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许这才是社会发展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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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谈到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世界。
工商界接受这样的经济学观念，用尽手段刺激人们消费欲望，通过大量的媒体广告宣传、影视文艺作品等的渲染，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追求奢华而非平实。
原本平凡的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看病，也都被贴上了各种奢华标签，让人们不断互相攀比追求，于是人人都感到生活代价很高，活得很累，前途迷茫。
正所谓：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生存下去那么艰辛，以前贫穷的时代也没这么艰辛啊，特别是大学毕业到城市生活扎根的年轻人，为了生活要拼命赚钱，却发现靠自己打工再怎么努力都是一无所有。
国家开放了二胎政策，可是很多人不敢生，怕养不起。想当年那么穷，我外婆还生养了7个孩子，都能养大成人。今天怎么就还不如五六十年代呢？
与此同时，刺激大众过度的消费不仅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造成了社会物资的大量浪费。
自然资源在这数十年的疯狂消费中，迅速耗竭，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无数的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虚荣心消费从而濒临灭绝。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就算知道了这些，又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
大势所趋之下，也许换条路走走不容易。但这已注定是一条绝路了。
如有什么仅存的一线希望，那么我们要回头看看中国的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汉民族，而汉族的这个称呼来自历史上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汉朝。汉朝为什么能强大鼎盛，他的经济学思想走的是哪条路线？
秦朝统一天下以后，根本没有好好搞经济建设，一直都是收刮百姓，劳民伤财。秦亡之后，楚汉之争又打了好几年的仗，汉初又闹外戚篡权——“诸吕之乱”。
用今天的话讲，汉朝初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危机时刻，汉文帝刘恒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相信大家已经想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的时代，国家社会在中央政府正确的领导下，短短41年时间，被建设成一个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的治世。
而“文景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大一统王朝创立以后的第一个太平盛世。
那文景之治使中国社会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且看史书记载：
《史记·平淮书》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七十年来，国泰民安。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无数的钱散在那里，多得无法计算；粮仓丰满起来了，一年年堆积，粮食多的粮仓都放不下，堆到外面，导致腐烂而没法吃了。
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而文帝和景帝生活非常节俭谦卑，以圣贤的文化教育要求自己和文武百官，五六十年间，社会风气大改，老百姓淳朴善良。
文景时代的社会风气之淳朴，政治之清明，人民之安居乐业，能比得上儒家理想政治的周文王周武王时代。
《资治通鉴·卷十五》:"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天下太平，家家衣食充裕，人人生活富足。后来的时代，很少能赶得上它。这是宋代司马光的评价。
讲到这里，我们要去寻找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思想，以寻求今天社会发展需要的答案。
文帝景帝时代是用什么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历史上的记载是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汉文帝尊崇黄帝和老子的学说，以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思想。
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尊重自然的规律，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
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正是这三宝，成就了文帝景帝的治国大业。
“慈”体现在对农民的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
“俭”体现在汉文帝以身作则，厉行节约。
汉代已有布鞋，但草鞋是最经济的，于是汉文帝穿草鞋上殿办公，龙袍穿久了破了就打上补丁;当了23年皇帝，没盖过宫殿，没修过园林，没增添车辆仪仗，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一只，文帝提倡节俭，并要求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扰民。
在他继位的第二年，他就责成审计部门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畜力划拨到驿站。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宫殿是旧的，不再装修;苑林很小，不再扩建。当时的宴游之所，地方不够用，需要再建一个露台，但他一看预算，需用“百金”，眉头就皱了起来，说:“这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太奢侈了，不建了。”
汉文帝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不当收藏家，不消费这些奢侈品。
老子的第三宝“不敢为天下先”，也就是“谦”德。汉文帝继位之初，正是以谦卑的德行，稳定了政局，赢得了众臣的信任拥戴。文景二帝十分重视有识之士，积极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
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
【随着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底层老百姓是雨露阳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
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先富不仅没有带动后富，还在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
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
