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北京的蒲蒲兰绘本馆给他们的编辑讲儿童文学。讲完以后，一位搞发行的先生拿出一本书问我：老师，你能不能讲讲这本书？
原来这本书刚放到柜台上，有位老爷爷翻完后就破口大骂：坏书！你们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
我拿过来看，这本图画书叫《吃掉你的豌豆》，描绘的是这么个故事：
又该吃晚饭了。妈妈还没张口，黛茜就知道她要说什么。
“吃掉你的豌豆。”果然，妈妈这样说。
黛茜低下头，看了看盘子里的小绿球球，说：“我不爱吃豌豆。”
妈妈叹了口气说：“吃掉你的豌豆，就可以吃冰淇淋。”
黛茜还是说：“我不爱吃豌豆。”……
就这样，妈妈为了让黛茜吃掉豌豆，不断开出各种条件，最后越来越离谱：吃掉你的豌豆，我就把超市里的东西都给你买回来。你不用去睡觉，不用去上学，房间爱多乱就多乱。我还会把自行车店、动物园、十座巧克力工厂都买下来送给你……
但不管妈妈怎样说，黛茜始终只有一句话：“我不爱吃豌豆。”
在这个拉锯战中，妈妈的脸越来越小，黛茜的脸越来越大，最大的时候整个页面只有小女孩的两只眼睛。
终于，画面回归正常，黛茜问：“妈妈无论怎样，都想让我把豌豆吃了吗？”
“是啊！”
“那，妈妈把小圆白菜吃了，我就把豌豆吃掉。”
接下来，就看到书上的妈妈愁眉苦脸地看着一盘小白菜，带着哭腔说：“我不爱吃小圆白菜。”
最后一个画面上，妈妈和黛茜两个人都在大吃冰激凌，底下有一行字：“可是，我们都爱吃——冰！淇！淋！”
难怪老爷爷看了要说这是“坏书”——这样一来，孩子怎么教育啊？
这本书，其实是牵扯到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之一——顽童型母题。
什么是顽童型母题
按照审美眼光、艺术氛围和一定的审美范围，我把儿童文学作品分成三大母题：爱的母题、自然的母题、顽童的母题。
爱的母题体现着成人对儿童的目光，可以细分成母爱型和父爱型。
母爱型主要表达母亲对孩子的爱，《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等都属于这一类。
马克·吐温曾在一篇后记里说：一个故事应该在孩子结婚的时候结束。
你看几乎所有的早期童话，都是在公主和王子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时结束了。因为子女结婚了，妈妈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而且，这些故事也没有多少是直面人生的。主人公遇到难题就绕道走，不是有仙女相助，就是有亲人相助，或者发现宝物。它甚至没有逻辑，睡了一百年被人吻了一下忽然就醒了，然后大团圆。
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妈妈传递爱抚的介质，简单直接才是婴幼儿最能接受的。
父爱型母题的作品，是直面人生的，会写到儿童所必须面对的人生难题，相对而言比较严肃。
自然的母题体现着人类共同的眼光，写人类以外的生活。比如大量的动物小说，它们不是用人类的眼光和概念、人类的道德标准和生活习惯来框范的，而是让读者看到，人类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是如何生存、发展的，使人类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同时又不断发现新的问题。
最复杂的是顽童的母题，它体现的是儿童自己的眼光。
比如《吃掉你的豌豆》里面，妈妈显得很有问题，她凭着不知从哪里看到的“豌豆有营养，小孩应该多吃豌豆”的说法，就要求孩子“吃掉你的豌豆”，出发点就不对。
另外，妈妈的方法也有问题。她告诉孩子，如果吃掉豌豆，你可以永远不洗澡——怎么能永远不洗澡呢？但她已经抓狂了，顾不上自己说什么了。这本书很合孩子的胃口，因为它体现了儿童自己的意志、眼光和内心的想法。
教育发展了，才有了顽童型母题的今天
四百年前，英国的洛克写了《教育漫话》。书中主张对儿童实施绅士教育，这一观点还不能算真正地发现儿童。
但是洛克很注意方法，主张用跳舞、旅游等体验性的活动使儿童不自觉地优雅高贵起来。
他还强调，说给儿童听的故事应该是有趣的，而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这至少已经从方法上考虑到了儿童立场。
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过卢梭的理论积累和杜威的实践阶段后，皮亚杰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他有两段话谈得很好，一句话是：
如果我们想造就有创造力和能推动未来社会前进的个人——这是越来越感到的一种需要，那么，主动地发现现实的教育，显然要比要求学生按照既定的意志行事、简单地接受现成的真理的那种教育优越得多。
这句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要让学生主动地发现现实。
还有一段讲当时西方教育的话，其实用在中国也很贴切：
