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大中小学都要重视“大学之道” | 清华经管说
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作了重点部署，为国际教育指明发展方向。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培养国际化人才，是我国中小学校长应深入思考的问题。9月26日，清华附中与中国教育在线联合主办的“中西融合，迎接未来——新时代校长领导力高峰论坛”举行，专家学者、中小学校长汇聚一堂，共话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会上，清华经管学院教授、领导力中心主任杨斌分享了两点思考，一是大中小学都要重视“大学之道”，二是跳出“唯商怪圈”才能“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每当引用这句话时，我们都很清楚，古籍《大学》起首的“大学”之意，不是指的现代大学、高等院校，而是相对于“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的“小学”而言，“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大人”之学、君子之道。此处的“大人”，也非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人之意，而有社会和伦理的意义。人分出“大”与“小”，相应的，“学”也分出“大”与“小”，则是如同清华校歌中很有意义的一句所说：器识其先，文艺其从；大小之分，是特别在强调“器识”与“文艺”之别，成人与成才之别。
“大学”之大学问，非艰深高难仄，实君子之道也。梅贻琦、潘光旦先生曾经说过：“乍一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似乎与‘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关系，但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学教育的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这两条原则的范围，问题在于‘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认识还不足，做得还不够——罢了。”前辈校长的这一番话，温故知新，切中要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之道”不是仅限于今天的高等院校才需要琢磨和落实的道理，对于小学和中学教育来说，同样有这个意义上的“大学之道”需要加以落实。不同阶段也许侧重不同，但恐怕得是一以贯之。
全国教育大会开篇讲了教育工作的贡献，总结为五“人”，让我们分别看来。开发人力、培育人才是从经济结果、要素生产的角度来衡量教育贡献——我统称为“成才”，而对于受教育者完善人格（我把它叫做“成人”）之成果，却因其成效内在、度量不易而少了关注。同时，教育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承载着凝聚人心（我叫做所谓的“成群”）之责——较之于人们熟悉的人口红利与在其上延伸出来的“人才红利”概念，我几年前所提出的“人文红利”这个角度，更能让我们看得清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广义的家庭教育、公民教育、社会建设）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受教育者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群体之人心凝聚，都是造福人民之根本贡献；人格完善与人心凝聚，都更得靠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的大学问。所以说，不管我们是身为大学还是中小学的教育者，当校长的，办教育的，都要深刻理解古人所说的“大学之道”，与知识传授、能力提升比起来，大学之道是我们应该不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做好的基本功课。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思考是：跳出“唯商怪圈”才能“在明明德”，这里的在字，强调一个持续进行、永无止境的含义。智商的发明到现在有120年历史了。40年前，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提出了多元智能，丰富了对于人类智力的内涵的认识。但在实践中，数理逻辑智能以及语言智能得到极为突出的偏爱，特别是在我们的大中小学教育、正规教育中非常突出，其它的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认识自然的智能等，往往是“有则加勉”、“其它特色”，不在实践当中对于智力进行培养的核心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从社会对不同智力方面的需求角度去分析。今天，我想分析的一个角度是，“难衡量，则不发展，或者难发展”，是说这些智能维度对我们来说，是较难衡量的也较少衡量的，因而不知不觉地就在主流教育当中被弱化被轻视，而且这种弱化和轻视，还会在一代一代人当中延续和强化。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但如果其中只有“智”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衡量，更可以进行比较，那么就容易带来一种倾向，就是在教育者和学习者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唯智力而轻其他”的这种行为取向，算不上故意，而是因为“智”在这五个当中，可能是最容易以“商”这样一种方式被比较准确地衡量，并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这是社会进行选拔的需要）。智商的存在与精进是智力得到更优先发展的一个技术解释，所以，要想其它的也同样得到发展上的重视，你也得研究出个类似于智商的“商”来，才会得到发展上的同等努力。我把这种效应，起了个名字叫做“唯商怪圈”，说的就是，难衡量的方面，就得不到足够促进发展的投入。
