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于抱着话梅山楂凿成的方舟，驶过了苦涩异常的中年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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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烟我收着，既不能传代也不好物尽其用，但我只想隔三差五拿出来看看，这是一个人时光断裂处，裸露在外的筋骨，两头再也不能搭上，却仿佛定格了当时的画面。
父亲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他留下的一件东西——抽剩的半包牡丹牌香烟。
我这个人天生不善收纳，于是它们就很随便地躺在我的写字台上，一开始与人相安无事，后来儿子出生，长到快两岁，常常手欠，要去掀那只装烟的盒子，我只好将它藏到床底家用的收纳箱，看不见了，就会时常念起。
我不晓得香烟能保存多久，于是隔三差五找出来看一下，白色卷纸上终于还是生了褐色霉点。
偶尔也会后悔，想自己要是能抽，也算是把未尽之事补全了，现在守着几卷渐渐失了味的烟丝，怎么看都有些滑稽，这既不能传家也不好物尽其用，唯一的功能，大概就是让我常常想起他了。
我脑子里最年轻的父亲，大概是我三岁的时候，他在一家纺织厂里切纸板。所谓切纸板，就是把用完的货纸箱，用大铡刀切成大小相同的硬纸板，每月需要完成一定的量。
我那时小，无人照看，父亲就把我带去厂里的托儿所，可是据说我老是哭，不愿意过集体生活，他只好把我带到他工作的车间——一间大概五十平米的仓库，阴暗潮湿，只有拳头大小的灯泡，从漆黑的天顶垂下来，发出鹅黄色的光，他把我放在一只纸箱里，看着他工作。
于是我人生原初的记忆，只有铡刀切割纸箱的声音，后来我见到人杀鹅，鹅将死未死时的哀鸣，跟这个声音像极了，我就跟父亲说，你那时到底是切纸板还是杀鹅呢，他笑得前仰后翻，悄悄跟我讲：“我那时动脑筋发财呢！”
他动脑筋的结果，最后使自己成了全上海最早的弹性工作者之一。
据说他去跟领导谈判，每个月一定切完指定量的纸箱，并且保证只多不少，但是每天切多少，什么时候上下班，全得他说了算。领导欣然应允。
于是，父亲开着仓库保管员借给他的黄鱼车上路了。
他驮起了很多东西：这边厢，电器厂要运处理次品，找父亲；那边厢，大杨浦的时鲜蔬菜进城，找父亲；弄堂里谁家的亲戚带着大包小包从十六铺上来，找父亲……
他成了这一片区最忙活的个体户，三四百斤那是寻常事，偶尔货物太重，还得过桥，他就会让母亲跟车，我就要凑热闹，装模作样地推着黄鱼车一起走，等过了桥，他去送他的货，我跟母亲就等在桥边，等父亲骑着空车回来，我们好坐上去，一起回家。
不过三五年，有人讲他是万元户了，骑着骑着，就骑到春天里去了。
于是他不安分的本性又展露无遗，拿着本金要去做生意，做什么呢？他自有一帮朋友各显神通，今天这个搞到一台制瓜子的机器，于是他们就买了原料炒瓜子。
可是只管着生产，既没找下家消货，又无奈天空不作美，囤积的瓜子全部薧掉。
第二年夏天登场的，则是贩西瓜。因为是暑假，他带着我一起跑到奉贤进西瓜，回来的时候，车子开了五个钟头，我和他坐在卡车后头、一堆西瓜中间，他边切西瓜给我吃，边跟我说：“你晓得吧，我们今天去了新疆，爸爸是第一个把新疆大西瓜带来上海的人！”
最后，他的得意被紧随而来的台风和大雨浇灭了，这件事情的后遗症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新疆真远，从上海开车过去，得要四个钟头！
西瓜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几乎要走进死胡同了，间中还托人办过去澳大利亚打工，但在拿到大使馆寄回给他的信封后，他忐忑地拿手去摸，人家讲若是薄的，就是签证，如果是厚的，则是寄回的护照，我现在还能记起他摸到护照时沮丧的神情，那时他的嘴唇下方有两窜小胡子，去不成澳大利亚，它们耷拉了很久。
父亲人生的转折始于一种甜蜜的食物——蜜饯。
据说是他的发小先在这个行当发了迹，看他实在落魄，就让他帮着看管自己的蜜饯仓库，往来仓库的，都是杭州跟萧山的蜜饯供应商，还有上海许多百货商店的经理与柜组长。
他请他们喝酒抽烟，跟他们打得火热，久而久之，有人撺掇他自己单干——人脉、下家都有了，没道理还做仓库管理员。