社会造就忠实于自己的教育者——教育者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生按教师的学识和人格楷模成长——长大的学生忠实于原有的社会。
你看，这样教育就成了一个闭路循环，你不再有创新的机会。
中国的书画和戏曲为什么衰落得那么快？20世纪初，还出现过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这样的书画大家，而现在的中国画都是在老年大学里教的。戏曲以前有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大名旦，现在也没有了。
我们知道，戏曲和书画教学都是师徒相传，徒弟必须像师父，而不可以超过师父，因为超过师父就不像了，结果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黑格尔也说过：
除非学生自己发现真理，你没有任何传授真理的办法。学习不是爬行的过程，而是跳跃的过程。途中的沟沟壑壑要允许学生自己跳过去，老师不必一环一环地讲到底，你以为你教会了他，其实并没有。
我们从小学就开始接触地理，但是到了大学，很多女生还是看不懂地图。这些东西没有进过她的大脑，老师让她背就背，让她考就考，考完赶快忘，忘了以后继续背，这是不进大脑的东西。
怎样才算真正进了大脑？按照皮亚杰的说法，一个人的认知结构由“图式”组成。你发现了新事物时，旧有的图式结构就会被打破。
打破后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同化”，就是原有图式结构的量变。比如头脑里原本有关于汽车的图式结构，现在看到和汽车不一样的火车，我就把火车同化到图式里边来——原来，车子有一节的，也有好多节的，这样就重新平衡了。
还有一种是“顺应”，是质的改变。比如看到的不是车子而是轮船，原有图式容纳不了，这时候就必须顺应现实，产生新的图式，新的图式又同化，这就是不断从不平衡走向新的平衡…
学习的过程就是儿童图式结构的发展。这期间需要等待，让儿童有时间去经历打破旧图式结构和平衡新图式结构的整个过程。
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一个总的趋势：越来越重视让受教育者去“主动地发现现实”。
而我们知道，这一过程必然会打破头脑里既定的概念和已有的认知。这给儿童文学界带来了根本性的启迪：儿童对成人世界的怀疑、反对甚至破坏性行为是否一点都不能被允许？顽童型母题的作品，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请允许这种自由
顽童型母题中，我觉得最好的是瑞典的林格伦的作品，比如《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三部曲。她的作品把道德教育全部打破，什么都不管。
《长袜子皮皮》的主人公是个叫“皮皮”的小姑娘，因为海上事故和父母离散，一个人生活。
她力大无穷，喜欢吹牛，还不上学。警察来管她，她把警察扛起来，扔到屋顶上。
上海世博会期间，瑞典大使馆邀请瑞典专家与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座谈。席间，一位北京学者大谈《长袜子皮皮》：
这本书批评我们的教育很落后，所以皮皮不上学是对的；
批评我们的社会，社会的确存在大量问题，所以皮皮反社会是对的；
警察队伍有腐败，有对平民的压制，所以皮皮反警察也是对的。
被她这么一说，皮皮成了一个反社会、反人类的形象了。但其实恰恰相反。
《长袜子皮皮》里，皮皮在大家眼中是越来越可爱的，大家发现皮皮虽然爱吹牛，但有很多魅力。
有一些情节尤其值得关注。
比如皮皮跟其他小孩提起她的家事，会说：我是海盗的女儿！我爸爸现在去抢钱了，等抢到钱他就会来接我回去。
还有她玩得开心的时候，就会朝天上招招手，说：妈妈，我很好。因为皮皮觉得妈妈一直在天上看着她。
读到这里，让人真想掉泪。皮皮不愿意她是一个孤儿，虽然她跟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许多道德规范相违背，但并不是说她就不渴望母爱、不渴望家庭。她是一个完整的形象。
还有“小飞人”系列里的卡尔松。
卡尔松会飞，一方面，他带来快乐，带小孩在天上飞，让小孩从全新的角度看世界；另一方面，他到处捣乱，比如骗小朋友，抢东西吃，把垃圾从窗口倒下去……小孩能做的顽皮事他都做了。
大人看到这些作品，或许会觉得太过分了，因为卡尔松什么不好的事都做，样样都跟大人逆着来。但其实，这类作品在欧洲文学里是有传统的，即“流浪汉小说”。
杨绛先生翻译过一本书叫“小癞子”，这本书跟《堂吉诃德》并列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
讲的是一个叫“小癞子”的流浪汉到处被人欺负，也欺负别人。
有一次他报复一个总是把他打得满头包的盲人，在给盲人指路时说，前面有一条很宽的水沟，你要头往前伸，用力往前跳，否则衣服会湿掉。
盲人用力一跳，原来前面不是小河而是石壁，他一头撞在石壁上。
小癞子哈哈大笑，然后跑了。
按照世俗的标准，这简直太不道德了，但是看这类作品不能用我们常用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它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标准。
