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该获得诺奖，却成了汽车店司机：人际关系、基金和命运对学者的无情嘲弄

图片来源：Bryan Bacon/The Huntsville Times

撰文 Yudhijit Bhattacharjee

翻译 李杨

审校 张梦茜

编辑  魏潇

得知他曾经的同事赢得了科学界最伟大的荣誉时，这位荧光蛋白基因的发现者正驾驶着一辆小客车。他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的一家本田汽车销售店铺做客户的免费接送服务，以此为生。

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旁观者

2008 年 12 月，道格拉斯·普拉舍（Douglas Prasher）跟汽车店请了一周的假，去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这是他和妻子吉娜多年来第一次度假。颁奖礼当天，他穿上了一套租来的、所有男性参会者都要穿的燕尾服，还有一双从亨茨维尔商店借的皮鞋。

在诺贝尔晚宴上，普拉舍坐在悬挂于七层楼高的天花板上那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下，尝到了第一口他 30 年来梦寐以求的餐后甜酒。当服务员把酒倒进杯子里时，他问是否可以把瓶子放在桌上，却被服务员拒绝了。她告诉他这剩下的酒是工作人员打算晚点偷偷喝掉的。他想，汽车店的朋友们会喜欢这个故事的。

如果没有生物学家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生物化学家钱永健（Roger Tsien）的资助，普拉舍的诺贝尔之行不可能实现。这两位不仅邀请了普拉舍和其妻子，还为他们的机票和酒店买了单。

马丁·查尔菲，钱永健，以及有机化学家、海洋生物学家下村修（Osama Shimomura）获得了 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这三名科学家分享了研发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的荣誉和 140 万美元奖金。GFP 是一种能使某些水母发光的分子。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科学家便广泛使用 GFP 作为研究生化过程的示踪剂。别看它的名字听起来很普通，GFP 的发现使得各种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内部世界的大门都以前所未有的细致程度向我们打开。

如果命运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普拉舍可能就不会作为客人来参加典礼，而是作为一名获奖者了。20 多年前，在马赛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不是别人正是普拉舍克隆了 GFP 基因。那是他还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家。这一重大进展，是使得 GFP 得以在水母之外的生物体中表达、并且作为示踪剂的第一步。

普拉舍曾设计过一个实验，观察 GFP 基因是否能使转基因细菌发光，但他没能将此实验实施。1992 年，当他准备离开伍兹霍尔，寻找一份新工作的时候，他把基因给了当时的同事查尔菲和钱永健。他们继续了他的研究，并使 GFP 及其异构体成为了强大的研究工具——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业由此建立起来。

普拉舍是第一个产生这个想法的人。但他未能将之变成现实。                                                 

如果 GFP 从一个不起眼的蛋白质转变为生物学的北极星是科学史上一个典型的成功故事，那么普拉舍从伍兹霍尔到丰田汽车店的人生旅程就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失败。他的消失让我们得以一窥现代科学研究中，究竟什么才能让我们蓬勃发展——导师、人际关系和获得经费的能力，有时与天赋和智力同等重要。

这其中少不了运气。在科学领域探索，就和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样，微小的潜在变量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DNA序列中的一个错位碱基就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是患病。指向成功或失败的道路，很多时候仅有毫发之差。

发光的水母

普拉舍出生于 1953 年，蓄着一把飞扬的掺着灰色的胡子。他身高六英尺，有个他十几岁的儿子常拿来开玩笑的大肚子。一个闷热潮湿的周五下午，我去丰田汽车店拜访他。一排排新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系在车上的气球在微风中优雅地飘动。普拉舍在灰扑扑的服务中心外迎接我。他穿了一件蓝色的高尔夫衬衫和卡其色长裤——公司的统一制服。免费接送小客车停在入口对面。他眯了眯眼睛，调整了帽子，领着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后面的修车行，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些同事。“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乡下人”，他笑着说。

