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想在2030年成为“超级科技大国”，但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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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孙滔
英国超级科技大国之梦麻烦了。
8 月 4 日，英国负责监察政府工作的上议院发布报告《超级科技大国，不仅仅是口号》（下称《报告》），猛烈抨击了约翰逊政府在 2021 年发布的雄心勃勃的超级科技大国计划。
然而，上议院的《报告》却并不认同这项推动科技进步的宏伟计划，政策多出、缺乏评估指标、脱欧后的科研资金缺口成为该计划首当其冲的“罪过”。
大国执念
英国对“超级科技大国”是有执念的。作为牛顿、达尔文、法拉第、麦克斯韦、图灵和霍金的诞生地，蒸汽机、喷气式发动机、第一台机械计算机、DNA 双螺旋的发现、第一个试管婴儿、克隆羊多莉、石墨烯的发现无一不是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骄傲。科学顶刊《自然》《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均在英国出版。此外，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等 4 所大学常常排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十名。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英国排名全球第四。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DeepMind 宣布预测完成几乎所有地球生物物种蛋白质结构，该公司正是孵化自英国。但某些领域是英国人的心头之痛，如 5G 技术。
英国人热衷于发表科研论文。2016 年，他们发表了超过 21 万篇论文，全球占比 7%，到 2020 年这个比例仍然仅次于中国（21.7%）和美国（19.9%），位居世界第三，高达 6.3%，要知道英国人口占全球的比例不过 0.87%。英国人还热衷于国际合作，2020 年其发表的 22.6 万篇论文中，国际合作（作者至少 1 人来自英国之外）比例高达 59.2%，为主要国家中最高比例，其中来自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者占了一半比例。
如今的英国吸引了大量风险资本，拥有的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了德国、法国和瑞典总和。然而，英国在研发投资水平相对较低。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真正的转型研究，以及进行跨学科研究，他们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来争夺项目资金，这就不得不专注于“安全”的研究主题，而不是创新更多的大胆新想法。
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英国持续性经济紧缩、脱欧以及新冠疫情，更是让英国这个曾在工业革命浪潮下领先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备感压力。经济紧缩导致英国的研发投入无法大幅提升，脱欧导致英国科学家与欧盟主流科技框架“地平线欧洲”计划（Horizon Europe）关系微妙，这严重打击了英国科学家的信心。至于新冠疫情，按照谢菲尔德大学研究政策教授詹姆斯·威尔斯顿（James Wilsdon）等人在一份报告中的看法，英国本来在疫情之初处于有利地位，因其拥有强大的国家卫生服务、高水平的生物医学和精细的专家咨询体系，然而结果却是，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英国的新冠死亡率居世界第五位，2020 年 GDP 下降了 9.9%。上述种种，无法不让英国反思已有的科技制度。
英国上一份大力推进科技强国的战略文件——2020 年发布的《研发路线图》阐明了英国在科学、研究和创新方面的愿景和雄心。这份文件的开篇就表示，新冠疫情“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科学和创新的重要性”。在全球性合作的模式下，英国完成了对全球新冠病毒基因组的快速测序，还领导了世界上最大的 COVID-19 随机对照试验，成功推出牛津/阿斯利康的腺病毒新冠疫苗。所以《研发路线图》认为，应该在整个研发系统中追求这种水平的开放性、连通性和节奏。
筹谋已久
上议院如此大张旗鼓批判“超级科学大国”的出发点是，他们想弄清楚一些关键问题，包括：
1. 政府宣称的“超级科技大国”意味着什么？
2. 政府是否有正确的架构来实施科技战略？
3. 引入科技战略是否会挑战已有的科研人员资助原则和研究与创新署资助杰出研究的承诺？
4. 英国是否意识到其研究投资的潜力？
5. 如何分配这些国家研发资金？
6. 如何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英国的研发？
7. 英国的国际合作情势如何？
这 7 个问题总共被细化为 26 个小问题。上议院科技委员会就上述问题向 100 多个机构和个人收集证词，其中包括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学者、公司高管以及各个部位、科研机构、私营机构、国际机构，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工程院等多个权威学术机构的高层都曾出席。他们甚至征询了曾担任美国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的约翰·霍登（John Holdren）和以色列创新局主席、经济部首席科学家阿佩尔鲍姆（Ami Appelbaum）的意见。
