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路径

文化守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路径

邹广文 孙维聪

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创造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诉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再次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即是坚持这两个“相结合”。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又进一步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由此我们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文化建设史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扎根于广袤的中华文化土壤并不断培育、生发、结果的过程。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去自觉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深化两者的结合，进而建设文化强国、凝聚文化共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笔者以“文化守望”来阐释我们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憧憬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发展前景，意在表明，文化既需要“守”来保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也需要“望”来面向未来、激活文化创新的勇气，并通过这一努力来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尝试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守望是包含传承文化积累与追求文化理想的辩证统一。文化传承不止意味着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可利用的素材，也涵盖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批判与扬弃的宝贵经验。同时，文化理想不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诉求，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明使命。

(来源：影像中国网 于沛君摄)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景象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文化建设历程，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建设者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不断提升文化水平、丰富文化手段、追求文化创新，探索出了具有中国底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践路径，收获了丰硕的文化成果。通过党领导下的全民族的文化实践，源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生成生生不息的文化有机体。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一方面，具有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革除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并引入了进步的现代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兼具科学性和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生命动力。同时，中华文明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以丰富的内涵滋养了马克思主义，更凭着广阔的中国舞台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崭新空间。两者的有机结合既是百年的成果与经验，更形成一种文化推动力，促生了蔚为壮观的当代文化图景。

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文明在风雨飘摇中日渐式微。正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于危难中挽救了民族命运，将马克思主义播种在中国大地，让中华文明焕发新生。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之一，共产党人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改造中华文化，既没有全部接受，更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中有益的因素得以保留并被积极发扬，而对传统文化中束缚人的封建元素则予以铲除。在实现民族解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阶级斗争等进步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崭新文化样态。自此，中华文明发生了深刻变革并焕然一新，它不再是服务封建体制的思想枷锁，而成为启蒙人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资源。

作为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科学性让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现实、建构无产阶级政权、推动现代化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让庞杂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只是文化的库房，而是让其遵守文化的规律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成为中华民族政权的文化血脉、成为内含现代性的文化推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私产，而成为全体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至于一种理论如何与群众紧密结合，马克思曾这样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鲜明的科学特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又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路。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就同时实现了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在共产党人的推广下，马克思主义迅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自此，不仅中华传统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民族也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中国的现实国情也因此改观。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中华民族始终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当代中国人从未停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完整传承与扬弃改造，成功地走出具有中华文明底蕴的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改造现实世界的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最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极大地充实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素材，使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文化实践更加丰富、更具生命力、文化表达形式更为多样，现代革命文化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中国共产党人在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枝新芽已然生长成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中国实践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同时，也以成功的实践结果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多彩的中华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表达形式。秧歌剧、红色京剧、书法作品、红色民歌等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文艺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崭新的文化载体。这些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文艺形式使马克思主义更亲切地深入人心，数以十亿计的人口为马克思主义源源不断地输送生命力。20世纪末，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在资本主义的诋毁与排挤下，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国家遭遇了空前危机，甚至背离了其实践本质而成为纯粹的理论研究对象与抽象的文化符号。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守护并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火种，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承，而且摸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更是让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不仅在国家危难时挽救了中华文明，更是让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勃勃的文化生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机文化体促生了当代中国的繁荣文化图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结出一系列文化成果、形成文化新气象、培育了文化自信、提振了人民的精神风貌、凝聚起中华民族文化共识。物质层面，文化精品不断涌现。主旋律电影《战狼》系列、《长津湖》系列、《我和我的……》系列屡次刷新票房纪录，革命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山海情》引发收视高峰，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并融合高科技表达手段的河南卫视传统节日晚会系列成为文化盛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9064亿元，比上年增长16.0%。文化机构种类数量丰富，全国共有博物馆3671个、公共图书馆3217个，总流通72898万人次、文化馆3317个。精神层面，文化自信团结中华民族形成奋进的文化合力。文化自信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气。关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曾有过多次表述。在较早的表述中，文化自信的地位较为基础，是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携手抗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文化自信在抗击疫情时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自信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文化自信得到最完整的表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通过这段对文化自信完整而精确的表述，我们不难发现，高度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建成文化繁荣的现代化中国的思想保障，还是中华民族达成文化认同的前提，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培育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所有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文化使命，文化自信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认同，反复的文化实践一次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机统一文化整体。为了理解当代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图景，更为了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必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理作学理分析。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容互通