唐尼，一个留着山羊胡和戴着金色小盒挂坠的中年男子，正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前照灯下弯着腰。他站起来，咧嘴笑着把他双那发黑的手伸向我。“我们一直在教普拉舍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他说。另一名修车行的工人吉姆列出了他们教给普拉舍的一些东西，比如“山牡蛎”（猪睾丸），油炸月亮饼，还有Goo Goo Cluster（美国的一种糖果）。我问是否普拉舍也教给过他们什么东西，比如DNA。“DN什么？”吉姆微笑着问道。这句话逗得普拉舍咯咯直笑。他平时就是一个对一切都有着讽刺又朴实的态度的人。

普拉舍出生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和外祖父在一家叫做好年景的（Goodyear）轮胎工厂工作。大学期间，他也在工厂实习了一个暑假。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让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做蓝领工作。他对生命科学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最终获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我不知道我还能学什么，”他告诉我。

1979 年，当普拉舍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雅典市的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做博士后，学习如何克隆基因并将其转化进细菌。正是在大学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吉娜（Gina Echenrode）。吉娜也是一名生物化学博士生，她被普拉舍的善良和幽默所俘虏，那时普拉舍还不那么愤世嫉俗。有一天，他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收到了吉娜给他寄的“猩猩电报”（gorillagram）——一封由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送来的情书。当他回忆起那一刻仍然感到有些尴尬。

在乔治亚大学时，他还遇到了米尔顿·科米尔（Milton Cormier），一位研究发光生物的生化学教授。通过科米尔，普拉舍了解到一种生活在北太平洋寒冷水域里的水母，叫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Aequorea Victoria）。它能制造并发射出绿光，是地球上发光最强烈的生物之一。

图片来源：Sierra Blakely, tribimg.com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下村和其他一些人就已经研究出了这种水母发光的基本化学原理。水母的形状像一把伞，它的光来自于伞周一圈小小的、茎状的延伸部分。通过研究从这些发光器官中挤出的液体，下村发现了 aequorin 和 GFP 这两种蛋白质，它们共同作用发出光。aequorin 在与海水中的钙结合时发出蓝光，这种光被GFP 吸收，然后发出强烈的绿光。

科米尔获得了制药巨头罗氏公司（Hoffman-La Roche）的资助，以克隆 aequorin 的基因。该公司希望将其作为疾病的诊断标记，如果实验室合成的抗体可以使用 aequorin 标记，那么无论何时他们与血液或组织中特定病原体的抗原（或表面蛋白）相匹配，样本就会发光。科米尔认为，使 aequorin 达到商业规模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基因改造使细菌含有 aequorin 基因，通过细菌繁殖培育出大量 aequorin。但首先他需要克隆出基因副本。为了完成克隆，他雇用了普拉舍，普拉舍很快便迷上了生物发光学。

寻找“发光”基因

不久，普拉舍便踏上了去普吉湾弗莱迪港捕捉水母的旅程。他和团队成员每次要在码头捉数以千计的水母。他们捉到水母后，会先用叉子把水母定住，然后把它们边接近刀刃边旋转，从而切下水母边缘那一圈发光的器官，再拿桶接住。很快，桶里就堆起半透明的小丘，像扁意大利面。这是一项消耗体力的工作，好在普拉舍有团队精神的支撑。一旦团队成员收获了发光器官，他们会像分发社区菜园里收获的番茄一样把器官分发出去。

一旦拿到水母的发光器官，普拉舍会立刻把一些组织冷冻起来带回实验室提取 DNA。其他科学家会进一步处理这些组织，以获得发光蛋白。一升组织添加两升海水，摇晃 75 次，一次也不能多一次也不能少。这样，“单个的发光细胞就能从组织中蹦出来”，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生物荧光研究员比尔沃德（Bill Ward）说道，他曾是科米尔教授实验室的博士后。这些细胞通过蚊帐纱布过滤，并进一步分解获得 aequorin 和 GFP。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普拉舍从他收集的组织中建立了水母基因库。生物体的每一个组织都含有不同的信使 RNA 分子（mRNA），这是负责特定蛋白质合成的单链核苷酸序列。由于 mRNA 是传递基因信息的载体，所以可以用化学方法生成其对应的 DNA 序列或基因。普拉舍希望通过它们找出编码 aequorin 和 GFP 的特定基因。

