平平萌发了创作一部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建立整个过程的电视剧的想法。
作为一名有着三十多年学术积累的专职党史研究者，龙平平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依据”，历经六年，数易其稿，用剧本构建起自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六年的历史，贯穿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三大历史事件，形成严密的逻辑，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社会主义为何能救中国？”这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2. 以艺术性表现思想性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研究思想史或党史的学术著述，擅长以文字为主要方式，按时间、事件、人物、思想观点等逻辑顺序一一展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理论性和系统性特点。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理解起来难度较大。
电视剧作为影像艺术，擅长以形象思维进行叙事，思想性通常要通过艺术性来体现。电视剧《觉醒年代》用43集的篇幅，表现了20世纪初叶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救亡运动，其中包含着庞杂的理论思潮与激烈的思想争辩。然而电视剧创作、角色塑造和观赏的核心都是人，《觉醒年代》通过建构起“人物谱系”与“思想传播”这两重逻辑展开艺术化叙事，更加贴近了观众。
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先驱，不管是在近现代史或是语文课本上，他们的名字都频频出现，但在《觉醒年代》之前，还没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以正面、集中、全景的方式塑造过这一群体形象。《觉醒年代》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创作原则，以形神兼备的方式塑造了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一代“新青年”形象，建构起该剧的第一重叙事逻辑——人物谱系，对当下的观众而言，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普及的作用。有网民发表弹幕评论说，“因为这部剧，看懂了这段历史”。
“历史乃是深入内心的结果，外在的编排分类得到的则是自然史。”新文化思想流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过程，在学术著述中通常是以时间、文字、图表等方式予以呈现的。为了避免将历史事件、思想观点作流水式的简单展示，电视剧《觉醒年代》通过建构“北大 / 思想阵地、《新青年》/ 思想载体、演说 / 思想传播方式”这另一条叙事逻辑，将错综复杂的主义之争、思想之辩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予以具象化、生动化呈现，体现出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该剧被网民评价：“每一句台词都是知识点”，由此成为鲜活、生动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史及党史学习教材。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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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知识分子人物谱系的艺术呈现
1. 陈独秀、李大钊的双主角形象
相较于大量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主角的电视剧，如《长征》(2001)、《东方》(2011)、《国家命运》(2012)、《外交风云》(2019)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要角色的电视剧作品是比较少的。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学界对陈独秀的评价存在争议。“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在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陈独秀时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有一部客观公正地全面反映陈独秀、李大钊缔造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和贡献的影视作品，让人民充分了解这段历史”。陈独秀、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是较早觉悟并提出在文化及思想观念上彻底改造国民性、触及中国革新核心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成为《觉醒年代》的主角，体现出该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创作原则。
《觉醒年代》的第一集交代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的背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同日本秘密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李大钊发出了“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就越应唤起民众的觉醒”“当今第一要务，就是要启发民众真正的爱国心”的呼吁。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出路不是老路，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这之后，整部剧都是围绕着两人寻求科学理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觉醒年代》第四十集艺术化地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经典场景。在悲凉苍茫的海河边上，面对苦难同胞，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并一起宣誓：“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至此，电视剧的艺术叙事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为何？”等问题。
“让人物‘活’起来，就是剧里画内让他们说人话，办人事。”这是《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对于剧中人物塑造的创作理念。与学术著述中平面、抽象的历史人物形象不同，电视剧《觉醒年代》塑造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还是有情有义的大学教授、青年导师，有血有肉的丈夫、父亲。他们的生活形象在正统的文化思想史和党史著述中较少触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也是相对陌生的。《觉醒年代》赋予了书本上这两位历史人物更立体、多维、个性化的形象，让其在屏幕上血肉丰满地“活”了起来。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与高君曼、李大钊与赵纫兰这两对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对劳苦大众的悲天悯人，对青年学生的关心提携，坚定忠贞的爱国情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都让两位历史人物更具人间烟火气和人格魅力。100年前的“仲甫先生、守常先生”深切地触动了当代观众的心弦，网民评论：“两位先生，以前只是历史书上的黑白照片，看剧以后才被其魅力所感染。”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2. “觉醒一代”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
