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国学大师走了，一个学术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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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2018年2月6日凌晨，饶宗颐走了，享年101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也许很多人对饶宗颐这个名字很陌生，但了解中国文化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他与钱锺书并称“南饶北钱”。钱锺书离开人世后，他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钱锺书认为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学界认为他是“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饶宗颐（右）和季羡林（左）
01.
关于饶宗颐，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只要有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有报道说这句话出自金庸之口，也有记录说这是余秋雨说的。
不管是谁说的，这个评价没人质疑过，观点就经得起推敲。饶宗颐先生真是全才，罗列他涉猎的文化领域：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诗词、书画，会发现多数都是冷门，都是少人继承的事业。饶宗颐曾开玩笑说，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如今游子进入天堂，他身后的背影，显得愈加孤寂
同时，饶公中国书法绘画造诣也很高。
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博古通今的人，竟然初中都没有毕业。
02.
1917年，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他的家族是当地首富，其父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
潮汕天啸楼
饶公自述童年经历：“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
从小在家饱读藏书的他上初中以后，发现学校讲的自己都知道，便在家中自学。
饶氏家族上世纪20年代大合照，前排左五为饶宗颐
他20岁时，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这让他名声大噪，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
此时正值日军侵华，他随中山大学绕道香港迁往云南，不料在香港大病一场，滞留于此，但也因此认识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开始热衷于国学。
其后，他曾在先后在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任教，最后在香港大学担任教授，直到退休。他一辈子专心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提出自己学术的看法。
他在国学上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看法。
国学是个研究做“人”的学问，体现着中国人的巨大智慧。
现代的科技飞速发展，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并没有感到幸福快乐，反而越来越焦躁不安。
所以，他认为应该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
此句语出《庄子》，意为人应该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驱使。
他还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基础上提出“天人互益”，具体为“慈悲喜舍”，就是要有慈悲之心，乐于舍弃。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矗立四个大字“慈悲喜舍”
2017年11月18日，中国美术馆“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开幕现场
03.
饶公对于国学的看法，更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
在他看来，在当前科技的时代，人文科学更应该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纵物质还是人，所以“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是同样重要的。
西方文化过于强调的技术手段是注重“物”的学问，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做“人”的学问。当技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做“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他认为：“英国的汤恩比博士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这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日表示，曾多次受饶宗颐的教晦
这点并不是盲目自大，他正是学贯中西，以“求是、求真、求正”去分析中西文化特点所得到的结论。
饶宗颐先生手迹
他最早提出文化复兴，中国是世界文明渐次融合的集大成，“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
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
他也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在研究古印度的文化时，他就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比陆地“丝绸之路”也许更早，于是在1974年就发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这也证明华夏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作画中的饶宗颐
04.
饶宗颐先生毕生热爱敦煌，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即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后长期关注、鼎力支持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因数十载“情系敦煌”，先生曾获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饶公逝世，敦煌学又失一位宗师。先生一生关注敦煌学研究和敦煌石窟的保护。先生的精神与大德激励莫高窟人坚守大漠，不断为敦煌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不懈努力。”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
八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还清晰地记得多次与饶先生促膝对谈，。她回忆说，当饶先生读到由她主持敦煌研究院考古团队历经十余年编成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后，曾欣喜地题字：“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2010年，饶先生号召由香港爱心人士发起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持续募集资金支持敦煌文物保护，先后为敦煌研究院捐赠善款1485万元人民币，同年还捐赠602万元港币，用于敦煌研究院建设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科研楼。
据了解，饶先生不仅躬亲耕耘于敦煌学园地，而且通过在香港举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延揽内地学者到港从事敦煌学专题研究等途径，大力扶持奖掖中青年学者成长，促进中国敦煌学研究事业长足进步。
饶先生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亦做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诸于世；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05.
因为对中华文化卓越见识，饶公被聘为新加坡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学生、弟子遍布世界。
因为他的学术成就，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
他也被法国人认为是欧洲汉学的泰斗，曾获法兰西学院儒林汉学特奖、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法国首位华人荣誉人文科学博士、香港政府大紫荆勋章，以及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等。
可他甚是谦逊、风趣地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对于学术在国学上取得的成就，他只是说自己像守株待兔一样：“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纵观饶公一生，他始终在求知的道路上，保持一颗童心，而对名和利看得很淡，“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
饶宗颐观音画
而他一生也乐善好施。2003年，饶公将自己的藏书，珍贵的古籍善本，180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汶川大地震，捐款港币20万；青海玉树地震，捐款港币10万；甘肃舟曲泥石流，又将亲朋馈赠的16万元悉数捐出；把义卖书法作品的百万元均悉数捐给了慈善组织。
虽然，他没给自己留下什么，但纯净的心境让他成为茹古涵今的国之耆宿，更重要的是，自从在香港大病后，他悉心研究国学，以后再没染过大疾，健康活过百年而终。
编辑：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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