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陈民镇：说两周金文与典籍的“高祖”“皇祖”

说两周金文与典籍的“高祖”“皇祖”*

陈民镇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摘要：在两周典籍和铜器铭文中，“高祖”并不专指某代先祖，它可泛指曾祖及以上的某位或多位先祖，亦可特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高祖”之前，不会再列举其他先祖。“亚祖”指次一辈的先祖，并非特指某一代先祖。“高祖”与“亚祖”强调的都是世代的相对次序。在两周典籍和铜器铭文中，“皇祖”并非某一代先祖的固定指称，但被称为“皇祖”的先祖通常有重要地位并受到子孙尊崇。“皇”与“烈”“文”一样，都是对先祖的美称。“高祖”与“皇祖”存在交集，二者均可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皇祖”亦可指祖父，与“高祖”有所不同。“高祖”“皇祖”“亚祖”“文祖”“烈祖”等先祖称谓在不同材料中的分布特点值得注意。

关键词：金文  先祖称谓  高祖  皇祖

在两周铜器铭文中，常见“高祖”“皇祖”等先祖称谓。这些称谓只是简单的泛称，抑或有具体所指，向有异辞。[1]新出曾公编钟铭文中并见“高祖”与“皇祖”，[2]学者对其含义的理解尚存分歧。[3]本文拟从两周的典籍和铜器铭文出发，对“高祖”与“皇祖”作进一步的讨论，以期对理解曾公编钟等材料中的先祖称谓有所助益。

一、“高祖”考（附论“亚祖”）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四“高祖”条中对两周典籍所见“高祖”有精当的概述：

汉儒以曾祖之父为高祖。考之于传，高祖者，远祖之名尔。《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则以始祖为高祖。《书·盘庚》：“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康王之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则以受命之君为高祖。《左传》昭公十五年：“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则谓其九世为高祖。[4]

所谓汉儒之说，源于《尔雅》与《礼记》。《尔雅·释亲》云：“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礼记·大传》云：“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礼记·丧服小记》“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郑玄注云：“小宗有四：或继高祖，或继曾祖，或继祖，或继祢，皆至五世则迁。”[5]据此，“高祖（高祖王父）”为曾祖之父，即五世祖。不过，这一说法在两周典籍以及铜器铭文中并不适用，以下试作讨论。

（一）两周典籍中的“高祖”

《尚书》一书中，“高祖”共出现2次。

《盘庚下》记盘庚语：“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此为商人之高祖。孔安国传云：“天将复汤德，治理于我家。”孔颖达疏云：“上天将复我高祖成汤之德，治理于我家。”[6]认为“高祖”即成汤，成汤系盘庚九世祖。在甲骨卜辞中，可称为“高祖”的有“高祖”（如《合集》32028）、“高祖夒”（如《合集》33227）、“高祖王亥”（如《合集》32083）、“高祖乙”（如《合集》32445）。可见，卜辞中的“高祖”不限于某一人，如董作宾先生所言：“此云高祖，皆泛称远祖。”[7]其中“高祖乙”，据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即大乙（成汤）。[8]夒与王亥则是商人先公，时代更为久远。黄国辉先生认为，卜辞中的“高祖”有其下限，与“毓祖”相对，指曾祖之前的先祖，如此可呼应《尔雅》之说。[9]

《康王之诰》篇在今文《尚书》中归入《顾命》，篇中周康王提到“无坏我高祖寡命”，此为周人之高祖。孔传解作“无坏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10]训“高祖”为“高德之祖”。孔颖达疏云：“‘高德之祖’，谓文王也。王肃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11]认为“高祖”即文王。孙星衍从孔疏之说：“高祖，谓文王。寡命，如《康诰》‘乃寡兄勖’，谓寡有之命。”[12]谓“寡命”为寡有之命。段玉裁则认为“寡命”即“大命”，[13]曾运乾亦云：“寡，大也。……本文高祖寡命，即高祖大命也。”[14]无论是“寡有之命”还是“大命”，均无确据。清人朱彬、于鬯已指出“寡命”实即“顾命”。[15]根据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以及郭店简、上博简《缁衣》，“顾命”写作“/（寡）命”，[16]可知“寡命”确为“顾命”，亦即临终之命。[17]联系到清华简《保训》以及《逸周书·文传解》等文献，文王临终有“顾命”，“无坏我高祖寡命”之“高祖”确有可能即周文王。文王系康王曾祖。

顾炎武认为《盘庚下》与《康王之诰》中的“高祖”均指受命之君，文献艳称成汤与文王“受命”，顾氏当是认为“高祖”分别指成汤和文王。作为王朝的奠基者，汤和文王被后人尊奉为“高祖”并不难理解。但由于缺乏旁证，《盘庚下》与《康王之诰》中的“高祖”是否即成汤和文王，仍难以完全落实。