近代知识分子，是指从19世纪90年代到1920年间，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这一批文化思想先驱。《觉醒年代》塑造了既具共性又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按出生时间先后排序，有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1868年)，“倔强刚烈、意志顽强”的陈独秀(1879年)，“独立思考、冷峻批判”的鲁迅(1881年)，“为人谦和、博学儒雅”的沈尹默(1883年)、高一涵(1885年)，“书生意气、性格刚猛”的钱玄同(1887年)，“沉稳宽厚、高瞻远瞩”的李大钊(1889年)，“真诚直率、忠厚活泼”的刘半农(1891年)，“博学多才、风度翩翩”的胡适(1891年)等。剧中的多数角色都在形象、气质上极大地贴近了历史人物。
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青少年时期接受相对严格而完整的传统国学教育，成年之后又接受了新学和西学教育，并且大多数人都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如留德的蔡元培，留日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高一涵，留美的胡适等。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一代知识分子。正因如此，他们对20世纪初中西文化发生的碰撞和思想观念的冲突感受最深刻，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最早的“觉醒一代”的原因。
存亡绝续的时代，赋予这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一经形成，立刻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新文化思想先驱。“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在中国这一代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耀照。”
《觉醒年代》在塑造这一群新文化思想先驱的时候，通过学术讨论、生活交往、思想争辩、街头演讲、家庭生活等多种富有人性、人情味的场景，凸显出这一代知识分子学识渊博、信念坚定、人格独立、热血爱国的艺术形象。陈独秀、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相识，陈独秀和钱玄同、刘半农在风雪陶然亭中的促膝长谈，钱玄同、鲁迅之间脱胎于《〈呐喊〉自序》的经典对白，革新、复古两派在文化相争时的唇枪舌剑等，通过电视剧形象、视听化的呈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网民在弹幕中评论：“课本中的几行字，都在这部剧中鲜活生动起来了。”
观众最为熟悉的鲁迅，在《觉醒年代》中初次登场的场景，便是冷峻背对身后麻木的看客和争抢人血馒头的国人。这一场景，唤醒了观众关于中学语文课上《药》一文的集体记忆。剧中的鲁迅，在愤怒中写完《狂人日记》后瘫软在地上流下的那一行清泪，凝神看往窗外的冷峻侧影，都给观众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我愿意把有限的资源做最好的整合给鲁迅先生。”这是导演张永新对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的致敬，也是对100年前最先“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致敬！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3. 启蒙与救亡并举的新青年形象
在《觉醒年代》中，那一批近代型知识分子，除了胡适等个别人外，大多数人是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蔡元培是清王朝的叛逆者、光复会的创始人，曾与陈独秀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无政府主义暗杀活动。李大钊从一开始就发出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宣言，宁当第二个谭嗣同，九死而不悔；为了反对张勋复辟，李大钊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传单，进行讲演，遭军警追捕。陈独秀因亲自到天桥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亲身实践了他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理论。这两句话也成为当时五四新青年的座右铭。
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十分关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在剧中被誉为“新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等更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与人生道路选择。在《觉醒年代》中，受恩师杨昌济的举荐来到北京大学的毛泽东，多次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关心和指导，参与了学校的读书会、北大新闻研究会、夜校等社团活动，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将之作为毕生的信仰。以赵世炎、邓中夏为代表的新青年们，除了在校园里读书，也积极深入工厂、农村去调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面对危机四伏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将思想启蒙与社会救亡并举，成为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是100年前的“90后”、“00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因为《觉醒年代》的热播被观众熟知。在历史记载中，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但《觉醒年代》第三十九集用艺术化的影像闪回方式重构了时空，给予父子三人冰释前嫌、互相理解的温情时刻。当陈独秀心情复杂地目送两个儿子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时，镜头平行剪辑了1927年和1928年的一幕，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陈延年、陈乔年身着满是血迹的衣衫，戴着镣铐，赤脚走过有血水的石板路，慷慨就义。悲怆的音乐加上“陈延年宁死不跪，被国民党反动派乱刀砍死”的字幕说明，极大地增强了艺术震撼力和人物的崇高感。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剧中的每一个重要角色谢幕的时候，屏幕上都会出现一行谢幕词，这是在向先驱们致敬。赵世炎，26岁；陈乔年，26岁；陈延年，29岁；李大钊，38岁；邓中夏，39岁……当看到一位位熟悉的名字在最美好的年华里生命戛然而止，观众也受到了崇高的精神洗礼。弹幕中评论：“你们最早醒来，却牺牲在黎明之前。”“你们的热血，也是当代年轻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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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具象化的思想传播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注重将抽象理论进行具象化表达，以便于大众理解和接受。