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两中》的治政思想与夏初历史
石小力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副教授
清华简《两中》残损严重，简长约45.8、宽约0.5厘米，三道编绳，简背有划痕。经编联复原，原有竹简88支，现存87支，是清华简中的又一篇长篇竹书（图一）。按照竹节形制不同，本篇竹简可分为6个编联组，分别是简1-18、简19-29、简30-42、简43-63、简64-69、简70-88。其中，第39简为缺简。
图一 竹简1-4.《两中》简4-7 竹书主体部分拟托两中与夏启的对话，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之道，故据以名篇为《两中》。竹书以夏朝初定为背景，夏启向两中征询治国安邦之道，两中指出要秉持中道，顺从五章，遵循九德，效法天则来治理国家，指导夏启恪行德祀，治狱行政，四时行事，要避免邦家安定后的种种负面行为，并言及夏启取代伯益的历史。本篇的拟托手法、结构内容等都与清华简《参不韦》篇类似，二者可以合观。简文涉及夏朝初期的历史传说和上古政治思想等内容，是一篇重要的先秦佚籍。简文开篇言：夏后奠卣，庶灵因固，九德溥扬。两中乃入，格于有河。三年，在日乙丑，两中或降，格于有夏。（简1）这是本篇竹书夏启和两中对话的背景，夏朝建国初定，众神安定，九德大扬，两中降临，至于有河。过了三年，乙丑之日，两中再降，来到有夏。夏启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他是大禹之子，相传大禹命伯益继位为王，大禹死后，伯益推让，退隐箕山，于是启继承王位。简文对夏启的身份也有说明，是“高阳之孙，而禹之元子”（简13），与文献记载相合。“两中”则是首见，简文又尊称为“天中”，是圭中和祥中两位人物的合称：珪（圭）（中）乃进，左执玄珪（圭），右执玄钺，以宾于后所。羕（祥）中乃进，左执瑞，右执黄鈇（斧），以从珪（圭）（中）。（简3、4）珪，后文多作“圭中”。圭中和祥中两位人物未见于文献记载，与《参不韦》中的“参不韦”类似，应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治政理念而构拟的人物。圭中之“圭”，疑源自“执玄圭”，而“羕中”可读作“祥中”，祥中之“祥”疑源自“左执瑞”。《论衡·指瑞》：“王者受富贵之命，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1]故“瑞”可指祥瑞。两中名字中皆有“中”字，中即不偏不倚，平衡地思维与行事，亦即中国传统的中道思想，也是两中向夏启传授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在夏启取代伯益即位时，上帝云“今尔尚固秉天中”（简16），要求夏启要牢牢秉持天之中道。中道思想体现在两中传授给夏启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祭祀方面，两中指出：“斋宿必以节，牺牲必从其吉，威仪而毋失，是谓大吉。”（简20、21）斋宿，本来指祭祀前的沐浴更衣、整洁身心，简文泛指祭祀之事。祭祀要符合节度，牺牲要选用吉祥之物，祭祀中要保持威仪，这称作大吉。祭祀仪礼符合节度，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这正是中道思想的体现。刑狱方面，圭中指出：“后，唯狱时（疏），夫上帝祗中，而爱彼无祜 （辜），夫私讼之于上，执成其无舍。”（简29）治理狱讼，要坚持“疏”的原则，要爱护无罪之人，对于不遵从诉讼程序，私自诉讼于上的人，则不能予以赦免。“因以天（则），审正明型，而加诸残贼，毋凶于良。”（简65）要根据天道，审慎地制定明型，施加于残贼之人，不要施于良善之人。中，即公平正义，这是治理刑狱诉讼古至今坚持的原则。在西周金文中，这个原则就经常出现。如牧簋：“雩乃讯庶有讼，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型）。”（《集成》04343）《吕刑》等《尚书》文献都将刑律称为“中”，《逸周书·尝麦》也把刑律称为“中”。这体现了“中”，即公平公正是刑狱要坚持的最高原则。政事方面，也要遵从“中”的原则。简文曰：“后，凡彼庶政，或级（急）或（），则庶民以。其级（急）则凶，其（）亦凶，是谓不从，则非天之二常。级（急）（）相称，而小大相得，民乃不，百姓乃服，是谓先功，天中之则。”（简45、46）各种政事，有急有缓，急缓不同，就会导致庶民惑乱。急政和缓政都是凶险的，庶民不会听从，这不是天之常道。缓急相称，大小相得，老百姓才不会迷惑，才会服从，这称作“先功”，符合天之中道。总之，两中的命名及其治政思想，体现了中道思想。将“中”看作治政的最高理念，并非《两中》独有。在清华简其他文献中，屡见中道思想。如《保训》所载周文王临终遗言，其核心即对“中”的继承[2]。《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楑（揆）中水衡”，体现的也是“中”的思想[3]。《五纪》开篇导致洪水混乱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其有中”，导致“乘乱天纪”，《五纪》的“中”，不仅代表最高理念，还作为具体德母，也是行为方式[4]。《参不韦》中上帝命参不韦授予夏启“五刑则”，“五则曰中”，其核心就是“中”。[5]《两中》是中道思想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两中传授的治政思想还充满着浓厚的五行色彩，这与《参不韦》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上帝在夏启即位之时就教导夏启要遵从五章：“今尔尚固秉天中，而□从五商（章），毋毁九德，是唯天常。”（简16）五商，读为“五章”，由简26“天降五商曰：青、赤、白、黑、黄”可知，“五章”即“五色”。遵从五色，是治国的一个根本原则。在《参不韦》中，“不章五色”是导致洪水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显五色唯文”则是上帝治理洪水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显示了五色是治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如果不遵从五色的规律，则会导致治政的混乱，如简文曰：“其商（章）之失，则比且（扰）。”（简27、28）五色的配合如果处理失当，会导致权臣勾结与政事混乱。夏启还向两中询问四时行事：启或言曰：皇[天]不渝，而上帝固向，=（亢亢）四维，浚（洵）其有商（章），春夏秋冬，各即（次）其行，吾不知天事，尚告我四尚（常）。（简49、50）两中详细回答了四季运行的法则和所宜之事，如春三月：圭中曰：后，贞春三月，草木皆生，百神服御，句余芒为正，皇皇上帝，乃在玄天，爰会德祀、斋宿、牺牲，帝朝监民，甲乙焉灵。后，汝斋是日斯，是谓共（恭）天。其在命大吉，是谓考终于年。（简50-52）在圭中对春三月的介绍中，依次包括了草木、百神、对应的四神、上帝的位置、宜忌之事、上帝监民的时间、对应的天干等，这些内容与五行关系密切（表一）。