《逸周书·度邑解》亦属《书》类文献，该篇记周武王之语：“乃怀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下。朕不宾在高祖，维天不嘉，于降来省。”可为周人心目中的“高祖”提供进一步的线索。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云：“言上无以对远祖，下无以答群臣百姓也。……高祖，太王以上也。古谓前王大行为上宾于天，言在帝左右也，不宾则弗克追配矣。”[18]认为“高祖”指远祖，尤其是武王曾祖——太王（古公亶父）之前的先祖，可见陈逢衡心目中的“高祖”不止一位。《逸周书·世俘解》云：“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武王克商之后，祭祀对象自太王始，此或是陈逢衡以“高祖”为太王以上先祖的依据。

此外，同属《书》类文献的清华简《厚父》云：“惟时余经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乃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19]“高祖”指厚父的远祖，但从“作辟事三后”看，并非单指一人，而是指多位先祖。

《左传》中也出现了2次“高祖”。

《左传》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杜预注云：“孙伯黡，晋正卿，籍谈九世祖。”[20]据此，孙伯黡系晋国大夫籍谈之九世祖，实为远祖。孔颖达疏云：“《世本》云：‘黡生司空颉，颉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谈，谈生秦。’是也。九世之祖称高祖者，言是高远之祖也。郯子以少皞为高祖，意与此同。”[21]可以参看。

所谓“郯子以少皞为高祖”，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郯子语：“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少皞为郯国的远祖。

《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之语：“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韦昭注云：“高祖，庙之先也。”[22]谓“高祖”为宗庙之最先者。

清人阎若璩认为“曾祖之父为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谓之高祖”，[23]不过从《康王之诰》的例子看，曾祖也可能称“高祖”。在《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等两周典籍中，“高祖”的含义虽然不能完全落实，但不难推知的是：“高祖”并不专指某代先祖，它可泛指曾祖及以上的某位或多位先祖；“高祖”亦可特指受命之君（对于诸侯而言便是始封祖）或始祖。两周典籍中的“高祖”并不专指五世祖，顾炎武“高祖者，远祖之名尔”的论断庶几可以成立。郭璞在注《尔雅·释亲》时称：“高者，言最在上。”“高”既就时代之绵远而言，亦就地位之崇高而言。

（二）铜器铭文中的“高祖”与“亚祖”

铜器铭文中的“高祖”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如：

王征（盖），易（锡）冈刧贝朋，用乍（作）朕（高）且（祖）缶（宝）（尊）彝。（冈刧卣，《集成》5383，西周早期）[24]

隹（唯）十又五年六月，大乍（作）（尊）（簋），用亯（享）于高且（祖）、皇考。（大簋盖，《集成》4125，西周晚期）

在上述铭文中，“高祖”或单独出现，或与“皇考”一同出现，身份难以落实。真正引发学者热议的是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村青铜器窖藏所出史墙盘及钟、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所出逑盘。

史墙盘和钟铭文都出自微史家族，其铭文如下：

青（静）幽高且（祖），才（在）（微）霝（灵）处。（越）武王既（翦）殷，（微）史剌（烈）且（祖）廼（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舍）于周，卑（俾）处。叀（惠）乙且（祖）逑（仇）匹氒（厥）辟……亚且（祖）且（祖）辛……害（舒）屖（遟）文考乙公……（史墙盘，《集成》10175，西周中期）

=（桓桓）夙夕圣，追孝于高且（祖）辛公、文且（祖）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用卲（昭）各（格）喜侃乐歬（前）文人。（Ⅰ式钟，《集成》246，西周中期）

曰：不（丕）显高且（祖）、亚且（祖）、文考，克明氒（厥）心。（Ⅱ式钟，《集成》247—250，西周中期）

上述铭文均自“高祖”开始叙述。黄盛璋先生曾指出：“高祖一般指宗庙中的始祖。”[25]“高祖”虽未必是始祖，但它与“皇考”（亡父）分别是距离作器者最近和最远的先祖，在祭典中至为关键。在“高祖”与“皇考”之间，有时还会出现其他先祖称谓，如“亚祖”“烈祖”“文祖”等。

关于史墙盘中的世系，李学勤等先生认为自“高祖”至“文考”，是代代相承的关系；[26]黄盛璋先生则认为“高祖”不一定是“烈祖”的上一代。[27]李零先生认为“高祖”是微氏在商代的始祖，“烈祖”是微氏在周的先祖，与后面的四位先公并不是接叙的关系，[28]曹玮先生从李氏之说。[29]本文赞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即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世系并无隔断。

史墙盘和钟铭文反映的是同一家族的世系。Ⅰ式钟铭文中的“高祖辛公”及Ⅱ式钟铭文中的“高祖”，对应史墙盘铭文中的“亚祖祖辛”；[30]Ⅰ式钟铭文中的“文祖乙公”和Ⅱ式钟铭文中的“亚祖”，对应史墙盘铭文中的“文考乙公”。[31]在史墙盘铭文中，“高祖”为墙的五世祖；在Ⅰ式钟铭文中，“高祖”则是曾祖。可见，即便是同一家族，即便墙与均为大宗宗子，“高祖”的具体所指也不尽相同。虽然“高祖”并不专指某一代先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便是这几篇铭文最先提到的先祖都称“高祖”。