新文化思想嬗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过程，成为《觉醒年代》叙事的另一条逻辑。新文化运动前期，北京大学和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报刊，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舆论宣传阵地。而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新青年》等报刊、研究会、演说的方式在中国进行了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1.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思想的重要阵地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2018年两次来到北大考察，提到了北大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觉醒年代》中，北京大学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中心。
《觉醒年代》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场景。蔡元培是较早觉悟到要从文化思想层面去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除了从事革命运动外，还大量地办刊物、办教育，《警钟日报》便是其主编的刊物之一。在《觉醒年代》中，蔡元培认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人才救国，普及科学、民主，根子在教育，这也为《觉醒年代》塑造一位敦厚、包容、睿智、勇敢的北大校长奠定了基础。
《觉醒年代》第六集再现了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之后发表的就职演讲，提出了三大主张，即“抱定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砥砺德行，成为卓越之人，矫正颓废的社会风气”，以及“尊敬师友、荣辱与共，把北大建设成为出文化大家、思想大家的地方”。这段六分多钟的演讲，有理有据、言辞诚恳、直击要害、振聋发聩，被剪辑成短视频后在微博、B站、抖音等社交平台上不断传播。
“文化是政治的先导”。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即提出教学改革。在《觉醒年代》中，蔡元培旗帜鲜明地推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办学方针。一方面是出于学术的考虑，广纳天下英才，以充实提升北大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是以“先锋模范人物整饬学风”，引进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正是因为在蔡元培的改革之下，北大成为大师云集、先锋辈出的新文化思想阵地。
剧中多次出现以陈独秀、钱玄同为代表的新文化革新派教授，与以辜鸿铭、黄侃为代表的复古派教授的现场辩论场景，蔡元培在其中进行了调停、斡旋的工作，使得拥有不同学术思想、政见相异的大师，都能在北大共事。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在10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新青年》吹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号角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就是办杂志。”辨析、选择、验证出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改造青年和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陈独秀自我赋予的使命。在《觉醒年代》第二集中，从日本归来的陈独秀，与同乡汪孟邹、易白沙在一起讨论，表达了自己创办刊物的主张：“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的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青年杂志》的创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并以安徽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人杂志，成员之间有一起共事干革命的背景。在《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礼堂内以演讲的方式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重”“以新文学的力量启蒙大众思想”的创刊理念。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经创刊，便威震四方。陈独秀所撰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以及新青年应具有的六点标准，给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青年们很大的精神指引。
《青年杂志》首卷完刊后，因战事辍刊了半年。1916年9月1日复刊，更名为《新青年》。《觉醒年代》中以写意和写实相结合的方式，刻画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漫天飞雪中三顾陈独秀寓所，言辞恳切地邀请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场景。最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并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上海迁往北京。由此，以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思想阵地和以《新青年》作为舆论宣传载体的逻辑业已形成。
从第二卷起，《新青年》突破了以安徽籍作者为主的局面，作者群大为拓展。第三、四卷新加入《新青年》撰稿的作者，除了鲁迅及个别人外，大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这表明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新文化思想先驱们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到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知名教授的加盟，声势更为浩大。随后，毛泽东等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加盟，表示《新青年》已经达到了开民智、造新人的创刊宗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在新文化思想的孕育及发展过程中，以《新青年》《甲寅日刊》《每周评论》《新潮》等为代表的刊物，成为重要的舆论宣传载体。尤其是《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刊登了一大批思想理论文章。《觉醒年代》中提及的著名文章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鲁迅的《狂人日记》，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等，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有力的思想批判武器。《觉醒年代》多次聚焦位于北京箭杆胡同的《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编辑们的探讨、争论以及夜以继日的写稿、审稿，都说明了在当时的背景下，舆论及思想宣传阵地的重要性。