沃德和其他同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这种生物发光分子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最小单位），普拉舍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基因库检索。他采取了倒推的方法——先合成人工DNA分子，这些DNA序列已经很接近实际基因的蓝图。接着，他将每一个人工合成的基因都带上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把它们添加到含有从水母中提取的基因的大肠杆菌（E.coli）中。

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他的合成基因和真实基因的相似程度足以让DNA 碱基对粘在一起。通过这种方法，Aequorin 和 GFP 基因都被识别出来了。但普拉舍觉得只有 GFP 才是生物医学的黄金。自然界中大多数发光的蛋白质并不单独工作。相反，它们依靠的是一个发色团（发光的化学单位），类似于灯泡的灯丝。通过一个复杂的生化过程，发色团被添加到蛋白质中，产生光。Aequorin 就是这样，只有在它的发色团的帮助下才能发光，这种属性在今天被科学家们称为生物发光。然而，GFP 可以独立发光，科学家们称其为荧光，而不是生物发光，因为它产生光不需要发色团的帮助。

普拉舍立刻明白了这项发现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单一型光源，GFP 是追踪生物基因和蛋白质的完美分子标记。普拉舍认为，如果将感兴趣的生物分子标记上 GFP 基因，荧光信号将显示出来何时、何处这个基因或蛋白质正在运作。他说，“我知道 GFP 会非常有用，因为在生物系统中它比别的更容易使用。”

一通迟到的电话

1987 年，当普拉舍在伍兹霍尔找到一份终身教职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有希望。他和吉娜在附近的法尔茅斯市买了一栋房子，离海滩仅 8 分钟车程。这对夫妇有一个小女儿叫艾玛，大部分时间吉娜都呆在家里照顾她。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也过得下去。普拉舍喜欢园艺，他在后院种了很多蔬菜。吉娜说，“我们会从海滩上收集海草，放在芦笋堆上。我们还会种番茄做意大利面酱。”

很快普拉舍从美国癌症协会获得了 2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以继续他的人工基因克隆。但当他试图寻求资金以证明克隆基因在其他生物中也能起作用时，却碰了壁。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地方都拒绝给他钱。他告诉我，“那个想法风险很大。”当时该领域的许多科学家，包括沃德和下村，仍然怀疑发光现象只有一种基因参与。他们也不认为 GFP 能在水母以外的生物体中表达。

鸟瞰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正如普拉舍所说，他在伍兹霍尔的日子可以总结为一系列糟糕的人际联系，心理障碍，以及坏运气。在一个由海洋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组成的院系里，他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分子生物学家之一。他说，“很少有人关心我在做什么。”1989 年的一天，他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家马丁·查尔菲的电话。查尔菲听说了普拉舍克隆 GFP 基因的研究。对查尔菲而言，荧光分子是一种潜在工具，可以帮助他研究蛔虫的触觉，并更广泛地探索生物对刺激的反应。和普拉舍一样，他也意识到了 GFP 标记可以帮助追踪基因和蛋白质合成。普拉舍承诺，一旦他克隆了合成基因，就会和查尔菲取得联系。

一年多以后，普拉舍成功克隆了基因，他打电话给查尔菲的实验室，却得知他正在犹他大学进行学术休假（sabbatical）。普拉舍说他给在犹他州的查尔菲留了语音留言，但从没有得道回音。查尔菲却表示不记得收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不管怎样，直到 1992 年 9 月，查尔菲回到他在哥伦比亚的实验室，才开始推进他的 GFP 研究。他向一个博士生抱怨说他没能收到普拉舍的信息，但查尔菲随后在数据库里的搜索发现，普拉舍才在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他成功克隆了合成 GFP 基因。几分钟后，查尔菲打通了普拉舍的电话。