在同一篇铭文中，“高祖”可以多次出现。西周晚期的逑盘（《铭图》14543）铭文记录了逑对历代先祖的追溯，其结构为：

不（丕）显朕皇高且（祖）单公……夹（召）文王、武王达殷……

（越）朕皇高且（祖）公叔，克逑（仇）匹成王……

（越）朕皇高且（祖）新室中（仲）……会（召）康王……

（越）朕皇高且（祖）惠中（仲）盠父……用会卲（昭）王、穆王……

（越）朕皇高且（祖）零白（伯）……用辟龏（恭）王、（懿）王。

（越）朕皇亚且（祖）（懿）中（仲）……匍保氒（厥）辟考（孝）王、（夷）王……

（越）朕皇考龏（恭）弔（叔）……亯（享）辟剌（厉）王……

在铭文中，“皇高祖”共出现了5次。另可参见西周晚期的逑盉（《铭图》14777）铭文：

逑乍（作）朕皇高且（祖）单公、圣考（尊）盉，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铭文亦见“皇高祖”，与父考并提，类似于前引大簋盖所见“用亯（享）于高且（祖）、皇考”。无论是逑盘还是逑盉，单公都是可追溯的最早的“皇高祖”，系七世祖。《说文》云：“皇，大也。”“皇”可以修饰“高祖”“亚祖”与“考”。“高祖”可以是多位，并分别与历代周王相对应，可见其可用来列举始祖而下的历代先祖。[32]这意味着公叔是单公的下一代，新室仲是公叔的下一代，以此类推。从七世祖到曾祖（四世祖），均被称为“高祖”，可见时代较晚的先祖有时也可以被称为“高祖”。在逑盘发现之后，李零先生亦指出“高祖”的概念可远可近，而不限于某先祖。[33]

“高祖”在两周铜器铭文中出现并不多，到了东周就更为少见，主要见于邓公孙无忌鼎、叔夷钟和陈侯因敦：

其用追孝朕皇高且（祖）。（邓公孙无忌鼎，《铭图》2403，春秋早期）

尸（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尃（溥）受天命，伐夏司，败氒（厥）（灵）师，伊少（小）臣隹（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叔夷钟，《集成》285，春秋晚期）

其（惟）因（扬）皇考，高且（祖）黃啻（帝），屎（缵）（嗣）（桓）文。（陈侯因敦，《集成》4649，战国中期）

邓公孙无忌鼎铭文称“皇高祖”，与逑盘、逑盉相同。在叔夷钟铭文中，叔夷称成汤为“高祖”，可与殷墟卜辞以及《尚书·盘庚下》相验证。陈侯因敦铭文将“高祖”追溯到黄帝，不少学者认为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关。[34]在东周时期，人们对先祖的追溯愈加辽远，[35]与西周铭文异趣。春秋以降，旧有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违制立庙和攀附远祖的现象增多。[36]如叔夷、齐威王、郯子等人所称述的“高祖”，便是典型的例子。

吴镇烽先生认为，在商周时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高祖”只是一种尊称，并不是哪一代先祖的专称；“高”与“皇”一样，是对“祖”的一种尊隆之词。[37]“高祖”与“皇祖”自然不是某代先祖的专称，二者的确存在不少交集。同时，“高祖”与“皇祖”并非简单的尊称。铜器铭文中的“高祖”不限于一位，且可专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这与《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诸书所见“高祖”并无不同。“高祖”不能太过晚近，有其下限。最近的“高祖”是曾祖，祖父及父不称“高祖”。朱凤瀚先生认为，“高祖”指上三代以上（含上三代）的男性先人，[38]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朱氏的说法最为稳妥。在传世文献中，也未见反例，前文所提及的《康王之诰》中，周康王所言“高祖”果若是文王，那“高祖”便相当于曾祖；其他例证，“高祖”则要早于曾祖。

“高祖”的问题，还需要结合先秦的宗法制和庙制加以理解。史墙盘中唯一的“高祖”和逑盘中最早的“高祖”，皆在文武时期，在周人克商之后得以授官分封，成为本宗族的建立者。上述史墙盘、钟及逑盘，作器者均为大宗宗子。大宗宗子可遍祭自始祖而下至父考的历代祖先，这是一般宗族成员所没有的权力。[39]“高祖”主要强调的是世代的相对次序，不同的叙述者在追溯先祖时会遵循不同的宗法秩序和时间尺度。在追溯家族世系时，最先提到的都是“高祖”，“高祖”之前不会再列举其他先祖。狭义的“高祖”特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是祭典中最早的祭祀对象。

“亚祖”不见于传世文献，在铜器铭文中亦不多见。史墙盘、钟以及逑盘均见及“亚祖”，此外尚有：

曰：不（丕）显天尹，匍保王身，谏辪亖（四）方，在朕皇高且（祖）师娄、亚且（祖）师夆、亚且（祖）师、亚且（祖）师仆、王父师彪，于朕皇考师孝……（鼎，《铭图》2439，西周晚期）