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安定，文景二帝开始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汉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一系列建议。】
社会稳定发展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批特别富有的人，当年被称为豪强，今天被称为土豪、资本家，他们也许依靠自己的努力，也许依靠投机的手段，或者本身就是官二代，有政治背景。这些人有了钱以后，却没有文化修养，就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以此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其他人也向往这样的生活。
这些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他们能滚雪球一样使社会财富不断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以至于对底层劳动人民进行层层的剥削。
在汉文帝时代，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国家政策虽然对老百姓很好，但是老百姓没钱，都被豪强们以各种方式收刮了。
晁错根据《道德经》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
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
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对于有钱有势之人违法，景帝采取了最严厉的惩罚。
因为这些豪强之人不严惩，不严加管教，他们无法无天，是社会动乱的祸源。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
于是，渐渐地社会风气大为改善，民风淳朴，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打击豪强并不是所有的富有之人都打击，而是打击不法分子，打击仗势欺压百姓之人，打击搞坏社会风气之人。
富有之人应当遵守法律，不偷税漏税，不欺压百姓，品行高尚，高风亮节，以财富彰显地位，影响世道人心趋向善的一面。
如此才是值得尊重的贵族。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始终把文化教育放在第一位，治世帝王首先是讲究个人的品行修养，以此影响家人，文武百官。稳定人心，巩固政权。
然后以政治权力来为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做出适当的调控，关注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人为了财富不择手段，违法乱纪，鼓吹奢侈生活方式等等，需要政治调控。
如此经济发展才不至于扰乱人心，变成老百姓新的负担，动摇文化的根基。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是最上层是圣贤文化教育、第二层是政治权力调控，第三层才是经济发展，最后又回归文化教育。如此，才不至于迷茫。
这和现代西方文化有着天壤之别，西方首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最后是文化，这就引导了一切向“钱”看的风气。
美国是最典型的案例，有钱人去参选总统，或者总统受到大资本家财团的支持而上台，然后他的政治举措就是维护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的利益就是挣更多的钱，所以一切的文化宣传，文艺节目，乃至科研结论都有他们商业目的的影子。
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攀比永无止尽，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
许多人因为没有真正的文化，以物质财富衡量一切，于是在不断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沦为新的奴隶。
由此看来，人类真正的希望在中国，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我们的历史文化精神，是拯救这个时代的甘露妙药。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今天的执政党，我认同这样的看法，但是更深一层次的认识是：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马哲世界观与儒释道世界观相差甚远，但利益大众的价值观却是空前的一致。
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而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那么多主义来到中国，最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胜利的原因。
任何一个主义来到中国，要融入这个民族，都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相信将来的中国人会有足够的勇气，把文化思想置于政治之上，以追求真理、服务全人类的态度加以进一步探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脉会被再度打通。
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勤俭持家，俭朴节约的思想深入民心。铺张浪费，追求奢华生活在文化昌盛的时代是可耻的。
这种思想也同样在古代政治学中被重视。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
治理国家的方法，以让老百姓富有为开始，让老百姓富有的关键，在于营造节约和俭朴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也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但是在集体向钱看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倡节俭。有的人甚至认为节俭会导致经济倒退。如果人人都浪费，就可以多买东西，多买东西就可以刺激生产，那么GDP的数字就会更好看。
譬如为了追求GDP，有的地方政府会刻意拆房子，卖土地，造房子。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人为的巨大浪费，最后被增加负担的是底层人民和自然资源。
《朱子治家格言》上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崇尚简朴生活的风气，就没有正气。这是真正的乱源。正所谓形势大好，人心大乱。
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只有静下心来才可能体会到。
诸葛亮《诫子书》上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静下心来才能谈修身，过俭朴的生活才能长养德行。淡泊欲望才能有大的志向，集中心力方能实现远大目标。
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中国梦）
暂且汇报至此，未完待续~若有些许共鸣，敬请期待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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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者 | 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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