查尔菲的那通电话本可以成为普拉舍科学生涯的救命稻草，但是为时已晚。因为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获得终身教职，普拉舍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伍兹霍尔。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在部门内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但进展并不顺利。既没有资金也缺乏指导，那段时间普拉舍非常沮丧，他 3 岁的女儿艾玛有一天对吉娜说，“爸爸再也不笑了。”第二天，普拉舍向任期委员会申请停止终身教授审查程序，并给自己一年的时间重新找一份工作。

普拉舍说，“我只是不合适那里，我很孤独。”他认为自己即使得到了终身职位，仍然不会顺利。他无法在很少有人关心他的工作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做研究。沃德评价他，“普拉舍没有那种‘该死的，你不能阻止我’的态度，他需要一个引导者一样的人或者组织，告诉他‘看，我认为你做的很好’。”

在退出终身教职评选后，普拉舍也决定放弃 GFP 的工作。他说，“生物发光的领域是深奥的工作，没有人感兴趣，而且资金非常难申请。我不想为那些很难说服别人的事情而拼命寻找资金。”他决定把他的研究交给那些似乎能理解的人。在与查尔菲通话几天后，普拉舍带着一个装有 GFP 基因的小管子开车去了邮局，把它装进有衬垫的信封里，寄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还向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钱永健发送了一个样本，他和查尔菲一样，看到了普拉舍的论文并联系了他。普拉舍告诉我，“钱永健问我是否可以给他这个基因，我立马答应了。我记得他当时听起来很惊讶。”

离开邮局后，普拉舍感到一阵悲伤。“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真的结束了，”他说。但传递指挥棒似乎是唯一明智的选择。查尔菲和钱永健有“远远超出我的资源，他们都在不缺钱的研究机构，而我一直在努力获得资金。我没有研究生，也没有博士后。”

命运的捉弄

查尔菲还有一个优势。他不需要特别申请研究经费来做克隆 GFP 基因的实验，他可以把这项工作作为蛔虫触觉灵敏度研究中的一部分。在拿到该基因一个月内，他的团队就让大肠杆菌发出了绿光。查尔菲的实验室没有荧光显微镜，但他需要监测结果。于是，他请显微镜销售人员带来演示用的模型机，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相比之下普拉舍似乎就缺少这种智谋。不久之后，查尔菲和他的同事成功将 GFP 基因转入蛔虫体内，使触觉受体细胞发出荧光。实验证实，不需要其他水母特有的分子，GFP 基因也可以使生物体发光。

与此同时，钱永健实验室对 GFP 基因进行改造，试图制造其他颜色的光。通过对从普拉舍那获得的基因进行突变，钱及同事制造出 GFP 的变异体，它能发出蓝色、青色和黄色光，以及比原始的 GFP 更亮的绿光。

1994 年，来自查尔菲实验室的发光蛔虫登上了《科学》（Science）杂志封面。普拉舍是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现在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帮助建立了 GFP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研究工具。毫无疑问，这篇论文将增加普拉舍获得伍兹霍尔的终身职位的机会，但这时，他已经在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研究外来农业害虫的分子检测。查尔菲最近告诉我，“说实话，如果普拉舍和我没有失去联系，历史将会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在早几年做了这个实验，他可能会留在伍兹霍尔。”

这篇论文使人们对 GFP 兴趣盎然。普拉舍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求，希望能得到他克隆的基因。尽管他已经退出了这个领域，但他对联系他的每一位科学家都做了回应，最初他自己寄出克隆基因，后来又将请求都转发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普拉舍和查尔菲获得了 GFP 作为基因表达标记的专利，但在过去的整整 15 年里，它只给普拉舍赚了几十万美元。

这笔钱起到了一些帮助，但它不能成为稳定科学事业的替代品。在马赛诸塞州的美国农业部工作了三年之后，普拉舍被转到马里兰州的贝茨维尔去工作，被迫搬家对他的家庭来说很痛苦。他说，“那时我们正处于学期中，很艰难。”普拉舍与新老板的相处并不融洽，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抑郁。但他仍艰难地前行。