《两中》关于四时的运行，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文献所反映的五行相配，大部分是一致的。如《礼记·月令》记载春三月：“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6]但与传世古书相比，简文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如根据五行相配的原则，春对应青，秋对应白，但简文春配玄，秋配黄，有可能是楚文化的反映”。[7]《两中》将一天分为“朝、宵、昼、夕”四个时段，则见于楚帛书《四时》篇：“思（使）有宵有朝，有昼有夕。”[8]简文还列举了邦家安宁之后如果大兴土木，如“益大其畿”“周大邦履”“周高邦墙”“益巨其市”“益巨其朝”“大造纪兵”等行为，就会导致“邦国不平”“邦国不保”等，故需要极力避免。夏启取代伯益为王，是夏初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转变。但是夏启取代伯益的过程，由于去古遥远，在战国时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截然不同的记载，一种以《孟子》为代表，认为是和平的转让[9]。孟子通过讲述尧舜禹相传的历史来颂扬禅让制度，在谈到大禹传位时，仍然采用禅让制，传位于伯益，但是由于“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天下之民都从启而不从益，因此，大禹死后，启继承了王位。《史记·夏本纪》沿用了孟子的说法[10]。另外一种是武力夺取，认为夏启是通过武力夺取了伯益的王位。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11]《史记·燕召公世家》：“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12]上博简《容成氏》简33、34也有类似的记载：“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13]在《两中》中，圭中在向夏启传授治国理政之道之前，专门谈到了天帝选定启作为“下国王”的经过：后有夏，余方告汝，乃皇天上帝、山川溪谷百神皆次，会繁而格于玄天。帝曰：“来，尔格，汝百神。余欲降胄于下，以承主皇天，及山川百神，吾以为百姓伯，而原庶民之作，则如台?"乃山川百神皆魄一气，乃拜手稽首曰：“吁哉，纯畴乃状。”后帝允若会□，唯帝之常。帝曰（由）员乃我志。帝乃言：“自乃朕胄，山川百神之胄，及日月星辰之胄，唯休荐之用，而能为下国王。”山川百神曰：“允哉乃状。”句余芒乃言曰：“畴，后帝，尔次格庶胄，曰唯休若之用，则唯高阳之孙，而禹之元子，乃唯主斗亥之德，祗祗恭敬，而恪事皇天，虔秉九德，而不凶于常，齐齐唯志，申崇其有皇，秉心大宏，其能为下国王。”帝曰：“幽悠哉乃状。”帝乃命大赤命启于枳山之阳，曰：“恭肃化益，乃代之为王。今尔尚固秉天中，而□从五章，毋毁九德，是唯天常。”（简7-16）上帝召集山川百神来商议继承人，人选的范围是“自乃朕胄，山川百神之胄，及日月星辰之胄”。句余芒推荐“高阳之孙、禹之元子”，即启作为继承人担任下国王。理由是夏启能够秉持斗亥之德，恭敬不懈，敬事皇天，秉持九德，不乱于常，恭肃其志，申崇皇天，持心广大，具有良好的品性。上帝于是使大赤在枳山之阳任命启担任下国王。大赤，疑是赤帝祝融。枳山，即箕山。《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14]化益，即伯益。《汉书·律历志上》：“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颜师古注：“化益即伯益。”[15]《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16]启取代益为下国王，圭中认为这是天帝的旨意，而原因则是启德行贤良，这与《孟子·万章上》“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17]是一致的，这一观念可能受到了战国中期禅让思想的影响。《两中》是清华简中的又一篇长篇竹书，拟托两中与夏启的对话，宣扬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涉及夏启取代伯益的历史传说，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夏朝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附记：本研究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支持。
注 释
[1] 黄晖《论衡校释》，第747页，中华书局，1990年。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
[3] 李均明《清华简所见“癸中”的理念与神灵》，《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中西书局，2021年。
[4] 曹峰《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江淮论坛》2022年第3期。
[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中西书局，2022年。
[6]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2929、2930页，中华书局，2009年。
[7] 贾连翔《清华简〈两中〉神祇人物探论》，《文物》本期。
[8] 李零《子弹库帛书》，第64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9]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第5955页，中华书局，2009年。
[10]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83页，中华书局，1959年。
[11]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340页，中华书局，1998年。
[12] 《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第1556页，中华书局，1959年。
[1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 2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 同[10]。
[15] 《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第978、979页，中华书局，1962年。
[16]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615页，中华书局，2009年。
[17] 同[9]。
原载《文物》2024年第10期，引用请据原文。
排版丨马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