先且（祖）南公、亚且（祖）公仲、必父之家……用乍（作）朕皇且（祖）南公、亚且（祖）公仲……（南宫乎钟，《集成》181，西周晚期）

综合相关铭文，不难看出：“亚祖”可以紧承“高祖”，也可以紧承其他先祖称谓（如“先祖”“皇祖”）；与“高祖”一样，“亚祖”也可以有多位，从“高祖”以下一直到祖父都可以称为“亚祖”。“亚祖”是相对而言的，史墙盘中的“亚祖祖辛”，在Ⅰ式钟中便成了“高祖”；Ⅱ式钟中的“亚祖”，相当于Ⅰ式钟中的“文祖乙公”。《尔雅·释言》云：“亚，次也。”“亚祖”当指次一辈的先祖。吴镇烽先生已有很好的论述：

鼎铭文一连三个“亚祖”，应该和逨盘一连五代都称“高祖”是一样的，就是连续的三代先祖，也就是从始祖师娄向下的第二、第三、第四代先祖。[40]

韩巍、黄国辉等先生亦赞同此说。[41]“亚祖”可以是如鼎铭文逐一列举“高祖”之后的先祖，也可以是如史墙盘铭文穿插列举某位先祖，并非特指某一代先祖。它与“高祖”一样，更多的是强调世代的相对次序。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指出“高祖”为命氏立族者，“亚祖”则是微史家族这一分支的立族者，[42]曹玮先生亦从此说。[43]朱凤瀚先生曾认为“亚祖”即祖父。[44]杜廼松先生认为“亚祖”有祖父义。[45]谭步云先生则认为，“亚祖”是“祖”的兄弟。[46]现在看来，这些意见尚需修正。

二、“皇祖”考（附论“烈祖”“文祖”）

下面再来讨论两周典籍与铜器铭文中的“皇祖”以及相关的“烈祖”“文祖”。

（一）两周典籍中的“皇祖”

两周典籍中的“皇祖”，主要见于《诗经》《逸周书》《左传》《国语》《仪礼》诸书。

《诗经》所见“皇祖”有：

是剥是菹，献之皇祖（郑笺：皇，君）。曾孙寿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小雅·信南山》）

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孔疏：君祖之先王），式救尔后。（《大雅·瞻卬》）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郑笺：君祖文王），陟降庭止。（《周颂·闵予小子》）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郑笺：君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郑笺：此皇祖谓伯禽也），亦其福女。（《鲁颂·閟宫》）

在《逸周书·祭公解》中，周穆王称文王为“皇祖”：

呜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

清华简亦见及该篇，篇题作《祭公之顾命》，可相参看：

於（呜）（呼），公！縢（朕）之皇且（祖）周文王、剌（烈）且（祖）武王，厇（宅）下（国），（作）（甸）周邦。[47]

《逸周书·度邑解》出现2次“皇祖”，出自周武王之口：

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遗得显义，告期付于朕身。肆若农服田，饥以望获。予有不显，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

庄述祖谓“皇祖，后稷也”，陈逢衡从其说，[48]或承自《诗经·鲁颂·閟宫》“皇祖后稷”一语。

《左传》所见“皇祖”有：

王（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孔疏：昆吾是楚之远祖之冗也），旧许是宅。（昭公十二年）

薛宰曰：薛之皇祖（杜注：皇，大也）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定公元年）

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杜注：皇，大也）文王（杜注：周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哀公二年）

卫太子（卫后庄公）的祷辞，亦见于《国语·晋语九》：

卫庄公祷，曰：曾孙蒯聩，以谅赵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灵公。

《国语·鲁语上》亦见“皇祖”：“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韦昭注云：“皇，太也。”[49]

《仪礼》所见“皇祖”有：[50]

祝曰：孝孙某，孝子某，荐嘉礼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聘礼》）

适尔皇祖（郑笺：皇，君也）某甫。（《士虞礼》）

适其皇祖（郑笺：君祖）某子。（《特牲馈食礼》）

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郑笺：皇，君也）伯某。（《少牢馈食礼》）

此外，《大戴礼记·千乘》云：“方春三月，缓施生育，动作百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晚书《五子之歌》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孔传云：“皇，君也，君祖禹有训戒。”[51]谓大禹为夏人之皇祖。

在以上材料中，有的“皇祖”不明所指，有的则有明确的线索。《诗经·周颂·闵予小子》“念兹皇祖，陟降庭止”，郑玄笺认为“皇祖”指周文王，孔颖达疏延续郑笺的论调，认为“与《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52]《祭公》中的“皇祖”即指文王。《诗经·鲁颂·閟宫》中“皇祖”出现两次，分别是“皇祖后稷”和“周公皇祖”，据郑笺，“周公皇祖”指周公之子伯禽。《左传》中的3例均较为明确，楚灵王所称“皇祖”为昆吾，薛宰所称“皇祖”为奚仲，卫后庄公所称“皇祖”为周文王。