这样的作品，包括林格伦的作品，包含了儿童都需要的两个方面：既要听话，又要不听话。
所以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先生说：儿童文学要写“要儿童做什么”，也要写“儿童想要做什么”。
爱的母题和顽童的母题是互补的。
渴望母爱，追寻家庭与社会的温暖，体现了人类现实性的一面，起源于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这是“爱的母题”根本意义之所在。
渴望自由，向往无拘无束尽情翱翔的天地，体现了人类的未来指向，是对于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深情呼唤。——这是“顽童的母题”根本意义之所在。
二者都是人类精神向前发展的产物，在人类精神宝库中都应有其合法存在的理由。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任溶溶先生先后翻译了八本林格伦的作品，打破了在此之前国内几乎没有顽童型母题的文学作品的局面。
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父爱型母题，都是强调儿童要听话，所谓“儿童文学是教育孩子的工具”。但请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审美的时候，在阅读的时候，在私下里回忆或者向往的时候，都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孩子正常吗？
20世纪50年代初，《小飞人》三部曲刚在瑞典出版的时候也是一片骂声，就像那个看《吃掉你的豌豆》的老爷爷一样，大家认为这是“坏书”。
但是在1958年，林格伦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为什么？
因为当时整个西方都觉得，让儿童主动发现现实的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这个社会已到了不创新不发现就不会有希望的时候了。社会急需创新，急需创新人才，需要培育全新的一代。
据统计，瑞典是全世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这和瑞典出过林格伦那样影响巨大的儿童文学作家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至少她让孩子们知道：我的想法也是重要的，我的想法不一定错，我的想法也可以在头脑里暂时保留一下。
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这些是不是“坏书”？会不会把孩子带坏呢？孩子会不会学卡尔松，从楼上往下倒垃圾？会不会像小癞子一样，叫盲人撞石壁呢？
这时候，不要小看我们的儿童，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儿童。
我的孙女虽然很喜欢《吃掉你的豌豆》，但这本书一点不影响她自己吃豌豆。她一边吃豌豆还一边说：黛茜不喜欢吃豌豆，宝宝最喜欢吃豌豆。可见她能够入戏，也完全能够出戏。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教坏。有时候小孩子兴之所至，可能真会把垃圾倒下去，多过瘾啊。但是你让他倒一次，顶多自己跑下去扫一扫，辛苦一点。然后跟他说：垃圾不能随便倒，你看爷爷扫得多辛苦。他基本也就不再犯了。
孩子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他需要游戏的时候，不让他游戏；在他需要怀疑的时候，不让他怀疑；在他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不让他思考——他连在心里边自由一下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那么他以后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是一个自我怀疑的人，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他不可能觉得他的猜想或者新发现是对的。
那种在内心里激荡的思考的幸福、怀疑的幸福、审美的幸福虽然过一会儿还是要被压抑下去，但是有过和没有过，对孩子的一生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经常能有这样短暂的激荡，如果这样短暂的激荡能够保留到成年，它们就有可能转化为艺术、科学的创新，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
本文选自《当代教育家（ID：ddjyj1）》。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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