此外，《觉醒年代》还生动呈现了以辜鸿铭、黄侃、林纾、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复古派与以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革新派之间的文化之争和舆论之战，这些论争依托报纸、刊物这条线索展开。剧中，创作者把以往教材中枯燥的理论表述与思想交锋，通过形象、生动且富有冲突性的戏剧场景予以呈现，让人耳目一新。
1919年以后，《新青年》大量刊登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至此，《觉醒年代》将《新青年》作为思想传播的载体，贯穿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过程的逻辑线索已经清晰呈现。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3. 演说 / 辩论成为新思想大众化的传播方式
对于在文化传播、思想启蒙中承担重要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记载或传播自己思想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著述和演说 / 辩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
晚清以来，梁启超将学校、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了“演说”的功用。“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剧中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的撰稿者、编辑者，更是演说/ 辩论的高手。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曾认为，“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作为一部具有理论性且包含丰富思想内涵的电视剧作品，《觉醒年代》巧妙地引入在学校、街头、工厂等演讲的方式，将抽象的理论文章和思想观点予以生动呈现和大众化传播。
《觉醒年代》充分展示了李大钊通过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举办各种讨论会、演讲会，开设各种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剧中，李大钊多次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无法遮挡民主的光芒”“自觉，就是改进国家精神，自强不息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家”“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写下的《青春》一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篇著名文献，其中的“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在剧中被青年学生多次诵读、演讲。剧中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等都是学生运动领袖，也是出色的演说 / 辩论高手。北大学子积极创建并参与“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通过深入田间地头、街道工厂进行演讲的方式宣传新思想，为推动新文化从校园走向大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剧中人物的演说 / 辩论对于启蒙青年思想、激发工人农民的爱国热情、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爱国救亡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结尾处，李大钊所作的“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的演讲更是慷慨激昂，将全剧立意进行全面升华，令观众热血沸腾！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来说，演说 / 辩论是他们披坚执锐、笔扫千军的思想武器；而电视剧生动呈现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辩论、演讲，把文化思想先驱们的著作文章、思想理论予以形象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呈现，比课本中的理论文章更具冲击力。马少骅、于和伟、张桐、张晚意等演员的台词功力深厚，演说 / 辩论气势磅礴，非常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有力地强化了思想先驱的高大形象。很多观众在观剧、听演说 / 辩论的过程中，再次重温了教科书里的经典文章段落，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党史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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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思考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道路自信、增强文化自信的宏观背景下，《觉醒年代》从人物谱系、思想传播两重逻辑展开具体叙事，全景式展现了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诞生的历程。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学习和铭记，不完全是学术界或文艺界的事，而应该是每个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人的事。在剧中，李大钊说：“民众觉醒了，中国才有希望。”《觉醒年代》在网络平台播放时，满屏的弹幕评论也是观众与剧中人物的对话：“我们的考点是你们的一生。”“《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今日盛世中国如你们所愿。”“以旧日之觉醒再唤今日之觉醒。”在豆瓣、知乎等平台，网民发表的评论数已超过14万。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此外，很多观众看了《觉醒年代》后，自发前往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李大钊故居、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安徽合肥的“延乔路”等地参观，向烈士们献花，并制作成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觉醒年代》在线上线下都已触及到了观众的灵魂，起到了再次“觉醒”的作用。但电视剧终究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仍应保持独立的思考。
宏观地来看，形塑国家层面的记忆是强化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党史正是国家层面的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对于电视剧创作者和研究者来说，要敢于打破电视“娱乐至死”的刻板印象，在静水深流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以探索性、创新性的勇气投入思想史、党史艺术化的创作与研究中，用精品启迪人民思想，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
*作者：张爱凤，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强国背景下提升原创文化节目传播力研究”(项目编号：18BXW056)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9期(查看目录)
签发：杨晓雪
审核：陶璐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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