鲁国、卫国王室均是出自周宗室，他们对“皇祖”的认定值得注意。《鲁颂·閟宫》中的“皇祖”出现两次，分别是周人始祖后稷和鲁国始封之君伯禽。卫后庄公所称“皇祖”为周文王，与《周颂·闵予小子》《祭公》相同。但同样是周人，或追溯到后稷，或追溯到文王，并不同调。耐人寻味的是，楚灵王所称“皇祖”为昆吾，而楚人的直接先祖实际上是季连，昆吾只是“伯父”。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皇祖”并不专指某位先祖，可以同时指称多位先祖（如《鲁颂·閟宫》）；“皇祖”可以指始祖（如后稷），可以指受命之君（如周文王），可以指始封之祖（如伯禽、奚仲），也可以指旁系远祖（如昆吾）。就始祖、受命之君、始封之祖的含义而言，“皇祖”似与“高祖”并无大的差别，如周人称文王为“高祖”，又称文王为“皇祖”。

“皇祖”之“皇”该如何理解，过去也有争议。从上引典籍看，旧注对“皇祖”之“皇”的解释主要分为两派：郑玄、孔安国等训为“君”，谓“皇祖”为“君祖”；杜预、韦昭等训为“大”。如果“皇祖”是“君祖”，在某些辞例中并不适用，如周人称后稷为“皇祖”、楚人称昆吾为“皇祖”，便很难以“君祖”来解释。“皇祖”之“皇”应是对某一先祖的修饰语，如前引《说文》“皇，大也”，“皇”有“大”义，言其昭明显赫。“皇祖”并非某一先祖的固定指称，而被称为“皇祖”的先祖通常有重要地位并受到子孙尊崇。

（二）铜器铭文中的“皇祖”“烈祖”“文祖”

“皇祖”多见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一种常见的搭配是与父考连用，作“皇祖皇考”“皇祖文考”“皇祖烈考”“皇祖帝考”“皇祖考”等，如：

中（仲）辛父乍（作）朕皇且（祖）日丁、皇考日癸（尊）（簋）。（仲辛父簋，《集成》4114，西周中期）

用追孝于皇（祖）、皇考。（陈侯簠，《铭三》40588，春秋早期）

其用亯（享）用孝于皇且（祖）、文考。（仲父盨，《集成》4453，西周中期）

单白（伯）生曰：不（丕）显皇且（祖）、剌（烈）考，逑（仇）匹之（先）王。（单伯生钟，《集成》82，西周中期）

其用亯（享）用考（孝）于皇且（祖）、帝考。（仲师父鼎，《集成》2743，西周晚期）

用敢卿（享）考（孝）于皇且（祖）丂（考）。（仲枏父鬲，《集成》746—752，西周中期）

这类似于前引《仪礼·聘礼》的“荐嘉礼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上述“皇祖”，学者多理解为祖父，且学者普遍相信西周时期流行的是祭祀晚近的祖考，与春秋以降追溯远祖的风气不同。由于此类辞例通常不写出祖、考的具体名号，其身份难以详考。即便有具体名号，因史料阙如，祖、考的身份仍难以确知。鄀公平侯鼎（《集成》2771，春秋早期）为我们提供了绝佳例证，铭文称“用追孝于氒（厥）皇且（祖）公，于氒（厥）皇考屖（盂）”，系“皇祖”“皇考”并提的形式，该铭文可与鄀公敄人钟（《集成》59，春秋早期）铭文的“皇且（祖）哀公、皇考公”相对读，可推知公当即鄀公平侯的祖父。[53]具体辞例应作具体分析，至少在某些语境中，“皇祖”的确是可以被用来表示祖父的。

《礼记·曲礼下》云：“祭王父曰皇祖考。”以祖父为“皇祖考”。但从某些材料看，“（皇）祖考”当是“皇祖+皇考”，而非专指祖父。如仲爯父簋（《集成》4188，西周晚期）铭文称“乍（作）其皇且（祖）考遟（夷）王、監白（伯）（尊）（簋）”、禹鼎（《集成》2833、2834，西周晚期）铭文称“朕圣且（祖）考幽大弔（叔）、（懿）弔（叔）”，这里的“皇祖考”或“圣祖考”兼指祖、考。

在有的西周铭文中，“皇祖”显然指远祖，且用法多与“高祖”相当，如“皇祖”之后亦可接“亚祖”，南宫乎钟铭文载：“用乍（作）朕皇且（祖）南公、亚且（祖）公仲。”南公是周初人物，南宫乎则生活于西周晚期，“先祖”与“皇祖”显然不是指祖父。铭文先是称“先祖南公”，继而称“皇祖南公”，可知此处“皇祖”与“先祖”义近。

从前文所举出的《逸周书·祭公解》“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左传》哀公二年“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看，与“高祖”一样，“皇祖”之后可接其他先祖，且“皇祖”之前不会罗列其他先祖。铜器铭文中缺乏“皇祖”之后接其他先祖名号的典型例证，但“皇祖”之前的确不会再列其他先祖。此外，“皇祖”也可如“高祖”那样可用于表示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且同样不是某代先祖的专称，可总括多位先祖（详见下文）。这些现象，都表明“高祖”与“皇祖”之间存在很大的交集。