詹姆斯·威尔斯顿向“科研圈”表示，他参加了今年 2 月 22 日的一次口头证据会议。当天会议上，当被问及“超级科技大国应该是什么意思”后，一同出席的英国前科技与大学部部长大卫·威利茨勋爵（The Rt Hon Lord Willetts）抱怨说，英国研究论文发表很多，但却是一个知识产权话语权较弱的经济体。英国研究基金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政策负责人贝丝·汤普森（Beth Thompson）则认为，超级科技大国需要在某些全球急迫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来改变世界，比如抗菌素耐药性和气候变化，而不仅仅是在某些研究领域领先。詹姆斯·威尔斯顿自己的看法是，“超级科技大国”的口号其实违背了科学无国界原则，比如大约 60% 的英国论文来自国际合作，这就削弱了“超级科技大国”的实际意义；同时，一度打算削减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做法让英国更难称得上超级科技大国的名号。
对于同一个问题，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Patrick Vallance）在 3 月份的口头证据会议上表示，考虑到人口规模较小，英国基础科学和大学产出的指标已经位列世界之巅，但这些产出转化为社会应用的水平远远不够。
处处是难题
英国上议院对“超级科技大国”计划的批评相当猛烈。
首先，散乱的政策和战略混淆了真正的行动目标。英国的每届政府都热衷于制定各种规划和战略。比如生命科学领域，仅 2017 年到 2021 年期间就发布了多达 10 多项与研究和创新战略和举措。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报告》指出这些战略需要合乎逻辑的整合，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整合，资源极易多向分散。詹姆斯·威尔斯顿告诉“科研圈”，计划没有错，但计划只有在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和目标时才有价值，而政府一直缺乏这种跟进。
实际上，超级科技大国计划并非政府第一次尝试长期的战略规划。2004 年英国政府的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就曾提出，要将 2004 年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从 1.53% 提高到 2015 年的 2.5%。结果到 2018 年也没能完成目标。2017 年 11 月 27 日，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于发布工业发展战略白皮书，当年即宣称到 2027 年将 GDP 的 2.4% 用于研发。3 年后，政府又发布了详述将如何增强英国的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研发路线图》。这之后不到 1 年，新的政策文件《重建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的增长计划》（Build Back Better: our plan for growth）又来了。伦敦大学学院科学与研究政策主席格雷姆·里德（Graeme Reid）抱怨说，似乎每个策略都是崭新的，而实际上许多策略的历史背景大同小异。
更现实的问题是，实现 2027 年将英国研发支出增加到 GDP 的 2.4% 的目标是个难题。英国过去 20 年的研发总支出几乎完全持平，且有研究发现，不论哪个国家，制定的研发支出计划似乎总是难以成功—— 45 个国家制定的 112 项研发支出目标中有 84% 已然落空，其中就包括英国在 2004 年将研究强度到 2015 年提高到 2.5% 的目标。
上议院的《报告》指出，私营部门支出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然而他们迄今尚未参与到这个战略过程中来。虽然政府已将公共采购、法规和税收抵免改革作为增加私营研发投资的杠杆，但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与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相称。此外，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也要避免经济困难时期削减研发预算。
此外，英国行政机构低效的官僚主义作风、缺乏明确具体的优先事项清单、没有及时制定可衡量的验收指标及交付时间、模糊的问责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上议院在此次报告里集中批评的重点。
上议院这份报告将众多弊端毫不留情揭示开来，或许这会刺激英国痛下决心根治顽疾。事实上，《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在早先的英国政府规划中已有提及。如新冠疫情暴露出英国资助系统的脆弱性。
詹姆斯·威尔斯顿评价说，上议院这份报告看起来相当悲观，但却无比正确，因为至少 20 年来一直如此，政府空有口号而不兑现，而这些一连串的流行语和短视举措在当时并没有被看穿。
他表示，如果 9 月份即将到任的新首相试图将“超级科技大国”的口号转变为更强大的战略和政策框架，那么上议院报告就是一些有益的参考，然而苗头并不好，因为现有预算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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