从文化哲学角度看，文化是区别于自然的、由人所创造的、借以彰显人之为人的特殊形式。人在摆脱对自然的束缚中，需要很好地处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系统，其文化的肇端都需要审慎处理这些关系。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又会呈现为诸多丰富的文化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在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哲学理解中，拥有诸多相通的文化价值诉求，这亦可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机理。

首先，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马克思强调人无法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性，“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在人借由劳动这种特殊的实践途径对人自身以外的自然进行改变的同时，人也在“改变他自身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也饱含对人与对自然的深切关怀与深刻思考，他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这些论述表明：第一，自然孕育了人，人永远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自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第二，人并非完全受制于自然，人存在着改造自然的可能性，在自然身上刻下印记；第三，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的、协调的追求，它不是简单机械地消灭两者之一，而是通过有机联系将两者辩证统一。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相契合，孔子认为人应该敬畏自然，提出“畏天命”。道家认为天、地与人存在“道”的层面的相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认为人与天地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向外观察身外世界时，共通的自然观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形成了我们今天超越奴役自然、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和谐自然追求。

其次，马克思的人文关怀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人是马克思哲学毋庸置疑的出发点和归宿，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关注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更表现在他的理想即是让人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他的愿景中，资产阶级饱含阶级对立的旧社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越深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我们就越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让资本无限增殖，更不应该是人被资本奴役，而应该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让人真正地成为人，只有人才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向。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强调为君者需要知晓人民真实的想法之重要，“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汉代政治家刘安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对人民有益，“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发展的理想样态即实现“大同”，在那样的社会中每一个特殊的个体都能有合适的归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同时物质财富充沛殷实，人民的素质相应地达到较高水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因为存在着对人民的永恒人文关怀，以及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相似性，所以沿袭着这一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使命，这样的追求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再次，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都是让人通达的智慧。马克思的辩证法缘起苏格拉底“助产术”式的哲学对话，在人与人的对话中渐近真理。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先秦时代百家争鸣、诸子论辩，同样在对话中凝结智慧、达成共识。除了拥有类似的原初形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相似的批判精神。马克思认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恩格斯也曾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论述的辩证法进行过总结，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这种过程实现了“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纵观全过程，其核心正是“否定的否定”。马克思主义通过具有批判性的辩证法，克服二元极端对立的片面思想，形成辩证统一的大局思维。这与具有中性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谋同辞。孔子认为中庸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尚书•大禹谟》中的名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成为中国人千百年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故宫中和殿悬挂着清乾隆皇帝御笔书写的“允执厥中”匾额，充分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中言论追求不偏不倚、行事符合中正之道的准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有避免片面性的辩证思维，这让两者能够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矛盾时尽可能地接近本质与“道”。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性智慧，它们都不止步于成为纯粹形而上的方法论，而是要在现实中生发出生活与实践的智慧。