由此我们来审视新出曾公编钟铭文，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铭文先是称“丕显高祖”，继而提到“淑淑伯括”，发掘者曾指出高祖与伯括并非一人，[54]不过目前学者多认为高祖即伯括。[55]铭文继而提到在康宫接受册命的“皇祖”，铭文的结尾又称“皇祖南公”，[56]“皇祖”与“南公”是相绑定的。由于伯括称“高祖”，南公称“皇祖”，从先祖称谓上看，二者似乎不会是同一人，由此挑战了一些学者将南公等同于伯括的观点。但从本文的讨论看，就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这一层意义而言，“高祖”与“皇祖”并无根本区别，如果伯括便是南公，那么他既称“高祖”又称“皇祖”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皇祖”之“皇”，犹“皇考”之“皇”，均是对先祖考的美称。在上节所引逑盘、逑盉及邓公孙无忌鼎铭文中，“皇”亦可修饰“高祖”。“皇考”“文考”“烈考”义近，“文”“烈”与“皇”一样，均可修饰“考”，[57]亦可修饰“祖”：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尚书·洛诰》）

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逸周书·祭公解》）

余小子思继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逸周书·成开解》）

用亯（享）孝于朕文且（祖）。（叔樊鼎，《集成》2679，西周晚期）

丞衎烈祖，以洽百礼。（《诗经·小雅·宾之初筵》）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诗经·鲁颂·泮水》）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诗经·商颂·烈祖》）

用乍（作）朕剌（烈）且（祖）幽中（仲）益姜宝（簋）。（宰兽簋，《铭图》5376、5377，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的柞伯鼎（《铭图》2488）铭文云：“諆（其）弗敢（昧）朕皇且（祖），用乍（作）朕剌（烈）且（祖）幽弔（叔）宝（尊）鼎。”“皇祖”与“烈祖”前后对言，二者义近。

“文”“烈”亦有显赫之义，与“皇”义近。但这些称美之词仍有微妙差异，如张再兴先生便曾根据金文材料指出“皇”与“文”在尊敬程度上有轻重之分，或修饰对象有地位高低的区别，“皇”的程度似乎更加深些。[58]前引《左传》哀公二年及《国语·晋语九》“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皇祖”的地位便高于“烈祖”“文祖”，与“高祖”更为接近。杜预注云：“皇，大也；烈，显也；继业守文，故曰文。”[59]韦昭注云：“皇，大也；烈，显也；文，言有文德也。”[60]《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诗经·周颂·雝》云“既右烈考”，郑玄笺：“烈，光也。”[61]“皇”“烈”“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许多场合，“皇”与“文”“烈”的区别并不大。如“文祖皇考”“文祖文考”同于“皇祖皇考”：

用亯（享）于文且（祖）、皇考。（晋侯簋，《铭图》5051—5053，西周中期）

兑乍（作）朕文且（祖）乙公、皇考季氏（尊）（簋）。（兑簋，《集成》4168，西周晚期）。

用（夙）夕追孝于朕文且（祖）日己、朕文考日庚。（甗，《铭图》3360，西周中期）

“文祖考”同于“皇祖考”，如：

用乍（作）朕文且（祖）考宝（尊）（簋）。（卫簋，《集成》4209—4212，西周中期）

用卲（昭）洛（格）朕文且（祖）考。（大师虘豆，《集成》4692，西周中期）

类似的还有“烈祖考”“烈祖文考”，如：

不（丕）显朕剌（烈）且（祖）考明。（虎簋盖，《铭图》5399、5400，西周中期）

剌（烈）且（祖）、文考。（史墙盘，《集成》10175，西周中期）

甚至“皇”“文”“烈”可以连用：

用康惠朕皇文剌（烈）祖考。（㝬簋，《集成》4317，西周晚期）

用乍（作）朕皇文考益白（伯）宝（尊）（簋）。（牧簋，《集成》4343，西周中期）

用亯（享）于其皇文（祖）考。（簋，《铭图》5138，西周晚期）

“皇祖”“文祖”“烈祖”均非特指某一先祖，在同一语境中，可出现多位，如：

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逸周书·世俘解》）

师自乍（作）朕皇且（祖）大（太）公、（庸）公、公、鲁中（仲）、（宪）白（伯）、孝公，朕剌（烈）考……□龢钟。（师钟，《铭图》15266，西周晚期）

乍（作）皇且（祖）益公、文公、武白（伯），皇考龏（恭）白（伯）彝。（簋，《集成》4153，西周晚期）

师丞肁（肇）乍（作）朕剌（烈）且（祖）虢季、公、幽弔（叔），朕皇考德弔（叔）大（林）钟。（师臾钟，《集成》141，西周晚期）

前文提到，两周典籍被称为“皇祖”的先祖通常有重要地位并受到子孙尊崇，如若分析铜器铭文中身份较明确的“皇祖”，可进一步验证这一点。在一些西周铭文中，“皇祖”或“烈祖”可表示始封之祖或始祖，而非祖父，如：