“唯商怪圈”，会对教育产生什么全局性的影响呢？这恐怕不是小事，它会严重地影响到对于教育完整成效的一个达成，即便是智力，你也会发现智商对于智力的衡量是不完整的，而德智体美劳中的“智”，也不仅仅是学习课程当中的考试就能够加以完整衡量的。不经意之间，甚至这个“智”还会狭窄到只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一部分能够以统一考试来衡量的能力，这其实是非常窄的智力。而团队能力、沟通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想象力，创新能力等，就不太容易通过考试的方式衡量，或者说很难以某种“商”这种方式把它定量地表达出来。
结果呢，久而久之，这些社会需要的能力，未来创新社会极其宝贵的能力，因为无“商”衡量，而在教育者或者学习者两端都面临弱化和忽视的情形；其中受影响最大的部分我认为是“德”，“在明明德”中的“德“，因为这一部分的衡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不同的主流价值观，想大家形成一个公认的衡量，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何况这里面还有人们的品格、德性的隐性、复合的问题。这可怎么办？
我们看到其实，有两种应对“唯商怪圈”的方式，一种策略叫做把难以衡量的方面想尽办法地变得能衡量，比如找到针对这方面的商数，然后按图索骥，这样好像就能够影响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行为。你知道有“情商”，可能也会听到有人提“胆商”或者“爱商”，“社交商”，林林总总。也因此有人在这个背景下沿着这个思路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研发出一种衡量体系叫“德商”？
我的看法是，这其实是不可取的一个思路，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死路。不只是对德，也包括对看起来容易衡量得多的体，或者乍一想有可能找到某种“商数”的美育和劳动。但其实，任何这种冠以“商”的衡量，都是对人的复杂性，对教育的全面性的一种粗暴简化。教育培养的是全人，而不是一个指标的集合，教育希望看到的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人，而不是被尺子量度被机器加工的零部件。“商来商去，最后教育受伤”。为了可比，而走向量化、显性化、短期化的过程中，会对人降维，把原本丰富联系、深刻统一的人的整体，拆得支离破碎，甚至因而丧失了意义。
可以预想的一种情形，如果一旦想找到某一种“德商”，就可能会陷入到对德的某种知识层面至多是显性能力层面的衡量。其实你可能已经发现我们跟德有关的不少课程，最后衡量的促进的，也许没有落在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的价值观这个德的方面，没有落在持续深入的品格品性甚至包括哪怕只是行为表现层面，而是演变成了对德的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其实已经不是在明明德这个“德”本来的意思，甚至可以说，非要找到个“商”来加以衡量的这个求解过程，实质上可能促进的聚焦的就变成了“小学之术”，而非“大学之道”。
该怎么跳出这个“唯商怪圈”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打破“难衡量就不发展”的这个逻辑，跳脱出来，自觉地变成“难衡量却仍然要发展”，不以外界的、短期的、显性的衡量作为人的发展的动力源，这就需要来自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共同觉悟，以及社会的耐心与从容。大中小学，不同阶段，如果是对于我们成为完整的人有益处有帮助的，我们就要花时间投入努力，去发展它。特别要注意的是，不是在学校之间老师之间比出个高下，而是明天跟今天比持续在进步。要给予复合感受性的、主观判断性的、总括断定性的评价与衡量以空间和位置。举个例子说，我们开展劳动教育的目的，绝不只是劳动技能的培养，更该是劳动意识和对劳动和劳动者自然而深厚的感情的养成。这方面的发展，不能指望着“商”式的指标性的衡量，而必须变成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共同信仰，但行之，莫“商”之。所以，我今天想着重与大家分享的思考就是，任何一个教育机构，和我们尊敬的校长们，要想面对并超越这个越来越“算法至上”的社会，培养面向未来的“人”而不只是“才”，都必须要树立跳出“唯商怪圈”的志向，以“大学之道”为培养目标，并有足够的定力、有足够的耐心。
最后，预祝今天的新时代校长领导力高峰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杨斌
清华经管学院管理学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组织行为与领导力、商业伦理、非市场策略、高等教育管理等。
杨斌于198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管理学博士学位。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精品课《领导与团队》、《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讲授《管理思维》、《思维、决断与领导力》、《文化、伦理与领导》、《危机管理》、《管理学概论》等MBA/EMBA课程，多次获颁教学奖励。作为团队成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
杨斌教授现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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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编辑：韩旭
审核：郑黎光
责编：赵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