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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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
01、
1918年11月7日，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与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有这样一次对话。
老人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老人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
残风晓月，凄凉、安祥……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死亡——此时，距离老人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这个真正的儒者说，我对这个民国，失望到了极致。
1918年的中国，波诡云谲，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国内又激战甚酣，即便如此，老人的去世依旧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举凡新旧两派人物，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启超等人，议论纷纭。
那个二十五岁的儿子，当时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
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起与父亲梁济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父亲的自杀对也想过自杀的儿子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这位父亲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位儿子选择了承担。”
这位坚信“世界会变好”的儿子，叫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2018年，恰是梁漱溟（1893.10.18-1988.6.23）先生逝世30周年。
梁漱溟1911年留影
02、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 年）重阳节，梁漱溟生于北京紫禁城脚下安福胡同一间小屋。从曾祖父开始，都是念书人，也都做过官，家境却始终不宽裕，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寒素”之家。
在梁漱溟的印象里，父亲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
到开蒙的年纪，父亲不让梁漱溟读“四书五经”，倒让他看《启蒙画报》，念《地球韵言》。
梁漱溟六岁入北京第一所西式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八岁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十三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
梁漱溟曾经多次报考北大但始终名落孙山，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便是梁漱溟一生最高的学历。
1912年，梁漱溟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由于对人生的迷茫，心理上的痛苦，梁漱溟开始读佛典。
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到了在《东方杂志》连载的长文《究元决疑论》，遂邀请作者梁漱溟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
没想到，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24岁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对蔡元培校长说：我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去做学术方面的事，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师便了，一定要对儒、释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请问蔡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梁漱溟正色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来北大，除了替释迦和孔子发挥外，不做其他的事！
此后，见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梁漱溟依然这样铿锵有力。
也正是此时，在北大哲学系同事杨昌济教授家中，梁漱溟第一次见到了那位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在梁漱溟的后半生里，这个青年成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是毛泽东。
然而就在第二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数次出世入世摇摆不定的梁漱溟终于决心入世，推崇儒学，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儒学人生。
1918年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摄影（前排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
03、
在北大待了七年后，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他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梁漱溟特别佩服对于同样身体力行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念念不忘：
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他本来是留美的，中国从前的都叫做留洋学生，都是穿西装，穿革履。他也穿西装也穿革履，都脱了，穿中国农民的衣裳，穿草鞋，创办晓庄师范。
在南京城外空地上，他领着一班学生，自己盖房子，了不起，那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嘱咐自己的二儿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学生。
后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终止，但思想体系日臻成熟。
梁漱溟曾回忆与当时一些军阀的交往，这些军阀不仅请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他们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
1924 年，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五次。每次，冯都到场陪着听。冯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学习，曾请两位老先生给他讲《左传》。
冯玉祥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 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五百元。后来因为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了顾问的职务。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梁漱溟（前排右一）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同道
04、
梁漱溟确的说过，“我不是一个学者”，在他心目中“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学者艾恺说：
我的生活，固然做过记者了，教过书了，做过教员了，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做社会运动，参与政治。我不是跟毛主席、跟蒋介石两大党我都有关系吗？马歇尔在中国的时候，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极力想给两党找出一个妥协和平来。
我也是搞这个东西，所以我实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搞乡村建设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
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
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1949年梁漱溟（中）在重庆
05、
梁漱溟曾与毛泽东有很深的来往，1918 年在，在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家中，两位同龄人就已相识。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八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在梁漱溟心中，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他说过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
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会议上，梁漱溟还是为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当面顶撞的毛泽东，进而引起巨大风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极大的不满。
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在会上将梁漱溟臭骂一通，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梁漱溟不服气，登台发言，多次争辩，在巨大的压力下，却依旧“态度安定从容”。
直到晚年，在亲友的劝说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问下，他对当年自己的“气盛”做了检讨，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这位中国“最后的大儒”就是这样襟怀坦白，坦然处之。
晚年梁漱溟（邓伟摄影）
06、
十年浩劫中，梁漱溟被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也被抄没。他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 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他一生视若人生至宝的《人心与人生》。
在“四人帮”猖獗时，梁漱溟仍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终其一生，梁漱溟视自己为佛教徒。他说：
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什么。
再说到我自己，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也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觉得不要喝茶好，给我白开水的好。
我吃饮食，我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不注意滋味、口味。
生活里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平平淡淡最好。所以你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没有什么。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岁。
去世前，他曾接受一位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这可以视为梁漱溟的遗言。
梁漱溟：做学问的八层境界
所谓学问，就是对问题说得出道理，有自己的想法。想法似乎人人都是有的，但又等于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头脑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等于没有想法。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学问，走上现在这条路，只是因为我喜欢提问题。大约从十四岁开始，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从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一直想如何解答，解答不完就欲罢不能，就一路走了下来。
提得出问题，然后想要解决它，这大概是做学问的起点吧。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第一层境界：形成主见
用心想一个问题，便会对这个问题有主见，形成自己的判断。说是主见，称之为偏见亦可。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的，但即使浅薄，也终究是你自己的意见。
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很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自成一派，其他人不行，就是因为其他人连浅薄的哲学都没有。
第二层境界：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
有主见，才有你自己；有自己，才有旁人，才会发觉前后左右都是与我意见不同的人。这时候，你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第二步地用心思。
面对各种问题，你自己说不出道理，不甘心随便跟着人家说，也不敢轻易自信，这时你就走上求学问的正确道路了。
第三层境界：融汇贯通
从此以后，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你不会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道加以注意。
你看到与自己想法相同的，感到亲切；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的，感到隔膜。有不同，就非求解决不可；有隔膜，就非求了解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慢慢融汇到你自己。
你最初的一点主见，成为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你才可以吸收养料，才可以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
这是读书唯一正确的方法，不然读书也没用处。会读书的人说话时，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不旁征博引；反之，引书越多的人越不会读书。
第四层境界：知不足
用心之后，就知道要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学问的进步，不单是见解有进步，还表现在你的心思头脑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锻炼得谦虚了。
心虚思密是求学的必要条件。对于前人之学，总不要说自己都懂。因为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地先求了解它。
遇到不同的意见思想，我总疑心他比我高明，疑心他必有我所未及的见闻，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样判断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过于我，不然，何以我所见如此而他所见如彼呢？
第五层境界：以简御繁
你见到的意见越多，专研得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片段的见解都没有了；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
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
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
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
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让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把他吓坏了！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第六层境界：运用自如
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如果学问已经通了，就没有问题。真学问的人，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
第七层境界：一览众山小
学问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一切深浅精粗的层次都曾经过。
第八层境界：通透
思精理熟之后，心里就没有一点不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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