毕白（伯）克肈乍（作）朕不（丕）显皇且（祖）受命毕公彝。（毕伯克鼎，《铭图》2273，西周晚期）

禹曰：不（丕）显=（桓桓）皇且（祖）穆公，克夹（召）先王，奠亖（四）方。（禹鼎，《集成》2833、2834，西周晚期）

（越）武王既翦殷，（微）史剌（烈）且（祖）廼（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舍）于周，卑（俾）处。（史墙盘，《集成》10175，西周中期）

用乍（作）朕剌（烈）且（祖）（召）公尝（簋）。（六年琱生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

在春秋时期的铭文中，详述“皇祖”的功绩似乎成为时代风气：

隹（唯)十又（有)一月乙亥，戎生曰：休辝（台)皇且（祖)（宪)公，=（桓桓)趩=（翼翼)，启氒（厥)明心，广巠（经)其猷，爯（称)穆天子㳄霝（灵)，用建于兹外土，（遹)（司)（蛮)戎，用倝（榦）不廷方。（戎生编钟，《铭图》15239、15240，春秋早期）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且（祖）（唐）公〔膺〕受大命，左（佐）右（佑）武王，（教）（威）百䜌（蛮），广（辟）四方，至于不廷，莫不□□。（晋公盆，《集成》10342，春秋中期）

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责（绩）。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坏。严龏（恭）夤天命，保（乂）厥秦，虩（赫）吏（事）䜌（蛮）夏。（秦公簋，《集成》4315，春秋中期）

上述“皇祖”，与曾公编钟铭文中的“皇祖”一样，因辅佐周王有功而受到册命，或受天命而肇建晋国、秦国，或“建于南土”“建于兹外土”，皆为始封之祖或始祖。在周王室衰微的大背景下，诸侯国各自主张先祖受天命，宣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先祖的勋绩也便值得大书特书。此类“皇祖”，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时也被称作“高祖”，详见前文的讨论。

    总之，“皇祖”可表示祖父，也可以表示远祖。“皇祖”与“高祖”多有交集，但“高祖”似不能表示祖父。

三、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在《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等两周典籍中，“高祖”可指一位或多位不晚于曾祖的先祖，亦可专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铜器铭文中的“高祖”与两周典籍的记载大致相当。“高祖”之前，不会再列其他先祖。

二、“亚祖”指次一辈的先祖，并非特指某一代先祖，可多次出现，它与“高祖”一样，更多的是强调世代的相对次序。

三、在《诗经》《逸周书》《左传》《国语》《仪礼》等两周典籍中，“皇祖”并非某一先祖的固定指称，但被称为“皇祖”的先祖通常有重要地位并受到子孙尊崇。“皇”训“大”，是对先祖的美称。

四、铜器铭文中的“皇祖”可指祖父（“高祖”则不见这一用法），亦可指一位或多位祖父以上的先祖。“皇祖”与“烈祖”“文祖”等义近，均是对某一重要先祖的美称，与两周典籍相一致。在一些语境中，“皇祖”的地位较“烈祖”“文祖”高，并与“高祖”多有交集。与“高祖”一样，“皇祖”亦可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曾公编钟铭文中同时出现“高祖”与“皇祖”，二者或是同义替换的关系。

此外，“高祖”“皇祖”“亚祖”“文祖”“烈祖”等先祖称谓在不同材料中的分布特点也值得注意，兹列表如次：[62]

表1 “高祖”“亚祖”“皇祖”“文祖”“烈祖”等先祖称谓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用例分布

“高祖”一词的使用相对较早，在殷商卜辞以及西周早期铭文中便已出现。不过铜器铭文中的“高祖”例子并不多，西周中晚期相对集中，东周时期也有数例，总体上趋于衰微。“皇祖”之称，最早见于西周中期的铭文，在西周中期后段及晚期颇为常见，春秋时期有一定延续，战国时期仅见个例。“文祖”出现较早，见于西周早期，春秋中晚期多见。“烈祖”和“亚祖”可上溯至西周中期，用例相对较少。“亚祖”“文祖”“烈祖”到了东周时期，已经趋于消失。

在传世文献中，“高祖”和“文祖”见于今文《尚书》，不见于晚书；“烈祖”仅见于《说命下》《微子之命》《伊训》，“皇祖”仅见于《五子之歌》，均见于晚书，不见于今文《尚书》。在今文《尚书》的“商书”中，仅见“高祖”，甲骨卜辞亦见“高祖”。《诗经·商颂》中的“烈祖”，不见于目前所知的商代和西周早期材料。这些现象，可为我们认识今文《尚书》与晚书用词的差异以及《尚书》《诗经》各篇的成书年代提供线索。

附记：评审专家就本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1YBB04）的阶段性成果。

[1] 曹玮《“高祖”考》（载《文物》2003年第9期；另收入氏著《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与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载《考古》2006年第12期）二文已就“高祖”“亚祖”的问题做了较好的总结与讨论。本文赞同吴氏关于“亚祖”的认识，至于“高祖”，本文的观点与曹、吴二氏皆有所不同。“皇祖”“烈祖”“文祖”等先祖称谓，论者对其关注则相对不足。