于是，父亲拿一块毛巾，把干了两年的仓库管理员工资打包，送到发小手里，表明心迹，据说当天差点打起来，后来发小扔下一句，咱们到死也别见了。这话甚对，父亲的葬礼上，并未见着这位当年在蜜饯圈叱咤风云的发小。
最后，父亲终于能够抱着桃板、话梅、山楂和葡萄干凿成的方舟，驶过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而言苦涩异常的中年之海。
停职留薪，劳保尚在，他有了自己的仓库，甚至是自己的仓库管理员。
现在，送货的成了我，常常骑一辆18寸自行车，后座栓两个大麻袋，通常是浸润在褐色酱汁里的某种干果，青春期的我觉得这是挺羞耻的一件事，于是我跟他抗议。
可是父亲的手段要比我高明很多，他讲，你明天去五角场的朝阳百货，去我的柜台，我有东西给你看。
事实证明，他给我看的东西震到我了。
那是过年前的某一日，朝阳百货里人声鼎沸，很多人拥在他的柜台前，无数双手攥着钱伸到我面前，他们叫嚷着各色货品的名字和数量，营业员的双手就像树下的某种机械臂，不停地收取悬挂于指尖的钞票，然后又有新的财富从人群的缝隙里长出来。
现在想来，那是一个极为混乱的场景，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收银柜的最里面，拿着一个计算器，算着什么。
当天盘货结账的时候，营业员把一个个盛放蜜饯出样的屉格撤下去，然后好多百元大钞从屉格底下飞了出来，父亲把他们一张张捡起来，慎重地对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钱。
他得逞了，我继续送货，并非为了这若干年后必然急转直下的家族事业，而是在我渐长的年岁里，与父亲的交集渐渐多了起来，比如他太爱看体育比赛了，我一度认为，父亲对于时间的认知和划分，是靠赛事进行的。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和世界杯，是他无法拒绝的嘉年华，后来渐渐也成了我的。
那些熬夜的夏天，只有我跟他彼此分享，有时候我实在撑不下去，他就在比赛间隙，拿一只钢宗镬子，去两个街区外的小店给我买牛肉面，偶尔也会错过进球，他必然要骂我，说我讨债，我自顾自吃着，不响。
第二次，还照旧，偶尔吃完还是撑不下去，我只好睡觉，在电视机旁打个地铺，顺势把脚搭载他的膝盖上，沉沉睡去。再醒过来，他还是盯着电视机看，一只手在我脚上挥来挥去，“哦呦，都是蚊子，我帮你赶赶！”他讲。
母亲认定父亲的善良，这便是论据之一，“他再坏，对你总归是好的！”
母亲所谓父亲的“坏”，不外乎是他60岁之后，越来越坏的脾气和习惯，他的头发和牙齿比同龄人掉得都快，他抽烟越来越凶，他基本谢绝与所有曾经的朋友来往，有谁打电话讲要来看看他，他都骂骂咧咧地跟母亲说，“叫他滚蛋，谁要他来看！”
没有人知道这些愤怒从哪里来，也没有人晓得什么事情能使他快乐起来。在成为一个平平无奇，头发和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之后，他铁定了心只想可怜自己了。
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抱有难以言说的敌意，如果非得要出去，不管冬夏，他都会戴好他的黑色毡帽，穿上一件厚重的藏青色卡其衫，脸色凝重地出门，通常很快就会回来，坐进他的沙发，打开电视，抽烟……
最后一年，他把自己藏在这股烟气里，生人熟人皆勿进。
父亲的离开很突然，急性心梗，半夜三更自己爬起来泡藕粉吃，吃两口就倒下了。
宣告不治后，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一个人身体慢慢变化，盛夏里头，这变化出奇的快，他的脸色变青，双颊凹陷，渐渐有了丛密的暗粉色斑点，我推他，喊他，只觉得他人并不僵化，倒像是一条平铺的被子，可以随意翻弄。
很多人进来又出去，哭泣、喊叫，我却觉得出奇地安静，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是把一根手指藏在他捏紧的拳头里，直到那里完全变冷。
父亲的烟我收着，还是那句话，既不能传代也不好物尽其用，但我只想隔三差五拿出来看看，这是一个人时光断裂处，裸露在外的筋骨，两头再也不能搭上，却仿佛定格了当时的画面。
我想，在他最后的眼神里，一定有他自己，有母亲，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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