2004 年夏天，普拉舍在 A.Z. 技术公司找到一份新工作，该公司是美国宇航局 NASA 在亨茨维尔的承包商。他的任务是开发传感器，探测长途飞行中航天舱内的微生物。他的家人随他一起搬到了阿拉巴马州。普拉舍喜欢这份工作，特别是他终于能参与团队工作了。但科学资助的不可预测性再次影响了他。一年半以后，由于 NASA 决定减少对生命科学的支持，A.Z. 技术公司得知它们将失去该项目的资金。普拉舍在 2006 年春天被解雇。失业了将近一年后，普拉舍接受了在丰田汽车店的驾驶工作。 

2008 年 10 月 8 日上午，当他正在准备早餐时，普拉舍在厨房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诺贝尔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当地电台，告诉他们要纠正新闻播音员关于“钱”字的发音。然后，他穿上了他的工作服去上班，如往常一样坐到免费接送客车的方向盘后面。

令人悲喜交加的诺奖

继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关于 GFP 基因的里程碑式研究之后，“突然之间，一切都很明显：GFP 是一个奇妙的工具，”查尔菲说。然而，GFP 的出现和许多科学突破一样，其重要性直到数年后才明确。过去 15 年中，GFP 基因使得科学家们观察到大量先前模糊的生物过程：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发育，胚胎时期胰岛中产生胰岛素的 β 细胞如何形成，细胞内蛋白质如何运输，癌细胞在体内如何转移。在 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基金会将 GFP 称为“生物化学的北极星”。

来源：Digitalworldbiology.com

GFP 基因的光芒已经照亮了生物学，但却无法照亮一直处在阴影中的普拉舍。如今，他和吉娜住在亨茨维尔市西北部一个安静的街区，距离丰田汽车店大约 3 英里，后院有一小块菜地。我到达的那天，普拉舍在谈话中间离开，去处理“土拨鼠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干扰着他的番茄生长。走进房子，我惊讶于豪华的内部装修，包括两个烤箱和两个洗碗机。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司机每周挣 300 美元能赚到的。我了解到，当普拉舍还在 A.Z. 技术公司工作时，他们就已经开始建造房子了。他们最终用大部分积蓄来完成建设，现在还在用以前存下来的钱支付每月的账单。

当普拉舍听到 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的消息时，他感到愤怒和失望。不是因为他错过了这个奖项，而是因为他“脱离了科学，也没有一份工作”能付足够的钱。在颁奖仪式公布几天后的媒体采访中，他开玩笑地说他在接受捐赠。不久，他确实从同情他的人那里得到了几张支票，其中包括一名女乘客的 1000 美元。普拉舍在自己的汽车后面贴了一张贴纸，上面写着“我是一名科学家，我需要工作”，并把他的电话号码列了出来。当他十几岁的儿子卡尔为此小题大做时，他才把它撕下来。

我在普拉舍的家拜访他的第二个早上，在厨房里找到了普拉舍。他穿着一条运动裤，在煮一种他和吉娜在斯德哥尔摩的格兰德酒店里吃过的粗粮麦片粥。一本名为《Winning the Games Scientists Play》的书躺在厨房的柜台上，旁边是一幅《亨茨维尔时代》杂志上的一则新闻，标题是“当地科学家错过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带给普拉舍的关注使他陷入矛盾的情绪：他很高兴自己的工作没有白费，但对自己的命运闷闷不乐。尽管他表面开玩笑说请求捐款，但他内心更倾向于用轻蔑的态度拒绝任何同情。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结束后，钱永健问普拉舍是否有兴趣加入他在 UCSD 的实验室。普拉舍拒绝了。他告诉我，这感觉就像一份施舍。人们会说：“普拉舍去不了别的地方，所以钱永健才要接收他。”他说，另一个原因是他想与 GFP 保持距离。“那是我的过去，已经结束了，”他说，好像这种蛋白质是种他想要从自己的生活中彻底剔除的毒瘾。

