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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今天的封面只属于这个中国人！他是拼音之父，他的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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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打开google浏览器
你会惊奇地发现，它突然变了个样
在它的页 31 41819 31 13251 0 0 4348 0 0:00:09 0:00:03 0:00:06 4348上，
不仅出现了中国人
同时出现的，还有我们独有的汉语拼音
而这位荣登google首页的
正是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17年1月14日凌晨3点
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今天，为了纪念他
谷歌特意将其页面Logo翻译成拼音
Gǔ Gē
如果不是他
恐怕今天的我们还不能用拼音
在电脑，手机上畅快地聊着天
拼音音译要推迟很久才出现
世界还会将
“Beijing”称为“Peking”
“Chongqing”称为“Chungking”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为我们推开了
和世界连接的大门
历数他的一生
通晓英、法、日三门外语
50岁以前是银行家，
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
85岁以后是启蒙思想家。
有人说：
他这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在他身上，有太多的标签：
作家沈从文的连襟、
才女张允和的丈夫
经济学家、语言学家……
从晚清、北洋、民国走至新中国，
这位“四朝”老人，
年轻时巧用金融立下抗日大功，
爱因斯坦和他谈笑风生，
半道出家制定拼音方案，
还和钱伟长一道，
编写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他说，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
他把80岁当作0岁，
由此递加计算年龄。
关注的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
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
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提出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从关注语言学到世间万象，
他对百年洞见加以提炼和诉说，
100岁出版了《百岁新稿》
104岁出《朝闻道集》
105岁出《拾贝集》
108岁出《周有光文集》
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算起来，周有光是江苏青果巷的
第三个才子，他还在读书时，
青果巷就已经出了翟秋白、赵元任
这两位大有名气的学问家。
1933年4月，周有光与著名的
“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允和结婚。
随后的近70年中，
两人一直相濡以沫。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
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
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
周有光在书中写道。
他的人生堪称厚重
他的经历可谓传奇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
出生于常州青果巷的一户普通人家
十岁时，他随全家搬迁至苏州
成了第一批走进洋学堂的学生
等到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
顺利考入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所大学是当时的教会学校
老师大都来自英美
言论、思想、信仰都很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按着先前对自己的规划
一步步成长着
入学第一天
校方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姓名卡片
上面打着每个人姓名的罗马字拼写
那时的学校要求
学生的所有作业和文件
都必须参照这样的拼写打上姓名
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拼音
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
于是一片怨声载道，大家纷纷抱怨麻烦
可周有光却从中看到了
以字母建档的优势
于是主修经济学的他
毫不犹豫地将语言学选定为副修专业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大学毕业后，他远渡日本
学成归国后，本想施展拳脚
不料恰逢抗日战争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灭
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
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在华尔街1号工作
那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
时不时找他聊天，有天他突然说：
“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
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天，你去不去？”
正是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对他说：
“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
除去吃饭睡觉工作
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
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
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
1949年之后，他继续在银行上班
也常常发表一些关于
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不料竟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重视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
各项事业都被提到议事日程
汉语拼音作为语言文字最重要的一部分
自然被列入讨论之列，可是
苏联专家的提议不符合我国国情
赵元任创立的变读法又很难掌握
一番思索后，周有光提议
不妨就采用拉丁字母？
没想到，一番争论后，竟通过了
原本担任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的他
凭着先前业余学语言文字打下的的基础
干脆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
将兴趣转为专业
踏踏实实从零开始
带领一批语言学家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反复推敲
一个字一个字定形，定音
用了整整三年时间
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决议
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
就是学习汉语拼音
将学龄儿童的阅读能力提前了至少两年
为中国语文改革作出贡献
然而周有光却淡然一笑
从不认为自己是汉语拼音之父
他说
“我是汉语拼音之子”
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
以下这篇对中国教育存在问题的剖析文章，是周有光先生106岁接受采访的记录。今天分享此文，纪念周有光先生。
一、孩子没有太重的负担，才能培养兴趣
记者：您“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请问您所受的学校教育和教过您的老师，对您形成这种不断思考的习惯是否有影响？
周有光：应该说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
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记者：现在不少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喜欢上学。当初您对学习浓厚的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
周有光：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
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
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
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
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二、中国需要宽松的教育环境
记者：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现在许多人认为，知识爆炸时代学得越多越好。
周有光：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
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
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
语文改革也是如此。
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
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我还想谈谈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
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周有光原名周耀
三、通识教育要培养基础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记者：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教育思想对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
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很好地应用英文了，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了。
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还是没有知识。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
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
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
九如巷张家四姐妹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四、人才的产生，还得靠兴趣
记者：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有光：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
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
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记者：您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周有光：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三连襟：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左起）于上海
请回味先生的那些思考片段——
民用航空开通以后，飞行速度一年年加快，中美之间可以朝发而夕至。人们飞越北极，几乎忘记了下面还有一个浩瀚的太平洋。地球缩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缩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空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
不是用来吃饭的，
是用来思考问题的，
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纪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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