[2] 郭长江等：《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

[3] 参见陈民镇：《钟铭所见曾国早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0月19日第4版。

[4]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二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3页。

[5]《礼记正义》卷三二《丧服小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95页。

[6] 《尚书正义》卷九《盘庚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页。

[7]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外国通信员编辑员助理员共撰：《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336页。

[8]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5页。

[9] 黄国辉：《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10]《尚书正义》卷一九《康王之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4页。

[11]《尚书正义》卷一九《康王之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4页。

[12] 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五《顾命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7页。

[13]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二六，《续修四库全书》第46册《经部·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2-263页。

[14] 曾运乾：《尚书正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74页。

[15] 朱彬：《经传考证》卷一三六三，阮元编：《清经解》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703页；于鬯：《香草校书》卷八《书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1页。

[1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75页。

[17] 廖名春：《先秦〈尚书〉“顾命”释义》，《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孟蓬生：《〈尚书〉“寡命”新证》，《民俗典籍文子研究》第2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8-245页。

[1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度邑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页。

[19]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0页。

[20]《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78页。

[21]《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78页。

[22]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3页。

[23]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四下，《清代诗文集汇编》1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24] 除特别说明，本文所引铜器铭文均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与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以下分别简称“《集成》”“《铭图》”“《铭续》”“《铭三》”。释文参酌其他学者及笔者的意见。

[25] 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26]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27] 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28] 李零：《重读史墙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2-57页。

[29] 曹玮：《“高祖”考》，《文物》2003年第9期。

[30] 在豐卣（《集成》5403）、豐尊（《集成》5996）铭文中，他又被称作“父辛”。此人即作册旂尊（《集成》6002）、作册旂觥（《集成》9303）、作册旂方彝（《集成》9895）诸器中的“作册旂”。

[31] 此人相当于豐卣、豐尊中的“豐”。

[32] 曹玮：《“高祖”考》，《文物》2003年第9期。

[33] 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

[34] 赵燕姣：《也谈陈侯因敦铭中的“高祖黄帝”》，《东岳论丛》2019年第11期。

[35] 晁福林：《试论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36] 杨坤：《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21页。

[37] 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考古》2006年第12期；吴镇烽：《鼎铭文考释》，《文博》2007年第2期。

[38]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63页。

[39] 杨坤：《论西周金文所见“宗子主祭”》，《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40] 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考古》2006年第12期；吴镇烽：《鼎铭文考释》，《文博》2007年第2期。

[41] 韩巍：《重论西周单氏家族世系——兼谈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问题》，朱凤瀚主編：《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黄国辉：《商周亲属称谓讹演变及其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42] 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臧振华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下册第651-676页；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 2006, p. 65。

[43] 曹玮：《“高祖”考》，《文物》2003年第9期。

[44]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663页。

[45] 杜廼松：《论西周金文父祖宗辈分称谓》，《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3期。

[46] 谭步云：《氏诸器字考释——兼说“曾祖”原委》，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8页。

[4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74页。

[4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度邑解》，第507页。

[49]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65页。

[50] 《仪礼》一书中的重复辞例，在此不一一列举。

[51]《尚书正义》卷七《五子之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6页。

[52]《毛诗正义》卷一九《闵予小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8页。

[53] 参见张志鹏、尹俊敏：《南阳市博物馆藏上鄀太子平侯匜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20年第4期。

[54] 郭长江等：《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

[55] 黄益飞：《南公与曾国封建》，《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田成方：《曾公钟铭初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4期；朱凤瀚：《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陈民镇：《曾公编钟铭文补说》，《汉字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

[56] 田成方先生认为，这里的“皇祖南公”涵盖高祖伯括在内，曾公钟铭显示的宗庙祭祀对象包括了曾公之前所有的曾国先君，见氏撰《曾公钟铭初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4期。“皇祖”可以总括多位先祖，但此处明言“皇祖南公”，只能是就南公一人而言。

[57] 与“皇”“文”“烈”义近的还有“圣”“昭”等。“圣祖”或“圣祖考”见于师鼎、师訇簋、柞伯鼎、禹鼎、卌二年逑鼎、逑盘等。另有“圣考”，见逑盉。“昭考”见于《诗经·周颂·雝》《诗经·周颂·访落》《逸周书·祭公》《国语·晋语九》以及班簋铭文。稍有不同的是“帝考”之“帝”，此处“帝”当与嫡庶之“嫡”有关，参见陈絜《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58] 张再兴：《“文”、“皇”考辨》，《中国文字研究》第9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00-107页。

[59]《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7页。

[60]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51页。

[61]《毛诗正义》卷一九《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6页。

[62] 材料主要依据吴镇烽先生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三书。出自同一器主、器形相同、内容相同的铭文，只统计一次。在同一件器物中，某一先祖称谓不止出现一次，仍作一次统计。个别时代不明确的器物，未计入统计。

原载《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编辑 | 刘晓晗

审核 | 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