最后，在经验世界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融会贯通。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马克思本人毕生都在努力地让无产阶级掌握、践行他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活动，无论是对自然抑或他人，都是通过实践来展开对象性的活动。同时自己的理论必然要对经验世界进行改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哲学家最鲜明的区别。“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固然重要，但马克思更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掌握学问的知识分子必须对现世有所功用，必须心怀天下、肩负家国使命。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心怀热忱的爱国情怀，为了实现让中国站起来的远大理想选择救国图存，选择了拥有鲜明实践品格并主动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在以上相通的精神内核之外，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拥有诸多其他共通思想，这些都是两者能够相结合的重要条件。如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让两者可以直面交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解释我国古代的数次正义起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述与“仓廪实而知礼节”存在理论亲和性，马克思主义对真理的无限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求真务实的品性共有超越属性，等等。一系列相通的理论特性都让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的结合找到了哲学层面的相融理路。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前提下，毛泽东成功地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并结出第一个硕果。他在面临共产国际濒临解散之际，旗帜鲜明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并对这样的继承进行界定，即“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基于此，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的文化使命。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革命与建设实践，在文化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经验。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发展节点，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全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的文化使命。具体来说，我们在现实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将文化诉求表达在文艺创作中，将文化理想落实在文化发展中，将文化价值体现在文化建设中。表现在文艺实践路径上，就是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同创作自由的辩证统一，也要坚持文化批评同文化扶持的辩证统一，还要坚持民族性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创作自由的辩证统一。如果没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遥远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必定不会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根，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必然是中国文化实践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是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百年来如此，未来亦如此。“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文化的发展需要党中央以宏观战略谋划，也需要各级党委与政府积极推进、有效落实。这就要求文艺从业者要紧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将文艺创作与党的最新精神、与党的战略决策相结合。因为文化并不是一个与其他因素相独立的领域，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所以文艺创作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文化领域通过不断实践，认识到文艺创作存在客观规律，不仅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应该遵守艺术创作规律，各级党政领导更应该尊重艺术创作规律，避免以行政权力干涉文艺创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强调，“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但同时也必须坚守艺术标准，旗帜鲜明地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各级党委“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第二，坚持文化批评与文化扶持的辩证统一。文化虽然具有极为丰富的表达方式，但它承载着人的文化诉求。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文以载道”，孔子认为诗理应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诗圣杜甫也以诗承载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元杂剧、明清小说更成为文人寄托个人文化理想、反映社会现实的载体。可以说，文化理想是我们进行文艺批评的重要前提。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肯定了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时至今日的文化领域，在精品涌现的同时，文化失范现象也时有发生，在最需要文艺批评的时候，文艺批评不仅存在空洞无效的问题，还时常缺席，甚至是在资本的裹挟下变成制造文化泡沫的鼓吹者，这尤其需要我们警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拒绝沦为资本的附庸，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李大钊的勉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矢志不渝的文化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同时要对整个社会起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正面作用。文艺在具有针砭时弊的批判本性的同时，也承担着文化扶持的职责。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呼唤文化的多样性立场，这要求我们面对那些生命力不够旺盛、即将失传的文化时，要通过优化文化传播效果、升级文化媒介样式、利用文化产业支持等方式来扶持相对弱小但对文明传承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进而改善文化生态。文化如果只剩残存的器物而没有人的代代相传，那么就丧失了生命力。扶持弱势文化不能只靠政府救济来“输血”，这样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更要通过规范、健康的文化产业来扶持弱势文化，让其拥有“造血”能力并焕发文化生命力。文化的百花园中，万紫千红总是春，才是文化强国的愿景。

△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央广网记者 王晶摄)

第三，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置身全球化时代，如何妥善地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文化实践绕不开的问题，文艺创作更是如此。首先，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必须坚守民族性立场。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民族性是我们的存在之根，坚守文艺创作的民族性，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注意发掘本民族文化的本质特点，表现其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须知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差异性是长期存在的，由此造成了各民族思想情感的差异性和欣赏习惯的差异性，决定了文艺的民族性的长期存在，因此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交流就成为超越差异、寻求共识之必需。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培育文艺创作的世界性眼光。只有站在世界性的高度，我们才能对既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借鉴。前人在塑造与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受制于特定条件，如“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这些局限性的条件直接导致传统文化中存在难以革除的陈旧的、糟粕性的因素。只有从世界性的高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才能够讲述真正反映人民多彩生活的中国故事，弘扬真正彰显中华文明样态的文化形象。全球化进程促成了文化的普遍交往，世界上的人类文化，虽然都是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但各民族的文化之中又贯穿着一般的东西，即共同的、普遍的属性，也就是文化的世界性，其中表达着人类的共同价值与理想。发现这些共同价值与理想正是形成文化共识的关键，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最后，文艺创作者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样具有超越性的文化构建，必然包括滋养创新动力的文化教育、包括培育物质支持的文化业态、包括凝聚奋进力量的文化认同，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化力量。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国的历史定位决定我们的文化必须要与世界对话。面临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现状，不同文明间的文化误解不断加深。但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更积极的行为来促进文化交流。在个性的民族文化中挖掘具有共性的文化共同价值，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断追求并达成与其他各种文明的合作共赢和文化共识。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文化经验，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文艺工作者的迫切要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面对这样一个关涉未来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时代课题，需要我们在守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优秀的文艺作品着力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诉求，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去传承中国精神，讴歌时代生活，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作者：邹广文 孙维聪，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项目批准号：21LLMLA0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查看目录)

签发：杨晓雪

审核：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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