有一股“如果……”的光晕笼罩着普拉舍的职业生涯。“我不知道为什么普拉舍没有得到他以前的导师科米尔的帮助，”钱永健说。现在已经退休的科米尔告诉我，他“不知道普拉舍把 GFP 基因给了钱永健或查尔菲，他离开了伍兹霍尔，一切都结束了。这太糟糕了。如果普拉舍曾向我吐露心声，我也许可以让他在制药行业获得一席之地。”

那去找伍兹霍尔的科学家寻求帮助呢？尤其是下村，他的工作内容和普拉舍的相似。“我从来没想过，”普拉舍说，他忽视了在任何领域，尤其是科学领域，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他没有透露他的想法，我也没有说出我的。”这对一个不喜欢孤军奋战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奇怪。我还问过普拉舍是否向那些联系他要 GFP 克隆基因的科学家寻求帮助。吉娜告诉我，“他不喜欢欠人情。”

普拉舍的兴趣之一是重演美国内战故事。从 2011 年开始，他想象着重演自己的早期事业生涯：要是他与其他科学家和机构保持交往，特别是当他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如今说道，他可能还留在生物荧光或至少在科学领域。 

普拉舍所面临的所有挑战都不止针对他。科学研究的机会常常只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对不想重新安家的父母来说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在不合适的地方工作，或者在不合适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它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什么都不剩。而一旦有人退出了科学领域，就很难再回去。

摆脱命运的嘲弄

进入丰田汽车店工作后，普拉舍申请了在亨茨维尔的一些与科学相关的工作，但都没有成功。有一次，他与当地一家做微流体技术的公司面试，和招聘经理聊的很开心。但当面试官了解到普拉舍是客车司机时，他就不怎么感兴趣了。我们无法知道还有多少其他有潜力的研究人员出于类似的原因被迫放弃他们的项目，有多少有潜力的发现因为科研生活方式本身带来的心理和实际困难而被搁置。

终于在 2010 年 6 月，在我访问之后的几个星期，普拉舍迎来了好运。他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在 Streamline Automation 从事科学研究，这是当地的一家研究和开发公司。该公司的员工约为 20 人，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防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工作。普拉舍的第一个任务将在 6 月下旬开始工作，帮助开发一项技术来感知有毒的工业气体。

被问起对新工作的感受，他小心翼翼地开始他的回答。他说，“这并不是你可能期待的那种巨大的安慰。多年来我一直很沮丧，我的态度总是，这可能会奏效，也可能不会。”

渐渐的他适应了这份工作。在家时，他偶尔会把科学读物带到床上，这是他多年来从未做过的事。吉娜说，“好多忧愁都消失了。”去年 12 月，普拉舍从国防部获得了一项为期 6 个月，金额7 万美元的经费，以开发一种野外技术，根据蜱虫的线粒体基因对它们进行分类，希望能帮助医生细化诊断。这给普拉舍带来了从他的生命中消失很久的成就感。今年一月，他告诉我，多年来一直笼罩着他的阴郁终于要消散了。科学给了他使命感。

不过他仍然会思念在汽车店工作的时光。他跟我讲了和他的同事们相处的日子。在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时候他们无休止地嘲笑普拉舍的自由主义观点；当普拉舍吃午餐的时候准备切开一颗猕猴桃时，他的同事问道：“你要吃那个毛茸茸的马铃薯吗？”这些同事扩大了普拉舍对专业知识的定义。他说，“尽管这些人的职业并不光鲜，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了解。”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普拉舍告诉我他正在阅读关于一项新技术的文章，他可以将其应用在检测食物过敏原上。他说：“我一直喜欢阅读文献。” 和输入关键词搜索相比，他更喜欢通读杂志，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发现以前不知道的概念。“多年来，”他讽刺地说道，“我几乎没有任何动机去做这件事。”现在，有了一个理由，让他回到探索的世界里。在这里，追求一个有趣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在一段不凑巧且看似永久的退役之后，道格拉斯·普拉舍用自己的方式重回了科学的舞台。对他来说，这次个人成功的意义并不亚于诺贝尔奖带来的荣誉。

原文链接：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1/apr/30-how-bad-luck-networking-cost-prasher-n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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